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 | 新发展社会学的想象

作者：叶敬忠

新发展社会学的想象

叶敬忠

提要：发展社会学的产生同发展与发展研究的出现密不可分。但目前，发展、发展研究和发展社会学在广义层面的含义并未形成广泛共识，而发展社会学的现实也是以狭义为实、广义为名。传统的发展社会学将发展与现代化等同，将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聚焦18世纪中期之后的现代化发展，以服务现代化进程为效用价值，形成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新发展社会学需要从狭义发展转向广义发展、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转向世界发展、从18世纪中期后的发展转向各历史阶段的发展、从“发展社会学”转向“发展的社会学”、从现代化的理论转向社会转型的理论。新发展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分析视野需要充分呈现历史性、反思性、关系性、行动者和替代性的视角。中国的发展社会学需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沃土，努力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完整体系。

关键词：新发展社会学 发展研究 发展现代化 社会转型

2021年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年会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的新发展”。可见，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而诠释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则是社会学学科的核心任务。在2021年中国社会学会发展社会学论坛上，吉林大学田毅鹏教授提出，在国家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社会学应该积极回应现实，加速建设新发展社会学。可以说，在各分支社会学中，发展社会学承担着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责任。但是，在中国的大发展和大变迁进程中，中国发展社会学却未能跟紧发展的步伐，未能诠释清楚发展的过程和路径，未能讲好发展的故事和逻辑，未能形成自己的理论和体系。这对中国从事发展社会学的学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挑战，即如何走出发展社会学的传统框架，如何在新的发展时代构建新发展社会学。

基于国际的视角，不少国内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研究的是国际发展社会学界多年来的共识性主题和常识性结论，如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的非预期结果、非线性过程、非目标群体瞄准等。需要认识到，在国家发展和中国社会学发展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界与国际接轨还远远不够。我们有时不掌握国际社会学的发展动态，不了解国际社会学界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研究的议题，因此有时重复早已成为常识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结论。也正因如此，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社会研究不很了解，对我们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不很理解，遑论我们要承担讲好中国故事的任务。而在此情况下，国际化还是本土化的论争时有发生，有人强调国际化，有人强调本土化；有人强调国际发表，有人强调中文发表（贺雪峰，2015；谢宇，2018；翟学伟，2018；贺雪峰，2020；周晓虹，2020）。在我看来，国际化和本土化是实现学术发展的统一体，不存在对立或排斥的关系。一方面，本土化是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即只有利用和发挥本土化议题和本土化制度文化的特点与特色，才能有助于中国社会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并获得国际认可。另一方面，国际化是本土化的重要条件，即只有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本土化议题和本土化概念与话语体系充分了解、理解和认可，本土化才算真正实现。否则，没有国际化的本土化只能算是自说自话，而没有本土化的国际化则是不说自己话。因此，讨论国际化还是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伪命题。学者可以聚焦国际化和国际发表，但不必排斥本土化和中文发表；可以聚焦本土化和中文发表，但不必排斥国际化和国际发表。

此外，作为社会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社会学虽然出版了诸多以《发展社会学》为名的教材，且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三大经典理论，但作为发展社会学的特异性理论和方法体系尚未形成。基于上述国家发展的现实挑战、国际视角的思考以及分支社会学的发展需要，本文对新发展社会学的构建作出初步思考和想象。尽管本文的很多论述未能足够深入，也未对上述问题和挑战给出具体答案，并非规范性学科史类学术论文。不过，社会现实是鲜活而整体性的，很多现实问题并无确切的或标准的答案，过分八股式的或瞄准明确答案的论文也未必具有启发性。而一些无拘束的畅想或想象，或许能引发人们对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和多元回应。这些想象不一定全面、准确，但我希望进行鲜明的表达和清楚的呈现，避免晦涩难懂或含糊不清地原地打转（斯科特，2016：4）。若本文能够引发发展社会学界对过往进行反思、对现实进行回应、对未来进行想象，则可在发展社会学这潭水中掀起些许争鸣的涟漪，荡起些许批判的浪花，让发展社会学开启活水源流。

一、发展、发展研究与发展社会学

发展、发展研究、发展社会学都有广义（一般意义）和狭义（特定意义）之分。三者的产生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学术界对三者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扩展，形成了广义的概念。从特定历史背景来看，发展的出现或“发明”是发展研究的前提，而发展社会学则是从跨学科的发展研究中分离出来的。

（一）发展、发展研究与发展社会学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分崩离析，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纷纷实现独立。一方面，新独立国家面临很多急迫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如何摆脱贫困和振兴经济，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社会进步，如何消除社会不平等（陈一筠，1987：1；庞元正、丁冬红，2001：1；徐新，2005：6）。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令西方国家十分忧虑，怕失去对先前殖民地的影响。因此，西方国家急需与他们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将他们纳入自己的阵营。其中重要的途径便是向新独立国家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制定计划和政策，为他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和建议。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的研究部门和学者开始研究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如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等都参与其中。随后，第三世界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的研究人员也纷纷进入这个领域，由此形成了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发展政治学、发展哲学、发展伦理学等（陈一筠，1987：1；韦伯斯特，1987:1—2；景天魁等，2011：3—4）。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指出，西方国家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并不是解决问题理所当然的手段，而是作为一项历史和文化特异的战略设计被发明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突然“发现”了亚非拉大规模的贫困现象，并将这些地区标签为“欠发达”的第三世界。但是，欠发达和第三世界的概念在1945年之前并不存在，是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发明的话语，目的是将第三世界变成其知识和管理的对象。在1949年马歇尔计划的欧洲重建取得成功后，西方国家便将注意力转向这些“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手段就是“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采用现代化理论摧毁陈旧的价值和制度，经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通往现代化之路，通过资本和科学技术的力量消灭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此过程中，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人口就成为需要拯救和帮助的对象。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传播西方的思想知识和科学技术，西方国家纷纷建立发展研究的相关学科专业，教授研究和教学方法，制定专业标准，开展专业实践等。借由这一发展的专业化过程，不仅发达国家大部分知名大学开设发展研究的课程，开展发展研究的教学和研究，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也创办或调整了大学结构，以适应发展研究的需要（埃斯科瓦尔，2011：26—52；叶敬忠，2011）。可见，发展和发展研究的出现与其说是学术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毋宁说是国际政治和秩序的需要（韦伯斯特，1987：2）。

