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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车顶维权车主:压力最大时,连倒垃圾都怕被说没分类丨棱镜

陈弗也 棱镜 2022-03-25

 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 | 陈弗也  编辑 | 杨布丁

出品 | 棱镜·腾讯小满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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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曾在上海车展“车顶维权”的张女士告诉《棱镜》作者,她与特斯拉的案件有了新的进展。她起诉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的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被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让消费者在315之前看到了依法维权的一丝曙光。”她在同日更新的个人微博上写道。 

 

3月14日,张女士在个人微博上也更新了该案件的进展。

 

一方是万亿市值的特斯拉,一方是河南小城安阳的维权车主,这场实力悬殊的“对决”,在舆论的裹挟下,不知不觉陷入到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泥潭。

 

如今,车祸已经过去一年有余,张女士的身份从消费者变成车祸受害者,再变成车顶上的维权者,如今又成为了与特斯拉之间多起诉讼的原告和被告。

 

目前,她与特斯拉共有四起诉讼,除上述案件外,她起诉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名誉侵权的案件,已于去年12月24日在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但尚未宣判。张女士称,该案的审判期限是今年4月8日,法官告诉她,判决一般不会超出审判期限。

 

此前,张女士对《棱镜》作者表示,去年4月在上海派出所时,丈夫就告诉她特斯拉要道歉了,她一度认为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了,但事情并未如她所想,她迄今为止没有得到想要的道歉。她也向作者设想了维权的尽头——打赢官司,拿到完整数据,找到车祸的真相。

 

但这个设想是否成真?一切充满了未知数。而过去一年所经之事,已让她的生活难以回归平静。

 

在2022年的315前,《棱镜》再度关注了这位特殊的消费者、维权者,回顾这场纠纷的始末,还原张女士一年来的心路历程,以期能够推动这起旷日持久的纠纷早日结束,让各方回归正常的生活、工作。

 

以下是对话实录,有删减:



官司陷“管辖权”争议

 

《棱镜》:你与特斯拉之间的四起诉讼,都有哪些?

 

张女士:一起是我起诉陶琳侵犯我名誉权,上海车展期间,陶琳曾对媒体说近期特斯拉的负面都是我贡献的,说我只愿意接受高额赔偿,背后有人指使等,这些都是不实言论。

 

一起是我起诉特斯拉侵犯我车辆数据归属权、知情权和隐私权。特斯拉一直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提供完整后台数据,又没有经过我同意,擅自对外公布了我的车辆数据。

 

一起是我起诉特斯拉的汽车质量问题,我维权的核心问题就是想弄清楚这个车辆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是我拿不到数据,无法进行鉴定。等上面诉讼完成,我拿到了数据,就启动这个。

 

另外一起是,特斯拉起诉我名誉侵权的案件,认为我让特斯拉的名誉受损,在这个案件中,我被索赔500万元。

 

《棱镜》:除了已经立案、开庭的两起案件外,其他案件到了什么阶段?

 

张女士:第一起已经于去年12月24日在安阳一审开庭,目前还没有宣判。

 

第二起案件,特斯拉一直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法院一直没有立案。直到3月12日,安阳北关区人民法院才立案。我们之前的争论焦点是在安阳打,还是在北京或者上海打?

 

等这起案件结束后,我就启动第三起案件。

 

第四起还处于庭前调解阶段。去年8月14日,我收到上海青浦区人民法院的调解意见问询书。问询书上写着,特斯拉是在去年5月21日时起诉我的。我起诉陶琳则是在去年5月16日。

 

《棱镜》:特斯拉为什么会对管辖权提出异议?

 

张女士:买车时有一个协议,最下面有一行文字,约定购车合同的管辖权在北京互联网法院。但我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没有想过会跟特斯拉打官司,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

 

《棱镜》:为什么你起诉陶琳的案件可以被安阳法院受理?

 

张女士:这个案件只跟陶琳和特斯拉公司有关,跟车辆无关。但是立案后,他们还是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前后经历了多半年,才最终开庭。

 


“他们就是想吓唬我”

 

《棱镜》:拿到被索赔500万的问询书时,是怎么想的?

