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米的天生要给吃面的打下手？这可能真的不是“地域黑”
南方人聪明，但为什么做皇帝的都是北方人？北方人豪爽大气易相处，但为什么离婚率比南方人高？温州商人数量不多，却偏爱抱团炒房；东北人遍布全国，却似乎偏爱独闯天下......这些看似“地域黑”的段子，吸引了一批顶级学者去探究背后的原因，而且他们写了一篇严肃的论文发布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而理论的名字也很奇特，叫做“稻米理论”（The Rice Theory）。
编译 / 齐卿 本刊资深编辑
畅销书《人类简史》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智人从非洲开始漫长的迁徙之路，最终统治地球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个画卷的起源，来自于我们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一位远古时期的非洲女性。让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来自于共同祖先的人类，会在世界各地演变出风格各异的文化？
在在过去20年间，主流的心理学理论认为，西方文化主要表现为崇尚个人主义，注重自我实现，擅长逻辑思考和分析思维。而以东亚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倡导集体主义，具有大局观，擅长整体思维。分析思维的特点是严格遵循逻辑推理的规范，非“对”即“错”、非“黑”即“白”。而在整体思维者更善于拥抱矛盾，在他们看来，“对”与“错”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
对于这种文化差异的外在表现，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但心理学研究希望能够解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现代化、流行病和稻米
解释形成文化差异，最主流的理论有两个，分别是现代化假说（Modernization Hypothesis）和病原体流行理论（Pathogen Prevalence Theory）。
现代化假说认为，文化的差异是由于社会不断实现现代化而产生的。当一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富庶，居民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社会资本化程度不断提高时，这个社会的居民就会变得更具个人主义和分析思维，也就是更像“西方人”。反之则是擅长总体思考，崇尚团队合作的“东方人”。
但是我们看到同样经济发达、人均受教育程度高、社会资本化程度高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地区）却比欧盟成员国表现出更强的集体主义精神。于是，有学者从生态的角度展开研究，提出了病原体流行理论，其主要观点认为：在易于爆发高传染性疾病的国家或地区，当地人于陌生人接触会带来较大的患病风险，所以他们不愿与外界接触，从而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崇尚集体文化。
根据研究数据显示，流行病与集体主义和低社会开放度，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即流行病越容易爆发、越趋于封闭的社会，其集体主义行为越多。与此同时，该理论还有一个奇怪的发现，即流行病与温度存在强烈的相关关系。这个关系引发了部分学者的好奇，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种文化解释理论——稻米理论（The Rice Theory）。
该理论的研究人员发现，稻米产区的人更具合作精神、善于形成商业合作组织、但缺乏创新精神、离婚率低、发明专利少。而小麦产区的人更擅长在商界表现自我、富有创意、有更多的发明专利，同样离婚率也相对较高。
“稻米-小麦”的文化差异
稻米理论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南北方文化产生的主要差异在于，南方以种植稻米为主，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两种作物种植方式虽然都属于农耕业。但两种种植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和生产方式的组织上是截然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造就了我国南北文化的差异。
相比于小麦，稻米的生产需要长期稳定的水源供给和精细的耕作。因此，在稻米产区，需要建设灌溉设施以保证水源的持续供应。由于灌溉系统是互相连接的，所以每一户的用水都会影响到其他用户的使用，这就需要建立合作制度，以保障整个灌溉系统范围内，每一户都能够获取得合理的产量，使整个灌溉系统尽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灌溉系统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工程，每年都要进行修缮、清淤等工作，庞大的工作量，需要农户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据统计，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之前，中国稻米产区的农民人均工作时间是小麦产区的两倍，这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因此，在稻米产区，其社会文化是高度集体化的互惠形式，社会规则尽力避免冲突的出现。