发展社会学是在发展与发展研究的产生过程中，作为发展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形成的。因此，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探索与整个发展研究几乎绑定在一起（陈一筠，1987：2）。虽然发展社会学保持了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视角，但在上述特定历史背景下，发展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一度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新兴民族国家”摆脱贫困和振兴经济的过程，是这些国家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是这些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过程（徐新，2005：11；刘祖云，2006：31—32）。

（二）发展、发展研究与发展社会学的含义

上述特定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发展、发展研究和发展社会学，都相应地指涉特定而具体的主题和含义，也就是学术界所指的“狭义”。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期望超越特定历史背景的限制，尝试拓展这些概念的内涵和议题范围，从而产生了这些概念的一般意义，即“广义”。

狭义的发展一般指现代化或经济增长。在经济学家那里，“发展”直接指经济增长或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因此，发展和增长是同义词，可以交换使用（韦伯斯特，1987：5；王义祥，2004：5，10—11）。在社会学家那里，虽然发展与现代化有细微差别，但很多学者常常将发展与现代化等同起来，或视作同义词，在多数场合交替使用（吴忠民、刘祖云，2002：3—4；徐新，2005：19，28）。具体而言，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按照工业化模式、以大工业为基础，实现从不发达的落后状态向发达的先进状态、从相对贫困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富裕的城市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种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的先进社会运动（张琢、马福云，2001：17—19；吴忠民、刘祖云，2002：3—4；王义祥，2004：5；徐新，2005：16，19，28—29）。

广义的发展是人们认识到狭义的发展的局限后，逐步拓展而来的。狭义上等同于经济增长或现代化的发展，在实践中受到了环境、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王义祥，2004：5）。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生态学家逐渐认识到，除了经济增长，发展还涉及社会变革、环境保护、多元文化、乡土实践等内容；发展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是资源环境问题也是文明问题，其核心是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与和谐大自然（王义祥，2004：5，21）。因此，整体而言，发展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立法、人力、知识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要求各领域协调发展，即不但包括正向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包括社会稳定、群众参与、社会公正、性别平等、文化发展、政治建设、能力建设、知识创新及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人、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系统有序协调地发展。总之，发展是一个整体关联的系统问题，需要从整体性视角理解发展、实现发展（叶敬忠、刘晓昀，2000；王义祥，2004：26）。

在明确了发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后，我们便可直接将以狭义的发展作为主题的研究视为狭义的发展研究，将以广义的发展作为主题的研究视为广义的发展研究。具体而言，在经济学家那里，狭义的发展研究主要是探究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问题（王义祥，2004：10—11）。在社会学家那里，狭义的发展研究则以相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为主题，探讨他们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模式、战略、政策、行动，其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便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陈一筠，1987：1；徐新，2005：10）。在一定程度上，目前的发展研究主要是对现代化的研究，其主题是特定意义上狭义的发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的发展（张琢、马福云，2001：17）。广义的发展研究则是探究社会转型和变迁的一般规律，从普遍和全球的视角阐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析其转型与变迁的进程和未来趋势（陈一筠，1987：1；徐新，2005：10）。

相应地，我们也可以直接将以狭义的发展作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视为狭义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将以广义的发展作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视为广义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具体而言，狭义的发展社会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为研究主题，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战略、路径、政策、行动等（庞元正、丁冬红，2001：86），重点聚焦18世纪中期以后的发展历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即现代化过程，主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新兴民族国家”（徐新，2005：11）。而广义的发展社会学则是从普遍和全球的视角研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人类社会的转型和变迁的一般性规律，包括对世界历史上工业化与城市化等社会转型和变迁一般规律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就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它从来就不限于某个专门的领域（庞元正、丁冬红，2001：86；王义祥，2004：5；徐新，2005：11—12）。

二、发展社会学的现实与局限

从现实来看，目前发展、发展研究和发展社会学在狭义层面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而在广义层面，还一定程度上停留在较为泛泛的议论上。以发展社会学为例，虽然有些学者为了学科的发展尝试推进广义发展社会学的发展，但并未能形成广泛共识，使发展社会学的现实仍然以狭义为实、广义为名。

（一）发展社会学的狭义之实

有学者指出，发展社会学的关注重点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一般性演进过程，也不是欧美社会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而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如何实现社会发展的过程（刘祖云，2006：31—32）。虽然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发展，但并不表示是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和所有领域，而是主要研究18世纪中期之后的人类发展，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阶段。也就是说，当代发展社会学主要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由不发达走向发达的现代化过程。因此，发展社会学需要立足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发展实践，虽然也可以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经验和教训，但其主要目标仍然是探讨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政策和行动等问题（张琢、马福云，2001：21—23）。

