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冕之王”到高危职业，记者被打事件为何频频发生？

又一起记者被打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12月16日，中国教育报记者刘博智、刘盾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就学生营养午餐问题进行采访时，被当地民警带回派出所打伤。

营养餐的真相需要彻查，而记者被打的情况也不容轻视。据媒体报道，审讯过程中，警察对记者进行语言侮辱、搜身，以及拉扯导致记者受伤。警察还扇了记者刘盾两个耳光，听到记者在录音，该警察抢夺手机，边打边称，“我没打你”。

行径之恶劣，让人心寒。

这次的事件得到了各方声援，试图混淆视听的言论也遭到驳斥，大家追问事情真相，呼吁保障记者的舆论监督权，这或多或少让人有些许安慰。要知道，其实每年都有数不胜数的记者被打事件发生，其中很多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关注，甚至不了了之。

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时代的瞭望者”，有着“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赞誉，从呼格案到聂树斌案，从突发灾害到隐私信息泄露，都有记者探寻真相的身影。然而，记者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责的时候，却常常遭遇粗暴的待遇。

2003年中国记协维权委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超过半数的记者在新闻采访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阻挠、殴打。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中平均每月有3名记者被打，无论是直接采访还是暗访，无论是单独出击还是结伴而行，都可能遭遇暴力。有人调侃说，记者已经沦落为矿工和警察之后的第三高危职业。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记者被打的现象，从近十年的典型案例中看看记者们究竟是在哪些地方、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什么人威胁和侵害。

记者在工厂、工地、灾害现场等地点最容易被打

媒记君整理了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记者被打的公开报道，共141起案例（因渠道、精力和传播程度所限，这仅是一部分的案例）。我们发现，记者被打的原因复杂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因舆论监督而起，部分政府人员因为维护政绩、地方保护主义等心理，对舆论监督持消极、抵制的态度，此外，灾害现场也常有记者被暴力阻拦的现象发生。

工厂是记者被打事件频发的地点，这些案例涉及排污超标、地沟油、生产事故等各种敏感的社会问题，记者调查采访遭遇阻力的可能性也非常大，相关人员还会暴力破坏记者的照片、影像记录。

2013年1月9日，央视记者赵喜和中华环保联合会工作人员到平江县伍市镇民营企业白杨造纸厂附近，拍摄该企业非法排污情况。被十余名造纸厂员工围堵，有人甚至威胁：“你们要是敢走，连人带车给你们丢到汨罗江里喂鱼。”随后，赵喜等人遭遇围攻，10余名白杨造纸厂员工试图夺取摄像机器，并将摄像机打到地上。

2014年5月18日，人民网记者在石家庄市深泽县耿庄村对疑似有地沟油问题的鑫海油脂有限公司进行采访，但未能进入厂区，被厂内冲出的4名男子殴打，记者的相机、手机被抢。

2016年10月24日，山东创新北海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铝水外溢事故，造成7名工作人员烫伤，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记者前往滨州采访报道，遭遇厂方保安暴力阻挠。记者和采访车司机被殴打受伤，设备受损，内存卡被抢走，行车记录仪被强行删除记录，记者手机被强行刷机。

出现事故或是进行拆迁的工地，也常有记者被强行阻拦。

2014年1月2日，福州一省直机关下属单位的楼房改造工地，两名农民工爬上6层楼高的楼房房顶欲轻生。记者接到报料赶到现场采访，工地一自称是项目负责人的男子吼道：“来人给我把他相机砸了!”随后，两名平头男子冲过来，抓着记者手往外拖，并把记者的手臂抓伤。

另外一个常见的原因，则是记者在对灾害现场进行采访调查时遭遇暴力对待，比如火灾、洪灾以及空难等。一方面某些记者可能在灾害现场做出危险行为，但更多情况下，是出于有关部门对灾情的隐瞒和舆论的控制。

2010年8月6日，两名在吉林采访洪水灾害的记者遭当地警方扣留调查。据遭扣留记者称，在派出所内他们遭到警察辱骂后，被要求删除照片和录音。其中一名是去年因抑郁症跳楼自杀的《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据其同事回忆，当时在吉林被扣事件对他影响很大。

