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基督教教会，创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西方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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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按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无数风流人物辗转于朝野江湖，“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互联网，拓展了今人抒怀发泄的无限想象空间，虽然乱草丛生荆棘密布，却也藏龙卧虎高人云集，披沙简金、剖璞采玉，俯拾皆是。
回顾一篇2002年4月源自网络的文章，时隔十五年，作者当年的钩沉索隐发幽烛微，愈发彰显出其深厚的考证底蕴，也充分证明了，欲沧海拾遗珠，则须“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
本文源于诸玄识公众号。
（转文中插图及说明为编辑者编辑）
关于西方历史的真假问题
我在阅读西方有关历史著作的时候，常常很困惑，也很感触，因为，根据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学问的规模和格式的标准去参照西方历史，西方的历史学问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我认为，西方历史著作大多是伪作
中国历史历来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谓的“信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训练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流行秩序，而对历史过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记载。
中国的“信史”，往往有三个大的特点，一是资料详尽，二是时间清晰，三是强调直言真实。
这样的“信史”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专职的史官和天官制度有直接关系，更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历法相关，只有那些确立了清晰的时间空间节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产生得出相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
当然，中国历史书籍中也有时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这样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记载，是符合那个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的，其也与中国历史著作的“信史”本质无关，这，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诗经》、《 尚书》、《礼记》、《春秋》、《周易》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在17世纪之 28 52924 28 15263 0 0 3029 0 0:00:17 0:00:05 0:00:12 3154 28 52924 28 15263 0 0 2267 0 0:00:23 0:00:06 0:00:17 3170，犹如茫茫雾霭，或者说是犹如一团乱麻，不仅中国人难以将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了解清楚，恐怕连西方人自己也是永远说不清楚自己17世纪之前的历史的！
笔者常常感到奇怪，中国近几十年来所编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历史”章节怎么会那么富于逻辑条理？而且，这些“西方历史”怎么就和中国历史典籍一样，时间、空间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脉络是那样的清晰和“真实”？
这，到底是西方历史本来就如同中国历史那样清晰可信，还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误入了什么套子呢？他们是否是在使用中国的历史定式和思维框套去编篡了“西方历史”呢？
而事实上是，西方的所有历史著作，在描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往往有两种情况：
要么，就象18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3）那样，可以在不引证任何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几乎凭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要么，就象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6）那样，在自己的《风俗论》中，仅仅对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做一种很模糊的简单介绍。
那么，伏尔泰和吉本的各自历史著作，到底谁更严谨呢？应该说，伏尔泰更严谨！
因为，在18世纪，各西方民族国家的图书馆中，要么，就只有阿拉伯文和罗马文的历史残本（这个情况，美国的历史学者汤普森（1869——1941）从严谨的角度，在自己的《历史著作史》一书中对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历史著作做了考证和介绍，根据他的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历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残篇残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会的杜撰本）；要么，就只有圣经和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说”；要么，就只有基督教会里的各种明显杜撰的历史文献。
所以，西方的历史在当时还基本局限在基督教的说教中和民间的传说中，并无真实可信度可言。