与之相反，小麦的种植就容易许多，不需要复杂的灌溉系统，仅靠自然降雨就可以保障小麦的生长。所以小麦产区的农民无需与他人结成合作关系。相反，努力提升个体生产率才是小麦产区农民的最优策略。因此小麦产区的农民在创新能力和个人主义的表现上，要强于南方稻米产区的农民。
吃米的是丞相，吃面的是皇帝
中国的南北文化差异，一直是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三种理论哪一种可以更好的解释中国的这一特色呢？稻米理论的研究人员选择了主要生活在北京、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辽宁六个省份的1162名汉族大学生作为研究志愿者，用这三种理论对其文化特质进行了验证测试。同时，收集这六个省份的人均GDP（富裕）、寄生虫病发病率（流行病发病率）、离婚率、申请专利数量，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稻米理论能够最好的解释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
测试文化倾向，研究者使用的是词语测评。词语测评是向被测试者展现三个词语：如“火车”、“汽车”和“铁轨”，被测试者需要决定哪两个词语可以被归为一类。如果选择汽车和火车为一类，表示被测试者擅长抽象思维（分析思维），因为汽车和火车同属于交通工具，属于同一抽象概念。崇尚个人主义，擅长分析思维的“西方人”，大多会做出这种选择。还有一种归类方式是按照功能性归类，将火车和铁轨归为一类，因为这二者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大多数倡导集体主义，擅长整体思维的“东方人”会做出这种选择。
实验的结果非常明显，稻米产区（富裕省份，低流行病发病率）的人表现出明显的整体思维模式，而小麦产区的人（落后省份，高流行病发病率）表现出较强的分析思维模式。这一结果反驳了现代化假说和病原体理论。
在对离婚率和专利数量的对比中，实验结果仍然支持稻米理论。按照现代化假说，富裕地区的离婚率较高，而中国的稻米产区虽然人均GDP最高，但离婚率低于小麦产区。这说明避免冲突的集体文化，对维持稳定的婚姻关系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专利数量上，小麦产区的发明专利比水稻产区高出30%，这似乎与传统的认知相反。过去我们认为江南水乡多出才子，然而实际上小麦产区富有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更能刺激个人创新。
另一项针对个人认知的测试，进一步加强了这个结论。研究者让被测试人员，画两个圆圈分别表示“自己”和“他人”。在过去的研究中，美国人笔下的代表“自己”的圆圈直径平均比代表“他人”的圆圈大6mm；日本人的“自己”则比“他人”略小。而稻米理论的研究里，小麦产区人的“自己”比“他人”大了1.5 mm，水稻产区人的“自己”比“他人”小0.03 mm。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古代帝王多是北方人，而丞相多是南方人，即虽然南方人聪明，但他们不愿意直接与人发生冲突，更愿意协调关系，这也符合智囊的角色。特立独行的北方人，崇尚竞争、独立的性格，也令他们更易成为领袖的角色。
在最后一项商业测试模拟中，被测试者模拟与四种人交易的商业场景——诚实的朋友、不诚实的朋友；诚实的陌生人、不诚实的陌生人。实验中，如果对方撒谎，被试者会损失金钱，而对方诚实被试者会赚钱。在测试的最后一步，被试者可以用自己的钱奖赏或惩罚对方。之前的研究表明，新加坡人对朋友的奖赏比惩罚更多，而美国人更趋向于惩罚不守信的朋友。
稻米实验中，来自稻米产区的人比小麦产区的人，更喜欢奖励朋友；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上，稻米产区和小麦产区的人没有明显差异。这个结果也比较符合我国近代的商业发展的情形。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商人更容易结成联盟关系，抱团取暖，相互扶持。而东北、西北地区则较少出现这种联盟关系。
对商业的启示
从理论价值看，稻米理论是生存理论的一个补充，在控制了民族、信仰、语言、宗教等因素下，对社会文化有着充分的解释效力。对于商业人士来说，我们不必关系稻米是否是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而应理解“稻米-小麦”生产组织方式不同可以导致不同行为结果，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文化，这其中蕴含的机制设计和行为经济学特征。
对于企业来说，在企业内部通过机制设计，来引导、培育企业文化，比空洞的说教更有价值。从外部来看，企业从生产组织方式的视角着手分析当地文化，可能比人口统计、人类学等分析方式，更能帮助企业认识当地文化，融入当地商业环境。
稻米理论原文发表于：T. Talhelm, X. Zhang, S. Oishi, C. Shimin, D. Duan, X. Lan, and S. Kitayama.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9 May 2014; DOI:10.1126/science.124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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