嫁给诗人，她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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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夏天，顾城坐上那趟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硬座火车，遇到了谢烨。
他们的座位紧挨着。
到了南京站，有人占了谢烨的座位，她没有讲话，顺势站到了顾城的旁边。谢烨脖子后面的头发随风飘动，这让他感到紧张、羞涩。
顾城拿出笔开始画画，画了对面的老人和孩子、一对夫妇、坐在他对面的化工厂青年，唯独没有画谢烨。他觉得这个女孩过于耀眼，使他的目光无法平静停留。
顾城画了一路的速写，谢烨就看了一路。在谢烨要下车时，顾城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在北京的住址。
在火车上，陌生男女互留地址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可是很少有人会真的去寻找。
但是，谢烨去找顾城了。
她的命运，因此发生巨变。
这个女子不放过偶然性，之后进入人生的必然。
后来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顾城与谢烨的结局，发生在那个不平静的秋天。
前段时间，一位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无意间发现在自己的上司，是顾城的儿子木耳。
他完全不会中文，会写代码，不写诗、也不读诗，从不提及自己的父母。
母亲谢烨曾在生前，为儿子写过一首诗。
“有一天，我要带你回家，给你尝一百岁外婆做的白酒瓜丁，带你看灯影湿润的江南水乡，看捉蟹的小灯在湖面闪烁，划一只小船……”
这天，没有到来。
顾城曾在自己遗书中的结尾，写道：“木耳，愿你别太像我。”
上世纪八十年代，顾城与北岛、舒婷、江河、杨炼并称为五大朦胧派诗人。在圈内人看来，其中年龄最小的顾城，是最有天赋的，8岁就能写诗。
1956年9月，顾城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顾工是军旅记者，之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纪实文学小说家、诗人。
也许是受到父亲的耳濡目染，顾城从小爱读文学作品，但是性格孤僻。
上幼儿园时，别的小孩都成群结队一起玩耍，只有顾城一个人蹲在树边看蚂蚁搬家，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他不喜欢和很多人围在一起的感觉。
他喜欢一个人呆在房间，隔着床对着墙讲故事。他尊敬书，手洗干净时候才去翻，从不把书掀到180度。
顾城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一门科学——昆虫分类学，野蜂、各种图案的瓢虫、法布尔的论述……很符合童年时期他的志趣。
他心里升起了幸福的美感，且第一次想到了信仰。
1969年，文革来了，顾城与姐姐顾乡跟随父母被下放到山东农村的部队农场。
顾城辍学了，由父亲进行文化知识的教导，因此失去了集体生活的顾城，也彻底丧失了与外界沟通的方式，没有了社会属性。
他喜欢这样独来独往的童年，不用与人打交道，这就像是在异乡搭建的一个城堡。
在山东的火道村，顾城养猪、放羊、看天、过着辛苦的劳作生活，和他原本想象的田园生活大相径庭，出现在眼前的是土墙、荒滩、盐池。
少年时期的顾城，摄于山东火道村
那个陌生荒凉的农村，将顾城改造成了养猪与拾柴的爱好者，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安静的村子，为他诗歌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十几岁的顾城在这个名为火道村的地方灵感爆发，海滩、空旷的田地、河流……
15岁那年，他就写出《生命幻想曲》那样的新诗：
“把我的幻影和梦
放在狭长的贝壳里
柳枝编成的船篷，
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
拉紧桅绳
风吹起晨雾的帆
我开航了……”
他写诗的天赋，开始显露，但是父亲顾工却担心起儿子的身心健康。
在下放到山东村庄的那几年，顾工会与儿子对诗，但渐渐地，他读不懂自己孩子写的诗了，甚至越读心里越害怕。
有次父子两人坐在嘉陵江边聊天，顾工开始回忆自己当年做军旅记者的时光，顾城没听，没一会写了一首叫《结束》的诗：
父亲顾工看完后，心里发冷，他不知道儿子为何会写出如此带有血色的诗歌。
他也试图让顾城变得阳光，但是失败了。
顾城的诗，像是一个孩童的世界，天真、无暇，阻隔了外界的嘈杂与世故。
