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海外汉学的先驱者。他在中国史的相关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时语)。由于早年留学哈佛，继而入籍美国，加之论著多用英文发表，因此，他的学术成就在大陆学界并不广为人知。相反，我们与他似乎显得格外隔膜。杨先生辞世后，周一良教授和余英时教授分别撰文追念，我们才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他醇厚的性情与卓越的才思。此后，他的一些重要论著的中文译本也开始断断续续地在大陆出版发行。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他的作品却少为大陆学人所重视，其学术成就也似乎在有意无意间被人所淡忘。去年，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海外汉学研究丛书曾推出了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水准的《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胡志宏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版)，惜因杨联陞先生的“缺席”，难免稍逊风骚，徒添遗憾。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任何一个默默无闻的耕耘者似乎都不应该被历史的记忆所湮灭。

生平

杨联陞(1914—1990)，字莲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1933年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由于家庭的期望，最终选择了清华。在大学学习期间，受教于陈寅恪和陶希圣两先生，发愤专攻中国经济史，先后在《食货》半月刊和《清华学报》发表《唐代高利贷及债务人的家庭连带责任》和《东汉的豪族》等关于汉唐两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凡6篇。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经挚友周一良推荐，就哈佛大学贾德讷(C.S.Gardner)博士之聘赴美，一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一面在哈佛就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助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讲授中文，在教学上初露才华，以钻研语法受赵先生赏识，成为其得力助手。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以毕业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7年，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后改称东亚语言及文化系)助教授，1951年任副教授，1958年任教授。1961年入美国籍。1965年获哈佛燕京中国历史讲座教授称号。1980年在哈佛大学退休并荣膺荣誉退休教授。1990年11月16日逝世于纽约，享年76岁。

成果和荣誉

杨联陞学识渊博，治学谨严，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除了近百篇论文与书评之外，他结集成书的英文著作有《简明汉语口语词典》(与赵元任合编，1947)、《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1950)、《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1952)、《文白对照中文诗选》(1953)、《中国制度史研究》(1961)、《汉学散策》(1969)等。中文著作有《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中国制度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等。

作为海外中国研究的先驱者，杨联陞获得过许多学术荣誉。1956年，他受特邀参加在英国伦敦大学举行的亚洲史学史讨论会，撰《官修史学的结构——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一文，不久被译为德文发表，又收入由毕斯雷(W.G.Beasley)与浦立本(E.G.Pulleyblank)两教授合编之《中国与日本的史学家》一书中。1959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应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教授之邀赴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作讲演，用法文宣读《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一文。同年，应邀赴日本京都大学讲学，撰《论东晋南朝县令俸禄的标准——〈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质疑》一文。1965年，参加由费正清(J.K.Fairbank)教授主持的世界秩序专题讨论会，撰《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一文，1968年由费正清教授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印行，在卷首扉页上题：全体撰写人献此书于哈佛燕京中国历史讲座教授杨联陞。1970年，获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74年获法国铭刻与文学学院德卢恩奖(Drouin Prize)。1976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杨联陞还担任过美国《哈佛亚洲学报》编委会编委和台湾新竹《清华学报》主编。

学术成就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有不少学者推许杨联陞是汉学界的“第一人”。其时，他的许多重要的英文论著都已刊布于世，并且在西方汉学界激起了普遍而热烈的反响。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教授曾言，杨联陞教授受过最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是最杰出的中国史学家。胡适先生在致杨联陞的信中推重他是“最渊博的人”。然而，他对此却深感不安，谦让未遑。他表示，“论学问最好不要谈第一人，而谈第一流学人与第一线学人(或学徒)。凡治一门学问，有了基本训练，自己认真努力，而且对前人及时贤(包括国内外)的贡献，都有相当的认识的人，都是第一线学人或学徒。第一流学人则是已经卓然有所成就，他的工作同行决不能忽视的人，其中也有因年老或因语文关系对时贤工作不甚注意，仍不害其为第一流。”(余英时，1994：164-165)根据他自己设定的这一标准，杨先生无疑是一位真正蜚声世界汉学界“第一流”而兼“第一线”的先驱学者。杜维明教授曾经特别指出，杨联陞先生能够对世界第一流汉学家的作品写评论，因而他享有汉学界的检察官之美誉。(周勤，1998)