有学者更为具体地指出，发展社会学的基本内容包括从社会层面探讨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基本模式和主要进程。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功能包括有助于清晰认识和准确把握现代化这一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转型与变迁路径，有助于确立现代化发展的合理模式，有助于理解特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助于丰富社会学学科体系。而发展社会学的现实功能则包括有助于制定科学、合理和有效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有助于服务现代化发展行动，有助于建立现代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吴忠民、刘祖云，2002：16—19）。

（二）发展社会学的基本定位

由此可见，目前发展社会学的学科现状和学术现实基本是以狭义的发展为对象，从社会学较为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学科特点和学术视角出发，关注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聚焦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核心主题。换句话说，目前的发展社会学就是利用社会学的知识、理论和技能，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分析其中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实践等社会学问题，以更好地服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找寻适合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周运清，2003：5）。因此，目前的发展社会学，至少是国内的发展社会学，基本局限在狭义发展社会学的范围之内，其定位和价值取向非常明确、具体，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1）将发展与现代化等同；

（2）将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欠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3）将现代化作为研究主题，且主要聚焦18世纪中期之后的现代化发展；

（4）将探索现代化进程、寻找现代化之路、服务现代化进程作为研究的效用价值；

（5）围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议题，形成了三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

由于现代化是狭义发展社会学的核心主题，因此需要对现代化做个界定。但是，学术界至今并未能够形成具有共识性的关于现代化的学术定义。罗荣渠是中国系统深入研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的开创者。他指出，“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罗荣渠，1993：16—17）在庞元正、丁冬红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中，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涉及政治、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现代化包括经济方面的工业化、政治方面的民主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文化方面的世俗化以及市民生活方面的变化等。”（庞元正、丁冬红，2001：460）

（三）发展社会学的经典理论

现代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冷战”背景之下，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该理论基于欧美发展模式和社会变迁、社会进化论等视角，旨在通过传播西方现代化价值理念和照搬照抄欧美现代化发展道路来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该理论认为，社会进化分阶段进行；欧美是现代社会的典范，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发展方向；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用欧美那样的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才能实现现代化（庞元正、丁冬红，2001：460—461；景天魁等，2011：65）。可见，现代化理论建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简单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种急剧变革下的断裂性，否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具体国家与社会的特殊性（张琢、马福云，2001：75；景天魁等，2011：73）。该理论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他国家面临同样的发展问题，其今天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前的昨天（张琢、马福云，2001：77）。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强调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和结构制度是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和参照体系，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学习和接受这些方面，因此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色彩（张琢、马福云，2001：74—77；徐新，2005：309）。此外，现代化理论在既高度抽象又过于简单的层次上研究问题，缺乏过程阐释，忽略了经济增长中多种因素作用的历史分析（韦伯斯特，1987：39）。

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未能够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反而遭遇发展危机，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以拉美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怀疑、反思、批判现代化理论。他们基于对拉丁美洲经济复苏计划破产的理论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依附理论（徐新，2005：316；刘祖云，2006：39）。该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围—中心”不平等关系或依附关系是他们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张琢、马福云，2001：80）。该理论的研究重点不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是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走向现代化（徐新，2005：319）。该理论虽然克服了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弊端，但并未指出欠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具体途径，并不能对一个国家摆脱低度发展提供任何帮助，所提出的与发达国家“脱钩”的方案显得不切实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纸上谈兵”（周长城，1997a；付少平，2008：102；景天魁等，2011：101）。

20世纪70年代后，东亚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均出现衰退，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遭受挫折，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张琢、马福云，2001：95；徐新，2005：324）。在此背景下，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学者构建起世界体系理论，将分析单位从个别国家或社会扩展至所有国家形成的世界体系，以考察由中心、边缘、半边缘三个部分组成的世界不平等关系（徐新，2005：326—327）。该理论说明了世界体系是一个动态模式，却忽略了具体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发展道路；强调了世界结构对国家发展的外部强制作用，却忽略了国家的能动作用；关注了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却忽视了16世纪之前的世界；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却忽略了其他类型的世界体系（周长城，1997b；张琢、马福云，2001：104；付少平，2008：117—119）。因此，世界体系理论未能对复杂的世界发展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三、新发展社会学的定位转向

无论从研究的主题、对象、价值还是从已经形成的三大理论来看，狭义的发展社会学都呈现出显著的局限性。尤其是，其与生俱来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和经济发展主义色彩影响了发展社会学本身的解释力、适用性和公信力。第一，狭义的发展社会学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与路径、制度与规范、价值与理念作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参照，缺乏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无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政治、经济形式的多元性。第二，在西方现代化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旋律，并毫无争议地成为其政府的目标、大众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而当“经济增长”被人们以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作为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的唯一目标，且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狂热、为之献身的时候，“发展”就演变成了“发展主义”（叶敬忠，2015：37）。发展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先决条件的重要信念。这种信念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美好生活，从而使发展主义成为后发国家遵奉的统领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下，发展以经济增长为最高目标，以现代化为主要理论基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途径（许宝强，1999，2001：1—2；杨寄荣，2010；叶敬忠，2010）。在发展主义的价值和目标的引导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的工业化模式，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其结果并没有真正实现发展，反而导致了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资源耗竭、环境恶化、道德退化等问题（景天魁等，2011：11）。第三，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族群在历史长河的各个阶段形成了各种各样改变和改善生产生活的实践，其中蕴含了深厚的地方文化传统、深度的生计生存智慧和深邃的实践行动逻辑。但因为狭义发展社会学的西方现代化膜拜和研究主题的历史局限性（即主要聚焦18世纪中期之后的现代化发展），导致世界范围内和历史各时段内人们创造的丰富而多元的实践智慧未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尊重、传播和运用。

