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论莫言小说英译研究中的误读与误释
摘 要
1.删改之名与实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文学盛事使莫言和中国文学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而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也被置于中外各家媒体的聚光灯下。围绕葛浩文及其译作历来是有争议的，批评者以译文应忠实原文为由，指责葛浩文对莫言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改动；赞美者则充分肯定译者及其译作的价值，甚至认为莫言得奖全靠译者之功。两种评价截然相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评论者对莫言作品及其英译本研究不足而妄下论断，不仅做出了偏颇的评判，更使这种评判以讹传讹。类似的评论很多，现择取一例：“从葛氏所译的众多的当代中国小说作品来看，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操纵、改动、删减时有发生，这也几乎成了他个人的一个突出的翻译风格。”该文作者仅在对“葛氏所译的众多当代中国小说”中的一部分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失客观公允的。其实，早在2007年，Full Tilt第2期就刊发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与葛浩文的一篇访谈录。葛浩文讲述了自己如何接触到汉语并为之着迷，并发表了他对英译中国小说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中美编辑的看法。他说，中美编辑发挥的作用不同。中国的编辑相对作家而言，地位较低，几乎等同于copy editor，即只作内容审查而不作文字修改的编辑。美国编辑则不同，他们或凭借自己的文学修养，或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会对原作或译作进行大量的修改。所以，有时候译本和原作会有较大的出入，那可能并不是译者一厢情愿，而是编辑的改动使然。
2011年，葛浩文撰写了一篇自我访谈录，文中再次回应了对其译本删减的批评。葛氏称，在其翻译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中，有明显删改的只有四部，即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莫言的两部小说（Arcade Publishing出版）和姜戎的《狼图腾》，还有一部莫言小说被编辑删了不少，但译者又补回了一半多。就译者所说的出版社名称和笔者对莫言作品双语文本的分析，可以断定这三部小说是《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和《红高粱家族》（下文分别简称《丰》、《生》、《红》）。因为莫言的其他作品，如中篇小说《变》（Change），长篇小说《四十一炮》（Pow！）、《檀香刑》（Sandalwood Death）和《蛙》（Frog）的删改极少，仅限于词汇和句子层面的微调。因此，本章对莫言英译本删改情况的研究将以删改最多的这三部小说为主。至于删改和压缩的原因，葛浩文则声明，他是应出版社的要求。2014年4月20～22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译介研讨会”，由中国作家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和葛浩文（美）、高立希（德）、何碧玉（法）等多位汉学家出席。会上，葛浩文再次澄清了这个事实，称译文中绝大多数的变动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我为罪魁祸首。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文优劣的标准”。鉴于此，在对莫言小说英译本中的删减或变动进行研究时，应避免对译者作价值判断。另外，还有必要澄清一点。由于时间、地域和出版社的不同，莫言小说会有多个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有时只有细微差异，有时差别甚大。首先，就出版时间而言，莫言作品再版次数很多，每次再版时，作者都会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虽然后续版本在叙事结构、章节和段落上基本保持不变，但在句子或措辞上会有微调。在莫言获诺奖后想要拜读而此前未读过或较少接触莫言作品的一般读者，往往会购买最新版本，而新版与初版可能会有多处出入。以《天堂蒜薹之歌》（下文简称《天》）为例。该长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88年《十月》杂志第1期，共19章。同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该版本增加一章，变为20个章节。在初版的卷首，莫言曾杜撰了一段斯大林的语录。在2001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中，这条语录则出现在作者“自序”中。在2012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中，章节增加为21章，该语录则出现在“新版后记”中。除了章节上的增删外，在语句上也有增减和变动。
