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劳动终结论”：“替代”结果还是“互补”过程？——关于技术与劳动的理论辨析

超越“劳动终结论”：

“替代”结果还是“互补”过程？

  ——关于技术与劳动的理论辨析

罗斯琦

提要：技术终结劳动的预言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本文从不同的技术观和劳动观出发，选择了四类典型的理论视角——主流与创新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学以及产业关系学，并指出这些理论对技术的目的和结果、劳动的意义和作用存在差异化的假设，由此推导出相应的对策方案。本文发现，学术争辩早已超越“劳动终结论”，因其既不符合历史，更规避了现实的社会问题。四种理论既激烈争辩，也相互渗透，并从各自角度提出技术与劳动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技术并非单方面地影响劳动，劳动也作用于技术，二者呈现的是互动关系。本文的分析对技术与劳动研究的主要启示是，应从技术的结果回归过程，从劳动的数量拓展到质量，继而从当下流行的终结论转向探讨如何在具体社会政治情境下塑造“互补”的技术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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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罗大众高呼科技创新时，学者对技术替代甚至终结劳动的担忧从未停止。大多数人坚信新技术是生产率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把人类“从传送带式摧毁灵魂的紧张劳作中解放出来”(Pollock,1956),带来更高技能的新工作、更多闲暇以及更平等的物质生活(Drucker,1955 ; Friedmann , 1962)。也有人关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经济后果，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干扰。19世纪初工人砸毁纺织机器的卢德运动部分源于这种恐惧(Thomis,1970)，20世纪中期更是达到一个高峰，担心普通人将不再拥有“任何值得别人拿钱来买的东西”(Weiner,1948)，许多工作会消失(Stieber,1966)。无论悲观还是乐观，这类观点的极致是“劳动的终结”(Rifkin,1995)。

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技术浪潮不断涌现，劳动却依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生的必要手段。技术进步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整个社会的劳动者在增加(Webster,2014; Paul,2018)。人们平均工作时长的下降速度在近二十年明显放缓，在部分国家工时甚至变长了(OECD,2019)。即使是在工时下降的国家，也不是因为技术本身，而是因为劳资谈判或者劳动法(Evans et al.,2001)。与此相对，科技发展却不断遭遇以往未能预料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斯科科学院士等顶级专家对公元2000年的科技推断(Leontief & Duchin,1986)、战后人们认为至多十年即可普及的无人工厂(Pollock,1956)至今难以实现，而人工智能技术也并未出现摩尔定律的指数级增长(Allen & Greaves,2011)。众多流行预测与现实之间反差巨大。

新技术浪潮正将这个旧争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考察不同理论渊源可以恰当地理解和评价具体观点。为此，本文探讨对技术与劳动的不同看法，技术是否终结劳动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终结”或者“不终结”。本文“劳动”专指人所从事的有偿雇佣劳动或工作；而对“技术”的界定是广义的，不与应用科学、发明创造、生产组织方式等严格区分。基于技术观和劳动观两个维度，选取四类学术视角：主流与创新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学以及产业关系学，比较这些理论对技术终结劳动的议题做出的逻辑推导。这四种理论各有明显不同的判断，都对学界、公众和决策者产生过或者产生着重大影响。本文选取不同视角中观点鲜明的研究，以尽可能简练地呈现其核心关注。文章最后落脚在劳动终结论的局限性，指出技术并非单向决定劳动，技术过程和劳动质量需要同步关注；同时提出在中国情境下具体探讨技术进步与高质量就业的适用方案。

一、两大维度：技术观与劳动观

“劳动终结论”本质上认为技术决定劳动的存续。这一判断至少包含了两个前提：一是技术对社会的高度决定性；二是劳动和技术相比并无特别之处，是可以被后者替代的。从根本上讲，理论首先需要讲清楚技术究竟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特别是劳动是否作用于技术；同时要讨论劳动是否具有技术所不能替代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基于技术决定论和劳动价值论两个维度，本文选取主流与创新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学以及产业关系学。这四类理论对技术和劳动各有差异化的隐含假设，可按照强弱程度区分。

