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四川百年百杰科学家”|中药学奠基人凌一揆：撰书育人50年，他是中医中药高等教育的开路先锋
人物名片
凌一揆（1925-1992），男，重庆永川人，九三学社社员，中药学奠基人，中医中药高等教育的开路先锋，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曾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中医组召集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药典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及名誉院长等要职。
他注重学术传承，并勇于开拓创新。长期从事中药学与方剂学研究，致力于本草学的系统整理和提高近50年，探寻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中药学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提倡建立当代的“系统中药学”，提出方药配合“性效取舍”论，倡导正确研究和评价中药“十八反”“十九畏”，树立安全有效的“合理用药”意识。基于“系统中药学”思想，提出研究中药应关注“采、种、制、用”四要素，强调临床辨证用药，重视药物“性-效-用”关联性。主持“四川省中药资源调查”研究，多次赴野外考察，在收集资料和临床应用观察的基础上撰写成《四川省中药志》。
1959年在全国率先开办中药本科专业，此后逐步开办硕士、博士学位点，奠定了中药学一级学科的基础，对中药学学位点的创建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成都中医学院中药学被教育部批准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中药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凌一揆教授成为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曾获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1992年2月27日，凌一揆教授在忙碌一天后，刚送走最后一批来访者，突发脑溢血，因病急重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凌一揆教授的一生，是兢兢业业，忠诚于党和人民、为弘扬中医药学和民族文化奋斗的一生。29年后，凌老入选“四川百年百杰科学家”，我们得以再次走进他与中医药的故事。
中药学教授凌一揆（图片由省科协提供）
他的故事
求医路漫：山城少年与成都的不解之缘
1925年，凌一揆出生在四川省永川市（今重庆市永川区），幼时随父母迁居重庆，在山城度过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凌一揆刚进入中学时，抗日战争爆发，这时母亲患上心脏疾病，当时较难医治，四处辗转求医，颇历艰难。自此，他开始萌发学医念头。
凌一揆先生工作照（图片由省科协提供）
1941年，年仅16岁的凌一揆赴成都求学，考入四川国医专科学校，在此接受了中医药启蒙教育。第二年，他转入四川国医学院就读。在此期间，有机会受业于李斯炽、邓绍先、孔建民、谢铨镕、熊宝珊、何伯懂诸位先生。
1944年，他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四年后又回故乡开业行医，日间悉心治病，夜间读书解惑。数年的行医经历，使他积累了大量的中医临床经验，为他今后在中医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县卫生工作协会副主任。
1954年，凌一揆再次背起行囊来到成都，参与“四川省中医代表会议”筹备工作。次年，原四川省卫生厅在成都创建成都中医进修学校，凌一揆受聘任教。他参与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课程设计和讲授，之后担任代理教务主任和教务主任。1954年到1955年间，年仅30岁的凌一揆编写了中药学讲义和方剂学两本教材。
1990年7月凌一揆先生带领编写团队参加《中华本草》编写会议（右四）（图片由省科协提供）
两年后，成都中医学院建院，凌一揆教授调入学院参与建院工作。凭借在中药学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凌老在国内外行业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非常平易近人，对学校同事和蔼可亲，对学生更是关怀备至。
他的成就
深耕学术：“系统中药学”倡导者
凌一揆教授一生积极探索和从事中医药的科学研究，长期关注中药学与方剂学，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本草学的系统整理和提高，探寻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中药学自然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凌教授提倡建立当代的“系统中药学”，有效助推中药学科的发展。他认为，在历史上本草学取得的重大进展都是当时多学科成就综合作用的结果，几千年来中药学的特色就是注重整体效应，理法方药环环相扣，以发挥最大的临床治疗效应。
1988年凌一揆先生（左二）指导博士研究生（图片由省科协提供）
凌教授曾表示，在当今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条件下，学科的分化是一种进步，但须防止学科的断裂。他一再强调必须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扬、传统理论与现代科技、学科的分化与新的综合等三大关系。
此外，凌教授还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策划、参与、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他致力于川产道地药材的系统研究，主持编纂和修编了《四川中药志》，该书获得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 1981 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与他人共同主持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七五”期间重点课题“解表方药研究”，获得1991年四川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贡献突出，凌一揆教授于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他的贡献
撰书育人：汗牛充栋 桃李天下
凌一揆教授从事中医教育四十多年，是现代中医药教育的开拓者，治学严谨，学风朴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纳入正规的高等教育，作为中医教育工作者和成都中医学院的建院元老，凌老参与了中医专业、中药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深入研究教学形式与方法，全身心投入到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中，为如何有效培养出中医药后备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在教材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同类教材的编写模式。全国统编《中药学》1～5版均由凌一揆负责、主编。
1988年凌一揆先生（右一）与博士生（图片由省科协提供）
他主张 “博识多闻、由博返约、勇于探索、注重实践”。在教学中他不主张学生死记硬背，而是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他强调，教学的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掌握良好的治学方法才能终生受益。凌老还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早在成都中医进修学校任教期间，他就率先建立了中药的标本室和标本园，成都中医学院建立后，标本室不断扩大，现已成为全国医药院校中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的中药标本中心之一。在中医学院旁边建立的药圃、药用植物园，成为中药教学的实习基地，凌老也时常带学生上山看中药，采集标本。
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作为硕士和博士导师，凌老培养了大批中药学研究生，为我国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在全国开办中医七年制教育、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论证和博士后培养的准备工作。从事中医教育四十多年来，他培养的中医药人才桃李满天下，成为教学、科研和医疗等方面的骨干与精英。他是医教研、产学研结合的典范，对四川乃至全国的中医药学术和医药产业发展贡献巨大。
1986年凌一揆先生参加中医学术交流会（右四）（图片由省科协提供）
凌一揆教授极具“中药现代化”的国际视野。1985年他应邀赴日本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和讲学，并被特邀参加了日本药学会的年会活动，建立了共同合作研究中药的友好关系。1988年他赴瑞典哥德堡大学讲学，受到瑞典药学界好评。凌老还与英国、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及地区的药学界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医药学在世界的影响，为创新中国传统中药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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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川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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