第二，葛译莫言小说有时以台湾版本为依据。《酒国》（下文简称《酒》）、《红》、《天》都是完全或主要依照台版翻译的。以《酒》为例。《酒》创作于1989年9月，成稿于1992年2月，并于同年9月由台湾洪范书店出版（后虽多次再版，但均无更改）。《酒》英译本就是根据该中文版翻译的。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3年2月出版了《酒》，作家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莫言文集》中取名为《酩酊国》，1999年11月莫言对原稿进行了修改，2000年之后的大陆版本基本都采用了修改稿。最终定稿与初稿相比有不少改动，例如，第十章第四节篇末续写了若干段落，使之有了一个完整的结局，该章第五节也被删除。较之大陆版，台版《红》也有删节之处，如：余占鳌倒退着走出酒店，心里说不出是恼是惧。［……］（台版删）余占鳌对土匪头子花脖子的做派有隐隐的敬佩感，同时又有憎恨感。Yu Zhan’ao backed out of the tavern, not sure whether he was angry or sacred. He had grudging respect for the way Spotted Neck carried himself, but not to the exclusion of loathing.此处台版删减部分足足有400余字，这则叙述评论中的“受文化道德的制约”、迷信“官府”、“人生观还处在青嫩的成长阶段”、没那么“超脱放达”、有“相当的勇气和胆略”、有“正义感和怜悯心”，对美好女性怀有“比较高尚的恋爱”等字眼勾勒出余占鳌的性格特点，并对他不愿为匪为寇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充分体现出叙述评论对小说中的人物及行为进行解释、评价和概括的功能。经删减后，余占鳌对花脖子的做派又敬又恨的原因被隐匿了，也相应增加了隐含叙述信息。读者需根据上下文语境进行揣摩，否则只能做出大概的推测。此外，台版《红》的删节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如将“共产党”、“国民党”、“八路军”、“毛主席”等敏感的政治字眼几乎全部删除。由于《红》的英译本是依据台版翻译的，这些“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敏感词汇”并不是葛浩文本人采取的“文化省译”。例如：（1）大陆版：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这样的纯种好汉。只可惜任副官英雄命短［……］。台版：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是难找的纯种好汉，只可惜英雄命短［……］。译文：Father told me that Adjutant Ren was a rarity, a true hero; unfortunately, heroes are fated to die young.（2）大陆版：“我受你的领导？”“我们都受共产党滨海特委的领导，都受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毛泽东？老子不认识他！老子谁的领导也不受！”“余司令，江湖上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英雄择主而从’，毛泽东是当今的盖世英雄，你不要错过机会啊！”台版：“我受你的领导？”“我们都受共产党滨海特委的领导。”“老子谁的领导也不受！”“余司令，江湖上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英雄择主而从’，你不要错过机会啊！” 译文：Commander Yu, as the saying goes, “A great man understands the times, a smart bird chooses the tree where it roosts, and a clever man chooses the leader he’ll follow.” Don’t pass up this chance! (Mo 2003: 208)或替换某些敏感词汇，如将“土八路”、“八路队员”改作“（胶）高大队队员”。某些细节描写部分做了改动，例如：大陆版：他们一色灰军装，打绑腿，穿布鞋，方棱帽上镶着一个齿轮般的白太阳。台版：他们一色灰军装，打绑腿，穿布鞋，整齐英俊。译文：Dressed in neat grey uniforms, with leggings and cloth shoes, they were quite a sight. 国民党军帽的帽徽是青天白日，即文中所述的“齿轮般的白太阳”。从这个帽徽可以看出这伙骑车而来的人是国民党所属的冷支队队员，故台版作了修改。又如：“让共产党得天下，你觉得怎么样？”爷爷轻蔑地提了一下鼻梁，从一侧鼻孔里喷出一股气。“还让国民党统治？”“这群杂种！”“What would you say if the Communists were in charge?”Granddad snorted contemptuously out of one nostril.“How about the nationalists?”He snorted out of the other nostril.大陆版《红》中的余占鳌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不同看法。虽然以江小脚为首的共产党胶高大队队员也和他们抢过战利品，但是在与日军或伪军交锋之际，他们并不是坐山观虎斗，而是冲锋陷阵，誓与敌人顽抗到底。国民党冷支队则按兵不动，等敌我双方激战完毕后方才赶来，坐收渔翁之利。