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少女波伏娃常假装妓女，喝最烈的酒，跳最野的舞
夜读洋洋六大卷的《西蒙· 波伏娃回忆录》，书写得极好，逝去的时光复活了。我喜欢用铅笔或墨水笔在书上划下心仪的句子，比如西蒙·波伏娃在讲到一位过早接触成人书的小女孩在十一二岁就自杀时说，“但是假如人们不再相信什么，不再有信仰，一切的深渊就将裂开”“想到生活的真面目能扼杀某一种年龄的生命时，我竟产生了对理性主义的反感”。不可理喻的理性主义！
连这话也打动了我。“在我眼中，友谊、爱情是某种确定的、永恒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无常的奇遇。我不愿自己的将来和自己的过去断绝，将来必须涵盖我所有的过去。”是的，我就是将过去、现在、将来打包在一起的那个人。就像我看艺术作品，总要看到来龙去脉才肯罢休，这似乎不够空灵不够抽象，但有来的方向和去的方向，我才能看得安心，也许这很愚蠢。
一旦打开了精装本的《西蒙· 波伏娃回忆录》，就得慢慢地看下去。不管别人有多不喜欢西蒙·波伏娃这个女人，我对她的认同度许多年前就确立了。这套精装回忆录是大学毕业没多久就买下的，一直没有认真阅读的耐心，现在则认为，再不认真读就晚了。有些书，应该在适当的年龄适当的心境下读，才可能读得透，甚至对你的人生发生作用。因为很早中毒，“女人是后天变成女人的”，我现在几乎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女权主义者。我已经不用温吞吞含糊不明的“女性主义者”了，且明知道女权主义令人生厌，我依然用这个词。
看完了西蒙回忆录的第一卷，心满意足地合上书，又打开，在整个阅读的旅程，就像沉醉在黑夜与微风中。我琢磨附录里的时间年表，非常惊异的一处，是在西蒙·波伏娃二十一岁的豆蔻年华，她生命中的关键人物已经出场。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际遇呢。想起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那句话，一生中的关键人物才是应该趁早出场的，越早出场越好。那样，他们才可以陪你走上很长的路，在生命的旅程中，在合适的时间里，对你将来灵魂的走向发生作用。西蒙·波伏娃在二十一岁时就遇上了萨特，于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那将是终身的，我要用肉体、心灵、头脑、过去，完全地去拥抱。”
她已和另一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娜· 薇伊（那时也很年轻）交谈过，另一个西蒙的聪慧和奇装异服当时已经引起了众议，当她听说中国在闹饥荒时，曾经号啕大哭过。两个年轻的西蒙在某一天进行了交谈。薇伊比波伏娃小一岁，但思想更早熟，在索邦大学已被人拥戴。在她们交谈的时候，薇依已显露出要让世界上的穷人们都吃饱饭的使命感，“使所有人都有饭吃的革命”。因为波伏娃认为薇伊将她看成是一位“有灵性的小资产阶级”，她们没有走得更近，就像当她混入小酒馆时，被一个在酒馆写连载小说的男人识破，他称她，“你是一位想扮演流浪汉的小资产阶级”。薇伊尖锐地向波伏娃指出，你没有挨过饿。
二十一岁，她走入了由萨特、梅洛·庞蒂、埃尔博等人组成的哲学精英小圈子，在其中，她“乐得腾云驾雾”，从那时起，她有了个绰号叫“海狸”。
她在二十岁时就已十分明确，“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我不愿意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的生活之中”。她读邓肯的《我的生活》，也幻想着自己的生活，反叛的性格已经昭然若揭。她从九岁就相伴的女友扎扎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句话被震撼，书的作者暗示服从也可能是恶魔的陷阱，接受使人变得卑微、愚钝。无论大人物还是如我等小人物，这句话都是适用的。人生是个不断叛逆的过程，尤其是女人，想得到更多的精神自由，更多的空间，更大限度上成就自己可能打开的人生，叛逆是一个唯一的方向，而接受总是带着自我牺牲的色彩。二十一岁时，她的女友扎扎陷入与她的好友梅洛·庞蒂的爱情之中，因家庭反对他们的爱情，扎扎精神崩溃而死。扎扎是一个比波伏娃更有艺术家气质的才女，家庭所处更优裕的资产阶级上层，被束缚得更深，又是基督徒（波伏娃早就不信上帝），终于早逝。
