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顾自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校英语教育发展的４０年历程，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从满足国家关于培养经济、科技等领域内具有较强国际交流能力和竞争力的人才需要的角度看是不成功的。我国整整一代科技人员和工程人员既不能用英语熟练地汲取本专业的国际前沿信息，也不能在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际期刊上进行有效的交流，也不能与国际同行进行技术工程谈判。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我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失败，是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学定位的失败。高校英语教学始终定位在打基础的通用英语上，忽视英语作为汲取和交流专业信息的有效工具，轻视大学英语教学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国家对外语能力要求得不到有效贯彻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高校英语教育；失败；教训

一、我国外语教育必须定位在为国家服务

    201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围绕我国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这个主题，我国英语教育界的专家都在思索讨论如何再接再厉，献计献策。但是，有一点是绕不过去的：不对我国自恢复高考后的40年高校英语教育政策做深刻的反思，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任何发展规划或解决问题的对策都是空的。在2016年底召开的中国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层论坛（广州）上仲伟合认为中国外语教育的问题有“外语教学工具理性和市场导向性明显，对外语教育的战略意义认识有限”，“战略规划不足，资源投入不足。”孙有中认为，我们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不够。石坚认为，我国过分突出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和语言知识技能，忽视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王文斌认为，高端外语人才短缺，外语教育顶层设计不够，学科基本概念混淆不清。无论从论坛发言还是从现有文献看，几乎没有从我国英语教育定位是否准确这一最关键的问题上讨论。

    英语教育最大的落实处是高校的英语专业和公共外语。今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在两会上提出取消高考英语和中小学英语必修课提案。他认为：一个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三毕业，十年中近1/5的时间花在学英语上，每年所消耗的教学资源1637.8亿元。一个为高考或其他升学考级为目的的英语教学与其极大地浪费了国家资源还不如停摆。李光宇和社会对我国英语教育的不满实际上是对我国高校英语教学定位的不满。高校英语教学的定位涉及我国千千万万莘莘学子学习英语的最后归宿或结局，涉及我国教育花了这么多资源开设从小学到大学的英语课程的最终目的。因此，讨论高校英语教育，我们必须直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开设英语专业或大学英语课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培养英语文学专家和英语语言学家或翻译家？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或是为了培养他们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有很高的英语语言水平？

    我认为，这些都是目的之一，但我国高校开设英语专业和公共英语课程的最大目标应该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既懂专业而英语交际能力又较强的大学毕业生，以满足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国际交往的需求，不能本末倒置。离开这个目标，外语或英语教育可以把前面的修饰语去除，剩下教育，但是任何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都有责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也可以去掉教育，只剩下英语，但是新东方等社会外语培训机构也可以满足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需求。中小学英语开展主要以打基础学语言的通用英语教学无可非议，但到了大学还是停留在打基础学语言，目的还是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等，还是不引导把学到的和正在学习的英语用到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服务，以满足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的需求，我国英语教育只会越来越多受到社会的批评而不断边缘化。

二、我国高校英语教育政策的失败

    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的建设，都要求我国科技人员能在各自领域内具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即能够用英语直接阅读本学科的国际期刊文献，了解本领域世界前沿发展和研究的情况，能够用英语在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际期刊上进行熟练的交流。同样，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我国经济、科技、学术和文化走出去的国际战略，我们的科技人员和工程人员都需要能直接和国际同行进行技术工程交流和谈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40年里，除少数海归人员，绝大多数我国高校培养的本土科技人员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国大多数科技论文都是由外语教师或翻译公司修改和翻译，由于不了解学科的语篇结构、研究范式和表达方式，拒稿率很高，发表后的引用率低。同样尽管我国懂外语的人很多，但能熟练使用外语的工程（如机械、化学、工艺、软件等专业）技术人员却不多，想找到符合企业要求的人很难。国内拥有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的法律本科毕业生有几十万，但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极为稀缺，即便在最前端的上海。根据英孚熟练度指标三年跟踪发现，我国成人英语水平在亚洲排在韩国、日本甚至越南后面，属于低熟练度水平。我国成人英语水平最好的是在18岁到21岁，21岁后就开始退步，也就是说到了真正该用英语从事他们的工作和研究的时候，他们的英语都还给了教师。