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城堡里，住的就是他本人。
他坚决拒绝长大。
1974年，18岁的顾城离开山东火道村，回到熟悉的北京。他写诗的才华，在这个时期开始崭露锋芒，也受到了关注。
顾城开始学习画画，写诗也日渐进入社会性作品的阶段。
期间，他在厂桥街道做过锯木工、借调编辑，在《北京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发表过作品。
1977年，顾城在《蒲公英》上发表诗歌，引起剧烈反响，之后与江河、北岛、舒婷、杨炼并称为五大朦胧派诗人。
这首《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被当时的诗歌界视为天才之作。顾城似乎找到了造物主的感觉，他亲手打造了一座没有瑕疵的“童话之城”。
那代人经历了文革，失去太多。顾城的诗让他们在黑夜中看见了一丝光明，可鲜少有人觉察到这种所谓的美好，内核是创伤。
顾城写的诗，聚焦于自然中美好的一切，那是他虚构的童话世界，单纯中又隐藏着某种深渊。
与顾城童心的诗人属性不同，北岛的诗里有对现实与秩序的反抗，那是他身上挥散不去的人格起源。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在余痛未散的年代，一首《回答》叩问着那个年代人们的神经，那是北岛对暴力世界的怀疑与痛斥。
在很多北岛读者的内心，他从不只是诗人的单一形象，更是一位文学思想的斗士。
在正式写诗前，北岛独自到海边生活了一段时间，因而之后他的诗中充满海、灯塔、岛屿、船只的意象。
在好友芒克回到北京后，两人共同创办文学刊物《今天》。他们找到一间偏僻简陋的平房，将头脑中的思想灌输于破旧的油印机与纸张，每个月领6元钱工资。
北岛是民国生人，芒克是新中国生人。
两代人，就差一岁。
年轻时的芒克与北岛
除了《回答》，还有《一切》《宣告》等，北岛的诗是在特殊时代成长的一代人，共同的失落与怀疑。
之后，北岛流浪国外，他背着行囊辗转于7个国家。
诗人逐渐失语，词的流亡开始了。
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母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唯一的现实。
自蹒跚学步起，北岛就有某种神秘的冲动带他离开家乡，外加时代推波助澜，让他越走越远，远到有一天连家都回不去了。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他只想做一个人。
顾城的绝望隐匿在自己的背面，北岛的失望赤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
在那个诗意与热烈迸发的年代，舒婷是为数不多的女诗人，她的诗歌大多是写爱情的。
其中在1979年那首发表在《诗刊》第4期的《致橡树》，是她的处女作，也是她流传甚广的一首诗歌。
“每一阵风吹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在舒婷自己的内心，这并非只是一首爱情诗。她用木棉与橡树的独白，实则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以及比肩而立、各自独立又深情相对的爱情观。
那时，人们都羞耻于谈论爱情。
爱情被妖魔化，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舒婷在自己的诗歌里，勇敢地表达了爱情是共存又独立的命运。
这样一个女子，后来恋爱、结婚生子，进入到一种安逸的生活中。
舒婷曾说：“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
老派思维的学者不接受“朦胧派诗人”的作品，但当时很多先锋评论家，将朦胧诗视为中国文学诗歌的新风向。
从北岛的《回答》到顾城的《一代人》，再到舒婷的《致橡树》，这几首“朦胧派诗人”的代表作，与当时青年的主体意识一起觉醒。
顾城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总是头戴一顶筒状的帽子，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帽子没有帽顶。
芒克说：
顾城将自己的帽子视为自己的古堡，自己的家，可以让自己随时从家里往外看，同时也是他与外面世界的辩解，戴着帽子给他带来一种安全感。
他与自己的帽子形影不离，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帽子，顾城决不出门。
那顶用裤筒做的帽子下面，是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深到如一潭湖水，里面的阴郁就快要溢出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1979年，23岁的顾城凭着《一代人》，在中国现代诗歌界一举成名。