技术观的一个极端是强硬的“技术决定主义”，认为技术是“人工的、自主的、自我决定的，独立于任何人类干预”(Ellul,1964)，而且技术变化决定经济与社会的变化(Kurzweil,2005)。主流经济学最接近这端。早期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只是来源于某些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或副产品，今天一些经济学家也和科技专家一样，相信技术会“自主地”按照摩尔定律和加速回报法则进行指数级进化(Brynjolfsson & McAfee,2014)。与这种“强硬”技术观相比，创新过程经济学较为“温和”，不再简单把技术作为一个外在变量，而是专注创新本身，揭示出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熊彼特,1999)。内生性经济发展理论也指出生产活动的实际经验，即“从做中学”，与技术创新分不开(Arrow,1962)。

马克思同样认可技术的关键作用，但从未真正把技术凌驾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上。技术发展是人类能力扩展的表现，而资本家为了存续下去必须持续地革新生产工具，这正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在短短百年中创造了比过去所有世代加起来还要多的财富(Marx,1969)。但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主义者。如果按照技术决定社会的逻辑，机器化生产会极大地缩短工作时间、降低劳动负荷，但马克思指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使技术与工人相对立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使用机器的目的是攫取更多剩余价值，同时这也是与工人角力的结果，通过降低关键技能工人的地位，用机器控制劳动速度和强度，威胁和制造失业，从而打破工人抵抗(马克思,2009)。马克思笔下生产技术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也并非一对一关联的，比如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型不是技术带来的(Bimber,1990)。

技术社会学位于技术决定主义最弱的一端。通过批驳技术决定论(Bijker et al.,1987)，技术社会学认为并非技术决定人和社会，而是技术内生于社会(Edgerton,1999)。这些研究一方面揭示与现实不符的技术神话为何存在。一开始艺术家、广告专家、职业历史学家等人使大众相信技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并且这种“社会的工程设计”不断建构出让某些技术看起来切实可行的环境(Smith & Marx,1994)。但事实上，即使是科技带来革命性改变的话语也不是新的。从铁路、蒸汽机、收音机、飞机到互联网等不同时期的新技术，甚至是原子弹这种毁灭性技术，都曾经许诺要把世界变小，将人们凝聚到一起，并保证永久和平(Noble,1977)。另一方面，技术社会学把焦点从技术的后果转到技术过程。采棉机赶走南部黑人农场工人、机器人取代铆钉工等说法把担忧归因于技术，其实是在回避社会经济问题(MacKenzie & Wajcman,1999)。“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被实施到生产”的过程从来不是自然发生、随机出现的。多西(Dosi,1982)类比“科学范式”提出“技术范式”，指出一种新技术范式的选择往往存在复杂而关键的“社会塑造”。技术过程中实体与建构交互作用——最初选定技术范式，技术提供方由此进行设计，行业和企业从技术产品中做选择，然后技术使用者在不同环境中回应等——所有事件叠加起来才出现了人们看到的技术结果。

而产业关系学作为曾广泛影响西方劳动制度的学科，逐渐吸纳了反思性的技术社会学观点，从劳动出发区分不同的技术范式。他们反对极端的技术决定主义，认为“进步”并非单一路径，更像是“长着多根树枝的一棵树，树是茂盛还是凋零取决于社会互动的结果”(Piore & Sable,1984)。自动化等主导技术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镜子。同时，产业关系学将其特有的多元主义参考框架适用于技术研究，认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联，讨论不同模式的市场经济制度适合何种创新，比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由于劳动力高流动性和通用技能的培育等，更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而德国、日本等协调型模式中创新更可能是渐进式的(Hall & Soskice,2001)。

劳动维度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观。不同于早期古典主义和创新经济学对劳动的看重，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主要把劳动看作生产要素之一，并认为技术是比劳动更优越的经济增长动力。斯密的劳动力专业化使用被进一步发展为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人的任务被分解为多个简单的局部动作。泰勒制就是这种应用的典型(Taylor,1967)。这同时方便了数学家和哲学家建造专门设备来自动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从而颠倒了人与机器的角色，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另一些研究把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比如对美国1909-1949年劳动产出和资本投入数据的考察，指出在累积的生产增长中，八分之一是由于每单位劳动时间增加的资本投入，余下八分之七都归功于技术变化(Solow,1957)。