    因此，如果从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的这一角度看，我国自恢复高考后40年的高校英语教育并没有成功：我国整整一代科技人员和工程人员无法用英语熟练地汲取他们学科领域的信息，无法用英语在工作中进行有效的交际。这个失败不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不是时代的失败，也不是他们教师的失败，而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失败，是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和公共外语教学定位的失败。不承认这种失败，不从中汲取教训，我们将继续重蹈40年的失败。

三、高校英语教育必须汲取的教训

    教训1：高校英语教育不应定位在通用英语上。40年来，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重点都是在帮助学生打语言基础上。本世纪初我国外语界提出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一条龙。但是大、中、小学教学一条龙并不是语言难度上的区别。大学英语教学并不是中、小学在语言等级上的延伸，而是必须在教学定位和教学内容上有本质区别，即高校的英语教学必须以应用为驱动，而不是像中、小学一样以学习为驱动，还是为学习英语而学习英语。但是40年的我国高校英语教学却陷入了同质化的困境。我国历次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和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和中、小学英语大纲一样都是把通用英语设置为雷打不动的主要必修课程，目的是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培养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如《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培养目的是“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拓宽人文学科和科技知识”，结果导致大多数高校的英语专业课程都是围绕听、说、读、写语言技能的训练。同样《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提出新方案还是“通用英语+N”的课程设置。

    大、中、小学英语教学同质化倾向主要是传统外语教育的理念造成的，即认为只要基础打扎实了，就能胜任任何行业和专业的工作。实际上国际外语界的大量研究早就证明了：英语语言基本功扎实和能用英语开展专业和行业领域内的研究和工作是两回事。任何一个学科如法律、医学、电子工程等理论和知识的构建、传播和交流，即便都是英语，其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和句法形式都是因学科而异的。即使是英语母语者，要能够在其学习工作的学科领域里进行有效的交流，除了专业知识和专业词汇，必须学习其领域的语篇方式、修饰结构和语言特征。因此，如果定位在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和打下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上，同时又宣称目的是满足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这是痴人说梦。要真正达到满足国家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对大学生外语能力的需要，高校英语教育必须改变大中小学同质化教学，必须明确宣布高校英语的教学定位就是培养大学生能用英语从事各自专业学习和研究的能力。

    教训2：高校英语教育不应以考试为驱动。40年来，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都是围绕英语专业四、八级和大学英语四、六级等考试开展，热衷于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建设和对应考试的实施。但是这些等级考试都是关起门在英语教学界内部搞的游戏，而不是开门调查，根据学生专业学习所需要的英语能力设计。按学生的平均水平和教学课时数来设计语言要求只能产生低水平的要求（见表1）。

    初看从1980年到2016年，大学生在完成大学英语后的词汇量提高了2200个。但是自1999年来的17年，尽管中小学英语教学发展迅速，高中生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大学英语对大学生的词汇要求仅提高了500个。如果我们把4700个词汇量要求和1932年高中大纲对高中毕业生的词汇要求相比（见表2），差距非常突出：我们大学英语何时才能赶上民国时期的高中生英语水平？

    Diller认为，外语学习者如想比较顺利地阅读中等难度的文章，1万词汇是最低的要求。而其中如有1000个词是某一专业的专门词汇，那么外语学习者在阅读有关专业的文章时，阅读效率就会更高。词汇专家Nation认为当一个学生的词汇量达到8000—9000词族（一个词族包括其派生词）才能达到有效阅读。正因为如此，在把英语当作外语学习的国家里，对大学生的英语词汇量要求都在1万以上。如日本和俄罗斯两国要求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掌握的词汇量分别为1万和1.55万。

    英语教学不以需求为驱动是我国不能提出相匹配高语言技能要求的主要原因。如果是从满足学生专业学习的对英语需求或今后职场工作对英语需求，我们就会至少提出１万词汇量和相应的听、说、读、写技能；但如果只是为了检测学生学完一个等级的英语课程后的英语水平或如果只是为了维护一个全国统一考试，那就只能在低水平里徘徊（因为和教学挂钩全国统考必须让大多数学生通过）。如果这样的话，我国从中（小）学开始延续至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只能是“费时低效”。

