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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靖:《颜氏家训》最早英译本与海外传播

2017-11-19 翻译教学与研究

                                                                                   


中国第一本论述家庭教育的读本《颜氏家训》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直到现在,《颜氏家训》中的论点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1966年,《颜氏家训》最早的英文译本由英国E.J.Brill出版社出版,英译者为哈佛留美学者邓嗣禹。但是,查阅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国典籍外译史书籍和博硕士论文,均未发现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英译本翻译背后的故事更是鲜为人知。美国汉学家丁爱博(AlbertE.Dien)于1973年发表书评指出:“英译本《颜氏家训》本身很好阅读,值得高度赞赏。……邓嗣禹的译本将非常有助于未来的六朝研究”。王伊同在《邓嗣禹先生学术》一文中,评价英译本《颜氏家训》“开南北朝经典英泽之先河”。可以说,当时有众多的中美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于英译本《颜氏家训》的翻译、出版做出过贡献。


颜之推(公元531年~约公元590年以后)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撰写的《颜氏家训》是中国第一本论述家庭教育的读本。胡适曾经评价说“此书最可以表现中国士大夫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称赞道:“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由此不难看出此书在中国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颜之推从实际出发,认为国家大约需要六种人才:一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二是有修养的理论家和学者,三是有勇有谋卓绝善战的军事家,四是称职清白的地方官吏,五是出使不辱君命的外交官,六是精通兴建事业的管理者和工程技术专家。直到现在,《颜氏家训》中的这些论点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


1966年,《颜氏家训》最早的英文译本由英国E.J.Brill出版社出版,1968年再版。英译者为哈佛留美学者邓嗣禹。哈佛留美学者王伊同在纪念文章中,评价此书“开南北朝经典英泽之先河。”但是,查阅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国典籍外译史书籍和博硕士论文,均未发现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或者是提及这本书籍,英译本翻译背后的故事更是鲜为人知的事。


英译本背后的故事


从1936年,《颜氏家训》最早开始翻译,到1966年第一次出版发行,经历了30年的时间,这期间发生了起伏不定的变化。


《颜氏家训》英译本1968年版


1935年,已经获得燕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的邓嗣禹留校任讲师,协助美国汉学家博晨光教授(LuciusChapinPorter,1880年~1958年)讲授中英翻译课程,同时经常与外教进行团队教学。在讲课之余,他和博晨光共同讨论翻译《颜氏家训》的技巧与修辞方法。1936年,他们以《颜氏家训》英译本作为课题,申请到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研究项目基金,这是燕大当时两个项目之一。


博晨光,1880年出生于中国天津,父母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度过童年后,返回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先后就读于伯洛伊特学院(BeloitCollege)、耶鲁大学神学院等高校,毕业后返回中国,曾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直到解放前夕才离开中国。在燕京大学期间,博晨光和冯友兰有过交往,二人曾合作将《庄子》等中国古代哲学文献译成英文,但是没有能够发表。而冯友兰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博晨光撮合而成的。


1937年夏季,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邓嗣禹接到燕大同学房兆楹的邀请,有一个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协助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当时,翻译工作远未结束,他不得不绕过那些翻译困难的章节和段落直接翻译最后一部分。当他在翻译第二十章的“终制篇”时,日本的飞机轰炸了距离燕京大学大约一英里外的中国军营。在燕大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窗户被炸弹余波震得严重摇晃。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邓嗣禹在手稿的空余处标注好了,他完全同意作者颜之推提出的葬礼从简的想法,匆忙结束了翻译工作。否则,他很可能会被炸弹炸死。他动身前往美国,把不完整的手稿交给了博晨光,这项翻译工作不得不搁浅。


不久之后,北京被日本人占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同日本正式宣战,燕京大学也变成不平静的校园。1943年,博晨光在63岁时被日军逮捕入狱,带到山东潍县关押起来,直到1945年11月才释放回到美国。当时,一同遭遇牢狱之灾被关押到那里的美国汉学家,还有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汉学博士学位、到北京进修的女汉学家赫芙(ElizabetbHuff),海陶玮(JamesR.Hightower)以及芮沃寿、芮玛丽夫妇。


