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让西南联大在乱世中成为了奇迹！
在追思先人的时候，更在于反思当下，用西南联大的精神鼓舞我们。在一次校庆中，时人曾用对联描绘西南联大说：“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意指三校各不相同的风气：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几十年后，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
80年前，1937年11月1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名校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因抗战形势紧张，其在1938年迁校昆明，是为史上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
回望西南联大短短8年的历史，我们往往对大师辈出的时代和艰苦卓绝的环境不断追忆，而西南联大是个怎么样的大学？为何在同时期合并组建的大学中，唯有西南联大最终走向圣殿？三所大学共赴时艰的历程又给了今天的高等教育怎么样的启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 三校融合 如何和谐共生？<<
众所周知，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为了保存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与发展，也为了培养日后中国建设的人才，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和教授，参加了庐山「国事谈话会」的会议，一起商讨对日政策以及未来学校发展。彼时日本首先攻占了清华、北大，再然后是南开，同时依据记载，南开大学是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所毁于战火的中国高等学府。并且许多学者更是受到日本的诱降或威胁，之后国民政府下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成立并南下，经过日军的严密盘查，学生与知识分子相继南下，虽然在当时很多学生投笔从戎，但是还是有很多学子继续学业。
然而最开始，三校南下至长沙，也就是长沙第一临时大学时期。三校长为临大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并先后赶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但是战火很快就燃烧到了长沙，这时得到秦瓒提出的建议，梅贻琦也认为，大学搬到昆明是适合的。
长沙临时大学学生迁往西南
1938年的1月，由于战争的摧毁临时大学决定迁往云南省昆明，同时学校也制定了陆海两路入滇计划，在入滇的一路上，就出现了旅行团这一组织，即「湘黔滇旅行团」。它采取军事编制，由当时黄师岳做团长、黄钰生做副团长，带领着少数师生入滇，这也被看作是学生一次接触社会实际的教育机会。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指出:「大学师生既要与全国民族共命运，关注现实，又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
因为西南联大是由三个学校合并成立的，在其管理制度上就有着三校办学管理的影子，而三所学校有都受到西方大学制度的影响，所以西南联大办学管理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就带有现代西方大学管理的方式。
清华大学也提倡「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北大提出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南开大学则提出「土货化」的教育发展方针，立志把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社会实际作为教育的目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办学教育特点虽不同，但共有的是良好的传统与教育口碑以及下共同的教育观点，是三所大学可以融合办学的一个基础。
西南联大作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联合体，由于历史的原因，三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这就是为人所称道的清华的「严谨、认真」之风，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南开的「开拓、活泼」之风，西南联大继承、融合、发展了三校的校风，在独具特色的联大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具有三校的风貌。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 教授治校 中国高等教育的美好时代<<
新组建的西南联大在管理制度上无先例可鉴，「教授治校」就成为西南联大管理制度上的特色。校级的民主管理机构主要有「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是就促进学校发展、教育和学术政策以及密切关心学生切身利益等问题提出建议并制订具体解决的办法。教授会作为老师的代表机构，主要任务是对学校的方针政策进行咨询研究，讨论并提出教师对学校发展的基本建设性主张。
在常设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较少的情况下，联大管理为充分发扬老师共同治校的积极性，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如图书设计委员会、聘任委员会、战区学生救济等等，组织教职工参与到学校的各项管理事物当中。这些专门委员会在其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
苦中作乐去郊游的学校老师们：左起周培源抱周如玲、陈岱孙、王蒂徽、金岳霖扶周如燕、朱自清、李济侗扶周如枚。
其二，真正的大师，是从精神高度和学术成就上定位的。西南联大校园里从来不缺乏这样的学者和学生。中文系的朱自清、罗常培、闻一多、刘文典等，外语系的叶公超、吴宓、朱光潜等，历史系的陈寅恪、傅斯年、雷海宗、钱穆等，哲学系的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等……这些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他们既是各自领域的名家，也是中国学术传承和发展史上的丰碑式人物。
1938年8月9日，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这是联大期间，他们携子女梁再冰(女)、梁从诫(男)与联大教授周培源(左一)、陈岱孙(左三)、金岳霖(左五)、吴有训(左六)等合影。