 

张女士:有点意外,我第一次看到有车企起诉自己的用户,但细想起来也觉得正常,这符合特斯拉一贯的推诿甩锅风格。

 

《棱镜》:担心过自己输了要赔人家500万吗?

 

张女士:我不会去假设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做错,我说的都是基于事实。

 

事故发生后,特斯拉的售后给我一份口头数据,这份数据我是有录音的。他当时讲到,我爸爸踩了两次刹车,建立了更深更大的制动缸压,但是车辆没有停下来,这难道不是刹车有问题吗?如果特斯拉觉得我说的不是事实,那他们应该拿出完整数据来证明车辆没有问题。

 

我是一个受害者,车企向一个受害者索赔500万,这太没有公理了。

 

《棱镜》:有没有害怕过自己真要赔钱?

 

张女士:他们就是想吓唬我,并吓退其他维权车主。

 

《棱镜》:你不是汽车行业专业人士,是否想过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张女士:根据售后在事故发生后口头播报的五秒钟数据,当时驾驶员是踩了两次刹车,建立了更深更大的制动压力,这是售后的原话。我们通过后来特斯拉提供的数据来看,验证了我们当时的经历。驾驶员踩下了刹车,建立了制动压力,那速度有没有降下来,降了多少?

 

我们把科技过度神话了,其实它没有那么神秘,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看出来问题。

 


“我没有收到过特斯拉的道歉”

 

《棱镜》:你起诉陶琳,一个原因是你认为陶琳所说的你们要求高额赔偿是不实言论,你们当时要高额赔偿了吗?

 

张女士:我们最初的诉求是退车,并给予合理赔偿,我们一直都没有说过要高额赔偿。

 

去年3月份之后,我们也不要求退车和合理赔偿了,当时就只有一个诉求:提供完整的车辆数据,好让我们查出事故的真相。如果弄不清楚为什么刹车没刹住,即便给我们退车、换车,我们也不敢再开了。

 

我们当时在郑州市场监管部门、消协投诉时,说的都是这个诉求,这是有书面证据和执法记录仪做证据的,我没有撒谎。

 

上海车展期间,陶琳的那些话完全不尊重事实。我从上海回来后,在郑州市场监管局调解时,我就向特斯拉工作人员提出这个质疑,我让他们拿出我高额索赔的证据,那个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我给你点杯奶茶吧,你也挺辛苦的。

 

《棱镜》:你所说的合理赔偿是哪些?

 

张女士:车祸发生后,我的家人受伤住院了,我当时希望他们就这些伤害给予赔偿。

 

《棱镜》:特斯拉曾对外称,他们一直在跟你沟通,但你还是站在了车顶上去维权。是他们的沟通方式不对吗?还是你不再相信他们了?

 

张女士:实际上,从3月份开始到4月底我从派出所里出来,他们从来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上海车展时,他们是道歉了,但我当时在派出所里,我也没有收到他们的道歉。

 

去年4月25日的时候,特斯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先生打电话,表达慰问。当时,我先生问他是代表特斯拉还是他个人,如果是代表特斯拉来解决问题的,那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谈。但这个人说代表的是他个人,不代表特斯拉。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是有录音的。

 

他们在官方声明说,积极主动跟我联系,但首先联系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我先生;其次又说不代表特斯拉,代表他个人,有这样的积极主动吗?

 

《棱镜》:他们官方有和你联系过吗?

 

张女士:没有。

 

《棱镜》: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一场普通的车祸变成了轰动全国的车顶维权?

 

张女士:特斯拉始终没有用正确的态度来处理这个事情,导致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车祸发生后,我们就是想把事实给查清楚,要求特斯拉给完整的数据。

 

我的车买的是全险,维修是不需要我们自己花钱。我们买了第三方责任险,我们撞上的那两台车保险公司很快就理赔了。这事跟人家没关系,我们不能耽误人家用车。



最难过是父母被攻击

 

《棱镜》:车顶维权之后,网上很多人抨击你,这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了吗?