2014年8月16日，由中铁十四局施工的隧道口发生山体滑坡。事发后，中铁十四局派数十人把守各个通往现场的路口，专门阻挠采访记者，当天记者均遭到对方的野蛮殴打和抢夺设备，就连半夜抢修电路的电工都被误以为是记者而遭到乱拳殴打。

记者被打事件频发反映出来的，仍是潜藏在社会暗处的各种矛盾和隐患。手握权力之人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侵害公民权益，掩盖事实真相，他们最害怕的便是被曝光，因此视记者为眼中钉，用暴行阻止记者的调查采访。

保安、政府官员、警察是打记者的“主力”

打记者的是什么人？媒记君从案例中找到了出现频次最多的群体，他们是保安、政府官员和警察。

保安成为打记者的“头阵”，因为他们被企业雇来就是为了阻拦“可疑人员”进入的，另外，他们受教育水平通常不高，为了保住饭碗只能听上面的指示，哪怕需要大打出手。我们总能看见当事方回应的那几句：“保安不是我们的人”，“他们是外面请来的”……从前有临时工专门用来背黑锅，现在有保安冲头阵打记者。

比起底层的保安，更让人痛恨的还是打记者的政府官员。为了隐瞒实情、控制舆论，他们不仅会趾高气扬地指使手下的人阻止记者，甚至亲自对记者出手。

2015年1月21日晚，深圳公安局一退休干部组织多名官员赴宴吃娃娃鱼，南方都市报记者在深圳一海鲜山庄暗访，记者亮明身份后遭赴宴官员殴打，并抢走相机、手机。参与饭局的多名警方官员目睹殴打经过，无人制止。

2015年9月1日，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两名记者在采访时，遭到洛阳市洛龙区城市管理局局长张惠涛辱骂殴打，所带摄像机也被砸坏。

在近十年记者被打案例中，警察为打人者的案例占比居第三。而警察在殴打记者的过程中，常常会使用随身佩戴的执法工具。

2008年3月17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马小六、王子荣在采访时，遭现场两名警察辱骂、推搡、殴打、马小六双手被反拷近两小时。

此外，还会滥用警察的职权。2009年10月17日，洛阳市广电报记者张金星采访车祸，拍摄时遭现场警察制止及殴打，后被非法拘禁长达8小时。

除了利用职权的便利来打压记者，警察身份的本身也使得打人警察气焰更为嚣张。

2013年7月17日，湖南经视记者李海涛与雷凯在采访“临武瓜农与城管争执后死亡”一事的过程中，被五六名警察用粗木棍殴打，两名记者头部、肩部和背部不同程度受伤，脚上有大约6厘米的伤口。采访车和两部手机被砸，其中一部手机不知去向。

2015年10月22日，山东电视台下属频道的两位记者采访一起盗窃案件。同行男记者因为拿起手机拍了一段警察的视频，结果发生言语冲突，被几位身着警服的男子拖到排除所暴打一顿。然后逼迫被打记者说出手机的密码，强行删除了手机上的视频与照片。随后派出所长遭遇记者的追问，回答是：处置得当。

记者被打之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记者被打的事件频频发生也能说明媒体的确在积极履行着舆论监督的职责，虽然大家都知道危险的存在，记者们依然出现在新闻的第一现场，不畏强权进行调查暗访。

另一方面，随着传播效率的提升、传播渠道的多样化，记者被打引起的关注和讨论比以前更加广泛，“有关部门”打压舆论的套路也不再奏效。

在最近这次记者因暗访营养餐问题被打事件曝光后，波涛汹涌的舆论推进着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政府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17日晚间，甘南县政府官网发布通报称，“甘南县兴十四镇派出所副所长李英东在执法过程中简单粗暴，推打了当事人”。随后李英东被撤职。18日，甘南县委书记王书伟也公开向被打的记者致歉。

免职、道歉，是这类事件出现后，官方常见的处理手段。

2010年8月，四名记者在伊春市殡仪馆采访“8·24”空难事故时先后遭遇当地警方强行关押，引发现场记者及相关群众联合抗议。伊春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崔华后来向在场的十余家媒体公开道歉：“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在这次事件中受委屈的记者表示歉意。”

他还表态说，今后这类事件将不会再次发生，还承诺会督促包含自己在内的警员为媒体记者的采访提供合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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