萨特出场之时，对于波伏娃的一生当然是最关键的时刻。他们相遇，由她的好友埃尔博将她介绍给萨特认识，很快他们就无话不谈。她发现的不仅是萨特非同凡响的才华和自我认知，还有他对她的重要性。“当其他人希望对我解释时，他们把我附加到他们的世界中，这使我恼怒。萨特正好与他们相反，他试着把我放在我自己的系统中。他显然了解我的价值和计划。”所以她说，萨特完全符合她十五岁时渴求的梦中伴侣。因为他的存在，“我的爱好变得愈加强烈，和他在一起，我们能分享一切”。
真的是非常地幸运啊。
自传第一卷的尾声令我落泪。最后她写到死去的女友扎扎，“我们曾一起战斗，反抗摆在我们前面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我一直相信，因为她的死，我获得了自由”。
记得是冬天，我缩着凉冰冰的脚，读着西蒙·波伏娃回忆录的《闺中淑女》部分，完全被她的文字和经历迷住。在那些少女时光，她独自在夜晚去蒙巴拿斯的小酒馆，喝高度酒，假装自己是妓女，但又不被早已阅春无数的酒吧客们相信。于是有某男当即画个男性生殖器给她，告诉她，如果你是妓女，那么这是你每天要面对的东西。西蒙想故作镇定状，轻描淡写表示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回答的方式错了，立马被人识破。
她胆子不小，和陌生人跳舞、喝酒。在路上，上了一个陌生男人的车，只是为了体验冒险的感觉。一上车，陌生男人就动手动脚，她挣脱了，于是被男人用极其难听的话大骂了一顿，指责她不懂潜规则，上了陌生男的车，还那么一本正经？更有意思的一次，是她在一个露天游乐场和几个坏小子（相当于街头流氓）那样的男孩玩踢足球和射击，这小资产阶级的女大学生想坐最后一班公车回家，结果被那两个坏小子拖下车来，说要教训她，最后她倒空了钱包里的十几个法郎才得以脱身。坏小子们不满意地说，还不够找一个妓女的钱。
种种冒险经历都发生在二十岁前后，经历多了之后，她才知道，作为女人这么干，那的确是藏着危险的，才知道了害怕。她在巴黎索邦大学求学时，常提醒自己不要看起来太像书呆子、女知识分子。因为看起来太像女知识分子，其实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个时期，她还没有碰到萨特，爱慕她的表兄雅克。正是雅克，领她第一次踏上了咖啡馆和小酒馆，她在知识女性的唇上，涂上了一抹性感的口红。
读《西蒙·波伏娃回忆录》第二卷。萨特被一个医生朋友拉去体验一种名叫墨斯卡灵的致幻药，医生说这不会影响身体，但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快。随后萨特在一间灯火灰暗的房间中躺下，他并没有得到什么美妙的幻觉，而是各种东西都变了形。伞变成了秃鹰，鞋变成了骷髅等等，眼前的世界变得不堪入目。总之，他的致幻体验是一个世界向丑恶变形的过程，而另一个同屋的体验者却获得了美妙的感受。实验结束后他告诉萨特，他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乱蹦乱跳，美女娇娃尽收眼底。同样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引起悲剧体验，在另一个身上则是喜剧。
这种截然相反的幻觉体验让人非常好奇，因为未知世界总是如此吸引人，如此充满诱惑。萨特的感觉让我想起垮掉派的教父级人物威廉·巴勒斯。巴勒斯是双性恋，大半辈子都与毒品为伴，能活到寿终正寝实属不易，他的妻子就死于毒品过量和绝望。看巴勒斯的著名作品《赤裸的午餐》改编成的电影，几乎是巴勒斯与几个垮掉派哥们金斯堡、凯鲁亚克等人的自传性作品，是一个充满不快感觉的体验，因为他的幻觉体验与萨特的极为相似：生活中正常的东西忽然变成可怕的虫子，变成古怪的形状。如果人一生都被这样恶心变态的幻觉纠缠，真是生不如死了。
为什么在致幻起作用后，萨特和巴勒斯的体验全是审丑的？也许，真是因为他们在本质上对这个世界是悲观的，绝望的。正如萨特之《恶心》、巴勒斯的《赤裸的午餐》，他们对这个世界都是警惕的，怀疑的，萨特比巴勒斯大九岁，他们几乎同时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萨特在法国，巴勒斯在美国，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思维的向度不同而已。
又或许，如超现实主义领袖安德烈· 布勒东所说的，每个人身上都潜伏着坚不可摧的黑暗内核，而致幻剂恰巧向这个方向激发了他们？
翻《盛年》上卷时，忽然有一联想：萨特和戈达尔是一类的，气息相通的。戈达尔的电影语言有浓浓的萨特味，有存在意味。萨特自己搞的戏剧可惜没有看过，不知是什么样。加缪和萨特很不一样，所以两个因为政见不一，主义不一，以及女人，最后闹翻了。加缪的女友也够酷，曾对当时迷恋共产主义的萨特说：“萨特，你应该去自杀。”波伏娃与加缪是有过暖昧的。加缪小她五岁，英俊而又有才华，他车祸而死，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加缪既被她吸引，又不喜欢她，觉得她过于强大，高谈阔论，很是矛盾。但加缪与贝克特却是气息相通的。后一对，更黑，更绝望，更阴冷，更无聊，没有前一对那么宽广、开阔。