顾城朗诵《一代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也是在这年，顾城与谢烨在火车上相遇。
在那趟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爱情与悲剧一起到来。
顾城与谢烨在这趟普通的硬座车厢里，发生了不普通的故事，命运也发生改变。
他们的座位紧挨着。
到了南京站，有人占了谢烨的座位，她没有讲话，顺势站到了顾城的旁边。谢烨脖子后面的头发随风飘动，这让他感到紧张、羞涩。
顾城为了掩盖自己的紧张，就同旁边的人讲话，“我和别人说话，好像在回避一个空间、一片清凉的树”。
他拿出画笔开始画画，画了对面的老人和孩子、一对夫妇、坐在他对面的化工厂青年，唯独没有画谢烨。
他觉得这个女孩过于耀眼，使他的目光无法平静停留。
他画了一路的速写，谢烨就看了一路。
顾城的画，画得不错。那个年代星星派的很多朦胧派诗人，都是美术背景，芒克便是如此。
晚上的列车，大家都睡了，顾城与谢烨开始聊诗歌、文学、电影、小时候的事情，相谈甚欢。
他们从深夜聊到了清晨，太阳在海面上明晃晃地升起来，顾城知道此时此刻自己正在失去。
在谢烨要下车时，顾城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在北京的住址。
那年，他23岁，她21岁。
命运注定让这对年轻男女的缘分，不止于火车上的邂逅，谢烨去找顾城了。
这个女子不放过偶然性，之后进入人生的必然。
谢烨说：“这是命运，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命运是漫长的。”
两人开始互相写信，在信里，顾城用自己的诗句表达爱意，“太阳落山的时候，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像你的名字”。
很快，顾城为了追求谢烨，来到她所在的城市上海，在长宁区武夷路的普通居民楼买下一所很小的房子，以表诚心。
那个小屋，承载着两人温馨的爱情。
谢烨与顾城
周中的晚上，顾城会在谢烨快要放学的时候，赶到徐汇区天钥路的学校门口接女朋友，再送她回家。
那个年代，感情是羞于表达的，谢烨不想让同学知道自己恋爱了，所以顾城只能在离学校稍远一些的路口等她，他为此还写过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感受，“在这里我们不能相认”。
谢烨的父母不同意女儿与顾城交往，顾城就搬了一个木箱子，在她家门口坐着，晚上索性躺在箱子上睡觉。
谢家父母觉得顾城性情古怪，他会因为打不到车就将手里的钱撕烂，并且不是一个能给女儿安稳家庭的男人，要求他去精神医院做检查。
为了能顺利与谢烨在一起，他隐忍着内心的愤怒，去了精神病院，与医生聊了一下午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精神科医生都为之震撼，最终结果显示精神正常。
谢烨说：“如果没有遇见顾城，我的人生将是傻乎乎地念书、挣钱、长级，嫁现实条件好的男人。”
彼时的她，还没有预料到自己的选择，是致命的。
顾城与谢烨，肖全摄于成都
恋爱与女人，让顾城灵感四射，那首《门前》词句平淡却让人心生向往。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
早晨，阳光照在草上
我们站着
扶着自己的门扇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1983年8月5日，在顾城对谢烨的百般追求下，两人在上海结婚。
恋爱四年走进婚姻，顾城找到一个可以视为妻子、母亲、保姆的人，谢烨则嫁给了自己的幻象爱情与悲剧造就者。
刚步入婚姻之际，两人是甜蜜的，他们没有钱却很快乐。
当顾城收到150块的稿费时，就会牵着谢烨的手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到银行存钱，再每天从银行取10块钱买菜。
婚后的幸福，没有持续多久。
他是外界眼中的“童话诗人”，也是现实中无情的丈夫。
顾城没有工作，还要求妻子谢烨辞职，陪在他的身边。谢烨往往下班回到家，见到的场景都是异常混乱的，热水瓶瓶胆碎一地，白墙上都是墨汁点……
最后没有办法，谢烨辞去了工作，也没能继续读书，待在家里给顾城当私人秘书与保姆，她包容丈夫的一切。
在生活上，顾城完全不能自理，需要妻子谢烨的全方位照顾。
他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的距离，对自我非常偏执。
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谢烨一个人身上。本也是文人的她做饭、洗衣、帮他抄稿、改错别字，当外文翻译……