爷爷虽然对武器装备落后的“土八路”嗤之以鼻，但对他们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还是从心底里佩服的，对消极抗日的冷支队则破口大骂“杂种”。台版将最后一句“这群杂种！”改为“爷爷从另一侧鼻孔里喷出一股气”，这就泯灭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使这两个不同的党派在土匪头子余占鳌的眼里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台版删除了颂扬八路军的段落或字眼，而对于有损八路形象的词句却予以保留。例如：爷爷耸身跳上货堆，飞起一脚，把那老头踢到货堆下。老头子跪在地上，哀求道：“八路老爷饶命，八路老爷饶命……”爷爷说：“老子不是八路，也不是九路。老子是土匪余占鳌！”Granddad jumped up onto the mountain of stuff and, with a single kick, sent the old man sprawling onto the ground. He rose to his knees and begged, “Spare me, Eighth Route Master, spare me!”“I’m not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 Granddad said, “or the Ninth Route. I’m Yu Zhan’ao the bandit!” 此外，在二奶奶恋儿被几个日本兵轮奸的情节中，大陆版对涉及细节描写的部分有三处删减，台版则予以保留：（1）炕上的日本兵收回刺刀，［……］ 一道明媚的阳光照在她的两腿之间，像照耀着古老美丽的神话传说，像照耀着圣洁的神仙洞府，像照耀着天神的慈祥的、威严的眼睛（大陆版删减，台版保留）。日本人注视着人类的必经之处注视着他们的亲人们也有的器官（大陆版删减，台版保留），［……］。（2）最后一个爬到二奶奶身上的，是那个年轻漂亮个子矮小的士兵。他满脸羞惭之色，漂亮的双眼里闪动着惊枪野兔般的惶惶神情。他脸上有股艾蒿香气，两片哆哆嗦嗦的肉红色嘴唇里，闪烁着牙齿的银光。二奶奶突然对他生出一丝怜悯，一丝丝像钢针般的忧伤的甜蜜扎着她麻木的心脏。二奶奶流着眼泪看着他沁满细密汗珠的脸，看着他脸上那种自卑、羞愧的痛苦表情。他起初还在二奶奶身上磨蹭着，后来竟一动也不敢动了。二奶奶感觉到他的腰间的皮带硌着自己的肚子，感觉到他紧张的发抖的身体。炕下的日本兵狂笑着，喊着一定是嘲弄这个无能的年轻士兵的话。休息过来的瘦鬼子跳上炕，把年轻士兵掀下去，毫不羞耻地对他炫耀着自己的，夸张地表演给年轻士兵看。二奶奶感觉到脖子之下的身体已经死了，脑子里有一个黄影子在旋转，椭圆形的黄影子…… (大陆版将这两段全部删除） 对此，有论者称:“葛浩文在翻译莫言早期作品《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时，在‘译本里加上了一些……原著中没有的东西，譬如性描写’，而在翻译《生死疲劳》时则删除了一些比较露骨的性描写。”仿佛葛浩文对莫言小说中性描写的取舍是随意、无规律的。其实，这段话既是对莫言原话的误读，也是作者对莫言英译本的研究不够细致所致。首先，莫言在这段话里并没有明确指出葛浩文在他的哪部作品里添加了原著中没有的东西，只是因为此话出自莫言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一篇演讲稿，题为“我在美国出版的三部书”，文中提到的三部书正是《红》、《天》和《酒》，但这并不能说明莫言所指的就是这三本。其次，莫言本人不懂英文，他应该不会也无法阅读其作品的英译本。他从别人口中听来的话，也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笔者对莫言作品的英译本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发现那些所谓的“原著中没有的东西”只是在大陆版或新版中被删除而已，而这些都能在初版、旧版或台版中找到出处。例如，吕敏宏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译本中增加了原文小说不知何故被省略了的关于二奶奶阴魂不散的描写。”该句如下：也有人说，二奶奶被装进棺材里还叫骂不止，两双脚把棺材盖板踢得嘭嘭响…… Some people say that when she was placed in the coffin she was still cursing and kicking the lid. 不过，这句话并不是英译本中添加的，而是台版原本就有的。另外，一方面莫言的某些长篇小说英译本，尤其是《红》、《丰》、《生》等，有大量的删节；另一方面也刻意保留了大陆版中删减而台版未改动的敏感内容。如前文中提到的《红》之“奇死”中二奶奶恋儿被日本兵轮奸的情节中的若干句段；《生》中上官金童刑满释放后，坐在家乡的火车站候车厅里，忆起在狱中的不堪往事时，其中便有他被迫为看守口交的回忆。对这些有违西方主流伦理观的细节，译文却并没有删减。第三，莫言小说在大陆主要由两家出版社出版，一是作家出版社，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此外还有春风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中国工人出版社和北岳文艺出版社等。有时不同出版社的内容也会有细微不同。葛浩文会在英译本的扉页注明依据的是哪家出版社哪一年的版本。如《生》英译本依据的是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蛙》的英译本依据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四，葛译莫言小说有时会参考不同时期的大陆版和台湾版本，甚至是作者提供的新版本。葛浩文在《丰》英译本序中称，该小说“最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6）。