可以说，狭义发展社会学已经遭遇严重的现实挑战，学术研究视域十分局限，特色特点不突出，学科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目前的发展社会学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发展格局、丰富多彩的地方发展实践、时有发生的地区发展冲突未能进行及时有效地回应，未能充分推进发展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和行动效用。在此情况下，发展社会学需要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的时空设置以及发展社会学的价值取向和基础理论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并在这些基本定位上作出相应的转向。其实，从发展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产生的那一刻，这种改变的需要就一直存在，只是原有的那些努力尚未形成共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转向并不是与既有的发展社会学进行完全的切割，而是在发展社会学的传统之上进行创新和拓展，以应对已经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界发展现实，借此促进发展社会学学科和学术的发展。作为这种改变的结果，发展社会学可以逐步进入新发展社会学时代。具体来说，可以考虑如下五大定位转向。

（一）从狭义发展转向广义发展

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核心主题，发展需要被重新定义，这种定义必须跳出将发展视为现代化或经济增长的狭义局限，转向更为宽广的视域。虽然有些社会科学的概念永远无法形成统一的明确定义，但我根据安迪·萨姆纳（Andy Sumner）和迈克尔·特赖布（Michael Tribe）的总结，尝试对“发展”给出包括三个方面的广义定义。新发展社会学需要从社会学的整体性视角对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这将把发展社会学的主题范围和学术格局推向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

第一，发展是指长期的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我将之称为发展的“社会转型说”。这种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虽然也包括现代化的过程，但远远超出了现代化这一种社会转型，而是指一切类型的社会转型。很多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政治家使用这一定义。第二，发展是指为了实现短期或中期目标的计划和行动，我将之称为发展的“干预行动说”。这一定义带有鲜明工具性思维。例如，为了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反贫困行动即属于这里所称的发展。国际多边和双边发展组织、社会组织、发展项目工作者和参与发展项目的行动研究者多使用这一定义。第三，发展是指为了实现控制和统治而构建的如现代性这样的霸权性话语，我将之称为发展的“话语霸权说”。这一定义与前两种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将某种社会构建的发展观强加给某些地区或某些群体，因而导致某些地区或某些群体因遵循所构建的发展观而被收编和管理，有时甚至导致某些地区或某些群体发展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很多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家和反全球化的行动者坚持这一定义（Sumner & Tribe，2008：11—16；叶敬忠，2011）。

（二）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转向世界发展

传统的发展社会学，尤其是国内的发展社会学，一直将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最早中文译版《发展社会学》的作者安德鲁·韦伯斯特（Andrew Webster）直接指出，其撰写的《发展社会学》虽然对第三世界的阐述很详尽，但也关注了一般性的社会变迁，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教育发展与政治变迁等方面（韦伯斯特，1987：12）。因此，他认为，发展社会学不能只是指关于第三世界的社会学。

事实上，发展问题不仅是尚未实现现代化的第三世界所面对的，也是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需要面对的（景天魁等，2011：5）。新发展社会学应该在转向对世界各国、各地、各族群各具特点的发展路径的研究过程中，探索各种发展路径的逻辑和规律，并在世界范围内平等地互学互鉴。这里既包括对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研究，也包括对东方国家的发展路径研究；既包括东方对西方的学习借鉴，也包括西方对东方的学习借鉴。例如，为了实现国家发展而实践形成的农政转型道路，世界上既有英格兰式、普鲁士式、美国式道路，也有日本式、韩国式道路（Byres，1996：23—26；Bernstein，2010：27—32）。中国既可以学习借鉴这些转型道路中的优势元素，从而构建当代中国的农政转型之路；同时中国的农政转型经验和智慧也值得西方和东方其他国家在处理他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农政问题时学习借鉴。再如，在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第三世界人民的发展实践中，涌现出很多建设经济、社会以及解决基本需求问题的智慧，这是世界多元发展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很多发达国家借鉴（埃斯科瓦尔，2011：263—264）。诸如这样的社会转型实践和逻辑规律都是新发展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三）从18世纪中期后的发展转向各历史阶段的发展

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一般研究18世纪中期之后的现代化发展，而不是人类社会所有历史阶段的发展与转型（张琢、马福云，2001：21）。但是，正如景天魁等人（2011：5）指出的，现代化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和一种形式，社会发展转型问题绝不仅限于现代化问题。此外，“现代化”也总是与“传统”相对而存在的，否则就无所谓现代化与否了，而人类历史上以及当前和今后的发展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这种意义。尤其是，“自从文明社会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不过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摩尔根，2007：401）。因此，新发展社会学需要将发展时段从18世纪中期后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阶段。

为此，新发展社会学需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历史和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生活与知识积累。例如，对原初社会的研究指出，物质财富的积累观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原初社会的价值。原初社会的狩猎者和采集者并不贫穷，反而生活在物质的丰裕之中，他们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资产，但在手段和目标之间形成了正常而可行的比例（塞林斯，2001：57）。再如，摩尔根（2007：400—401）在《古代社会》中指出：“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所有这些对历史长河中各阶段的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研究，都是人类发展实践中的宝贵思想和知识财富，是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资源。

（四）从“发展社会学”转向“发展的社会学”