西方社会开始进行“信史”研究，仅仅始于19世纪，与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关，这就如同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 P 3 商务印书馆）。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所以，象英国吉本那样在18世纪就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实在是不可信的！这点，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好象并没有充分注意到！
“据说”有2000年历史的罗素塔石刻，字迹清晰，断面完美 1798年7月，拿破仑远征埃及。据说事先挑选了包括化学家、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外科医生、古董专家等组成军队中的学术部门，成果就是在1809-1828年期间所出版的23巨册的《埃及描述》。
1799年7月15日，法军在罗塞塔附近发现一块石碑。
1801年，法国战败投降，石碑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1822年，【法】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Jean-FrançoisChampollion），一个12岁就开始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20岁时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古代东方语言的所谓天才少年，突然之间，就破解了近7000年历史的古埃及文字，破解了罗塞塔碑，于是，埃及文明重新【应该说是首次】站起来了。
连埃及人自己都搞不清的历史，居然19世纪被欧洲人破解了，还破解到了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年表【帝王】历历在目，宏编巨著，可喜可贺！
1832年，商博良死于中风，年仅四十二岁，蹊跷！
笔者发现，即使是西方现代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比如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美国的威利斯顿·袄尔克的《基督教会史》，也包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在描述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大多也都是采取虚写的办法，他们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证19世纪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历史巨著”，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所谓的希腊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著作几乎就是“说书”（汤普森语，他屡屡将西方19世纪以前的各种历史著作说成是“说书”），或者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清楚知道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会统治下的“大学”所杜撰的。
但是，很糟糕的是，笔者注意到，中国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在编撰西方的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时候，大多都将19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书或者思想史著作当成为了“信史”，特别是中国哲学界还普遍对古希腊时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一系列“巨著”）十分看重，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人所编篡的“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编撰的历史书和思想史专著，还要“可信”。这，简直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所致：
一、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在研究西方历史的时候，所阅读的历史典籍往往很狭窄，他们大多习惯中国的治学习惯，将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开来审视，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看不清楚西方历史著作因为存在基督教教会参与杜撰的“伪”问题；
二、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信史”历史学情况，所以，许多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和哲学学者，他们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先入为主的就以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严谨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西方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与中国的历史学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产生条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三、因为中国人太习惯历法时间空间概念了，中国人一说自己的历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种时间秩序观，象“张飞杀岳飞”这样的事情，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笑话；但是，中国人却很少想到，西方历史上的政权组织就没有设立过专职天官和史官，所以，无论是西方历史学者，还是西方政权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会中的学者，往往没有中国人这样明确的历年意识。