同年又有台湾版（洪范书店）面世。2003年，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删节本。该本英译根据作者所提供篇幅更短的电子版，而我在翻译及编辑的过程中又经得作者首肯，做了一些修正和安排。” 所以，无论是以1996年还是2003年版本与英译本进行对照，都会发现英译本在细节处（大段的删节除外）有时参照初版，有时则以修订版为依据，有时则与两个版本都不甚相同。若单据其中一个版本进行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在《天》英译本卷尾的译者注（Translator’s Note）中，葛浩文称该译本依据的是台湾洪范书店1989年版本，并参考了其他版本。葛还与作者联手对第19章的部分段落进行了修改，第20章则完全推倒重写。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的版本将作者为英译本重新撰写的最后一个章节插入到原作的第19和20章之间，变成了21个章节。
2.莫言小说的英译者
2013年，内卫特为Chicago Reader（《芝加哥读者报》）撰文称，葛浩文是莫言小说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译者（Levitt 2013）。其实，莫言小说有四名英译者，分别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魏贞恺（Janice Wickeri）、邓肯·休伊特（Duncan Hewitt，1966~）和穆爱莉（Aili Mu）。莫言小说的主要英译者、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葛浩文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院的研究教授，“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美国最优秀、最多产的中国现代小说翻译家”。自1979年起，他翻译了30多位中国作家的50余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包括大陆的老舍、巴金、杨绛、萧红、端木蕻良、张洁、莫言、贾平凹、苏童、毕飞宇、刘恒、王朔、姜戎、王安忆等，台湾的白先勇、黄春明、李昂、施叔青、陈若曦、王桢和、朱天心、朱天文等。其译作不仅受到了出版商和书评家的好评，而且得到了中西方英语读者的认可，为促进中西方文学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贾平凹的《浮躁》（Turbulence）于1988年获得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Pegasus Prize for Literature），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获得2000年由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颁发的国家翻译奖（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姜戎的《狼图腾》获得2007年英仕曼/曼氏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当然，其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翻译的主要作者莫言于2012年10月11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是翻译领域里的多面手，除了其翻译家身份，他还是著名的萧红研究专家。虽然葛浩文以翻译实践为主业，不以翻译理论研究著称，但是他的翻译思想依然以论文、随笔、访谈等形式散见于各类文学和学术类期刊、报刊和个人专著，如《翻译季刊》（Translation Quarterly）、《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伦敦时报》（The Times of London）、《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当今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漫谈中国文学》等。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外国语言及文化系副教授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说：“假如他的其他工作大半为人忽略，那也是因为他的（短篇和长篇）小说翻译数量之多、种类之繁令人眼花缭乱；尽管别的成就本身已相当可观，但较之其翻译工作却大大逊色。”早在1989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翻译期刊《译丛》（Renditions）上就刊登了莫言的一篇短篇小说英译“The Cat Specialist”（《养猫专业户》），该小说讲述了村里的奇人“大响”（Boomer）养猫捕鼠的故事，大响的神秘与山猫的灵性，都被赋予了奇幻的色彩。1991年，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了小说集Explosions and Other Stories（《爆炸及其他》），并于1993再版。这部小说集选材颇具眼光，译文水准也很高，但由于出版时间较早、宣传力度不够等原因，鲜少为人提及。