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我百分之二百是一個本土香港人 |非常薦

盛智文（Allan Zeman）

蘭桂坊集團主席，任職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信和置業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亦為香港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香港總商會理事會成員、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的董事局成員等。曾任香港海洋公園主席，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於香港生活超過四十年，身兼多項政府公職，同時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

（文章由成孟琦採訪整理而成）

本文收錄於《我們是香港真本土》

盛智文

七十年代初，我19歲，从加拿大蒙特利爾一路顛簸來到香港，之後的46年再也沒有離開過。我愛香港，我內心的聲音叫我留下，叫我成為一名香港人。

我在撕裂的蒙特利爾長大

我出生在二戰後的德國，父母帶著兩個月大的我離開那片傷心地去了紐約，之後父親去世，我們一家人又輾轉到加拿大，可以說我沒有受到過德國文化的影響，也不會說德語。我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爾長大，即使是在這樣的加拿大發達地區，我成長的過程中還是經歷了很多現在年輕一代難以想像的激烈衝突。

當年，魁北克法語區和英文區實行分離政策，不像現在香港流行的兩文三語，每個人都會好幾種語言，大家可以無障礙交流，加拿大魁北克講法語的群體與講英語的群體相互隔離，彼此仇視。魁北克講英文的當權者希望英語區和法語區完全分開，當然講法語的人並不喜歡這樣。

我很小就明白不同群族之間的仇恨，我的母親在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失去了雙親和兄弟姐妹，如果在她面前提到德國，她現在還會抓狂。母親對德國人的仇恨，很幸運沒有傳遞給我，可是我理解她，她經歷了那樣大的痛苦，失去了至親，從她的痛苦裏，我也理解了當人們失去某樣珍貴東西時的痛心。

當時的蒙特利爾，講法語的市民低人一等，他們的教育、醫療和生存資源都受到壓抑和限制。當人們不開心，便會想方設法改變。法語區民眾當中，自發地興起了小團體，這些組織在市區不同地方進行破壞，企圖表達他們受到壓抑的不滿和獲得更多機會的渴望。當時沒有網絡，這些小團體之間互不沟通，警察即使抓獲一個組織，他們也無法得知下一個會造成危險的組織在哪裏。我永遠也忘不了離我最近的一場爆炸，當時我在電影院看戲，有人將炸彈藏在電影院外的公共設施裏，炸彈引爆，我感到整個電影院昏天暗地的震動，所有人都在尖叫，以為自己活不成了。

童年盛智文與他的父親（圖片由盛智文提供）

蒙特利爾的分離運動與現在的本土主義，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同一個內容不同的表述。趨勢瞬息萬變，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當權者和話語。比如現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他宣導的是反全球化和「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們知道這些號召會紅極一時，但風潮一過，人們便會遺忘，直到下一波口號出現。

充滿暴力和血腥的分離運動後，魁北克講英文的當權者們理解到，原來講法語的加拿大人同講英文的加拿大人是平等的，他們一樣有着對生活的美好訴求，應當享有在住房、教育、醫療和生活其它方面同等權利。於是，魁北克政府投入更多心思和金錢改善法語區人民的生活水準。以後的故事，就像你們看到的那樣，魁北克仍舊是加拿大最美麗和最有風情的地方，人民安居樂業，講法語的加拿大人和講英語的加拿大人相處融洽，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仍然嚮往去魁北克旅行。反之，如果這些訴求沒有被理解，政府沒有做出改善，分離主義依然以暴力形式盛行，作為加拿大經濟重心的魁北克會面臨投資者撤資、經濟下滑、政府財政緊張等窘境，加幣也會受影響，加拿大經歷兩百多年的開拓後，加拿大人民的利益已然融為一體。最終不論是祖籍英裔還是法裔，都會受到傷害。

加拿大的分離運動是香港的一面鏡子。我不認為香港的本土主義會壯大和流行起來。和我經歷的相比，這些不算什麼。當魁北克的分離運動最暴力之時，我只有八歲。八歲的我已經明白，解決這些矛盾的關鍵是相互理解。實際上，本土主義在香港已經是過去式，去年有一小撮叫囂香港獨立的群體，這一現象被媒體抓住和利用，作為一個賣點呈現給全世界，他們得到了眼球和關注。但大部分人都知道，以香港的現實情況，香港獨立沒有可行性，香港的資源有限，也不能和內地市場隔絕。我認為，香港最好的出路是成為中國內地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和內地一起成長騰飛。

在觀塘闖蕩的十九歲

魁北克法語群體與英語群體之間的矛盾，和我的家庭背景，使我成長飛快，我很小就開始經商，並且取得了成功，成為了一名企業家。帶著人生的第一桶金，我來了香港，繼續經營服裝進出口生意。