在西方的历史典籍中，“张飞杀岳飞”的事情及其人神相杂的事情已经普遍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步了，这正如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西方社会还习惯引证《圣经》里编造的情况去说明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历史著作往往有“说书”味道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西方历史学界开始使用碳元素衰变原理去测定西方历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方法去对文物的历史状况进行理论推测，都是有条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随便“大胆猜测”的，这就是说，如果这些文物没有相应的文献历史资料去印证，这样的纯粹依靠科技手段对文物历史年代的测定且进行的历史情况推断，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说，不能够作为信史。
而西方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正如上面所说，“说书”性质大大过于“信史”。所以，现在西方历史著作中的一些“编年史”，比如《塔西佗编年史》，特别是德国的维尔纳·施奈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中的那些将许多历史事件精确到了年月的记载，我们中国人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
因为，这些历年和纪事都并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没有什么相应的实证资料可言，你也永远无法期望这种“历史学家”会为你提供很实在的历史相关证据。
罗马历史学家和元老院议员塔西佗在其《编年史》第15篇44章中提到了基督，记载了他被彼拉多处决以及早期基督徒在罗马的状况，学者们普遍认为是真实的。
然而，塔西佗没有透露他的信息来源，Gerd Theissen和Annette Merz认为，塔西佗在耶稣死亡25年后出生，那时参考的前人历史作品也查无实据；塔西佗对“Christus”和基督教的精确细节，同样没有信息来源；而且，还将彼拉多总督（prefect）的头衔错写为检察官（procurator）。
Theissen和Merz认为，塔西佗谈到对基督徒的迫害，但在数百年中没有其他基督教作者谈到这次迫害。
Hotema指出，在15世纪之前，没有任何教父会引用这个段落文字；而且，这段文字提到罗马基督徒数量众多，而当时罗马基督教会实际上很小。
《编年史》、《历史》乃塔西佗一家之言，两部史书的撰史风格却存在较大差异。更奇妙的是，两部都只有残篇的“旷世巨著”连接起来，上起公元14年，下迄公元96年，恰好是一部对应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史的全景。而这构成了【俄】科瓦略夫所说的“早期帝国的文献史料是塔西佗的著作”这一笑料。
“伟大的罗马帝国”，怎么可能建立在两篇残卷基础之上呢？
二、西方历史上的纪年不准确问题。
在西方科技手段没有引入到中国历史学界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载，一是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二是依靠金石之学，三是依靠地下发现的文物和简椟。
但是，即使如此，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其一定是依赖时间纪年而为自身基本存在条件的，所以，在中国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之前，中国的信史，是以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历法”以来的历法为“信史”的基本存在条件的。
西汉洛下公（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浑仪
《汉书》记载，当时汉武帝“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巴郡洛下闳兴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
《寰宇记》记载：“洛下闳字长公，阆中人，隐于洛亭，武帝征诏太史，改造太初历。”
《晋书 天文志》记载：“洛下闳，鲜于妄人等造员仪以考历度，后贾逵又加黄道，张衡又作浑象以水漏转之，星中出没与天相应。”
洛下闳不仅参与了历法的制定，也参与了员仪的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浑天仪，欧洲直到公元16世纪才制造出类似的天文观测仪器，比洛下闳晚了1600多年。
因为汉武帝时代之前，中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历法，所以，中国古代严谨的历史学者，往往对秦汉之前的事情大多是存而不论的，这已经在中国史学界中形成了一种基本治学原则。
中国因为是具有精耕细作传统的统一农业大国，所以，“太初历”以后的历法就非常严格了，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稳定问题。因此，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各王朝虽然不时发生更替，但是，文化（主要指文字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则是统一传承的，特别是历法，各王朝都必须延续前朝的时间秩序而制定，因此，中国历史纪年，往往可信度非常的高。
但是，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的纪年情况则很紊乱。西方不是天文学发源地，西方历史上使用的历法是来自于古巴比仑，古希腊时代的天文学家，大多是巫师和哲学家，他们和政治大多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古希腊盛大和古乱麻时代，天文学中的时间概念和秩序，还没有真正和属于政治社会范畴的历史学紧密联系起来。
16世纪之前，西方各王朝走马灯的转换，他们建立一个新王朝，往往就要毁灭前朝的文化，甚至大烧前朝的图书馆和杀害异端。西方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西方在希腊和罗马王朝时代，一直没有建立起象中国秦始皇那样的“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制度，这样，必然要造成西方在16世纪之前的文化的不断变换和消灭异端的历史紊乱问题，因此，西方历史上很难建立出以统一语言文字和统一时间次序为基本存在条件的“信史”来。
混乱的古罗马历
据说，盖乌斯·儒略·凯撒（GaiusJulius Caesar）采纳埃及亚历山大的希腊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en:Sosigenesof Alexandria)计算的历法，创立了所谓的“儒略历”。