该译本收录了莫言的两个中篇和四个短篇，分别是“Explosions”（《爆炸》）、“The Old Gun”（《老枪》）、“Flies” （《苍蝇》）、“The Flying Ship”（《飞艇》）、“The Amputee”（《断手》）、“The Yellow-haired Baby”（《金发婴儿》）。其中，《爆炸》、 《飞艇》、《断手》和《金发婴儿》为《译丛》执行编辑魏贞恺（Janice Wickeri）所译，邓肯·休伊特（Duncan Hewitt）则翻译了《老枪》和《苍蝇》两篇。魏贞恺曾任香港期刊《译丛》（Renditions）的执行编辑和译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便以主编和译者的双重身份，以独译或合译的形式在《译丛》杂志不断发表译作，部分译文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以“译丛平装本”系列（Renditions Paperbacks）结集出版。其译作涉及体裁广泛，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文论等；翻译的作者来自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如清朝的曾国藩，中国大陆的张爱玲、谢冰莹、王安忆、舒婷、莫言、王蒙、苏叶，香港的许迪锵、吴煦斌、王璞、小思、岑静雯和台湾的马森、王克平。邓肯·休伊特在中国多年从事新闻报道和当代文学翻译。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曾于1986~1987在中国留学一年。毕业后任BBC驻华记者，曾同时为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观察者报》（Observer）和《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撰稿。现为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撰稿人。著有《中国：先富起来——一部现代社会史》（China: Getting Rich first: A Modern Social History, 2009）。穆爱莉是美籍华裔学者，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系（World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epartment）副教授、著名小小说专家；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美国康奈尔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其原创的闪小说（flash fiction）有“An Explosion in the Living Room”（《卧室的爆炸声》）、“A Knock at the Door”（《敲门声》）和 “Looking Back at Life at the Moment of Death”（《弥留之际，回望人生》），译作有王蒙的小小说《光头》（“A Shaved Head” ）和蔡楠的微型小说《谋杀自己》，编著有中国小小说译文集《聒噪的麻雀——中国当代小小说选》。该书由穆爱莉、香港岭南大学的赵茱莉（Julie Chiu）和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编译，并由诗人北岛作序，穆爱莉和赵茱莉撰写引言。其中收录了莫言的两篇小小说——“Horse Talk”（《马语》）和“Strange Encounter”（《奇遇》），分别为穆爱莉和葛浩文所译。
3. 案例分析
本节将主要针对鲍晓英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下文简称《译介》）一书中的论点和论据进行评析。
3.1对原文理解不足
《译介》作者引用莫言为《天堂蒜薹之歌》撰写的新结局，称“小说最后大段的官方新闻报纸对蒜薹事件的套话空话报道被删除，也没有明确主人公高马之死，而是直接以高马出逃中枪结束小说，结尾是这样的：He (Gao Ma) Rose into the air as if riding the clouds and soaring through the mist, until he realized with wonder that he was sprawled in the icy snow, facedown. He sensed something hot and sticky spurting out of his back. with a soft ‘Jinju’… ”on his lips, he buried his face in the wet … 高马中枪后逃跑成功了没有？有没有见到心爱的金菊？结尾都没有表明，译者这样改写，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和些许希望”。该书作者的这段话有三处值得商榷。首先，《天》是一部复调小说，有三条叙事线索：一是天堂县民间说唱艺人、瞎子张扣说唱的“蒜薹事件”；二是围绕天堂县以种蒜薹为生的农民展开的故事；三是官方媒体对“蒜薹事件”的报道和社论。这些“官方新闻报纸对蒜薹事件的报道”确实被删除，并由作者重写了一个结局，对主要人物的命运，如瞎子张扣、方四婶、高马等做了交代。不过原文中的官方报道是有意图的，它们恰恰是以“套话空话”的形式，使民间话语和实际生活与官方话语形成对照，反衬出后者的不可靠。其次，重写后的结局已经毫无悬念地表明试图越狱的高马在中枪后倒地毙命。他不可能逃跑成功，也不可能再见到“心爱的金菊”，“想象空间和些许希望”更是无从谈起，因为金菊早已上吊自杀，尸体更是被她的两个哥哥从坟中掘出来卖给曹家结阴亲。最后，该作者在前文中已经说明这个新结尾是作者应出版社和葛浩文的要求改写的，后面却又说“译者这样改写”，前后表述不一。对原文了解不足的现象是普遍的。如有论者称“2010年［莫言，笔者注］小说集《改变》（Change）由Calcutta: Seagull Books出版。”首先，Change并不是小说集，而是一部中篇小说；其次，该小说的书名是《变》，而不是《改变》。国外学者也有对原文不熟悉的情况，如华裔汉学家雷金庆（Kam Louie）称莫言的短篇小说英译本“Amputee”（《断手》）中的男主人公苏社“少了一条腿”（minus a leg），其实他是缺了一只右手（原文为：“他举起右胳膊，衣袖匆匆滑下去，露出了——他的手没了——疤结的手腕。”）。
