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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5月11日 上午 6:10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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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運動」因窩囊的帶頭人而顯得可笑可悲 |中環一筆

陳莊勤 獨家 昨天

2014年12月「佔領中環」落幕,4年後「佔中」的3位發起人及其他6位佔中」推動者被稱為「佔中九子」的9人,被控煽惑他人干犯公眾妨擾等罪名案,在2018年11月開審。擾攘了幾個月,主審法官在上月以228頁紙的英文裁決書說明理由裁決9人罪成。發起人戴耀廷及陳健民,被裁定兩項罪成,包括串謀干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干犯公眾妨擾罪成。另一發起人朱耀明則被裁定串謀干犯公眾妨擾罪成。其他6名被告亦分別被裁定煽惑他人干犯公眾妨擾、和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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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發起者借「義」將違法行為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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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佔中概念發起者的戴耀廷及陳建民被判入獄16個月,即時入獄;朱耀明則被判16個月刑期但獲緩刑。另外2名被告被判監8個月,即時入獄。餘下的4名被告中3人則分別被判刑期獲緩刑,或社會服務令。唯一仍未判刑的是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因發現腦部腫瘤須動手術,陳淑莊獲法官同意把判刑押後到6月後。

 

4年多前,示威者佔領香港島中區要道癱瘓要道交通2個多月,長時間妨擾公眾正常生活,嚴重阻撓社會經濟正常運作。更重要的是,戴耀廷作為港大法律系教授,鼓吹「違法達義」邪說歪理,荼毒年輕人走向為達到自己目的而肆意違法的歪途,與傳統主流社會的依法守法價值相違背。戴耀廷向年輕人宣揚「違法達義」歪理製造世代矛盾、撕裂社會。雖然他在佔中前已明言要「違法」以「達義」,豪言會認罪就義;但面對檢控,卻無恥地食言,為求脫罪寸土必爭,在法庭糾纏數月。他被判罪成及被判刑只可以說是罪有應得。

 

佔中的發起人及與他們一起煽惑年輕人犯法的被告堅持戴耀廷所謂的「違法達義」。而問題便是這個「義」字。每一個人對於什麼是「義」會有不同的理解,佔中發起者的問題是他們強把自己心目中的「義」強加於整個社會,從而把自己鼓吹的違法行為合理化。

 

陳健民(左)與戴耀廷(右)


但什麼是「義」?即使是發起「佔領中環」的3個人對「義」也說不清、有不同的側重。年紀最長的朱耀明是牧師,他心目中的「義」,是宗教性的;「義」對學者陳建民來說是學術性、也是政治性的。而對戴耀廷來說,他心目中的「義」又是什麼?

 

從戴耀廷一直以來的言論,可見他口中的「義」只有煽惑人心、極度煽情而無內涵。就如曾同屬泛民的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先生,在觀察2013年戴耀廷為倡議佔中而進行的宣傳後,曾這樣評價他:「海外的佔領行動,修辭平實,現在戴耀廷主導的佔領中環用詞卻日益濫情,用『愛』與『和平』去佔領,語意自相矛盾⋯⋯戴耀廷更在台上聲言:『愛與和平的力量很大,大得連坦克車的裝甲也能穿透』,這已經是近乎義和團式的夢囈了。」

 

戴耀廷所說的「義」便是這樣的夢囈。用這樣近乎義和團式的夢囈去煽惑年輕人違法,法庭給予他懲罰是必須的,不單是作為對他的懲戒,更是作為對崇拜他的「夢囈」而甘願違法的年輕人的警誡。

 

戴耀廷被即時收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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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對「佔中」九人太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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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對「佔中九子」作出判刑後,支持他們的泛民政客、政黨及團體,特別是那些佔中時大義凜然、擺出一副為理想而視死如歸模樣熱衷政治的政客大律師,表現出來的卻是孜孜計較判刑輕重的窩囊狀棍。完全失掉了當日豪言為理想而無畏無懼、視死如歸的吞天氣概。

 

很多評論已指出,自由民主典範的英美,對違法行為也毫不姑息。2011年英國倫敦騷亂期間警方拘捕了3000人,起訴1700多人,371人被判刑。同年美國發生短暫的佔領華爾街,美國警方拘捕700多人,20人被刑事檢控。「佔領中環」持續79天,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傷害經濟與民生,香港警方才檢控了9人,獲判入獄的才4人。


