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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在亞歐大陸的另一端、在遙遠的伊比利亞半島,有位風姿綽約的吉普賽女郎。清晨的公園,黃昏的街道,她會與四目相接的行人相視一笑,互道一聲「Hola」,裙尾一擺,紅色成了臉色。幽靜的河畔,熱鬧的市集,朱唇輕起一句「Te amo」,便勾得情人領略了一回低緯四季,百年流轉,獨獨無冬。念念,難忘。於是,法國有了《卡門》,香港有了《旺角卡門》。
1988年,《旺角卡門》上映,叫好又叫座。在導演界初露頭角的王家衛既編又導,電影入圍了第25屆金馬獎及第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共12項提名,並於2005年被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當年,劉德華、張曼玉、張學友都還只是初涉影壇的人氣偶像。時隔33年,《旺角卡門》在香港重映,以4K修復版的形象再現公眾。時過境遷,物非,人也非。「看了試片,頗有時移世易,人面桃花之感」,有資深影評人稱,「片中很多東西,在今時今日彷彿『人面不知何處去』,已經或瀕於消失了」,主演們都不復青春,花樣年華匆匆流逝,該片卻以嶄新的畫質「桃花依舊笑春風」。
卡門,是種族印象中的吉普賽女郎,是「不自由毋寧死」的愛情鳥。熱情而純真的「卡門」,所求不過「從肉體到靈魂都毫無保留的自我犧牲和獻身精神」。
影片開頭,張曼玉飾演的阿娥借宿表哥家。初初露面的她帶著一個白色的口罩,怯怯,無辜。被表哥拍醒,她會下意識坐正,戴上了自己的白口罩。空間中有兩個人,她還在生病,怕傳染。33年前,阿娥戴著口罩,出大嶼山到九龍求醫;3週前,筆者和朋友戴著口罩,逃離九龍到梅窩(位於大嶼山東部)求逸。口罩之交從區隔病友變為疫下的最大禮貌,戴口罩的下意識從九龍的一間小屋籠罩到全香港。
船靠岸,朋友神神秘秘地說,「這是劉德華去找張曼玉的地方,他們在這避世。」梅窩的碼頭和公交站離得很近,離人煙也很近。但只要往左邊多走一個拐角,就能看到一家歐式麵包店,小門小格調,但腹有乾坤。進出的多是外國人,年輕媽媽單手夾著女兒,另一隻手捧著大袋法棍與黃油,利落行走;BM風打扮的金髮女士出門後,隨手把麪包扔進後座,開著略褪色的藍色越野揚長而去。
往右邊走也可以。行商的婦人尋著樹蔭、頂著草帽,守著商品琳瑯的小鋪,隨意吆喝兩聲,再與鄰人攀談兩句。海風被烈日曬得滾燙,吹到胳膊上熱辣辣的,吹在她們裙擺卻又輕飄飄,頗有些「清風拂山崗」的悠然。沿著海岸線再走,年輕的戀人在公園相擁,手腳勤快的店員在門口逗狗,還會有過路的婆婆招呼司機、讓誤闖馬路的牛牛先走。夕陽下,漁船已歸家,一行飛鳥驚起小妹妹的羊角辮和一連串「點解」。中西女子群像,皆是幸福模樣。
港版電影結尾,劉德華飾演的阿華被擊中後腦倒地,鏡頭上下抖動,頻率漸低、幅度漸小,一如心臟的跳動漸漸衰弱。期間,阿華與阿娥輾轉廝磨的畫面一閃而過。據說,人在死前最後一秒能看到自己的一生。在歌劇舞台上,曾有位愛上多情的吉普賽女郎而不得的倒霉士兵何塞,故事在他向卡門決絕揮刀,並「哦,卡門,我的愛人」的呼聲中落幕。歌劇導演科斯基(Barrie Kosky)喟歎,「我們不開玩笑。歌劇400年的歷史都是關於厭女症的歷史。真的!全部是關於歇斯底里的女人,有病的女人。」於是,2018年,曾被多位法國小說家、戲劇家改編傳唱的吉普賽女郎故事,又有了新的面貌:死去的不是卡門,而是卡門用何塞的槍向他開火。新版歌劇的製片人稱,改寫結尾是在回應「femminicidio」現象(謀殺女性事件)以及「#MeToo」(譴責性侵犯與聲援運動)。卡門,由男人創造的性愛附庸品,轉換為敢愛敢恨的自主個體。
著紅衣的阿娥,清純可人,少言寡語,但又風情萬種。「廚房裏有煮好的飯,另外我還買了幾個杯子,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就都會被打破,所以我偷偷藏起了一個,到有一天你需要那個杯子的時候,就打一個電話給我,我會告訴你放在什麼地方。」現實與浪漫之間,久久等不到電話的阿娥有了未婚夫,又因為一個電話沉淪於電話亭的擁吻。19世紀的吉普賽女郎是歇斯底里的瘋女人,20世紀的阿娥是衷於愛情的純慾女神,21世紀的卡門是女權主義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