传统发展社会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浓厚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其指导和服务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行动的效用价值，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作为社会学学科的一门分支，必须按照学科和学术的基本规律和逻辑去设计和发展。社会学本身的强烈思辨精神要求其超越“做出多少经济贡献、产生多少社会效益”的思维，对其评价也不能以形而下的“器”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其也致力于对形而上的“道”的孜孜探究。社会研究涉及生活方式、社会形态、人类意义、社会价值等问题，这些是人类生活和社会存在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根基。否则，无论有多少物质财富，人类社会都难以成为可能（叶敬忠，2015：27）。此外，有学者指出，即使是针对现实性主题如发展干预行动的研究，社会研究的主要使命也常常是发现政策、措施、工程、规划、方案中的缺陷和不足，予以揭示和批评；这样的质疑和批评或许不尽全面，但可以对社会起到提醒和警示作用，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全面、更深入地考虑不利因素，从而进行修改或完善（王君琦，2010）。因此，新发展社会学应该将发展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无论如何定义发展，其旨趣在于对发展的过程和实践以及其中蕴含的逻辑、规律、思想、伦理等的分析和阐释，其价值取向可以是追求进一步的发展（如现代化），也可以是对发展（如现代化）的学术批判或寻找其他替代路径。在此情况下，新发展社会学将从“发展社会学”（development sociology）转向“发展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这一转向其实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开始。杨小柳（2007）的总结分析指出，19世纪后期，欧美人类学家对殖民地土著和印第安人的研究曾为政府所用，以帮助统治和管理他们的殖民地或国内土著民族。自20世纪7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在国际发展机构工作，把文化关怀引入国际发展项目，使之成为项目设计的一个重要维度。人类学学科参与国际项目援助，实地研究、解决或缓解国际发展项目中可能因文化而导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探索利用本土文化提高国际发展项目实施效果的可能措施，作为应用人类学的分支，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得以蓬勃发展。在此基础上，以发展干预和发展人类学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得以拓展，并发展出发展解构、参与式发展倡导、多种话语与多元实践呈现三大潮流。可以说，“发展的人类学”正是人类学学科自我反思和转向的结果，并将人类学本身的学科精神与世界发展现实进行有机结合。新发展社会学也应该像人类学在发展领域的探索一样，及时进行转向。2016年10月，在美国发展社会学年会上，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乔斯林·维特尔纳（Jocelyn Viterna）教授指出，社会学家在发展领域应该将自己定位为“发展的社会学家”（sociologist of development），而不是“发展社会学家”（development sociologist）。

（五）从现代化的理论转向社会转型的理论

传统的发展社会学围绕现代化这一发展主题，形成了三大经典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无论是构建西方现代化模式还是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化，这三大理论都是希望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而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主题需要从狭义的现代化发展转向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发展（上述广义发展三个方面定义中的“干预行动说”和“话语霸权说”也是在社会转型框架之下的干预行动和话语体系）。在此情况下，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框架需要在关于现代化的三个经典理论基础上，转向诠释社会转型的其他理论。

关于社会转型的理论有各种总结、归纳或分类。但若追溯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革命性转型，可以发现它们都与农业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这些剧烈转型一度历经千年才会出现，后来间隔数百年、现在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例如，自一万两千年前，各种方式的农耕活动是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里的绝大多数人是在土地上耕作的小农；自18世纪下半叶，工业化的出现和扩张缔造了一种新的世界经济，改变了农耕方式；2008年，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首次与农村人口持平，并开始超过农村人口（Bernstein，2010：1—2）。可见，这些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等方面的变化。换句话说，历史上人类社会的重大社会转型都是建立在对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等方面进行改造或改变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样的转变被学术界通称为农政转型。针对农政转型，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七大理论框架，或许可以作为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参考。这七大理论分别是：在发展转型中关注阶级关系以及农业发展与现代化、农民分化与无产阶级化、城乡差别与城乡一体化、土地集中与公有制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关注民生和生存元素以及农民群体与乡村共同体重要价值的实体主义；关注市场要素的作用并致力于降低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立足于自身优势和可及资源的多元生计创新实践的生计框架；关注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等方面的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关注生态承载能力与环境代价的分配正义等方面的政治生态学；关注性别分工与性别不平等的女性主义理论（叶敬忠、汪淳玉，2018；叶敬忠等，2019；叶敬忠、王丹，2019；叶敬忠、吴存玉，2019；叶敬忠、张明皓，2021）。

四、新发展社会学的视角拓展

为了适应新发展社会学的上述定位转向以及新发展社会学本身的形成，还需要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分析的视角进行拓展。这可以包括很多方面，而历史性、反思性、关系性、行动者和替代性视角是最为重要的五大拓展。

（一）历史性视角

阿拉伯诗人纪伯伦的一句名言是，“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无论今天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都不能忘掉的元问题便是：为什么要发展，为了谁的发展，什么是好的发展等。新发展社会学尤其需要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的转型和变迁，因为要知道今天的发展走了多远，我们就必须知道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需要知道历史上的哪些因素曾经或将继续在社会发展中起作用（Webster，1984：8—9）。同时，发展或转型的概念和过程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我们需要理解随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或转型的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以及国家、社会等各类行动者围绕发展或转型在概念和行动上的纷争。新发展社会学的历史性视角可以揭示发展是如何演变，如何嵌入各种社会结构、制度和行动之中的（Schiavoni，2017）。