舊時的蘭桂坊（圖片由盛智文提供）

那時候沒有大飛機，從蒙特利爾到香港要轉機很多次，中間停留在阿拉斯加和日本多地，經歷一段又一段望不到盡頭的飛行後，我終於降落在香港。第一眼看到這片土地，我還以為自己到了月球。和很多生活在港島、講英式英語的英國人不一樣，我是從香港底層的新蒲崗、觀塘、葵涌工業區開始瞭解香港的。那時候，住在香港島的英國人和九龍新界的工業區完全是兩個世界，我不大能夠聽得懂英式口音，反而整日混跡在香港底層的工業區內。工業區的人們以自行車為主要交通工具，工業大廈都十分簡陋，樓裏沒有抽水馬桶，只有簡單的茅房，我在加拿大從未見過這種在地上挖一個洞做出來的廁所。我日日和工廠裏的工人吃穿一處，用一個茅房，我從他們的生活裏瞭解了香港。

七十年代，我就知道地稀人多的香港面臨著很大的土地問題，當時香港的房價已經很驚人，當然沒有現在這麼驚人，但考慮到簡陋的住宅環境，很多民眾要工作非常努力才能住在沒有抽水馬桶、沒有大堂和會所的小房子裏。香港的土地有限，我們就要把樓往高裏建造，我那時候看到啟德機場的飛機穿梭在居民區高樓裏，飛行員可以和樓裏吃飯的市民打招呼也覺得很有趣。

日子很辛苦，但回憶起那段奮鬥的歲月我還是充滿感恩，香港的勞動力和低稅率幫助我的企業快速成長。我是做時裝行業的，在香港的工廠生產，再將服裝分銷到北美，後來我在全球三十五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辦公室。

今日蘭桂坊

見證變化中的中國內地

我三十五年前首次進軍中國內地，第一家辦公室選在湖南長沙，毛主席的故鄉。關於這幾十年香港和內地的變化，我想我都可以寫本書了，估計還能是一本暢銷書。那時候航班還少，大部分時候，我會乘坐由廣州去長沙的綠皮火車，一坐就是十四小時。當然，上車後可以想辦法搞一張臥鋪票，但我還蠻享受坐硬座的感觉，因為在硬座車廂裏，年輕的我能觀察到中國真正的樣子。車廂裏擠滿了人，坐着的、站着的、坐在桌子上和桌子下的人，甚至連洗手間都擠滿了人。我聽不懂他們說的中文，卻從他們的表情和語氣裏更加瞭解這個國家。就這樣，有好幾年，我每個月都坐兩次綠皮火車去長沙，期間好不容易買到了一次飛機票，已經拿到登機牌的我開心地走向登機口，本以為終於有一次可以不用坐十四個小時火車，沒想到空姐攔住我，不讓上飛機，口裏一直說著「沒有，沒有」。我知道她說的是沒有座位了，但想到要趕回火車站再重新買火車票，我只好擺出一副「我不會中文，我只能說英文，你看我已經換了登機牌」，如此的表情和手勢，笑著和她比劃。萬萬沒想到，最終我還是坐上了飛機，只不過不是坐在座位上，而是坐在臨時放在機艙中間的小馬紮，就這樣一路飛到了長沙。這次奇妙的飛行也成為我人生裏最難忘的一次坐飛機體驗。

跟幾十年前蹲茅房、坐綠皮小火車望著窗外景色發呆的日子相比，香港和內地變化都很大，內地變化更大。我發現在內地，幾乎沒有人用現金或銀行卡，全部都是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在這方面，香港已經落後，應該努力抓住機遇，跟上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成為先进世界的一部分。

帶著我幾十年在不同國家地區的生活經歷，當我再回頭看香港所謂的本土主義時，我似乎明白了其中的一些東西。四五十年代，從內地來到香港的一代人都帶著某種失去往日生活的痛苦和對內地的不信任，他們的下一代多多少少都繼承了這一份疑心。當這些下一代發現他們的生活並沒有預期中的改善：當住房壓力依舊異常嚴峻、日常生活疲憊不堪、地鐵永遠人滿為患、甚至連買奶粉都成為了一件麻煩事之時，這些困惑中的人們就會去想為何過得如此辛苦，並且將這種痛苦簡單地歸結為來自中國內地。這時，如果有政治人物大聲呼喊：跟著我吧，政府是壞人，中國內地是壞人，跟著我生活會變好。很多生活在痛苦中的人們往往會不假思索地抱住這最後一根稻草，雖然這些政治人物從來沒有解釋要如何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盛智文(左二）紡織公司在內地的一場晚宴（圖片由盛智文提供）