就像鲍勃·迪伦与琼·贝兹这一对民谣灵魂，他们为什么要分手。有一次，迪伦说他与琼·贝兹的不同在于，他从不认为可以改变什么，但她以为能。这是他们看这个世界的根本不同。
波伏娃也提到萨特某个阶段的矛盾，即他曾对“内心生活”这个概念望而生畏。据他说，一旦理性意识以某些特定对象为目标，跳跃性地超越自我而存在时，“内心生活”就会烟消云散。我以为，有时“理性生活”过于强大时，便会干扰内心生活。理性生活其实是个外在的东西，理性意识的至高无上，难道不是一种外在的社会法则吗？“内心生活”因理性意识而烟消云散，令人悲伤。
波伏娃自己的难题：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互相以爱维系起来的忠诚是否有极限？如果有，这个极限在什么地方？
这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甚至是个有禅意的问题，就像“雨淅淅沥沥地洒在石板路上”那么有禅意。谁会对终极追问不感兴趣呢。波伏娃的另一个问题也许对女性更为适用。她说，这个问题即是，我怎样才能把自己对独立的渴望和对另一个人的激情调和起来？
她坦率地说，显而易见，这些方面的问题之所以让我遇上，恰恰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但是，正是作为一个女人，我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坊间对于波伏娃的态度，也颇有点古怪的趣味。那满脸的讥讽及对女性的蔑视都堂而皇之地暴晒在阳光下：别看她穿上得体的套裙，人五人六地写着女权解放著作，脱掉衣服她还是一个萨特床上的女人，她得为萨特的花心垂泪哭泣无奈，她基本上和渐至人老珠黄不断地受小三威胁的中国大奶的处境差不多，等等。
其实我以为，拿波伏娃和萨特比，就像拿李银河与王小波比，是比较文本中的伪命题。波伏娃中年以后的大多数思想意义上的研究，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思想上是有明显分野的。她早已不再满足于年轻时代，也即与萨特契约关系的早些年一样，帮助萨特分析、完善着他一点点冒出的哲学思想火花，而完全没有自己在哲学上的建树，甚至不清楚自己到底该干些什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她个人思想上的迷茫岁月，波伏娃经常像凯鲁亚克那样独自旅行，登山，在搭车与小旅馆之间度过思想的成长期（这与她和萨特一起的旅行在精神上是不一致的）。她坦诚地说过，女人不宜搞哲学，也是对她自己的幽默调侃。所以可以说，萨特的哲学体系里，有她的很多贡献，但那思想的主体是萨特的，她更多是以“批评家”的身份在参与。再说，波伏娃并没有像现在的一些美女文化人一样，惯于在与她亲密的男人的成果后面，署上自己的名字。
“但我想重新成为一个有我自身历史和未来的人”，这是她 1940年 6 月 30 日这一天的日记中所说的话，幸好，她做到了。波伏娃身上也有强烈的母性，这一点有些像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温尼莎·贝尔。战时物资极度匮乏，波伏娃也像杨绛那样成为“灶下婢”，要管他们“大家庭”中所有人的吃喝，摆脱饥饿困扰，为了搞到一块牛肉费尽心机。他们的大家庭指她和萨特，还有他们两个的追随者们。他们的大家庭在巴黎的旅馆和弗洛咖啡馆之间移动。除了在弗洛的写作，作为大家庭女掌门的她要做很多家务。“我总是割掉发恶臭的牛肉，用醋浸泡，然后，把它们煮上几个小时，再用味很重的香草作调料，做成蔬菜牛肉汤。每当萨特没吃完就推开了盘子时，我感到很难受。有一次，当我解开装着半只兔子的包裹时，他在场。他马上抓起兔子，奔下楼，把它扔进垃圾箱。”萨特曾因为营养不良病倒，而她自己的体重减轻了十六磅，浑身都是斑点。战时，她对吃饭的操心远远胜过写作，直到有一天，当她发现自己写给萨特的信中都在谈论吃的，忽然觉得脸红。在当一大家子的女主人的间隙，她完成了《女宾》的创作。她说，我要我的下一部小说阐明一个在真正的纷繁复杂中人与人的关系。
还有一样东西是酒。战时，如果搞得到酒，就用饮酒去打破日常生活的无聊。没有人不想喝醉，有些人，甚至把喝酒看成是一桩义务。对很多忠于酒道的人来说，酒，其实是一根精神的拐杖。
盛宴是一些非同一般的日子，跟一天又一天的平静寻常日子不同，短暂却是盛宴的命运，而且盛宴总是女人在张罗。几个人的狂欢，一群人的狂欢。盛宴时分，是当下的燃烧。盛宴超越了现实，或者是暂时赶走了现实。所以，盛宴正在进行的时候，感伤也同时相伴。辉煌的片刻遮蔽不住更多日子的平庸苍白无意义。