3.2例证分析缺乏说服力
《译介》作者认为“改写是葛浩文小说翻译中经常使用的翻译策略”，并举出一则在词汇层面改写的例子：“那是三年前，生完第七个女儿后，丈夫上官寿喜怒火万丈，扔过一根木棒槌，打破她的头，血溅墙壁留下的污迹。She had just delivered her seventh daughter, driving her husband into such a blind rage that he’d flung a hammer at her, hitting her squarely in the head and staining the wall with her blood. (Goldblatt, 2008)”该作者对此译例的分析如下：“‘木棒槌’变成‘铁锤’，这一变化也许是葛浩文认为‘扔过一根木棒槌’不能把人打得血流四溅，经他这么一改，译文似乎更合理了，这就是葛浩文‘有意为之’的创造性叛逆。”这样的解释实属牵强。虽然“木棒槌”（wooden club）和“铁锤”（hammer）的能指和所指意义都不一样，但在这个语境中，用什么器具打并不重要，重要是把上官鲁氏打得头破血流这个结果。如果非要给个解释，那也更可能是因为上官家本来就是开铁匠铺的，“hammer”则是打铁的必备工具之一，所以上官寿喜就随手抄起一个扔了过去。该作者认为“翻译莫言作品时，葛浩文有时会刻意添加原文没有的东西”，然后就词汇层面的添加举了不少例子。且看第一例：“我昂然下了高台，木板钉成的台阶在脚下颤抖。我听到鬼卒喊叫着我的名字,从高台上跑下来。I climbed down off of the wooden platform, which shook with each step, and heard the attendants shout my name as they ran down from the platform. (Goldblatt, 2008)”该书作者对此例的分析是：“中国古代或传统建筑中，高台常常是木制，而且，这里的‘高台’，由于前文有‘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即孟婆在此等待，所以可推断出是奈何桥。译文中增加了‘木制的’，渗透出以木料为材质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该作者的发散思维和想象力令人惊叹。其实在原文中，“高台”一词随后就是“木板钉成的台阶”，而译文中的“wooden”就是对这一短语的缩译。接着，该作者又举了一列：“一会儿我就看到了桥下那些因沾满我的血肉而改变了颜色的卵石。I was about to see the stones beneath the bridge that had been discolored by my blood and flecks of my brain.”该书作者称：“译文渲染了血腥性，将原文中的‘血肉’，更加夸张地增译为‘血液和脑浆’，扩大了恐怖的气氛。”其实译者并没有渲染“血腥性”，这样的处理反而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下文中，西门闹回忆起当初自己被反剪双臂，带上小石桥，随后被民兵队长黄瞳枪毙的情景。从“［黄瞳］举起了那支土枪，枪筒子距离我的额头只有半尺远，然后我就感到头飞了……”（莫言 2012d：8）这句不难判断，西门闹被枪毙后必定是“脑浆涂地”。至于后面所举的例子中，译者对俗语、歇后语、中国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人物进行释义，本是汉英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增译现象，这种补偿翻译非但无可厚非，还有助于读者了解源语文本中隐含的文化信息。
3.3引证不确，断章取义
质疑一：“‘背叛’与‘重写’是他［葛浩文，笔者注］翻译的必要手段。”该作者引用的原文为：“［葛浩文］认为翻译是背叛、重写，但忠实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而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则是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正因为翻译的这一特性，使得‘背叛’与‘重写’成为必要的手段, 目的是更为‘忠实’地把原文传达给译文读者。”该文作者虽然认为葛浩文的英译本中有背叛和改写之处，但其强调的重点是“忠实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对此，笔者将在下文阐述。质疑二：“在葛浩文的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的叙事情节做了很多改动，增加了原文没有的情节描写如性描写，同时去除了许多意识形态、观念上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不适之处，这种改写和重新阐释常常是为了照顾目的语的诗学系统。”姜智芹的这篇论文主要是考察西方读者视域中的莫言及其作品，即西方学者、海外中国学者以及国外知名新闻媒体的正面评价和热情赞誉，并探析了莫言受西方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对葛浩文的英译仅在第一节略有提及，且并不是该文论述的重点。《译介》的作者转述（间接引用）的这句话在该页码找不到任何出处。唯一沾边的只有这句：“该书的英译者戈德布赖特在介绍《丰乳肥臀》时引述莫言的话说：‘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以跳过我的其他小说，但一定要读一读《丰乳肥臀》。我在其中写了历史、战争、政治、饥饿、 信仰、爱情，还有性’。”（姜智芹2005）如前文所述，性描写是《丰》的原著中就有的，葛浩文并没有添加此类的描写，相反，《丰》和《生》的译文还对性描写进行了适量删减。
