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自然教授：缅怀我的学长——诗春教授

老桂走了！老桂就是我们语言学界的大师桂诗春先生，是我敬爱的学长。我从1973年来到广外开始就习惯称呼他“老桂”，而我们认识以后，他也习惯叫我做“老何”。那是文革年代开始流行的称呼，不管他是文革时校“教育革命组”的负责人，还是后来教务处和学院的领导，他的职务虽然有所变化，经历的时段也有不同，但他始终是我心目中尊敬和爱戴的顶头上司“老桂”。

说来也很幸运，我来广外时正好是桂诗春先生访英归来，他给广外带回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信息。从那时开始，我就加入了他着手在广外开拓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的行列里了。我开始学习1973年引进、以英语用法调查为依据的“黄皮书”——Quirk 等四人编写的 A Compren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72)，接触到 Leech 和 Svartvik 强调实用目的而编写的 A Communicative Grammar of English（1974）,探索在应用语言学指导下如何进行以交际为目的的英语教学。正是这个时候我接触到讲究语言用法的语用学。1983年，在桂诗春、王多恩教授的鼓励下，经教育部获准，我远赴加拿大 Simon Fraser 大学，随 Steven Davis 教授，专攻语用学。这时去国的除我本人外，还有伍谦光、肖惠云等教授，大家都按创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的要求，在国外分别专攻不同的领域。1984年我们先后回国，诗春先生已升任广外校长职务，在他关怀下，广外获国家教委批准成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由桂灿昆教授任所长，我被委任为副所长兼教务处副处长。研究所还接管了当时创办不久的《现代外语》编辑部，由诗春教授全面负责编务，我则协助他审稿和处理刊物出版发行事宜。为凝聚和锻炼我们这些中青年学者，他让桂灿昆教授牵头，给新成立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开设讲座课程，约请我们回国的几位教师各负担一个学科领域的课程讲授。当时广外是全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班中开设相关课程最多、最齐全的学校，那时候培养的学生中就有现在的长江学者黄国文教授、语料库语言学专家何安平教授等国内外知名学者。

在桂诗春先生的关怀下，广外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得到不断成长。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举办了全国首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讨论会，集国际和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于一堂，为中国英语教学献策、交流，使广外名赫一时，成为国内和国际上知名学府。我们组织编写了全国第一套《语言学系列》教材，在全国高校中普及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我们还邀请过 Nida, Svartvik, Newmeyer, Halliday 以及国内的许国璋教授等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各个领域的国际、国内知名教授来讲学。继1981年获教育部首批颁发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后，1986年又获该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我们老桂是我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我们这个学科还首个被确认为全国外语类五个重点学科之一。今天，当我们缅怀桂老的业绩时，我们无不联想到他在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是广外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春先生辞去广外院长职务，专注于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发展。我们扩大了博士生导师队伍，李筱菊、黄建华教授和我本人也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广外第二批博士生导师，开始较大规模地选录优秀的青年学者攻读博士学位，同时继续壮大我们的导师队伍和专业领域。桂先生牵头从事语言测试、语料库建设、语言学方法论及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李筱菊教授主持编写全国第一套交际英语教材；黄建华教授潜心词典学学科，除培养博士研究生外，还着手编纂全国第一部大型的《汉法大辞典》。我本人也在诗春教授引领下，培养语用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在语言哲学、语用学与外语教学、认知语用学、社会语用学及后来的语言模因论方面带领学生进行过专题的研究。在这期间，由诗春先生带头，我们大家都积极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各个领域的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

也是在诗春先生的推荐下，我接他的班，于上世纪末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一直到2004年才因年龄关系改由王初明教授接任该项工作。在任学科评议组成员期间，我参与国内高校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点的评审、学科目录的制定、增设和改进等一系列工作，丰富了我在校内从事学术行政的宝贵经验。

本世纪初，我是在桂先生的启发和指引下对模因理论产生兴趣，我读了一些文献，和我的学生一起发表了国内有关模因与社会语用的评介论文。我将模因论引入语用学领域进行研究，揭示语言中的模因现象，合理地解释了当前社会网络语言的传播规律，以及模因论对语言教学和翻译训练的启示，从而揭开国内研究语言模因的热潮。我先后和由我本人以及和我的学生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出版了《语用三论》和《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两本专著。桂先生大力支持我们的研究，对我们将 meme 和 memetics 译为模因和模因论给予支持，并且热情地为我们的论著作序，他以洋洋万言肯定了我们的研究，同时又语重深长地为我们指出语言模因论今后的研究方向，鼓励我们克服研究中的困难，并对我们的研究寄予厚望。

桂先生深知语用学研究语言理解和使用的积极意义，他在我的学生冉永平、张新红为我“奔七”编著的《语用学纵横》一书写的序言中说：“语用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对此感兴趣的学者也越来越多。这门学科是许多学科的汇聚点，它和很多相关学科既有重叠，也有所侧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拓宽视野，伸延到相关的领域。既然是研究语言的使用，就必须研究作为它的哲学基础的语言哲学、作为语言学的各组成部分的语音学、句法学、词汇学、语义学等、作为社会规范的社会语言学、作为个人行为的心理语言学、以客观世界的经验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以语言的进化、变化 和生态为对象的生物语言学、作为二语而学习和使用的二语习得，等等。语言使用，包括对语言使用的态度，是一种概率性行为，它有多寡而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因此语用学还有其相应的一套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从这段话中我感到当年桂先生鼓励我留学加拿大专攻语用学的卓越远见，也让我感到他对我和我正在成长中的弟子们所寄予的学术祈望。

到了今年，我“奔八”了，还是我的学生黄国文、陈新仁、冉永平、李捷等学者再次编写了一本庆贺文集，取名为《语用人生》。我的诗春学长又一次为此书欣然作序，里面回忆了我们相识、相处、相助的点点滴滴，他还就“语用人生”这个题目热情发挥，从人类和社会的角度谈一个社会成员与语言使用的密切关系；他用 Mark Twain 的《百万英镑》的故事表明社会语用对人生的威力，提出不妨将语用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老桂还像老大哥一样，说到人生80才是老年的开始，勉励我这个才“刚刚跨入老年门槛的年青老人”继续努力，扬鞭奋进。我今天重看这段文字，联想到桂学长的突然仙逝，我心中充满莫名的惆怅、惋惜和悲伤。

老桂啊，你走了，安息吧！我心里不安啊，我答应过要和你一起去“银记”吃肠粉的，可是你离开我们了……我会永远铭记你的鼓励。你的音容笑貌，以及你那富有启发和激励的言辞将永远留存在我心里。

2017年4月5日深夜

（文章来自公众号“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作者何自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