回顧內地跟香港的矛盾，很多人會將矛頭指向暴增的自由行人數。我見證了2003年後香港經濟的蕭條，當時香港政府要求開放內地自由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是香港與內地自由行之間的蜜月期，內地民眾享受香港的魅力，香港的經濟也確實有了起色，兩地的人民都能從中受惠。但隨著自由行人數的增加，地產商發展迅速，房價高屹，很多香港人被迫從港島搬到九龍、再從九龍搬到新界。再加上擁堵的地鐵和马路上人數增加帶來的出行不便，很多人沮喪地說內地的自由行並沒有幫助我改善生活，我的生活还是越來越糟糕了，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內地和香港政府。這不是真相，卻可以讓人通過不假思索的簡單聯想將怨氣轉移。這些將內地自由行和生活的痛苦進行負面聯繫的言論和行為迅速在網上躥紅，互聯網上的怨氣沸騰，经由香港媒體的宣傳，最後創造出香港的本土主義一詞。

當有一些人裝扮成內地大小便的孩童或者舉起一面英國國旗時，媒體為了流量，立刻把這奪人眼球的一幕發向全世界。更多人看到後便想，原來只要做出一些相似的舉動便可以出名、登上各大小媒體的時候，接下來就有其他人爭相模仿。黃之峰登上《時代周刊》不是因為這本雜誌真的關心香港，而是因為雜誌這樣做可以盈利。

警察放煙霧彈為救人

香港政府沒有料到當代的媒體，尤其是互聯網媒體在香港民眾之間有如此大的影響力。當許多香港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經由臉書等平台相互聯繫，衝擊立法會時，警察和政府都沒有做好準備。我理解面對人潮衝擊時警察的感受，1993年的跨年夜，蘭桂坊曾经發生過踩踏慘劇，我希望香港再也不要發生那樣的悲劇。相信香港警察也是這樣想的，所以他們動用了煙霧彈，這種做法全世界的警察都會採用，煙霧彈不會傷人，只會引起咳嗽。致咳的煙霧彈引發了很多人的恐慌，他們忘記了蘭桂坊的慘劇，不願相信警察這樣做其實是在救更多人，更願意相信像某些政客說的那樣：警察是壞人，政府是壞人，他們聯手在害我們。警察和政府的公关無力扭轉害怕受到迫害的民眾心思，佔中在我看來就是這樣而来。

只有政府真正帶領這個社會進步，讓香港的經濟成長、住房條件切實改變、教育資源更加豐富、建立更好的社會結構，人民才會覺得自己的生活有改善、有希望，才不會去寄希望於某些政客的空頭口號。香港新一屆政府任重道遠，我希望我們的新一屆政府可以給香港注入活力，帶大家迎來更好的改變，緩和這個分裂社會的矛盾。

佔中

住房問題仍然是下屆政府挑戰的重中之重，政府何不參考新加坡模式？當這個城市裏人人有舒適體面的遮蔽之處，怨恨和不理解就會少很多。如果下屆政府能修補撕裂的社會，我相信香港也能夠包容自由行。幾十年前，我去公司在台灣的辦公室時，聽到不少台灣同事抱怨他們非常討厭香港，因為覺得自己在香港不受歡迎，香港人排斥他們。幾十年之後，幾乎沒有台灣人還這麼說。所以，我相信隨著內地的發展，和內地遊客素質的提高，香港人對內地同胞的態度也會大大改觀。美國總統以反全球化的姿態宣稱讓美國再度偉大，香港就要有以開放的氣度讓香港再次放光彩這樣的決心，因為開放從來都是香港最大的競爭力。

開放的香港應該選擇信任中國內地，我們不能不去看到內地的巨大變化，更不能不成為這種巨大變化的一部分。如果下屆政府有足夠的智慧，能夠解決人們的住房難題，能夠重新建構香港和內地之間的信任，我們才能真正讓香港再次偉大起來。我們不能像四年前拒絕普選那樣，錯過香港眼下的發展機會。

我在香港生活了四十六年，我瞭解香港和中國比瞭解加拿大多得多， 52 32834 52 17323 0 0 5514 0 0:00:05 0:00:03 0:00:02 5515我的人生和香港緊緊聯繫在一起，我可以堅定地講，我百分之二百是本土香港人。十年前，我選擇了聽從內心的聲音，放棄加拿大國籍，拿了中國香港護照。我知道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都有很多人渴望得到一紙加拿大護照，成為福利完善、社會和睦的楓葉國的一員，你看特朗普上台後很多美國人申請入籍加拿大。有趣的是，美國是由移民建立起來的國家，但是現在特朗普實行分離政策，硬要說移民來美國生活了很多年的墨西哥裔美國人不是美國人，這是不合理的。移民到美國的墨西哥裔是美國人，香港的新移民也是香港人，新移民需要時間來融入新的環境，我母親剛剛從德國到加拿大時甚至不會講英文，但你不能說她不是加拿大人。

有人說蘭桂坊是香港的一個小小聯合國，其實，香港本來就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城市，每一個身在香港的人，都像我一樣，有機會成為香港人。◆

（圖片來源於作者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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