杨联陞的著述以英文为主，他所发挥的影响也主要是在西方汉学界，可以说，他一生的事业都在美国。但久居美国绝非他的本意，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政局变化太快，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史研究完全另起炉灶，他已没有本土的研究传统可以认同了。(余英时，1994：171)或许是去国日久，杨联陞虽然在海峡彼岸以至港澳等地都是蜚声驰誉的学者，但大陆对他及他的著作反而颇为陌生。(周一良，1998：162)他晚年亲自拟订篇目的《杨联陞论文集》(收入自1945年到1974年间发表的论文14篇，书评4篇)，迟至1992年6月，即他辞世近两年后，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较他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国史探微》晚了整整9个年头。1996年，由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了他的专著《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一部和《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等论文九篇。1998年，他的《国史探微》和《中国制度史研究》先后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45 32753 45 14748 0 0 7844 0 0:00:04 0:00:01 0:00:03 7844中文译本。正是通过这些论著，许多大陆学人才得以窥见杨联陞渊博的学识与卓绝的才情。

杨联陞学识渊博，见解超群，他在中国史多个学科领域的造诣尤其精深。应该说，他的学术成就首先建基于他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之上，正如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教授所言，他“受过最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这种训练来自于中西两个传统——其时在清华身受熏陶的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史学和《食货》派的社会经济史学，以及在哈佛所接受的现代社会科学学术体制的系统规训。(余英时，1994：166-170)杨联陞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由于受陈寅恪和陶希圣两先生的影响，他的学术兴趣最终转向了经济史。他选修了陈先生的“隋唐史”和陶先生的“中国社会史”，并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陶先生创办《食货》对他影响更大，他在《打像为誓小考》一文中回忆说，“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余英时，1994：166)杨联陞出身中国的史学传统，讲求史料的考证;亦受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主流派的影响，强调通过价值中立的史学研究转而发现真实客观的历史世界。他承认社会科学的融入有助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展开，但他同时也在“历史客观性”问题上始终保持着对实证主义知识论的高度警醒和自觉。这种实证主义知识论预设历史世界由历史事实所构成，历史事实是独立客观的，不受研究者主观解释的影响;如果研究者的解释与历史事实之间发生冲突，则必须尊重事实，放弃解释，这就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历史与虚构之间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英语的“事实”(fact)一词是从拉丁语派生出来的，实际上，事实就是拉丁词facta所说的那种“被制造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是“虚构的”而非“实际的”东西。历史是探讨问题的框架，而问题是由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特定的人所提出来的;人提出问题，然后援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回答，在这两种情况下，人都是利用假说来“发现”事实。如果没有一种假说的帮忙，事实就不可能存在。(汤因比，2000：425-426)继受了中西两种史学传统的杨联陞，提出了他自己所秉持的史观，这就是他一以贯之、切实遵行的“训诂治史”的基本立场。“训诂治史”强调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尤其要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倘若史料中存在纷歧错乱之状况，治史者则须运用各种方法加以整理，通过对史料的严格鉴定和精确理解，比较可靠的客观史实才能得以建立。他的史观超然中立于任何实证主义史学理论，指出治史者如果在文献层次上发生了严重错误，那么他所构造的历史图像无论采用何种观点，都只能是空中楼阁。他从不空谈史学理论或方法，只是在其一切论著中反复提示读者，中国各类历史文献都有其特殊的“训诂”问题，治史者惟有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方能提出自己的心得，进而有所斩获。(余英时，1994：174-176)杨联陞的“训诂治史”，首先建基于对史料的广泛占有，虽然中国浩繁的历史文献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局限。其次是对史料的准确把握，它要求每一个治中国史的学者必须具备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因为训诂学能够使研究者在使用文献时保持高度的警醒，从而有助于他们正确地了解文献的本意。最后则是对史料的高明综合，这要求研究者透过各种表面上似无牵涉的现象，找出它们内在的关联，进而加以富于条理的综合。