 

张女士:这个没有。现实中遇到的人还是客观公正的,他们会看到这个事情的核心是车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身边也有朋友在开特斯拉,他们也会跟我交流车辆问题。

 

有一次我在北京,有个的士司机就认出来我,还说你是个汉子,是个爷们,是个英雄。我挺感动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都可能在消费过程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当我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不良商家才不敢乱来。

 

《棱镜》:曾经有个车主起诉了你们,说你的维权影响了他使用车辆,后来怎么样了呢?

 

张女士:他的起诉没有被法院立案,就不了了之了。我猜测,他是在蹭热度。

 

《棱镜》:你之前经历过舆论的攻击吗?

 

张女士:从来没有。我的人生比较平静、安稳,一直都被家庭保护得很好。

 

《棱镜》:面对舆论攻击,你害怕过吗?

 

张女士:网上对我个人攻击,我不是很在意,但是到后来,有人攻击我先生,攻击他的生意和我们的年纪,这让我很在意。他们攻击我的父母时,我挺难过的。我父母是无辜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要承受这些伤害?

 

(去年)4、5月份,是我最难过的时候,有时我会偷偷躲在卫生间里哭,甚至也怀疑过自己,到底该不该去维权。

 

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每天都小心翼翼,连出门倒垃圾都要分类整理好,就怕被人看到说我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现在我释怀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所说的都是基于客观事实,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我不会去给自己立人设,我在生活中也会有各种优缺点,但是这跟我维权没有关系。


 

“维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了”

 

《棱镜》:你现在的生活,是以维权为主,还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张女士:我已经把维权当成我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来做了。

 

《棱镜》:有没有算过,维权这一年总共花了多少钱?

 

张女士:这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棱镜》:还是你不在乎钱?

 

张女士:也不是,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特斯拉起诉我,向我索赔500万,我的内心、我的家人受到的伤害,根本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棱镜》:什么时候觉得快要维权成功了?

 

张女士:我被关在上海派出所的时候。

 

当时,我先生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在里面不要担心,说特斯拉道歉了。我先生在电话里给我读了一遍特斯拉的那个声明,我的内心非常酸楚,我和我先生都在电话里哭起来了,我也原谅了特斯拉,退车、赔钱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棱镜》:你觉得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

 

张女士:当然,当时想着出来之后,他卖他的车,我过我的生活。

 

《棱镜》:你如何定义维权成功?

 

张女士:退车、赔偿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只要能找到车祸的真相,我就成功了。他们首先要提供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后台行车数据,然后我们可以提取EDR数据,经过多组实验,得出一个科学、准确的鉴定结果,到底车辆有没有问题。

 

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多刹不住车的案例,你能说它没有问题?

 

《棱镜》:如果鉴定结果是车辆没有问题,你们会认可吗?

 

张女士:那说明他们提供的数据是假的,我们是不存在操作失误。

 

《棱镜》:特斯拉曾经提供过一个数据,你认为客观吗?

 

张女士:当时给我们的数据共有11项,但是给别的车主提供的数据却有二十多项,这说明他们提供数据是有选择的,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数据。

 

他们提供数据后,我们请了一个汽车行业的专业人士给分析了一下,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已经被媒体报道过很多次了。

 

《棱镜》:车顶维权之后,车主们的车辆数据容易拿到了吗?


张女士:我们有个维权群,大家会在群里共享信息,但是据我所知,数据依然很难拿到。即便是能够拿到,也是事故发生前几秒钟的数据,并且是手写的数据,不是原始数据。

 

《棱镜》:你和特斯拉之间还有调解的可能吗?

 

张女士:这个取决于特斯拉,只要他们拿出完整、真实数据,愿意积极主动去解决问题,我愿意接受调解。

 

《棱镜》: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张女士:我和特斯拉有四个官司在打,我设想的是,起诉陶琳的名誉权,我胜诉,因为我确实没有要求过高额索赔。然后,再打车辆数据的知情权、隐私权的官司,拿到完整数据后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等国家能对新能源汽车进行鉴定时,我拿着这些数据去鉴定,找到车祸真相。

 

《棱镜》:其他几个案件不重要吗?

 

张女士:不是不重要,是我不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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