西方媒體與政客以至前港督彭定康先生對特區政府法律追究佔中搞手違法行為的刑責大肆抨擊,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而這些在佔中前口口聲聲說要「違法達義」,為公義不惜入獄的所謂「壯士」在面對被追究刑責時卻大聲疾呼司法不公。若真的有司法不公,那便是一次又一次特區法庭在審理涉及這些人的案件時對這些人太優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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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案的審訊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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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九子」被裁定罪成後,用盡各種方法與理由、動用了所有的社會關係代說詞,務求令法官輕判。雖然主審法官在對佔中九子判刑時說明,只考慮被告是否違法,並不考慮被告的政治理念,和表示法庭無意要求被告放棄他們的政治理念或政治訴求,而只關注各被告對他們的違法行動造成對公眾的傷害毫無悔意;但相對於重判佔中時在巨大壓力下犯過失的警務人員,讓人看到的是法官對佔中搞手量刑的寬容,已反映了法官個人對佔中被告人所持政治理念的態度已影響到法官的判刑。

 

支持佔中者,不乏香港一些熱衷政治、個別甚而曾經是核心泛民政客的知名大律師。「佔中九子」當中,個別代表他們糾纏官司2年的便是這些具強烈政治傾向的大律師。這些由法律援助處按當事人要求委任、由特區政府結帳付款為佔中被告聘請的個別大律師,在法庭便是接受公帑賺一大筆政府錢以法律與大律師身份為掩護宣揚他的政治理念,走出法庭換個身份便更毫無懸念地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公開攻擊政府施政與政策。


在這樣背景下的審訊,「佔中九子」的審訊已不是純法理與法律的審訊,而是以法庭為平台宣揚政治信念、和以政治立場為爭拗理據。這樣的審訊,能真正的公平嗎?



違法與煽惑年輕人違法的佔中發起人被諸多呵護輕判,佔中期間為維持秩序行為過了火的警務人員與退休警務人員卻往往被毫不留情地重罰;自認為擁有崇高政治理念的便違法也可以被輕判,為維持社會秩序制止違法承受巨大壓力而不自覺超越了法律要求的便屢屢被重罰,這是法律上的公平嗎?

 

一直支持佔中的港大法律系教授、本身亦是大律師的陳文敏教授,在電台節目中援引英國案例,斤斤計算佔中三子判刑應是16個月還是更輕的刑期,而質疑法官判決佔中發起人沒有悔意和沒有向公眾道歉的事實判斷。在香港,這便是一些代表被定罪的流氓地痞的律師大律師為求法官輕判他們的當事人,而慣常在法庭向法官提出的求情理據和伎倆。


佔中搞手委託代表他們的大律師,以這種狀棍式的斤斤計算,應用在曾豪情壯語要從容就義的「佔中九子」量刑求情,實在有一點反高潮。這已不再是為理想豪邁地「公民抗命」及「違法達義」的社會運動家氣節。只是精心計算、爭相逃責搞事者的窩囊小技。


陳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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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因窩囊的帶頭人而顯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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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發起者起初的「違法達義」豪情壯語、無畏無懼、大聲疾呼無懼入獄的豪情,到被檢控後為求脫罪推卸刑責而官司打到底,到被判有罪為求輕判脫身而翻書揭典爭辯,什麼伎倆都用上。究竟這是一班什麼樣的社會運動領袖?整個佔中運動的焦點變成了已不再在爭取民主,而在謀求為搞事者脫罪避罰;整個佔中運動已因為他們的領袖這種窩囊而變成了可笑亦可悲的鬧劇。

 

公民抗命的先驅印度聖雄甘地在19世紀20年代,為結束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發動不合作運動。在1922年他因發表3篇鼓動他人參與不合作運動的文章而被逮捕,控以煽動叛亂罪。甘地先生沒有如香港發動「佔領中環」那些窩囊領袖那樣斤斤計較控罪及控罪內容和判刑。


甘地在法庭上第一時間對法官坦然認罪,並且不要求寬恕。他為自己的行為這樣解說:「為這在法律上認為是故意犯罪、但我在我眼中是公民應承擔的最崇高責任,我請求並且會愉快地接受可以加諸我身上的最重懲罰。」

 

印度聖雄甘地


甘地所說的最崇高責任便是「公民抗命」中的必要元素 ── 為「公民抗命」而違法和坦然承認罪責,所彰顯的便是一位公民抗命運動領袖大義凜然作出犧牲及承擔責任的風範。

 

回到香港,「公民抗命」的是這些為求脫罪、為逃避刑罰而官司打到底、上訴到底、如此窩囊的所謂佔中英雄,誤導了一班熱血為理想而斷送前途的年輕人。面對「公民抗命」鼻祖甘地先生,不知道這些自詡與被詡為佔中的英雄勇士,有沒有為他們的虛偽,誤導、荼毒和傷害了一代年輕人而感到羞愧。




(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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