非常重要的是，历史性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从来并不如此”的发展或转型方式。在对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进行讨论和思考时，经常有人会说，“事情一直就这样”“事情从来如此”。鲁迅（2005：451）曾在小说《狂人日记》中以“狂人”之口向中国社会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问。在对发展或转型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时，新发展社会学必须跳出“从来如此”的自囿，理解人类发展历史中的深邃思想和博大智慧，其中很多元素可以在当今或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继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人们今天常常以为企业的最高准则就是创造利润，而忘掉了企业的原始动机在于创造价值。再如，对于过往的小农而言，所谓竞争，根本不是与他人竞争，而是与自己竞争。他们用大量时间整理菜园、清除杂草、修建围栏、搭建支架，为的是精致和审美。他们追求卓越，但并不是超越他人，而是超越自己（波兰尼，2007：231）。而对于在今天社会里已经达到几乎无以复加地步的财富欲望，人们可能并不知道，积累物质财富并非人类社会的本来价值和人类行动的原始动机，人类生活质量和人民幸福感并不取决于财富（塞林斯，2001：64—65；摩尔根，2007：400—401；舒马赫，2007：18）。而且，19世纪出现的图利动机从未被提升到促成人类日常行为和行动的高度（波兰尼，2007：37）。

新发展社会学的历史性视角尤其需要避免人们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分析的目的的肤浅理解或误解。例如，当今“小农”几乎被当作“落后”代名词的时候，若我们研究分析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小农的生存智慧或倡导学习小农向内寻找出路、跨越无数落差的精神，就总会有人质问“你想回到小农社会吗”（叶敬忠，2021）。卢梭（2009：31）在论述善良原始人自然状态的平等生活时，就预先提出可能出现的质问——“难道要返回大森林和熊一起生活吗？”卢梭说自己将这样的质问预先抛出来，就是想让产生这种推测的人感到羞耻。他十分明白，人类不可能重返大自然，人们当然应该生活在当下社会之中。但通过对人类发展史的追溯，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我、理解社会、履行责任、治理国家。而通过对小农和小农农业的研究，人们可以更好地思考农业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可以重新反思时常出现的食品危机的根源，可以看清农业发展中食物帝国对生态和社会经济的粗暴掠夺以及对自然、农民、食品和文化所造成的毁坏，借此思考未来农业发展和转型的理路（叶敬忠，2013）。这正是新发展社会学从历史性视角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核心旨趣。

（二）反思性视角

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社会理论本质上就是社会批判（特纳，2006：450）。反思和批判是社会思想进步的结果，这种进步也是以反思和批判为前提的（叶敬忠，2015：7）。新发展社会学也必须秉持这种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精神传统，尤其是其研究的主题是与人类生活密切关联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因此要对社会发展或转型的过程和现实保持一种反思和批判的习惯和态势，借此推动发展进程中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应当消除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误解，即认为反思和批判就是一种否定或谴责。其实，反思和批判恰恰体现了对反思或批判对象的责任和担当。正如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指出的，批判并不意味着谴责或抱怨，也不意味着简单否定和驳斥，批判的含义远比抱怨或否定深刻，它是理智的、注重实效的行动（张意忠，2005）。其实反思和批判的目的正是建设和改善。

可以说，新发展社会学需要以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视角对待一切现实发展主题。以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来看，我们需要反思的主题很多。例如，农村的商品化进程、劳动力的乡城流动与留守人口、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被上楼”的农村农民农业、农业生产的大小方式、经济增长的环境“迷雾”、灾害重建的发展契机等。以农村的商品化进程为例，农村改革发展的手段之一便是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营的思维“送给”农民和农村。在此指导下，人们培育与市场接轨的新型农民，调整以市场为导向的种植结构等。当商品化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统领性生产和生活话语时，人们需要反思的是，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的农民是否还有自主性？商品化和市场机制是否应该成为指导人生以及人类一切工作与生活的信仰？（叶敬忠，2012；叶敬忠，2015：1）再如，卢梭（2009：2）反思了人类社会的转型过程，指出发展是进步与退化的矛盾统一体，人类每向前发展一步，不平等的程度就加深一步，因此人类的进步史同时也是人类的堕落史。对人类发展历程的这一反思非常重要，尤其是当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的时候，人们需要思考如何让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减轻一些，如何让被现代化改造的对象消亡得缓慢一些或有尊严一些。

新发展社会学的反思性视角可以借鉴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四个经典问题框架，即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什么，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谁拥有什么”指的是发展转型中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关系；“谁从事什么”指的是发展转型中的劳动分工；“谁得到什么”指的是发展转型中劳动产品或发展成果分配的社会关系；“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指的是发展转型中消费与积累的社会关系（伯恩斯坦，2016：2）。此外，新发展社会学的反思性视角必须彰显鲜明的人民立场，即对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土地、教育、社会保障等各类主题的讨论以及政策与行动设计，必须以普通百姓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从千百万人民大众的角度进行评价，这是发展政策和发展行动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事实上，中国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在对过往国内外发展历程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也就是说，“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2019：109）。

（三）关系性视角

社会学对发展转型的研究非常关注贫困和不平等两个方面。不平等当然是指两个或多个对象（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等）在进行比较时所形成的一种对比关系。而关于贫困，塞林斯（2001：77）指出，“贫穷不是少数量的财货，也不只是手段与目标间的关系；最根本的，贫穷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类在增富的同时也在贫困化，经济与技术在帮助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在财富的分配上造成了歧视，在社会关系构成上增加了分化。显然，关系是新发展社会学中的重要视角，是贫困和不平等现实的具体呈现。

