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建中和他的“双面”大公：从评级业黄埔军校到被监管严查 | 棱镜

   作者 | 周纯

   编辑 | 暴剑光

一周前，监管部门对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大公资信”）发布了处罚公告，暂停其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一年内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这是评级公司近年来受到的最严厉处罚，业内哗然一片。

违规提供“买卖评级”服务的大公资信显然未能保持其独立第三方身份。大公资信在违规收取大额咨询服务费用后，相关企业的评级就会被迅速提升，据媒体报道称共涉及31家公司，合计收费金额1.98亿元。

腾讯新闻《棱镜》采访多名大公资信的离职高管和行业人士获知，大公资信早期对专业评级的把关非常严格，发债企业想拿到它的高评级并非易事，在研究方面也舍得投入，培养了很多评级方面的人才；但另一方面，公司内部管理问题突出，一言堂、扣钱文化盛行，致使人员流动性非常高。

从早期评级行业的“黄埔军校”，到如今因违规受到毁灭性的惩罚，这家成立24年的老牌评级机构，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关建中的大公资信20年

大公资信早在1992年由中国金融学会、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8家社团单位共同发起成立，1994年拿到央行批文，并在工商登记注册成立。

1998年，从美国华尔街回国的关建中，出于对评级行业的看好，选择加盟大公资信。他通过变卖自己北京的房产，入主长期亏损的大公资信，从此大公资信进入关建中时代。

谈及这一段历史，大公资信的一位离职高管对《棱镜》感慨：“二十年前就敢变卖家产去投身一个尚不知前景的行业，这需要一定的魄力。”

关建中的魄力不仅于此，据前述高管介绍，他还曾拒绝穆迪3000万美元的收购，以及“新华系”的收购。其他同时期成立的评级公司，后来悉数引入了外资，大公资信就这样成为一根“独苗”，这也是关建中长期主打民族牌的原因。

在大公资信过往的宣传中，有多个第一：第一家向全球提供国家信用风险信息的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在业内成立第一个博士后工作站、成立第一家研究院等。其中，无论是主权评级还是研究院，都属于光投入不赚钱的业务，在多名大公资信前员工看来，这是关建中重视评级研究、舍得投入的体现。

“他搞的全是大手笔。”上述离职高管向《棱镜》透露称，2012年大公资信联合美国、俄罗斯的独立评级机构成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并在香港召开首次“改革国际评级体系论坛”，一天就花掉了3000万元，“除了他，谁敢烧这么多钱？”

两名大公资信的离职员工均向《棱镜》提到，至少在2015年之前，大公资信对于评级的把关非常严格，甚至严于同行。制定了市场人员和分析师、分析师和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和质审机构之间三道防火墙。“当时企业都觉得拿到大公的评级很难。”

据《棱镜》了解，大公研究院多的时候有两三百号人。一名分析师给配备三名研究人员，与其他同业机构的分析师仅负责一个项目的某个环节不同， 大公资信的分析师通常要把项目从头到尾做一遍，且每个月都要写一篇类似论文的技术总结报告，作为考核的一部分。如此机制下培养出来的分析师，能力非常全面。

“通常大公资信分析师跳槽去其他评级公司，工资能翻一倍。”前述离职高管对《棱镜》笑称，作为银行间债券市场5家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之一的东方金诚，因为大公资信去的人扎堆，被业内戏称为“大公二部”。

粗暴的管理风格

虽然关建中对于评级研究的重视和投入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大公资信也因为公司治理问题而人才流失严重。

据《棱镜》获悉，大公资信内部盛行“扣钱”文化，例如，普通员工迟到一分钟罚款2元，处经理迟到一分钟罚款4元；离职员工如果投诉，其上级领导也需要扣钱等等，不一而足。

一位接近关建中的人士告诉《棱镜》，关建中反感学院派。他曾经给博士后工作站的博士后打5分，甚至0分（满分100分）。他还曾要求公司全员学习“关建中思想”。

“所有的经济学管理常识在这儿压根不成立。”该人士感叹。

另外，至少两名信源向《棱镜》表示，关建中的女儿也在大公资信，一直负责财务工作，后来又兼任海外部业务负责人，两人把控着整个大公集团。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公资信的离职率居高不下，且与不少员工发生过劳动纠纷。《棱镜》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到，关于大公资信与员工的劳动纠纷诉讼多达80余条。

甚至，因为3年以上从业经验的分析师数量占比太少，人员稳定性不够，大公资信连续几年被交易商协会点名批评，认为不利于评级质量的保障。

公开数据显示，大公资信具有3年（含）以上从业经验的分析师数量占比在2015年、2016年分别仅为19.31%、18.52%。2017年这一比例虽然提升到27.89%，但在同业中占比仍然最低。

在维护人员稳定方面并无良方的大公资信，还曾向交易商协会提建议，各评级机构应该多种方式培育人才，而不是不择手段挖取其他评级机构人才，制造不正当竞争，“建议监管机构能够对评级行业内人才流动进行规范。”