    教训3：高校英语教育不应压低英语教学的工具作用。语言最大的功能就是工具性。外语学习无论是外在目标（external goals，如信息的交际和获取）还是内在目标（internal goals，如身心的发展和自身素质的提高）都和工具有关，也就是说，即使用英语进行素质教育，开阔国际视野也是工具的表现。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国外语界把外语教学分成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两个方面，并把它们对立起来。外语界的学者几乎对工具性进行了一边倒的批评，认为外语教育本质不是工具性，而是对人的基本素质教育。现在甚至发展到外语界达成这样的共识：英语教育比英语教学的说法更全面更恰当，因为根据许国璋的观点，前者是“教怎样做人”，“认识世界，培养心智”，后者不过是“教会几句英语或教会一种本事”。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特别强调人文知识的拓宽，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同样历次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包括新近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甚至把大学英语规定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

    如果大学英语是人文教育，那就几乎否定了大学生为各自专业学习需求而学习英语的理论根据。但“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只有“让每个学生充分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只有让每个大学生学会使用英语这个工具，才能实现国家“一带一路”的走出去国际战略，才能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国际话语权。

    把我国英语教育定位在全人教育，思想教育和素质教育上，结果是无人敢理直气壮地宣布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用英语作为工具汲取专业信息和进行专业交流。这就是我国英语教育从通用英语向专门用途英语转型的主要障碍。实际上用英语汲取专业信息和用英语进行人文教育可以同时进行，即使教一个专业术语，学习一篇科技文章，也可挖掘其背后的文化信息，也可以同时进行人文教育，帮助学生认识世界，培养心智。因此主张中小学英语教学内容要以礼仪礼貌为主，“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和道德品质”，大学英语教学内容要以中西方文化知识为主，“学文化、达至善和启心智”，实际上背离了国家在各级教育中开设英语必修课程的初衷。素质教育和道德教育是高等教育各个学科的共同使命，把英语教育尤其是大学英语教学定位在“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抹杀了其与其他人文学科和课程的区别，把大学英语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教训4：高校英语教育不能寄托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我国高等教育最大的失败之一是过分重视翻译能力培养。英译汉和汉译英等课程不仅仅是英语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大学英语扩展系列的主要课程。为了解决英语毕业生就业红黄牌，翻译专硕开始建设，短短几年，在全国的发展已成失控之势。实际上培养翻译人才是培养英语人才的下策：我国科技和行政人员英语能力无法满足国家的需求才借助译员的，它的弊端有两个方面：1）大多数翻译人员是英语专业的，他们或许能够胜任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政治方面的口译，但是他们很难胜任科技翻译。即使翻译专业硕士生靠软件进行了不少相关专业的翻译实践，也只能勉强胜任这个领域的英译汉，而汉译英更是很难到位。这是因为各个领域如医学、电子、农业、法律等专业的语篇有自己独特的修辞结构和表现手段，不去深入学习和研究，翻译出来的东西很难有用。例如，中国外交队伍主要是翻译或英语专业毕业生组成的，但是由于他们缺少专业知识背景，以及“翻译即外交家或教科文组织官员”用人模式，导致中国在世界外交、政治、法律等领域专业人才严重短缺，造成了大量的误判，而在科技商贸领域由于翻译不当所造成的重大损失的案例数不胜数。2）各个学科专业的文献几乎每天都在产生，我国的科技人员靠翻译必然要误事，这不仅仅因为靠英语专业或翻译专业的毕业生翻译，质量不能保证，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时效。世界科技期刊多至四五万种，读都来不及，更别说翻译，等到翻译出来，人家又前进一大步了。

    大力提倡培养翻译人员所传递的信息是：绝大多数大学生没有必要为毕业后可能要使用英语而学习英语，他们若用英语靠翻译即可。这个信息是负面的，它涉及我国外语政策取向：是靠培养少数英语精英的翻译还是培养所有大学生能用英语直接进行学习、研究和工作的能力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我们认为中国要全方位地实现“走出去”的国际战略靠翻译靠英语精英是要误大事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科技和政治文献翻译人员找不到工作了，世界舞台活跃的是由科技、工程、政治、军事和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而不是翻译和英语毕业生，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科技、经济、政治外交真正崛起的时候。