经过这次磨难,博晨光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精力也不如从前。直到在燕大退休之后,一些手稿仍然是翻译当初的原作。邓嗣禹与博协商,他决定自己独立承担翻译工作,博晨光仅负责撰写前言。


随后的1938年8月,邓嗣禹因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第二批奖学金,辞职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师从费正清并于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早在1941年,因哈佛大学学业告一段落,遂应芝加哥大学之聘,任讲师,开设中国历史、史学史及目录学等五门课程。珍珠港事变之后,邓嗣禹代理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并主持美国陆军部在该校设立的中国语言、历史特别训练班工作(简称:ASTP)。那几年,学习和工作任务太重,他没有精力从事《颜氏家训》的翻译工作。


1945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8月,胡适接到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任命文件,9月26日就致信邓嗣禹,邀请他回北大任历史系教授。1946年7月,邓嗣禹正在加州大学暑假学院密尔士(Mills)兼任中国学园主任,他邀请杨联陞利用暑假一同讲授中国哲学史,目的是一边教学挣得回国经费,一边等待回国的船只。8月,邓嗣禹回国,在赴湖南家乡短暂的探亲之后,就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远东史与中国文化史(《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P11)。回到北京后,邓嗣禹与博晨光在北京重逢。讲课之余,他们在燕京大学继续开展翻译《颜氏家训》的未完部分。但是,两人没有机会再做同事。不幸的是,1958年9月博晨光在美国去世,年仅78岁,撰写前言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1966年,英译本《颜氏家训》在出版时,为了感谢博晨光对这本书翻译工作的支持,缅怀两人共同合作的美好时光,邓嗣禹在书的封页上写道“这本书专为怀念博晨光,1880-1958”。


胡适、洪业推动英译本翻译


早在1943年,杨联陞在准备博士论文选题时,曾致函请教过胡适,问他:“自汉至宋的史料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又不长的东西吗?”胡适先生建议译注《颜氏家训》,并有这样的回复:“我偶然想起《颜氏家训》,此书比较可合你提出的三项条件。我常觉得此书最可以表现中国士大夫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故是主要重要史料。其文字比《人物志》容易翻译多了。其地位够得上一部“中古的Classil”。版本、注释,也都够用。你以为如何?”(见“胡适给杨联陞的信”,1943年10月27日)。


后来,杨联陞决定译注《晋书·食货志》,那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史更符合他一贯治学的旨趣;另一方面,他得知哈佛同学中邓嗣禹正在着手翻译《颜氏家训》。1962年,作为中日双方的合作项目之一,杨联陞应邀到日本京都大学讲授《盐铁论》和《颜氏家训》。因为当时世界上仅有中文版本,他深感在讲授《颜氏家训》时,有许多专英文有术语用不好表达;同时他也体会到有众多东西方学者渴望了解《颜氏家训》。邓嗣禹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坚定了将翻译工作进行到底的信心。1946年他回到北大任教之后,就加快了翻译的步伐。


1958年前后,留美学者周法高按照胡适的建议,曾撰写过《颜氏家训汇注》一书。有学者在纪念洪业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到:“1958年周法高先生在哈佛大学访问时,曾以《颜氏家训汇注》的稿本送请洪先生评正,后来周先生告诉我,洪先生曾指出其中可以商榷之处不下百处。”可见洪业对于学生出版的著作要求之严。“凡是读过洪先生论著的人都不能不惊服于他那种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朴实学风。他的每一个论断都和杜甫的诗句一样,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的境地”(《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颜氏家训汇注》的出版,为英译本《颜氏家训》的准确英译奠定了良好基础。