此外，发展涉及行动者、区域、结构等方面的互动和博弈过程，因此必须从新发展社会学的关系性视角研究发展。关系不仅包括发展过程中不同主体间、不同区域间和不同结构间的关系，而且涵盖发展概念、发展范式和发展路径之间的逻辑关系。发展中的关系最直接的莫过于发达与欠发达之间、贫穷与富裕之间的关系。其他各类关系在发展现实中也都有具体呈现，均是新发展社会学关系性视角的分析内容。例如，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关系（城乡关系），富人与穷人的关系（财富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阶级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性别关系），过去人、现在人与未来人的关系（代际关系）等。区域之间的关系包括东部与西部的关系（区域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央地关系），国际与本土的关系（全球化关系）等。而结构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关系（五位一体关系），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制度关系）等。此外还有发展制度与发展行动的关系，政策构建与政策实施的关系等。总之，新发展社会学的关系性视角将以动态的、持续的和过程化的互动话语建构发展的社会现实，呈现多元多样发展的意义和实践。关系性视角能够帮助梳理和分析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有助于识别各种力量的协同和紧张（Schiavoni，2017）。

（四）行动者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起，人类学家诺曼·龙（Norman Long）持续开展发展干预（以政策和项目为形式）的研究，构建了“行动者导向”（actor oriented）的发展社会学分析方法和框架。他于1977年出版专著《农村发展社会学》（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Rural Development），2001年出版专著《发展社会学：行动者视角》（Development Sociology：Actor Perspectives）。他指出，20世纪60至70年代，政策分析仍然沿袭一种相当机械的或系统的模型，用以讨论政策、实施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很多研究都倾向于认为这种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线性的、按部就班的（从政策制定到政策实施，再到政策结果），因此政策过程以及预定目标的实现情况是可以被评估的。然而，对秘鲁土地改革项目的田野研究表明，将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结果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步骤，是把极为复杂的过程简单化了；政策实施过程中夹杂着人们对政策的再理解或转化，并不存在从（政策）制定到结果的线性关系。因此，研究政策的实施不应只关注政府、发展组织和私营机构如何进行自上而下的有计划干预，因为地方群体总是在积极表达并施行自己的“发展项目”，而这些可能会与中央的利益不一致（Long，1977：170—181；Long，2001：25，31）。

行动者导向的发展社会学方法的核心思想在于，研究者应将对所有行动的理解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是像涂尔干等社会学家那样从宏大抽象的概念入手去理解人类行动。行动者导向的分析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谈判过程，关注社会行动者如何组织自己，来实践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框构自己的话语，因此需要以一种不同于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去重新思考发展政策干预。一方面，行动者导向方法基于能动性理论，强调每一个普通人（包括穷人或边缘人）都能够对自身经验进行加工和处理，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加以规划，借此分析行动者影响和改变社会、世界、生计与身份的诸多能力，并以社会界面的视角观察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人们的情境往往由国家或其他组织和机构加以规划，社会行动从来也不是个人的自我行为，而是与其他行动者一起互动、互相转化的过程。因此，发展干预的本质是不断的社会建构，是持续的谈判过程，而不是对已有预知结果的政策和项目的简单执行过程（龙，2016：86—89）。

新发展社会学的行动者视角结合了社会学的宏观结构分析和人类学的微观田野观察，对分析和理解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的过程尤为重要。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并非由某一单独行动者驱动，而是由国家、社会、个体等多元行动者相互交织、通过互动形塑发展的过程。即使是作为行动者的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政府部门和不同层级的政府也都是异质的、有竞争的。这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机器内部围绕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实施的资源分配和权力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的意义、政策、项目如何被解读、解构、建构以及如何再反过来影响整体制度结构的过程（Schiavoni，2017）。此外，国家、市场、社会也是相互竞争和相互补充的制度行动者，它们也在围绕发展持续不断地相互改变。总之，行动者视角充分说明了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诠释解构、谈判互动、形塑建构（包括抵制、扭曲、逆转）和再诠释、再谈判、再形塑的过程，因此，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的过程并没有固定的直接路径。国家规划和制定的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也只有通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得以恰当理解。在新发展社会学的行动者视角那里，有关行动者能动性与行动者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政策和项目的地方改写、非预期结果、不连续性、偏离走样等均是常态的社会现实，因为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本身就是经由行动者之间的不断谈判而被持续地形塑与被形塑的过程。这类结论早已常见于发展社会学和发展人类学的很多研究之中。例如，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于1982—1983年对世界银行在莱索托实施的农村发展项目的田野调查指出，若与原先设定的目标相比较，项目无疑是失败了，但项目却产生了非预期的或意外的其他重要结果，包括国家官僚权力渗透到了基层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得以巩固和扩大，民众权力被削弱，贫困被固化，农村社会关系被重整，西方现代化影响加深，各种问题被去政治化等（Ferguson，1990：254—256）。这里不得不提及国内有关项目制的诸多社会研究和学术成果（折晓叶、陈婴婴，2011；渠敬东，2012；周飞舟，2012；黄宗智等，2014；周雪光，2015），新发展社会学行动者视角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对国内项目制研究或许可以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或者深入的对话。