陈寅恪先生曾慨叹：“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所撰写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无数读书人奉为圭臬的座右铭，也是西南联大一以贯之的精神。西南联大之所以令知识分子怀念，根源就在于它所象征的独立自由的学术品性。我们今天纪念西南联大，在追思先人的时候，更在于反思当下，用西南联大的精神鼓舞自我，纠正因功利心而耽误的学术探索，回归读书和教育的初心本意。如此，才能在学术精神和理想的薪火相传中，继承前人的成果，并逐渐开拓出属于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新路。
>> 通才教育 名师手把手的严进严出<<
很难置信，短短8年终，联大共开出1600多门不同的课程，其中，许多选修课都是因为教师的新成果而开设的，因此学校坚持每年都有新的课程开设。在校三年级起，联大学生便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课，并钻研学问，自主选择的学习形式极大的促进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但是联大的学生管理制度也有严格规定。如凡一年级必修课程，不准中途退选，必须修完。
「通才教育」是西南联大办学过程中，一直提出的办学理念。通才教育是指以学校学分制为核心标准，选修制和必修制相互配合作用，是成为三位一体的学习制度模式。综合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培养，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
在课程设置和考试上，联大学生考试不及格者不得补考，只能在下一年内重修本课程，选修课不及格，只能另选别的课程，一年级学生除了应修满学分的基础上如有一门达不到70分以上者，也不得升级等等严格的学生管理制度。在办学上，联大坚持民主管理，不断完善教学管理，严格规范师资，建立科学的大学管理体制，都是西南联大办学的特色。
学校的入学标准是十分严格的，就学过程中的淘汰率也很高，但是对于真正优秀的人才，学校是不惜破格录取的，就比如华罗庚。教学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或基础，成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学生不能缺课，考试时不能作弊，如有便是记过的处罚。
于西南联大简陋图书馆里学习的学子
高效的办事风格更是西南联大校风的特点，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人员减到最低限度。比如，相当数量的善本古书和文、法、理、工、农方面的外文书籍，和数以万计的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全馆工作人员最多时只有32人。至1941-1942学年度趋于稳定，共设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
同时也为了缓解教育经费缺少的状况作出努力，西南联大更是大力推动学校与社会的联合来促进学校的发展。梅贻琦提出的组织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并聘员任管理委员会委员，与骏业木材公司合作，联大机械实习厂改为经营生产之工厂等等，通过与社会企业联合，既把学校的科技优势发挥出来，为社会服务，也减轻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的压力。
华罗庚一家在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办学校际融合与政府、社会的强强联合。西南联大的行政管理，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主持校务，实际上扮演并发挥了校长的角色和作用，是西南联大的实际校长。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使得西南联大办学得到了政府的极大支持。如清华工学院与交通部联合对滇缅公路的各项技术参数进行科学试验研究，又和水利部联合设计昆明的水利设施方面，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合作等等对学校、对政府都有着极大的利处。
>> 刚毅坚卓 塑造一个时代的家国情怀<<
在昆明，联大教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到「献给前线抗日的百万将士」。
在西南联大，全体教师学生中最为浓烈的情感就是爱国的情感，最感人的精神就是爱国精神。联大学生在抗战时两次集体参军抗日达800余人，号称「八百壮士」，这在当时全国大学中是罕见的。
学校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是西南联大的精神支柱。联大八年的时间里，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在这短时间，中国人民经受战争的催残，却更加的团结。
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1938年的秋天，由于日军的轰炸，更多的教授是租用农民的房子。这个时期里一大批联大的教授，租用龙院村、司家营、麦地村、大河埂这些村落里的房屋来居住。1939年暑假之后，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了，大后方的经济开始出现问题，办学管理上也开始出现问题，工资发不全、物价的不断上涨，学生身无分文，维持日常的生活和学业主要依靠政府发给的救济金。因为战争，躲警报成了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但教学一天也没有因此而停顿。相反激发了学生坚定不移的信念，刻苦专研的决心。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这样称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战争已然消散，大师皆会远去，西南联大，沉淀在岁月中的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而它在历史风云中的探索，却为整个中国教育埋藏下巨大的财富，让后辈的人们在迷茫之时寻找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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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搜狐网 中国青年报等
转自：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