技术社会学关注生产劳动对技术过程的关键作用，但只是将其视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的一部分。这些研究探讨不同劳动力成本如何导致不同技术选择，以及资本为了控制劳动而对特定技术的取舍(Noble,1985)。一些社会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心政治社会塑造技术、资本通过技术主导劳动，提出技术带来的挑战实质上是由于利益集团将技术建构成这样的，是统治者有目的地对人和物进行的计划(Adler,1992)。技术社会学把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聚焦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领域。不仅劳动，自然环境也受到技术支配。随着主流社会学理论对劳动的关注度下降，像种族、性别等社会身份和生产之外的要素变得重要(Offe,1985)。以更复杂的“生活”模式取代“生产”模式成为一个方向(Habermas,1987)。于是，技术的消费和使用愈受关注。

马克思对自动机、机器大生产等技术的分析是为了讨论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境遇及其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延续了早期经济学理论中劳动是根本价值来源的观点。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2012b：988）。马克思认同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而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马克思，2012a:339），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具有特殊性。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不断地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转化为商品、资本和新的生产资料。

而产业关系学一开始就是为处理“劳动问题”而生(Kaufman,1993)。和马克思一样，产业关系学认为劳动不仅是生产要素，更强调劳动附着在“人”这一载体上。产业关系学还重视劳动对人类自身以及生活、道德、文化的特殊重要性，比如劳动是幸福、关爱和社会关系等(Budd,2011)。受涂尔干“有机团结”和韦伯“产业民主”理念影响，产业关系学认为不同工业公民相互联系，劳动者、资本方和工业家等各有自己合理的利益，从而寻求较马克思更为“温和”的方案——平衡劳动与资本，探讨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何以可能(Ackers,2002)。对技术的关注也不例外，当现代技术改变就业形式、企业组织、技能等，产业关系目标是增进一方利益的同时不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Kochan,2009)。

二、四种理论的逻辑推导

基于不同技术观和劳动观，四种理论对技术是否终结劳动各有推论。除新古典主义明确回答“是”，其他理论都没有这么绝对。经济学不同学派对短期的判断大致相似。凯恩斯的需求侧改革、货币主义供给侧分析，以及由萨缪尔森推广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均以市场供需、成本和收益作为评价指标，人的劳动只是生产要素中的一种。于是，许多研究从成本、收益以及技术可行性出发，考察自动化将替代工作的数量和比例(Frey & Osborne,2013;Dnaher,2017)。细分流派的差异主要在长期趋势。一些研究考察历史就业和工资数据，反驳终结论，指出自动化技术相对人的能力有限，而且人的劳动与这些技术既替代又互补，新技术对就业需求形成“补偿效应”(Autor,2015;Spiezia,2018)。换句话说，如果技术创造的新就业需求能够弥补对旧工作的破坏，长期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 (Baldwin,2019)。

马克思认为自动化会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劳动，但并不预期一种完全的终结。马克思详细论证了资本必须增加劳动的绝对总量，以弥补固定资本相对总资本投入比例升高带来的一般利润率下降(Marx,1996)。然而劳动总量扩大并不意味着就业人数会增加。一方面，在资本量一定的条件下，资本增加机器时会减人，被排挤的失业和半失业工人组成“产业后备军”，大部分人无法稳定就业。不同于经济学主张的“绝对”劳动力供需失衡，马克思指出这种剩余是“相对”的。另一方面，资本会让余下的人工作更多，而且机器的广泛使用和劳动分工的细化导致劳动退化。“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Marx,1844：73)。车间工作变得如此简单,可能使用妇女和儿童等廉价劳动力，相应地，工资甚至会低到生存水平之下。

在技术社会学看来，“技术替代劳动”不是疑问，而是一种立场。和马克思提出的集体创造相似，技术社会学认为真正重大的理念突破往往是无法预期的灵感加上缓慢的试验测试工作，强调大量无名普通人的作用 (Vincenti,1990)。对于自动化成为主导技术范式，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认为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而是过度依赖理性、效率、规模化等市场规律(Winner,1977;Ford,2015)。技术过程包含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选择，一个社会的总体环境也影响技术。相较于英国，法国坚持创造工作最重要，到1784年还赞扬织锦机是平布机“雇佣工人的两倍”(Scranton,1995)。也就是说，公共部门、企业组织和劳动者等均参与技术过程，而主流范式是不同时期多方主体选择叠加的结果，并非唯一或不可避免的。