3.4考证不严，妄下论断
质疑三：“葛浩文经常淡化去掉难懂的中国神话传说以及敏感的政治色彩，他对拖沓或雷同的文本也进行删节，对政治历史背景性的内容删减，这些都是出于西方读者习惯的考虑。”葛浩文对拖沓雷同的内容确有删减，但是如前文所述，主要集中在莫言的三部小说《红》、《丰》和《生》中。至于他是否经常淡化或删减中国神话传说，虽然笔者未做具体的数据统计，但对莫言所有英译本进行全面考察的结果表明，有时译者确实适当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或视情况删减了某些涉及中国历史人物、文化典故之类的内容，但绝不是“经常性”的行为。相反，译者在对待方言、俗语、民谚等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时，更经常的策略是用直译、直译加意译的方式予以保留。至于淡化“敏感的政治色彩”、删减“政治历史背景性的内容”，作者已经在第一节“删改之名与实”中以大量的实例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这些所谓的被淡化和删减的内容，只是译者依据的版本不同而已。质疑四：“葛浩文有时会刻意地添加原文没有的东西。……如《丰乳肥臀》译文中展示对女人身体的礼赞，强调原作者的恋女情节；为了突出读者异域想象和色彩，《酒国》中增加了食人性或食人主义；中国政治色彩常是葛浩文避免的，但有时为了吸引西方读者，译者偶尔也会添加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在《变》标题页增加了‘What was Communisim?’（共产主义是什么？）？”对《丰》和《酒》中这些“刻意添加的原文没有的东西”，该书作者却没有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恰恰相反，《丰》的英文版中对涉及“乳”和“臀”的字眼及细节的描绘进行了大量的删减，非但没有渲染“女人身体”，反而进行了淡化处理。“强调原作者的恋女情节”更是无稽之谈。作者是想借此书表达对母亲、对伟大女性的赞美，但绝不是什么“恋女情节”。小说主人公上官金童无以复加的恋乳癖也曾使作者遭受过类似的质疑与谴责。对此，莫言幽默而机智地回答道：“不是我见了女人的乳房就想去摸，而是我小说中的人物见了女人的乳房就想摸。”至于“《酒国》中增加了食人性或食人主义”这句更是令人不知所云。《酒国》中侦察员丁钩儿奉命调查的就是一出骇人听闻的食婴案，食人主义本是该小说的主题之一，何来增添之有？最后，译者在中篇小说《变》的英译本封面页增加的那句话确实有，但并不是译者添加的，而是出版社或编辑所为。《译介》作者只注意到了封面页的这句英文，却没有发觉该句后面还有个“5”字。
3.5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译介》作者认为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有改写、删除、添加、归化。且不论其所谓的改写策略是否就是“归化”的代名词，仅就这四种策略而言，也是不全面的。该作者并没有将适度异化列入其中，而且过多强调了对富于文化信息的词汇的删减，而没有看到译者更多情况下是通过直译加意译法予以保留的。“在小说翻译中，为了确保语义负载在介绍文化和可读性之间的平衡，删减一些文化上的细节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尽可能忠实地重现原作的文化氛围，最好将这种删减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语言单位内，切不可由于低估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或是想避开翻译中的困难，就删去大量的细节以简化原文。”由于杨晓荣探讨的重点是在小说翻译中如何处理异域文化特色的问题，她说指的删减主要是一些文化上的细节。但在莫言小说的英译本中，译者在对语言单位和叙事结构层面进行大量删减的同时，反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山东高密等地的民俗文化，如传奇志怪故事、民间艺术（曲艺、剪纸、泥塑）、方言土语，关于中国农村传统习俗的描述，如嫁娶、丧葬、生育、饮食等，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男性以长须为美、女子以小脚为美的审美风尚等。这也说明，译者虽然不忠实于某些源语文本，但却是忠于源语文化的。
3.6泛意识形态化