她说，“我们只想抓住一小段时间，在一片混乱之中得到完全的快乐，让自己陶醉一番，而不让现实清醒我们的头脑。”
有时，我们也是这样，盛宴未来到时每一天都在掰着手指期待着盛宴，盛宴开始时感觉到随后而来的寂寞。
读了半本《时势的力量》下册，也就是《西蒙· 波伏娃回忆录》的第五卷。读到一句话，“加缪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你保持你自己的欢乐吧。”我想我不可能做到，并且永远都做不到。还有一句让人心跳的话--“我总有这样一个秘不告人的狂想：我的生活正被录到某架巨大的录音机上，有朝一日，我会把整个往昔都倒回来。”这也是她写这部巨著的动因。还看到一个名词，“精神的脱衣舞”，忽然想笑。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暴露精神，那么，是不是都在跳“精神的脱 ?衣舞”呢？萨特和波伏娃都认为，他们像帕韦泽小说中的人，所有那些辉煌的设想总是泡汤，那么我们这些小人物呢 ? 是否如乔治· 巴塔耶说的那样，“我为痛苦安排了日程表”？还是，我们有能力在麻木琐屑中得到小团圆呢？
我也读了很沉重的那部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我并不陌生。因为新浪潮导演戈达尔、阿涅斯·瓦尔达和布努埃尔的电影中早有反应，我一直敬佩法国人的自省精神（当然布努埃尔是西班牙人）。在波伏娃这里，痛苦和反省是那么深切。
她记下了 1956 年 8 月赴阿法军中一位班长对一个新兵说的话：“如果有另一次纽伦堡审判，我们都得受到判决。”她说，我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伪善，这样的冷漠，这样的国家，我甚至不能容忍我自身了。在这种非正义战争方国民的耻辱感之下，她说，说出“我是法国人”这几个字，如同应诺做一次可怕的截肢一样，令喉咙发痛。她提到一个给她写信的女人，赠予她十八本日记，日记中说她老是担心原子弹，曾给科学家奥本· 海默写过信。还好，看完戏剧《哥本哈根》，我知道了奥本·海默的意义。
她提到切· 格瓦拉曾对美国人预言说“你们会丧失全球”，而格瓦拉的预言在如今正成为现实。
她的情人，比她小十七岁的朗兹曼也说了一句很忧郁的话--“连青草的颜色也不会依旧了”。法国纪念西蒙· 波伏娃一百周年诞辰日，朗兹曼又在她的墓前朗诵了自己写给她的纪念文章。
是在“连青草的颜色也不会依旧了”的冬夜，读完了六大卷的《西蒙· 波伏娃回忆录》。合上书，发了会呆。最后一卷的后半部分，看得人心情不快，因为她身处的世界一直动荡不定，非正义事件一次又一次发生。有很多页是讲美国人在越南犯下的罪行，以及越南平民受到的巨大伤害。这让我们想起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所有的侵略者，似乎都无法回避“野蛮”。在这种不快中合上书，进入睡眠，所以牵连得睡眠也变得郁郁不欢。但我终于可以放下这么久以来的这种严肃的对话了。
《西蒙· 波伏娃回忆录》的第六卷《清算已毕》，是最有力量的一卷。西蒙讲自己早年的那些朋友的结局，一次次的告别；讲她做过的各种各样的梦，讲她的写作生涯和艺术生涯，其中包括她看过的各种各样有意思的电影；讲她一生的旅行。特别是后半部书，几乎都是在想一次次与政治有关的旅行。她说她喜欢印象中的日本、能剧。她多次到过解体前的苏联，在一个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周游。只有在苏联解体后，我们回过头看她和萨特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便可知道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联盟是多么脆弱。她也到过中国，还到过南美洲的很多地方。在她的后半生，政治成为主题，不得不让政治进入生活。她多次谈到越战、布拉格之春、1968 年 5 月、中国“文革”、埃及以色列的“六日战争”、欧洲反犹运动、希腊军人统治等等，最后才是她对妇女解放运动的看法，以及她为什么是一个无神论者。她到过的地方，看到的事情，思考的领域，她的用情之处，实在太多了。最后这一册是在她的晚年写的，写完这一册后就没再写什么大部头了。到最后一部，她把个人推到了很小、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她的眼睛，时刻关注的都是人类的痛苦，他人的痛苦。
摘自萧耳文化随笔集《锦灰堆 美人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出版
转自：凤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