邓嗣禹在英文本《颜氏家训》的出版说明中,曾有这样的记录:“我要感谢洪愄莲(洪业)教授的建议,将英文本《颜氏家训》的第十八章‘音辞篇’的内容,送给周法高教授、李方桂教授审阅,这些专家们的建议极大地提升了《颜氏家训》翻译的准确性。”可以想象,当时洪业看到过邓嗣禹送给他的《颜氏家训》英译草稿,他认为其中的第十八章“音辞篇”内容可能在英译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才向邓嗣禹提出这样的建议。


周法高写作、出版过《颜氏家训汇注》,对于《颜氏家训》有深刻研究不用多说,他本人对于语言学有深广功底可见一斑。周法高(1915~1994),中国语言学家,中央大学文学系毕业。1941年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硕士。曾任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兼任中央大学副教授。1947年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赴台湾大学任教授。1955年,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历时三年。1962年,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客座教授。


李方桂(Fang-KueiLi,1902~1987),著名语言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语言学,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个人。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的权威学者,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多种语言,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美誉。可以说,胡适、洪业曾经不同程度地推动过《颜氏家训》英译本的翻译工作。


英译本的特色与出版过程


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颜氏家训》的内容,体现原著学术价值,译者在准确理解和精心翻译的同时,首先在译著的开篇增加了长篇引言,内容包括:1、家训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2、颜氏家训的写作背景;3、作者颜之推的个人经历;4、作者在社会和教育方面的思想;5、本书在哲学素材方面的综合优势;6、本书与佛教与儒家学说的关系;7、关于翻译方面的陈述。


上述前六大方面内容的写作,只有在仔细阅读原著、充分理解作者的思想,并且要经过译者的提炼、加工之后,才能完成。即便是用中文写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接下来译著按照《颜氏家训》的原著内容分为二十篇,其细目如下:


一、序致篇;二、教子篇;三、兄弟篇;四、后娶篇;五、治家篇;六、风操篇;七、慕贤篇;八、勉学篇;九、文章篇;十、名实篇;十一、涉务篇;十二、省事篇;十三、止足篇;十四、诫兵篇;十五、养生篇;十六、归心篇;十七、书证篇;十八、音辞篇;十九、杂艺篇;二十、终制篇。


关于译著的正文,邓嗣禹在“翻译陈述”部分说明,最后的译本是以周法高1958年出版的《颜氏家训汇注》为参照蓝本,增加了大量的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内容。其中,仅注释的内容就有近百条之多,这就极大的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和工作量。


另外,译者还将三部分内容补充在书中:其一是1961年周法高在台北出版的《颜氏家训汇注补遗》;其二是陈縏发表的“读《颜氏家训》札记”;其三是1964年王叔岷在香港大学出版的《颜氏家训集注》。这些成果的引用,进一步丰富了西方读者对于《颜氏家训》原著的理解程度。


邓嗣禹在“翻译陈述”部分,还介绍了这本译著曲折、艰辛的翻译过程。他提到,仅译著手稿修订、打印的程序,前后就经历过七次之多,每次则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1966年,第一版书籍出版之后,邓嗣禹为了加强西方读者对于书中缩写词的理解,同时方便查找书中的相关资料,在原著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三部分附录内容:缩写词列表、参考书目提要、补充了索引等内容,将译著由原来的228页增加到245页,并于1968年再次出版。目前,1966年的版本仅收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中。


美国汉学家丁爱博(AlbertE.Dien)于1973年发表书评指出:“英译本《颜氏家训》本身很好阅读,值得高度赞赏。……邓嗣禹的译本将非常有助于未来的六朝研究”(《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93,No.1,P.84,1973)。王伊同在《邓嗣禹先生学术》一文中,评价英译本《颜氏家训》“开南北朝经典英泽之先河”(《燕京学报》新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在致谢的名单中,我们可看到这样一些活跃在中美学界的历史名人,不仅有燕京大学代校长梅贻宝、东亚文学系主任顾立雅(H.G.Greel)、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也有像董作宾、陈荣捷、张钟元等知名汉学家。可以说,当时有众多的中美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于英译本《颜氏家训》的翻译、出版做出过贡献。


作者:彭靖

来源:《 中华读书报 》(2017年11月15日14 版)



转自:  海外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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