古罗马最早的历法是一年10个月，每年得空出来整整两个月的空白期，古罗马人一直都过着混乱的季节。难怪，伏尔泰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西方在16世纪之前一直使用儒略历法，因为以上所说的王朝更替中的对前朝文化的灭绝原因，儒略历法在西方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中使用得非常混乱。西方历史上开始建立比较严谨的历法，主要是通过基督教教会千年的努力才逐渐形成的，准确讲，是12世纪以后，西方基督教教会开始引入和吸取了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了统一的历法对于农业季节的测算和对于教皇的管理是很有用的，这样，到了16世纪后期，才由罗马教皇格雷果里正式下令和组织教会中的学者们进行了比较准确和统一的历法推算和测定，并于1582年在西方历史上才第一次正式规定了基督教所有教区内的统一历法时间。
由此可见，西方的历年次序理念产生得非常的晚，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度注意到的。
复活节复活
由于“儒略历”每隔400年就产生3天的误差，到了1582年就误差了10天，严重的危及到了基督教得以成立的基础——复活节，无奈之下，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了新的“格里高利”历法，把10月5日“硬性修正”为10月15日，于是，“上帝”凭空消失了十天，这可害苦了钟表匠人。
唯独不受影响的是中国农历！
现代世界通行的历法是以“格列历”（格里高利历）为基础的，而在“格列历”出台之前300年，中国元代颁行的《授时历》，就已经精确到将一年确定为365.2425日，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日仅差25.92秒，达到了在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实际测量之前所能达到精准度的极限。
更妙地是，在“格列历”颁布的第二年（1583年），剽窃中国纪年将其用于西方历史的“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发表了这方面的专著《时间校正篇》（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e）；他没有提到“格列历”，却“造出”一个“儒略历”。事实上，“格列历”与早于它300余年的《授时历》如出一辙。（详见诸玄识先生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史》）
【英】政治讽刺画家威廉·贺加斯的《选举娱乐》
画中，当时英国的执政党辉格党候选人在小酒馆晚餐聚会，政敌托利党人在酒馆窗外，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把我们的十天还给我们”，抗议英国改用“格列历”。
“格列历”颁布后，信奉新教和东正教的国家并不买账。英国直到1752年才进行历法改革，而希腊拖到1923年方接受新历；俄罗斯在1917年底开始使用新历，而按照新历，“十月革命”应该是“十一月革命”。
而东正教的圣诞节还是每年的1月7日。
——贵圈太乱。
大家知道，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关键在于“历”，就是在于时间秩序的准确性，所以，西方真正的史学，在16世纪之前是没有条件的，16世纪确立了准确的历法以后，才有了一定的信史条件。
而由于前面说的西方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毁灭前朝文化的惯例，所以，西方现代历史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依靠现代科技手段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考察基础之上的，因此，西方真正的“信史”，只能够从19世纪以后算起。而且，由于我以上说的文物必须以文献史的印证为基本条件的前提。
所以，我们中国人阅读西方的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或者说一定要打折扣，否则，我们将对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犯“想象化”的错误。
三、西方的思想史著作和基督教史的文字和载体问题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在讨论中西方文明文化关系的时候，常常是言必称希腊哲学，但是，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希腊时代的哲学思想著作并不真实！这些思想文化“巨著”几乎就是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教会的托古“杰作”！
历史的记载，必须以文字符号和文字符号的载体为自己的两个基本存在前提。
中国文字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系统的甲骨文以后，虽然文字曾经在各王朝和春秋时代各战国中有变异，但是，秦王朝的文字在500年时间中一直相对稳定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篆书和隶书的汉字会以秦文字为基准的道理，也是秦始皇为什么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通“书同文”的道理。
李斯书写琅琊台刻石拓本，小篆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命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书同文”。书同文打破了异国异族间方言的间隔，使得国内各民族各地域具有统一之行政沟通工具。
篆书本有古文、奇字、大篆、小篆、缪篆、叠篆等很多种，大致归类为大篆和小篆两种（其中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等先秦文字）。
秦代之新体文字则称为秦篆，又名“小篆”，小篆是李斯的工作班子对先秦列国文字删繁就简，择优而创成。李斯主持编订了小篆之范本。
根据现在四川的青川木椟文字（这枚木椟现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馆中）看，可以证明，在公元前500年的时间区间中，当时的蜀地已经出现了方块汉字的雏形，而且有了很经受得起时间磨砺的记载的“木椟”载体。到了秦朝和汉初时代，文字已经完全隶书规范化，其与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样了，记载载体也多样化，有了帛书等。
《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
从秦篆至古隶的演变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古老的华夏历史留下的文明痕迹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史学的发达，还是在东汉时代以后了，也就是公元105年蔡伦制造出了纸张和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发明了活字排印以后，同时也与东汉通过《熹平石经》统一了五经文本有关系。现在中国的纸版书，可以追溯到宋朝，也就是距今有千年历史。