（五）替代性视角

虽然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未必一定是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生产生活，但发展社会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和主题的特殊性，无论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还是与发展实践的现实关联上，都无法回避对发展道路、发展行动和发展结果的分析和判断。尤其是，在传统的狭义发展社会学将现代化视作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学习效仿的发展路径并由此招致大量批判之后，新发展社会学必须面对除西方式的现代化或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路径之外是否还有发展替代（development alternative）或替代发展（alternative to development）的转型范式。虽然现代化与发展主义的霸权一直试图建立一元的普遍发展模型，并极力以一元吞并多元，刻意忽视或压制本土模型（王治河，2005：27），但替代性视角随着发展、发展研究和发展社会学的产生就一直在抗争中存在。韦伯斯特1984年在其著作《发展社会学》中就指出，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寻找给环境和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工业化扩张之外的发展替代战略，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创造充分就业、提高劳动技能、保护生态环境。埃斯科瓦尔指出，任何一个发展模型都是对世界的一种建构，而非关于这个世界的无可争议的客观真理。因此，我们应该打破普遍发展模型和宏大战略的乌托邦桎梏，提倡多元替代发展模型的并存，给丰富多彩的本土模型留出空间（叶敬忠，2011）。

新发展社会学的替代性视角从价值定位上是对多元化、本土化、差异化发展道路的承认和尊重。从宏观的发展道路来看，世界各国具有十分迥异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制度结构，面对的社会问题各不相同，因此发展道路和发展实践不可能千篇一律，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也不止一条。从微观的发展实践来看，基层普通人民面对各种具体问题和挑战，创新探索出了各种改善生产生活和凝聚社区共同体的本土性、内生性的发展方法，这些方法虽然不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宏大蓝图，但却是应对全球问题的多样化的、地方性的方案。这种多元的微观发展实践散布在小农的各种创新行动和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之中（埃斯科瓦尔，2011：261—264；范德普勒格，2013：202，313）。总之，若能够给各种发展探索留出空间，发展活力一定会被激发出来，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创新一定会源源不断。这本身既为新发展社会学研究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素材，也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和方案。

五、构建新发展社会学体系

我自1997年在诺曼·龙教授指导下攻读发展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学位，之前的学习并非科班社会学或人类学，更无系统的发展社会学训练基础。本文是我近20年的学习和研究中的一些思考的积累。在撰写本文过程中，我又研读了国内发展社会学的一些教材和专著，发现有的观点或提法在一些文献中已有出现。例如，景天魁等人在2011年出版的《发展社会学概论》中已经提出了走向新发展社会学的建议，并阐述了新发展社会学的概念、主题、实践和视角。李培林在2021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引领性论文《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指出，中国社会学界迫切需要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并充分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的“新发展社会学”（李培林，2021）。此外，一些长期深耕发展社会学领域的学者面对发展社会学的自身危机，提出发展社会学需要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域衰退等“逆发展现象”、拓展发展模式研究、关注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各种现象、进行学科范式转换等（田毅鹏，2017a，2017b；文军，2017；文军、王谦，2017）。这些既有的学科和学术反思充分说明了学界对中国发展社会学发展现状的不满足。因此，发展社会学学者有责任严肃面对目前的学科和学术发展现实，积极回应社会和学界对发展社会学的要求和期待，努力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完整体系。

学科发展必须建立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之上，因此，新发展社会学的构建必须继续加强已有的理论积累和知识脉络，继续发挥发展社会学探索发展道路的实践传统。在此基础上，新发展社会学需要充分彰显应有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价值，从“发展社会学”转向“发展的社会学”，并相应地在发展内涵、发展对象、发展历史阶段和发展理论等方面进行转向。为了拓展思想格局和理论深度，新发展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分析视野需要充分呈现历史性、反思性、关系性、行动者和替代性的视角。

新发展社会学需要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发展社会学本身就是发展研究（有时称为发展学）和社会学交叉形成的一门分支社会学。发展研究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个领域，但有着较为宽阔的视野和较为长期的传统。发展研究涉及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政治经济学、发展哲学、发展伦理学等。其中，发展经济学虽然是发展研究的一门经济学分支，但其重点更偏向一般性的经济学规律和市场逻辑，其研究的“发展”更多指一般性的经济增长，或狭义的发展。除了发展经济学，在发展研究的其他学科分支里，相比较而言（与各分支学科在其整体学科中的位置相比较），发展社会学在整体社会学学科里具有更为显著、更为重要的位置。如果发展研究的这些其他学科分支能够进行本文提出的定位转向和视角拓展（有的学科分支早已开始或部分完成了这样的转向和拓展），那么这些其他学科分支完全可以整合构成一个广泛的新发展社会学。也就是说，新发展社会学可以包括发展社会学（以及发展的社会学）、发展人类学（以及发展的人类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政治经济学、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等内容，形成一个包容而完整的体系。

新发展社会学的完整体系还需要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系统设置。在此方面，必须建设完整的概论、理论、方法（研究方法和实践方法）、经典（导读）四个方面的课程或教材体系。此外，新发展社会学必须处理好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在此方面，必须搁置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二元对立，从学科学术发展的规律出发，充分发挥本土化的特点，同时开展充分的国际交流和对话；利用本土化的特色优势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对话，同时通过国际交流对话形成真正的本土化特色。

新发展社会学的构建需要充分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沃土之上。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国家发展理念相继经历三次变迁，分别对应不同的时代议题，实现了从“如何实现发展”到“如何实现更快发展”、再到“如何实现更好发展”的成功转变（叶敬忠、张明皓，2020）。当前中国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些丰富的发展思想和发展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和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范式，有效结合了中国国情、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彰显了发展设计的反思性基础和关系性维度，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行动者主体性原则。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选择，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和五彩斑斓的发展实践以及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深刻理论和深厚文化，将为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完整体系提供充足的经验营养和基础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对本文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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