利润下滑后的集团化运作

早年的大公资信，一度占据了评级市场的主要份额。但从2016年开始，其业务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棱镜》梳理了大公资信近年来的业绩情况。其盈利状况在2015年达到巅峰，当年净利润达8133万元，营业利润率为 32.22%。随后便一路下滑，2016年净利润下跌至2798万元，仅为2015年的三分之一；2017年虽然上升至6400万元，但营业利润率为27.1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2014年开始，大公资信的银行间项目占比开始下降，2016年同比下降12.7%，主要是由于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数量减少所致，2017年再度下降6.65%。银行间项目占据了评级市场的大部分规模。

也是从2015年前后开始，大公资信开始了集团化运作。于2014年先后成立大公信用数据有限公司、大公信用软件有限公司；2015年成立大公信用统计有限公司；2016年成立大公传媒有限公司等多家全资子公司。

前述离职高管告诉《棱镜》，在大公资信成立数据公司之后，等于把以前辅助性的数据服务和咨询服务独立出来，“变成一棵小数移栽了。”业务也开始做得激进和多元，例如2015年给P2P网贷进行评级等。

8月17日的处分信息指出，大公资信及相关从业人员向受评企业提供大额咨询服务；大公资信与关联公司公章混用，内部控制机制运行不良，内部管理混乱。

据上海证券报8月21日报道，大公资信此次受罚的主因是，大公资信及其关联公司向东旭集团等13家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提供大额咨询服务，合计金额超过7800万元；向18家公司债发行人提供大额咨询服务，合计金额超过1.2亿元。收费后，相关企业评级迅速调升。

事实上，早在2017年9月，北京证监局在《关于对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措施的决定》中就曾指出，大公财务管理由股东进行集团化管理运作，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大额往来款，财务独立性不足。

跃迁评级级别问题突出

据前述离职高管介绍，评级业务收费有着交易商协会统一的标准，如一份评级报告25万元，评级公司没有定价权。但类似信用管理咨询业务则可以越过这一价格管制，实现信用定价。这一块业务在监管上属于盲区，导致行业捆绑销售现象频发，“我允诺给你高评级，但是你得买我的服务。”

大公资信还曾在2014、2015连续两年向交易商协会建议称，现行收费标准是五家评级机构在央行相关部门的主持下，以行业自律公约的方式于2007年10月开始执行的，现在已经过去了多年。随着债券市场违约风险的上升，市场参与机构对信用评级专业人员的需求在快速提升，评级机构维持人员稳定的成本提高。“为了保持并提升评级机构的专业水平，建议监管部门适当提升评级收费标准。”

根据交易商协会发布的《2017年第四季度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2017年全年，评级机构共对332家发行人做出评级调整，正面调整为270家，其中大公资信正面调整家数占本机构存续家数的比最高，为14.04%。从级别上调家数占比来看，大公资信的主体级别稳定性最弱，级别上调69家，占存续家数的11.00%。

2018年第二季度，交易商协会又指出，个别机构评级稳定性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级别向上跃迁情形显著，大公资信2017年年初所评AA+主体在1年期内向AAA级迁移的比率达18%，其他评级机构该比率均在7%以内。

这与媒体报道的大公资信在收取高额咨询费后，相关企业评级迅速调升，如出一辙。

一位评级行业的资深研究人员告诉《棱镜》，信用评级市场不同于其它一般竞争性市场，其特殊性在于它的“制度性需求”——进入中国信贷和债券市场的前置要件。而中国资本市场具备了信用评级全牌照的就6家，造成了这个村就这6家店的信用评级供给侧。在这种机制下，寻租和买卖就会不可避免。

监管处罚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对于此次暂停业务一年的处罚，大公资信在官网发布回应称，将在监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按要求逐项对照、彻底整改，并认真研究解决行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各项业务和工作完全合规合法、稳步有序推进。

但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肯定不是扛扛就能过去的。”他以上海远东的案例为例，早在2016年，更老牌的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因 “06福禧CP01”A1级的短期信用级别暂时失效，被央行暂停其评级业务，从此一蹶不振，逐步退出评级市场竞争。

“国开行是远东资信的股东，都没有救过来。”该人士感慨，在他看来，作为市场经济的把门人和准公共服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是其命根子，一旦公信力受损，信用很难重建。“其他几家评级机构这一年完全可以借势把你的市场份额吃了。”

一位排名靠前的评级公司市场人员告诉《棱镜》，最近接到很多大公资信的客户咨询，希望更换评级公司。在他看来，最终受益的会是一些小评级公司，因为大公资信的部分客户资质欠佳，大的评级公司根本给不到评级。

事实上，大公资信近两个季度的市场占有率已显疲态。根据交易商协会公开的数据，2017年全年，各评级机构共承揽债券产品6029只，其中大公资信承揽债项占比为20.38%，仅次于中诚信国际的29.77%，排名第二。

但到了2018年第一季度，从债务融资工具承揽量来看，大公资信已经跌至14.69%，排第四名；二季度继续跌至12.64%，维持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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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镜·腾讯新闻出品 | 第3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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