产业关系学早期把技术作为环境因素之一(Dunlop,1958)，但在80年代后愈加关注。对百年技术史的讨论指出，自动化主流技术范式之外还有以工人技能和灵活通用设备为特征的“灵活专业化”范式(Piore & Sabel,1984)。灵活专业化虽然在政治话语中被视为“乌托邦”，实际更为人性化，并长期存在于德国、日本、意大利企业和部分行业中。许多研究重视劳动的作用。一项对美国三个行业的研究揭示，在企业中技术从最初主张到实际使用和不断调试的全过程，包括一线劳动者在内不同职位和层级的群体做出了一系列决定(Thomas,1994)。通用汽车耗巨资引入自动产线却失败的例子表明重要的不仅是技术，还要让一线工人“赋予机器智慧”，比如管理方和一线员工协商、再培训工人、赋予工人对生产日程的自主性等(Litwin,2011)。也就是说，新技术加高质量工作才是技术成功并惠及各方的有效路径。

三、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

四种视角各为技术和劳动问题提供了方案。与理论间相互影响一样，这些方案也有交叉，虽然其依据和目标可能大不相同。大多数方案首先考虑的是替代“好不好”。如果劳动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人类确实可以通过别的方式生产，不一定要劳动；但如果劳动定义了我们的生活乃至每个人的“自我”(Gini,2001)，失去劳动及其带来的经济收入、身份认同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同样重要的是技术“能不能”替代劳动的问题，这也涉及普通人的劳动是否会影响技术。经济学关注人怎么适应技术需求，但其他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人的主体性。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在技术过程中越重要，那么劳动者就越有可能塑造技术。

最主张技术进步有利于人的是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强调，只要经济自由运转，高效的技术必将带来“富足经济”，并通过像涓滴效益、外部性等“自然”机制惠及全民，那时人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享受闲暇。而“能不能”更无须担忧，按照市场供需自动匹配原则，若缺少某种类型的技术或技能，自然会有理性的企业或人去获取和提供，因此政府只需为自由市场无形的手扫除障碍(Canto et al.,1983)。由于担心当前技术破坏就业的速度过快，有学者倡议通过更多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更快地提高生产率，并利用闲暇扩展休闲健康等服务业(Pupillo et al.,2018)。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相似，今天的主张包括减税、社会工资、基本收入计划，并倡导劳动者个体适应新技术，比如改变就业预期、投入新技术所需的培训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采用技术是剥夺劳动技能、增强控制、削弱劳方力量的手段(Braverman,1974; Silver,2003)，同时预期劳动者将有革命性的反作用。上世纪70年代前的一百年中，美国工人针对工作控制的集体行动超过了要求工资的行动，影响技术的方向和速度(Edwards,1981)。新经济中算法严密地控制劳动(Wood et al.,2019)，但是一个高科技无产阶级仍在形成(Huws,2003)。马克思主义的方案必然是集体性的。一些人拒绝教育和技能培训等个体化建议，认为其结果是过度教育和文凭过剩(Braverman,1974;Thompson & Warhurst,1998)。保持就业甚至也不再重要，由于数字技术严重损害了就业质量，出现的是大量无保障、高强度、低收入工作。相对温和的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基本收入等全民计划(Graeber,2018)，而新的政治左翼主张比资本主义更现代的普遍繁荣和解放的世界(Srnicek & Williams,2015)。那时劳动的意义将彻底改变——马克思倡导从劳动中解放出来(a freedom from work)，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追求劳动的自由(a freedom in work)(Granter,2016)。总之，劳动不再是为资本所迫，而是为了自我表达和实现，是发展美学和创造性的活动，是具有个性的人与自然的交互。

技术社会学反对旨在替代劳动的主导技术范式。这种主导体现在从技术角度看社会，却忽略了原本技术只是工具，而人才是目的。另一种进步观应以人而非技术为中心，注重利用技术来扩展而不是缩窄人类体验，解决而不是加剧社会不公(Noble,1985;Carr,2014)。技术的结果不是单向的，从最初的技术设想直到终端使用都可以加以设计。有研究认为社会需要对技术过程施加伦理意识，把解放人和自然价值因素和新目的融入到机器的建构中(Marcuse,1964)，有的则主张改变市场经济的基本激励方式(Ford,2015)，或者向技术问责，由市民、记者、工程师、环境论者、女性主义和和平论者等积极地、民主地去塑造它(Beck,1992)。这涉及技术范式的根本转换，必须由社会力量推动变革。