受以勒弗菲尔、巴斯奈特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以及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的影响，意识形态便作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词，与诗学、赞助人一起频频出现在翻译理论或实践研究的论文里，甚至常常被当作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一个理论框架生硬地套在任何翻译文本的分析之中。似乎在论及译者的选材、翻译策略、翻译目的时，不谈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就无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淡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忽略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等宏观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但是泛意识形态化是要不得的。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侃在对中国当代小说在北美的译介可能受到的阻力进行分析时指出，中西方在语言、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上的差异会形成一道无形的滤网，这个滤网“会或多或少地滤去母本中的丰富信息，并且因为某些语言之外的原因，母本中被滤去的信息有时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他指出，在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中凡与女性下体有关的词汇，如“屁股”、“阴毛”等，在英译本中均进行了雅化或隐晦处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强大的女权运动及其理论成果对于本国的话语秩序、文化格局与出版制度的深刻影响，使对‘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中涉及女性身体的描写必须符合‘思无邪’的硬性规定”，此外“还有来自宗教、种族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种种规定”。这些不仅仅关乎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涉及意识形态的范畴。王侃还指出，与《兄弟》的英译本形成对比的是，该小说的法译本却尽可能地保留了其中的“恶俗”部分。原因是“法国有拉伯雷《巨人传》 式的‘恶俗’的文学传统”。诚然，莫言小说英译本中删减了与“乳”、“臀”相关的字眼和有违西方主流伦理观的句段，对生殖器官、人体排泄物、污秽物等采取婉言处理等等无一不是译者或编者在译语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下做出的有意识的决定。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在影响译者选择的因素中，葛浩文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大”。而是如译者所言，首先考虑自己是否喜欢这部文学作品。当然，“喜欢”这个词有很强的主观性，也会被视为受到“美国社会对待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之下的某种潜意识使然。但是，对于一个挚爱中国文学、视文学翻译为生命的译者来说，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相当的文学性、是否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是他考虑的重中之重。葛浩文说：“中国小说（特别是20世纪的）所给我的不仅是对一种艺术形式（即小说本身）的鉴赏，也不仅仅是对现代中国之某种程度的认识，而主要是对‘人生’的鉴赏和认识。”一个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有着如此感悟的译者断然不会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某些负面认识或所谓的东方想象而去翻译一部媚俗之作。当然，译语文本确实按照出版社编辑的要求和出于对读者的考虑而有所删减，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删改都是出自恶意，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操纵或改写也不一定非要上升到意识形态的范畴，中西诗学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和编者自身对文学的见解和审美等都决定了译者必须在接近原文和接近读者之间做出选择。毕竟一部完全没有销路、读者缺位的译作非但不能延续原作的生命，更不可能赋予它新的生命。
4. 结语
总之，本文论述的目的并不是否定《译介》一书的价值，而是指出其在文本分析和批评方面的明显不足。不仅意在警醒他人，也旨在为自己敲响警钟，那就是，时刻保持客观冷静的头脑，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对研究对象不甚了解甚至掺加主观臆断，必然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尤其是当这种研究结果被另一些不求甚解的研究者以讹传讹，其危害可谓大矣。在对莫言小说的英译本进行分析和批评时，应力求充分理解原文，采集具有说服力的例证，避免因引征不确、考证不严、以偏概全、泛意识形态化等引起的对译者、原文、译文的误读和误释。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当代外语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