    教训5：高校大学英语发展应优先于英语专业。高校培养一大批在学科领域内具有国际话语权的科技人员乃至外交人员的重任在大学英语而非英语专业。在双一流建设中，一所高校可以不设英语系，但没有一所高校可以说不需要大学英语。英语专业任何一个方向都很难进入世界一流学科，也不可能在英语专业学生中培养出科技人员，甚至不可能培养出懂业务的翻译人员。英语专业提出培养复合型人才是说给外行人听的，说得白一点就是通过帮助学生补一点市场需要的金融、管理、法律、商务等相关知识，让他们能顺利地找到工作。但是当本科四年大多数时间用在打语言基础和语言文学的知识学习上，到毕业时急就一点相关知识，事实证明是无效的，这就是英语专业界一直抱怨培养不出英语高端人才的原因。要真正培养出既懂业务也懂英语的国家所需人才的任务应该由大学英语来承担，即加强非英语专业学生（如石油、农林、工程）的英语教学质量。

    因此，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大学英语应该获得比英语专业更多的资源，得到更优先发展。但是现在情况恰恰相反。大学英语学分一压再压，已到了可以彻底砍去或外包给社会外语培训机构的困境，而英语专业始终处于高亢发展时期。据统计，全国有2000多所高校，有英语专业的学校就多达1300多所，在校生达到60万左右。不仅外国语大学、师范类大学和综合性大学，连农业、石油、海洋、邮电这样的特色院校也都有英语专业设置。一个专业点少则几百学生，多则几千。但市场表明，全国仅有5%的毕业生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或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的，95%是到了非英语专业的工作岗位，大多数甚至从事无需要使用英语能力的工作。

    那么既然市场不需要这么多的英美语言文学方向的英语专业毕业生，我们高校为什么还热衷于扩招，或不愿意压缩招生规模，或除外语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其他高校的英语专业都停掉呢？问题还是利益。试想一下如果把大多数院校的英语专业砍掉了或压缩了，这些高校的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师、教授和博导、硕导们还能干什么呢？他们大多数人是否愿意“屈就”大学英语呢？我想不会的。因为英语专业是他们学术研究乃至工作就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似乎可以说，英语专业的设置和发展与其是满足国家需求和学生需求，还不如说是满足教师自己的研究方向的需要。英语学科的发展和改革往往不是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和市场的需要，而是围绕英语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职业发展需要。40年高校英语教育发展准确地说是40年高校英语科研发展。当一个国家研究英美文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话语分析的人数远远多于研究二语习得、外语教学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当各种科研立项、学术刊物、职称评审和教师进修都倾向前者时，我们不可能指望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会有多少成功。

    教训6：大学英语要有和其作用相适合的独立的学科地位。大学英语是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英语专业是对英美语言文学的本体研究，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文学、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生物和化学之间的差别”。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名称虽然有些共同之处，“其实基本不相”“内涵很不一样”。从功能上来说，大学英语是为全校各院系服务的，是为他们的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研讨提供语言支撑的，而英语专业是为培养英美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者和外语教师服务的。把两个教学目的和定位，乃至学科体系完全不同的单位硬拉在一起，放在外语学院下面是一种非专业的和外行的做法，似乎是中国高校外语界的特色。纵观国际高校，英语系和英语教学中心是分属两个不同部门的。