产业关系学提出要平衡经济学的效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社会学的公平，以及产业关系的话语权。技术性失业与否、技术对社会好不好不全然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和制度问题。方案是既要主动参与新技术，又要适应已有技术带来的变化。在企业层面，产业关系聚焦“正和”游戏。即使是相同的技术和机器，也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可由工会(Bansler,2010)或以职业为基础的劳动组织介入实施。其次，当前数字技术减少长期稳定雇佣，从而改进劳动质量不能仅仅提高工资，而是要使人在改变的环境中更具灵活性，包括强化通用技能培训，增强社会交往、美学和其他人类所独有的能力，设立“家庭—工作平衡”的工时，并随之改变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对于未来技术，“以工人为中心”的新技术范式要求技术“补充”和“增强”劳动，为此劳资双方、科技专家、政府、学者等多元主体应一起同步设计劳动与技术(Kochan & Dyer,2017)。德国五金工会“工作4.0”项目、日本的“社会5.0”,以及国际劳工组织以“未来的劳动”为题的系列研究体现了这种尝试。

四、中国情境下的理论与实践

至此，学术研究显然已超越了技术终结劳动的简化判断。“劳动终结论”至今在商业宣传和大众媒体中流行，究其根源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影响，建立在把劳动仅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根据市场逻辑进行的总量预测之上。质疑劳动终结论的理由各不相同。关注创新和就业的经济学主要从新技术特点及其带来的新就业需求进行解释，而其它理论则强调阶级、社会和劳动关系作用于技术。技术不再被看作自主进化的外部要素，而是深深地嵌入经济、社会和政治之中。长期以来对技术的过度宣扬，忽视了技术原本由人而生、为人服务。技术与社会相互融合，而非截然分开的两级。这些新观念对劳动终结论“祛魅”：学术研究从技术的结果回归过程，从劳动的数量再到质量，对技术与劳动的未来关注也从被动“替代”转向现实考察和主动塑造二者的“互补”。

对于今天的中国，技术和劳动的理论探讨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轰轰烈烈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量引入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装备，自主发展核心技术、优化和重塑产业链亦成为当前重大战略。同时，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都离不开广大劳动者技能水平和主动性、创造性的提升。高质量就业可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关键举措，也是劳动者得以全身心投入的基础。技术与劳动研究已经成为涉及亿万劳动者生计、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议题。

学界事实上已有诸多严肃的现实考察。政治经济学研究把平台经济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指出数字平台导致不稳定的就业和工资，影响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谢富胜等,2019)。经验层面得到了更多关注。制造业“机器换人”在北京、广东的原本技术较先进的企业中并未导致就业减少(张艳华,2018;Yang & Luo,2019)，而共享经济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新的工作模式(张成刚,2018)，人工智能在长期也可能带来更多就业(吴清军等,2019)。相对于数量，劳动质量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机器人和自动化造成工人劳动技能降级、劳动关系不稳定(许怡、叶欣,2020)，有一定专业技术的白领人员也受到影响(张艳华,2018)。而平台对劳动过程进行严密管控，劳动境况堪忧(冯向楠、詹婧,2019)。

更大的研究缺口可能在发现问题之后，如何在中国情境下提出解决方案，以及对未来的前瞻性设计。我国政府无疑是最具号召力和资源的主体。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加强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来平衡经济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孟泉、雷晓天,2020)；而另一方面，鉴于技术在社会中的内生性，技术和产业升级战略的有效推动离不开劳动的升级。现有劳动制度也需要随之改变，比如立法确定新业态人员的劳动关系(常凯、郑小静,2019)、为网约工提供社会保险(娄宇,2020)、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课题组,2020)等。最后，当前对技术与劳动的讨论仍然是割裂的，特别是技术研发和实施者鲜有关心劳动问题。政府作为引领者要结合考量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比如在推动科技发展、制定产业政策时纳入劳方主体。这是我国在当前局势下实现技术与劳动良性互动、共同进步的基石。

本文为同名文章缩略版

原文刊发于《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1期

参考文献：（略）

罗斯琦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期刊版责任编辑：张书琬

网络版责任编辑：郭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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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版美术编辑：李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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