顾城甚至不让谢烨化妆、佩戴首饰，有次见妻子穿着泳衣在游泳，他大发雷霆。
他们的儿子桑木耳到来后，顾城没有欣喜万分，反而觉得孩子抢走了自己的爱，也有意将其阻隔于文明世界。
小孩子会哭闹，顾城觉得他的到来，影响了自己的创作，甚至一脚将自己的儿子从沙发上踢到地上。
有次，谢烨外出打工，提前做好了奶糕放在桌上，嘱托顾城到了晚饭时间，喂给木耳吃。
谁知回来后，孩子饿得不停哭，奶糕被顾城自己吃掉了。
谢烨苦不堪言，为了保护儿子，只能将孩子寄养在一个老妇人家中。
在这段婚姻中，她扮演了太多的角色，舒婷不止一次看见她掉眼泪，“没有人能帮我”。
如果爱一个人爱到失去自我，结局注定会是悲剧。
这种畸形婚姻的关系，很快要因为另一个女人的加入，而走向毁灭。
1986年12月，为了庆祝《星星》创刊30周年，诗人们在成都联合举办了“中国·星星诗歌节”。
北岛、顾城、谢烨、舒婷……朦胧诗派的诗人们纷纷前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聚齐，也是最后一次。
人们的脸上闪烁着真诚的笑容，人像摄影师肖全摁下快门，他们的青春与脸留在那一刻。
由左到右：舒婷、北岛、谢烨、顾城、李刚、傅天琳
星星诗歌节结束，大家游览望江公园
同年，顾城与谢烨在北京参加诗歌研讨会，遇到了让他们走入万劫不复境地的女人——李英。
李英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学生，仰慕顾城已久，在北京诗会上，“朦胧派诗人”被批判得体无完肤，顾城也没能逃脱。
当时李英力挺顾城，“顾城的诗像进殿堂朝圣一样，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
在顾城与谢烨即将出国前，李英流着泪向已有家室的顾城表白，声泪俱下，从午后倾诉到夜幕降临。
听完这番表白后，顾城当着谢烨的面，对李英说：“你和我天生就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谢烨不一样，谢烨是我造就的。”
妻子谢烨就坐在一旁翻看杂志，一言不发。
1988年，以西川、韩东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开始走上舞台。
北岛、顾城等“朦胧派诗人”眼看就要被“第三代诗人”取代，32岁的顾城远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
顾城与妻子谢烨移居新西兰一个孤岛——激流岛。
他太喜欢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并准备建立自己的“新城堡”。
在异国他乡，顾城与谢烨的日子过得拮据。顾城什么都不管，谢烨一个人靠养鸡、卖鸡蛋维持生计。
有次好友舒婷去看望他们，三个人到旅馆吃饭，点的食物很少，最后顾城把舒婷吃剩的面包片都吃了。
旅馆的早餐是免费的，顾城每天早上吃五六块蛋糕，就去创作，睡到下午4点起来去吃晚饭。他们日子过得节省，连一碗带肉的海鲜面都不舍得吃。
在现代社会试图过原始生活，是奢侈又艰难的。
顾城拒绝学习英语，也不会开车，谢烨便又多了两个角色：做他的翻译、司机。
在这期间，李英与顾城不断写信，赤裸直接。
顾城就像当年给谢烨写情诗那般，向这个年轻、崇拜自己的姑娘表达爱意，“我一直在想你，想着你的人，也想着你的身体”。
1990年，谢烨帮李英把来新西兰的机票买好，并办理好所有手续。
来到激流岛后，李英与顾城不顾伦理道德，谈起了恋爱，谢烨对这一切都是默许的态度。
顾城曾说过自己的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间的女儿国，而他就是这王国中唯一的男人。
这“一夫二妻”的荒诞生活，在中国文坛开始流传，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当然，这种平衡很快就被打破，并伴随着危险。
1992年3月，顾城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基金会的邀请，他带着谢烨远赴德国参加文学活动。
出发前，顾城让李英在家里等他们回来。
李英不是谢烨，不愿当顾城的保姆，也忍受不了寂寞，于是她离开了激流岛，为了拿到绿卡，与一个大自己近30岁的英国人结婚到了悉尼。
从德国回来后，得知李英不辞而别，顾城非常抓狂，发疯似地寻找，几次想自杀，都被谢烨救下。
后来，李英说当时如果自己没有离开激流岛，死的就是她。
由左到右：顾城、谢烨、李英、文昕
谢烨看丈夫痛不欲生，也很心疼，于是建议他写一本书，记录李英的故事。
谁知顾城写的《英儿》，将这个“第三者”过度美化，甚至有大篇幅的章节，写的是两人的亲密体验。
顾城不会英文，就口述文字，由谢烨翻译、打字成稿，听丈夫讲与其他女人的亲密过程，谢烨非常痛苦。
这次，她彻底伤心了，谢烨的“圣母心”在这一刻被击碎。
1992年冬天的巴黎，冷到刺骨，顾城与谢烨到巴黎参加一场诗歌研讨会。