作为海外汉学的先驱者，杨联陞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诸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在哈佛读书期间，美国兴起了一股中国研究热潮，就其本质而言实乃对传统汉学的反动。杜维明先生在论及中国研究与传统汉学之区别时曾说，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东亚研究与哈佛燕京汉学家如Francis Cleaves(研究蒙古)、James Hightower(研究古诗)和杨联陞等是格格不入的。(周勤，1998)然而，由于历史学严格地讲并不是一个专业——其中涉及各种不同专业领域，如科学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互相不一定有共同语言——故此，历史学和中国研究二者的结合倒显得相得益彰。加之史学和社会科学合流在当时的美国蔚成风尚，这使得杨联陞早年在清华滋生出来的对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的浓厚兴趣渐次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他原有的治学倾向也因此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经典论文如《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以及诸多重要书评，都是以训诂考证的微观和社会科学的宏观相阐发，广涉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律学等各专业学科。其中，《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堪称社会学论文之经典，屡被引证，尤为社会学家所激赏。《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则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发掘出一种近乎现代凯恩斯以来的关于消费的经济理论。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评论的那样：“杨先生的论著都是读书有得的产品，他所提出的问题无一不是从中国史料内部透显出来的真问题，不但有客观的基础而且具自然的脉络。另一方面，传统和现代的学术训练则为他提供了整理、批判、分析和综合的主观条件。因此他从不把西方的概念强加于中国材料之上，他的社会科学的修养融化在史学作品之中，而不露斧凿的痕迹：这是所谓‘水中盐味’，而非‘眼里金屑’。”(余英时，1994：167-168)

如果说，著作(Books)和论文(Articles)充分展现了杨联陞思想的深邃，那么，书评(Bookviews)则尽情显露出他的博雅。他的数十篇中英文书评广涉语言、考古、地理、中国史的众多学科乃至敦煌学等专门领域。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的评论每每指向海外第一流汉学家的作品，并且篇篇都有深度，或纠正原作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便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朝前推进一步。刘子健教授因此结论，“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杨联陞得享“汉学界的检察官”之美称，亦导因于他“心血所集”之书评，堪与自命“汉学界之警犬”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书评相媲美。(余英时，1994：169;周一良，1998：168;周勤，199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应约所写之书序，亦非应时喝彩之作，却有其书评之优长。试举一例，在《原商贾——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一文中，他“原商”“说儒”，每到关键处给人指点，予人启迪。如考证“商贾”与“殷商”之“商”的内在勾联，探讨中国历史中商人角色之充任与地位之演变，他旁征博引，回旋于社会经济史和思想史之间(杨联陞，2001)，充分显现了他在自己所涉足的每一个专门领域内对相关问题所作出的边际贡献。

评价、纪念与回忆

杨联陞教授在国际上以学术辨析能力与才思敏捷著称，是几代学生所亲切怀念的好老师，是协力培育与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学者之一。

——哈佛大学

总之，杨联陞的学问继承了中国百科全书式学问的优良传统，发挥其个人天赋之才，在广阔范围的资料中，以细致严密的分析作出综合性结论。(周一良译)

杨联陞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余英时译)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杨联陞教授受过最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是最杰出的中国史学家。

——叶理绥(Serge Elisseeff)

杨联陞教授最难得的不仅在于才华卓越、思想敏锐，而且更在于性情醇厚;这三种性质同时集于一身是不多见的。

——钱穆

莲生的学问包括中国历史与语言两大方面。语言兼及古代和现代，历史则上起先秦，下迨清末，领域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以至考古、艺术等部门。他善于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

莲生的学问用历史学家四个字不足以范围和概括，汉学家也许对他倒是一个更恰当的称号。

莲生虽久侨花旗之国，最后入籍，但我认为，从他的志趣、修养、人生哲学以及生活习惯等等而言，他始终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人。因此，他内心中故国山河时时萦绕，传统文化的浸润从未稍减。

我与莲生订交已逾半个世纪，又是四十年代阔别后国内老友中唯一有幸与他三次重逢的故人。虽然长期踪迹暌违，而相知之深，相交之笃，相慕之切，相念之殷，固未尝少减。他的遽然化去，使我异常悲痛。

——周一良

杨先生对于西方汉学界的最大贡献毋宁在于他通过各种方式——课堂讲授、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把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

我敢说，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杨先生胸中的学问远较见诸文字者为多。以通常标准而言，他的成绩已是令人艳羡不止。但是以他的腹笥之富和才思之美，竟未能充量展布，这真是中国史学界的绝大损失。杨先生得享高年，而且无疾而终，这是一位性情醇厚的长者所应得的福报。然而“千古文章未尽才”终究是令人扼腕的。

杨先生无论在西方汉学界或中国史学界都一直处于中心的地位。他的逝世，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余英时

杨联陞重要论著要目一览

1、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

2、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

3、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

4、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

5、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

6、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

7、晋代经济史释论

8、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9、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

10、国史诸朝兴衰刍论

11、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

12、国史上的女主

13、国史上的人质

14、明代地方行政

15、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

16、官修史学的结构——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

17、二十四史名称试解

18、汉语否定词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