    大学英语放在外语学院里带来的弊端是严重影响了大学英语的学科发展：由于英语专业是学科，是外语学院的强势单位，因此无论在政策制定、师资配备、项目分配、晋升名额等方面都朝英语系倾斜。大学英语始终受到轻视。从各种外语教育高层论坛的主旨发言到外语学刊登用的论文和各种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始终是英语专业背景的影子：语言、文学和翻译的研究始终在英语教学中占绝对优势。大学英语是附属于英语系的，成为后者的蓄水池：学位学历高或有语言文学研究潜力的流向了英语系，富余或不达标的人员流向大学英语。这样，大学英语教师不可能安心自己大学英语的教学与研究。他们满足于学术含量不高（只靠语言基本功扎实）基础通用英语教学，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进行英美语言文学的研究和发论文上，以此希望能够得到英语系主控的项目和职称晋升机会。这种情况不仅仅使得大学英语的教学质量始终得不到有效地提高，而且影响了大学英语的独立发展。大学英语的本质是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即不仅仅是语法词汇和听、说、读、写能力的教学，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学校各院系的学科领域里的知识通过何种语篇方式、语类体裁、修辞结构和语言手段建构和传播的，以便教给学生，使他们能在他们各自的学科领域里进行有效的国际交流，这个学科地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得到教育部认可。但是由于大学英语隶属外语学院，就无法向专门用途英语转型。在英语系的影响下，课程设置和英语系一样，倾向于通用英语＋英语小说、英美文化、公共演说的选修课程模式。现在该到了大学英语和英语系说分手的时候了。只有摆脱了英语系，大学英语才有可能真正的发展，建立独立的学科地位。

    教训7：国家对外语的要求要在英语教育政策中得到有效体现。长期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形成和实施缺少上下畅通的渠道。国家对外语能力的要求和政策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地。如1978年，“文革”刚结束，中央召开了两周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做了题为《为实施四个现代化，加紧培养外语人才》的讲话。《人民教育》刊登评论文章（1978年第10期），指出“大学外语教育要培养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的科技人才”。为响应中央的号召，外语界随即掀起科技英语和专业英语教学高潮。但是1978年大学英语四、六级统一考试开始实施，由于大学生被要求在完成大学英语教学后必须参加，而他们的考试成绩往往被用作是衡量高校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标准，在考试的压力下，几乎所有院校都放弃了原先的科技英语等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而转向打基础的通用英语，甚至应试教学。

    鉴于出现的全国性严重的应试教学，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强烈批评“我国的外语教学的效果不理想，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多学生经过八年到十二年的外语学习都不能较熟练地阅读外文原版书籍，尤其是听不懂、讲不出，难以与外国人直接交流。”当时的高教司外语处处长岑建君甚至说“外语教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教学问题，而且已直接影响到我国科技、经济的发展，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质量的提高。”但是1999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依然坚持通用英语教学，坚持大学英语四、六级统一考试，甚至把1985年大纲培养“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能力的说法弱化为“能用英语交流信息”的能力。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教育部决定对大学英语教学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挑战。2001年9月教育部分别召开了两个由大学校长、企业经理和英语专家参加的座谈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基本思路》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工程草案》。文件明确要求“提高学生用英语在本专业领域的口语和文字交流能力”，“要将大学英语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但是全国高校拿到文件却变了样。2004年1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正式颁布，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而《思路》和《草案》的“提高学生用英语在本专业

领域的口语和文字交流能力”和“培养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都不见了踪影。2007年1月教育部和财政部又联合发布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07］1号），再次要求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要“要切实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力”。但是同年稍后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依然没有把这个要求放进去，依然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但是2015年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依然没有提出培养大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国际话语权和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依然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交际能力。”

四、结　语

    中国英语教育是一条龙，但龙头或重点是高校的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因为它们是中国英语教育的出口端，它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定位如何涉及千千万万莘莘学子十几年英语学习的最后归宿。如果用能否培养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所需要的有较强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专业人才来衡量，我国自恢复高考来40年的英语教育政策是失败的。这种失败不是学生个人的失败，也不是外语教师的失败，而是我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失败，或是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学定位的失败。主要原因：（1）我国高校英语教学和中小学英语教学同质化，始终停留在为打扎实语言基础的通用英语上；（2）把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为完成专业和课程的要求，而不是把学生的英语能否满足专业学习要求作为达标的标尺；（3）把高校英语教学仅仅看作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强调学生素质教育和心智培养，却忽视用英语汲取和交流专业信息的工具作用；（4）大学英语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把培养国家所需要的既懂业务又懂英语的人才看成是英语专业的任务，如翻译人才，而不是大学英语的使命；（5）国家对高校外语教育政策缺位，或国家对大学生的外语能力要求不能转化为高校英语教育的政策，并得到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