结束后，他们找北岛与钟文吃饭。
当时钟文印象深刻的是，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顾城与谢烨看起来仿佛是两个陌生人，完全不像是夫妻。
顾城只埋头吃饭，整个人看上去没有一点精神，谢烨则是满脸的落寞，老了很多，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委屈。
饭后，谢烨找钟文诉苦，倾诉她与顾城在生活中有许多无法调和的矛盾，他没有任何生活能力，性格暴怒无常。
钟文安慰谢烨：
谢烨很无奈，只说了句：“我正在想一条出路，走出现在的生活状态。”
这句话已经预示着她就快要离开顾城。
那顿在巴黎的午餐，是钟文与北岛最后一次见到顾城、谢烨。
在谢烨对生活无望的时候，她在德国遇到一个名叫大鱼的追求者，妥帖成熟，有着普通人对生活的热情与对爱情的尊重。
谢烨提出离婚，要去接上离开自己许久的儿子木耳远走他乡，顾城瞬间暴怒：“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
发怒之后，他又开始挽留谢烨，还说要把儿子接回家，但谢烨的心早已冷透：
“一切都已经晚了。”
天才不受控制，就变成了疯子。
顾城性情越来越古怪，甚至开始家暴妻子，谢烨被折磨得疲惫消瘦，有次差点被他掐死，直到邻居报警，才结束这场闹剧。
谢烨给国内的母亲写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太累了，我真的太累了，要撑不下去了。我是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
1993年10月8日，新西兰的激流岛阳光和煦，海水平静，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
这天，是顾城也是谢烨生命的最后一天。
顾城举起斧头，砍向了与他相爱14年的妻子谢烨。随后，他给姐姐顾乡打去电话：“我把谢烨打了。”
彼时两人的感情已是支离破碎，亲人朋友们都很担心，但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等惨剧。
等顾乡赶到现场时，发现谢烨满脸是血，躺在草地上，而顾城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之后，谢烨在医院抢救无效。
写出无数纯真诗歌的诗人，在那一瞬间成为杀人恶魔。
顾城与谢烨
谢烨在生前，曾写过这样一首叫做《我不相信，我相信》的诗：
她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在35岁这年戛然而止。
离去前，谢烨没有愉快的眼睛，没有幸福，她身心巨痛，静静看着自己的鲜血流满地，直到死亡。
顾城杀妻后自缢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内，公众感到惊愕，两位80年代的朦胧派诗人，就这样离去了，因为一个人的极端。
但不久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这位“杀人凶手”，大肆宣扬顾城的天才本质与诗意。
当顾城举起斧头的时候，任何落在他身上的才华都已经不再重要，他只剩下一个身份——屠夫。
谢烨的母亲，陷入到巨大的悲恸中，久久无法走出失去女儿的噩耗中。
“诗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诗人。我想不通，难道一个人很有才华，他就可以逃避别人对他杀人的指责吗？”
在激流岛的顾城
公众用所谓的诗性与天才字眼，为顾城的杀人事实开脱，可是每句为他残暴行为开脱的话，都如针般扎在谢烨母亲的心口。
回看相识之初，顾城写给谢烨的一首情诗，不免让人心里发凉。
如果谢烨1979年没有在火车上遇到顾城，她会和一个普通男人结婚生子。
那样一个关心集体、关爱身边人的她，会过着幸福平凡的生活。
但是，命运让她注定遇到顾城。
顾城与谢烨，肖全摄
新西兰激流岛这样一个落脚之地，如果不是以如此惨烈的事故为结局，将会是美好的童话。
其实有些事情在最初就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沙上城堡本就抵挡不住虚幻的现实生活。
回望顾城短暂的一生，他一直在拒绝进入成人世界。那些看似纯真孩童般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危机四伏的。
他是一个终生没有走出自己“童话城堡”的人，拒绝成长是他一切悲剧的来源。
在天才与疯子中间，只有一步之遥。
但顾城至死不愿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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