因为纸张才可以大量记载文字，所以，详细的历史书，应该是产生在使用纸张以后和采用了活字排印以后。这，是个常识问题。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产生在东汉尚未产生纸张以前的中国古典“巨著”，其中也包括50多万字的《史记》、15万字以上的《管子》、《荀子》、《孟子》、《春秋》、《三礼》，很可能都不是秦朝以前或者不是西汉时代的作品，所以，这就是中国史学界历来有今古文之争的原因。这就是说，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汉初和西汉末，及其唐朝，分别有官方组织的且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托故改制”的大型编篡活动。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发现的秦朝之前的文物中，除了《老子》这部典籍外，还没有发现那些据说是战国时代的“巨著”，所以，即使是中国的许多“巨著”，也很可能仅仅形成于汉朝时代。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信典”最多最实和最古远的唯一国家，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文明都不能够相比的。
西汉文帝或景帝（公元前179年—前143年）时期的“放马滩纸地图”
《天水放马滩秦简》报告称，甘肃天水放马滩纸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纸实物。它的发现不仅证明西汉初期就有纸出现，而且已用于绘图或书写，把纸的历史提前至西汉初期。”
自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里，首次发掘出一片西汉纸之后，陕西、甘肃又相继出土了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敦煌纸等西汉古纸。
真是“九原黄土英灵活，万古青天霹雳飞”。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历史典籍中的十分明显的伪问题。即使根据德国史学家施奈因的记载，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公元1150年才传到西班牙，1276年传到意大利，1350年传到法国，1390年传到纽伦堡，1494年传到英国，1576年传到莫斯科，1690年传到北美。西方出现雕版印刷则是在1450年以后。
西方首次出版纸张书籍，是在1472年以后，1499年才在西方出现了专职纸张印刷所，西方的活字印刷则更晚了（以上记载见《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科学和技术分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而之前，西方使用的文字载体是羊皮书、纸草书（一种宽叶植物）和泥版书及铜铸铭文，这样的文字载体和方法，一是保存时间不会长久，二是记载的 59 52924 59 31647 0 0 4425 0 0:00:11 0:00:07 0:00:04 6230容也不可能多。
“从纸张到印刷术。纸也来自遥远的中国，伊斯兰国家是向西传播路上的中间站。最早的纸坊于十二世纪出现在西班牙，但欧洲的造纸工业要到十四世纪初才在意大利建立。……欧洲的印刷业在1440至1450年间业已形成。”（[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在欧洲流传中国纸张及印刷术普及之前，并没有所谓“古希腊文献”的影子。当时，羊皮纸为稀有资源，主要用于教会文献的抄录；至于所谓埃及“莎草纸”，并不是“纸”，不过只是一种可以涂鸦的“草”， 从其特性及历史情况来看、也根本就不足以承载所谓“古典文献”，今日人们所能见到的“莎草纸”文献，也基本上都是些“摹本”。
“莎草纸”开始出现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后，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其的存在。“纸莎草纸卷虽然不容易腐烂，但是很难保存300年以上。” （[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
供职于乾隆清廷的法国画师、耶稣会教士蒋友仁（1744-1774年在京）的门下中国弟子高类思和杨德望，1751年被送往法国留学，1766年回到北京。
1764年，法国财政大臣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延长高类思和杨德望一年留学期，并列出中国工农业技术、物产、历史等方面4类52个问题，其中，第二大类是关于分为造纸术、印刷术和纺织术三个方面的15个十分具体而细致的工艺技术问题，亟待这两位中国基督教教士回国后为法国效力。
由此推断，在1766年-1774年期间，法国教士蒋友仁和其两位中国门生，完成了杜尔哥的重托。
由此可见，直到18世纪中后期，在造纸技术方面，中国依旧独孤求败！
不解的是，在西方吹捧的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这些耀世文明之下，为何“山寨”中国造纸术之后近400年，欧巴罗仍从未逾越？欧洲人的“工匠精神”呢？
显而易见，最早启蒙又好学的法国尚且如此，就更妄谈其他欧洲城邦了，18世纪的欧洲依然弱势于中国，唯有里应外合的”窃“。也凸显了在“以夷制夷”之前，西方早已完成了由“中国热”到“以华制华”的过度。
另外，西欧学者大多比较回避谈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追溯起来，常常会让一些西方学者难堪，这正如美国布龙非尔德所说：“日尔曼诸民族接受希腊化拉丁字母，我们不知道是在何时何地，字母的具体形象也多少不同于寻常的希腊体或拉丁体。”（《语言论》 P365 商务印书馆）。
虽然罗马帝国建立于公元前一世纪，但是，公元500年前，欧洲的地方方言各自为阵，罗马文字也远没有推广开来，这既有欧洲民族成分太复杂和民族群体彼此隔绝的历史原因，也与那时候的希腊文字和罗马文字的本身不健全有直接关系。
5世纪——15世纪，拉丁文字（既系统的罗马文字）才在基督教教会的慢慢地研究下而完善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教会一边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字，一边通过阿拉伯图书整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残篇著作，一边又根据该时期出现的民族国家而研究各民族国家的文字，这就是说，现在西欧各国的文字，也就是布龙非尔德所说的日尔曼各民族的文字，产生年代不会超过14世纪。那么，既然西欧地区系统文字的拉丁文仅仅形成于5——15世纪之间，西欧各民族国家的文字不会超过14世纪，再加上纸张在西欧的使用也非常晚，于是，人们自然要怀疑，那些罗马时代和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巨著”，究竟是怎么样炮制出来的？！
这世界上，难道有连文化材料都残缺不全就能够修建得起文化大厦的怪事情？！
纵观由近现代的中国一些学者从西方翻译进来，且对今天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的“西方名著”的情况，可以发现，现在，中国人能够读到的属于16世纪之前的西方历史和思想文化“巨著”甚多：
思想史方面，包括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诗学》、《伦理学》、《物理学》、《政治学》、《动物志》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公元4世纪之前的古罗马的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和《忏悔录》等。
历史方面，包括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和古罗马时代的《塔西佗历史》及《高卢战记》，也包括阿庇安的《罗马史》和6世纪法兰克帝国的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等等，
这些西方16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巨著”和哲学思想《巨著》，都是厚厚的几十万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巨著”竟然超百万言之多，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传承载体将这些典籍继承下来的？！如果这些著作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又屡屡要提到历史上的许多著作都是残篇。
而且，西方历史上还有排斥异端思想文化的惯例，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政权，不仅仅要烧死异教徒，他们还要同时毁灭他们的著作文字，这种从毁灭异端肉体到异端思想文化的事情，一直贯穿于西方的整个历史，其惨烈程度，是一向以“焚书坑儒”著称的中国的秦始皇所远不能够相比的。
既然如此，他们这些巨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巨著”，在中世纪之前，尚一直属于有异于《圣经》的著作，不可能在基督教政教合一时代的图书馆里长期保存，这，都太让人清楚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了。
这就是说，是西方基督教教会，创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西方文明文化！
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希腊语：Αριστοτέλης，约前384年—前322年）哲学希腊文手稿
在埃及人享受拿破仑入侵的“福利”——找回丢失了7000年的祖先之前，希腊人已经沐浴在璀璨的“古文明”阳光之中了，感恩东征十字军的无私，感恩阿拉伯人的奉献，感恩——这回，希腊不会再失忆吧！
阿拉伯人 同 保护罗马城中央“废墟”数千年的古罗马人一样，天生就有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像珍藏古兰经一样，翻译和保存了“异端”亚里斯多德的宏编巨著，这素质
据说，亚里士多德写了400-1000部著作，留传至今有162部，数百万字。埃及的那点莎草纸不但要编绳，还要用来造船，余下的能够承载希腊古文明吗？法老跟 亚里斯多德很老友吗？——什么？不是莎草纸，是羊皮，泥版？——《埃伯斯纸草卷》要留着抄袭和摘录--中国医学著作《内经》的某段原文，《史密斯纸草卷》也是为抄袭《神农本草经》的一些章落准备的。上帝啊
亚老的著作涵盖了所能够想象的任何领域，而且每个学科的研究都相当深入，水平远远超出当时社会需求，却连历史记载都没有，这同样不似“人类”所为。
难怪，古希腊人认为神和人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岂止亚里斯多德，在文艺复兴（15世纪）前，欧洲人对辉煌的希腊都所知甚少，在整个中世纪，没有任何一位教皇、国王或者宗教家、经院哲学家研究、尊崇过希腊。
至今，古代希腊文明并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学或者考古学的可信的系统历史作为证明。西方关于希腊的种种描述和吹嘘，与外部史料完全不接榫——然而，却并不妨碍古希腊文明成为西方各大学的显学。
我们能够期望西方严谨的历史学者去自我揭穿这些西方历史典籍的奥秘吗？！
我看，这不太可能！一个民族和文明就象一个人一样，也有自己自卑的隐私，我们要期望已经在世界上树立起了“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形象的西方人去自揭自身文明文化中的虚假，实在太难了！
应该承认，象汤因比和罗素等西方智慧者能够承认西方文明的直接源流是来自于欧洲蛮族，已经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何必又要去过分要求别人呢！推己及人，我们还是给西方历史学界和思想界，留点面子吧。
但是，作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顾自清楚西方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即使我们不必去捅穿西方史学界的这些隐私，否则，我们在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就要犯错误。
笔者在论证了西方历史学和思想史的伪作问题以后，一旦联想起中国的顾颉刚那“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辩'自序》）的著名论断，就有种又佩服他又鄙视他的感受，佩服他的原因是顾先生用很通俗的语言总结出了中国古代的一贯的疑古思想，认为历史越往后走，人们对前面的历史的总结描绘越多。
但是，笔者很鄙视顾先生的是，他这个论断对中国的史学却并不太合适，却异常适合西方的史学，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顾先生这样的论断恰好就是为严厉批评中国史学而说的，他却一直没有提到过西方史学的伪作问题！这太不严谨！也说明顾先生的历史视野太狭窄了。
尽管我论证了西方文明中的历史著作和思想著作的“伪作”问题，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参照现在的许多西方著作去进行我下面所要讨论的西方历史问题和基督教文化问题，这，对于笔者来讲，并不轻松，也有种二难的心境！我对自己这样的二难心境，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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