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立平：《翻译家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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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白立平著的《翻译家梁实秋》从“梁实秋的翻译思想综述”开始，对“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思想对其翻译的影响”、“翻译的选材问题”、“‘赞助’与翻译——胡适对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影响”、以及“梁实秋与鲁迅论战期间有关译作的分析”等多个角度对梁实秋的翻译思想和理论进行了探讨，并系统梳理了梁实秋对翻译态度、翻译功用、翻译目的以及翻译标准等方面的翻译观。

作者简介

白立平，南京大学翻译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博士，现为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助理教授。曾担任香港理工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2005-2007)、香港浸会大学翻译中心博士后研究员(2008-2009)。有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于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The Translator、Humanitas、《清华学报》、《中外文学》、《翻译季刊》等重要国际学术刊物。其中有八篇发表于A&HCI及SSCI刊物。同时也发表了二十余篇/部英汉或汉英翻译。

目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诗学与翻译(一)：翻译思想

第三章 诗学与翻译(二)：文艺思想

第四章 政治意识形态与翻译

第五章 “赞助人”及“专业人士”与翻译

第六章 总结

附录 梁实秋翻译年表

引用文献

索引

后记

序言

十年磨一剑

——序言

金圣华

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招收了第一位博士生。这位毕业于南京大学硕士班的年轻人，是经过竞争剧烈的入学评核给选拔出来的，为人谦逊讷言，却又认真执着。他提出要以梁实秋的翻译成就作为研究题目，这在当时国内有关梁公的研究资料相对匮乏的年代，的确相当独特，但是年轻人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经过了四年的不断努力，终于在2004年完成了论文《诗学、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与翻译——梁实秋翻译研究》，是为坊间最早研究梁实秋翻译活动的专著；而白立平也成为中文大学翻译系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

毕业后，白立平博士先后在香港各大专院校任教，于2011年返回母校中大翻译系，随后出任助理教授一职迄今。十年在职期间，白博士不但悉心执教，且勤于钻研，对梁实秋的翻译活动与翻译成就，进一步钩稽史料，探索源头，经过持续开拓，常年积累，终于“新知培养转深沉”，成就了《翻译家梁实秋》一书，并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梁实秋研究的范畴，填补空白，增添新页。

梁实秋为我国近代杰出学者，以散文创作、文学评论、词典编纂及文学翻译等多方面贡献闻名于世，其中尤以《莎土比亚全集》的翻译，成就了如余光中教授所述的“赫九力士大业”（Herculean task）。要评述梁实秋毕生的翻译硕果，译论建树，谈何容易，文本研究当然是其中一法，然而白立平所采取的策略却是“以查考文本以外因素为重点”，借鉴“操控学派”代表人物列夫维尔（Lefevere）有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及专业人士的论述，以抽丝剥茧，探本溯源的方式，剖析梁实秋的翻译思想与文艺思想的缘起，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翻译标准对翻译态度的作用等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关系，以便理出一个清晰可循的头绪。

作者采取的是理性的观点，持平的态度，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并运用大量一手资料，以为佐证。因此，书中无论引述梁实秋与鲁迅之间有关翻译的剧烈论战，探讨梁实秋文艺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受白璧德影响而转化为新人文主义信徒的过程，分析梁实秋涉及人性的文学观等，皆不偏不倚，不褒不贬，使人读来深觉信实可靠。

论者向来认为梁实秋的翻译作品，以“信”为重要特征，至于是否“雅”，则见仁见智。甚至有人诟病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过于忠实，以至于文采不足，与其创作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不可同曰而语。白立平在书中对于这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引用大量资料，并不厌其详来分析，立论精确恰当，使人信服。

《翻译家梁实秋》一书，涉及梁实秋所有翻译作品产生的前因后果，以及所有翻译活动促成的来龙去脉。此外，作者并参阅多种重要文献，在书后附上“梁实秋翻译年表”，是为迄今最详尽可靠的参考资料。《翻译家梁实秋》一书是作者孜孜矻矻，穷十年功力的心血结晶，所谓学问尚精专，“十年磨一剑”，信然！

后记

本书由我2004年递交给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的博士论文《诗学、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与翻译——梁实秋翻译研究》改编而成。论文未正式递交之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王友贵教授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蒋月梅编辑曾与我联系，希望能将论文以《翻译家梁实秋》为书名出版。当时也征得了中大研究院的同意，但我最终没有在合同上签字，主要是担心论文有不够成熟之处，希望继续认真修改，不敢草率出版。在此，我谨向王友贵教授和蒋月梅编辑表达诚挚的谢意和深深的歉意。

本书的部分章节，先后以独立文章的形式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些刊物有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不管采纳与否，一般都提供比较详尽的审查报告，使我受益匪浅。文章能够在这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也是对我莫大的鼓励。这几篇文章分别为：(1)《“赞助”与翻译：胡适对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影响》(台湾《中外文学》2001年第30卷第7期)；(2)《文艺思想与翻译：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思想对其翻译的影响》(台湾《中外文学》2003年第31卷第9期)；(3)《翻译与政治：剪不断，理还乱——谈“李启纯”翻译的<百兽图>(Animal Farm)》(香港《翻译季刊》2007年第43期)；(4)《粱实秋翻译思想研究》(台湾《淡江人文社会学刊》2007年第32期)；(5)《翻译“可以省说许多话”——粱实秋与鲁迅论战期间有关译作的分析》(台湾《清华学报》2009年第3期)；(6)《翻译的选材问题——以<结婚集>译本为例》(台湾《广译：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2012年第7期)。这几篇文章再次收入本书时又做了一些修改。

在此，我要感谢导师金圣华教授和王宏志教授的耐心指导。非常感谢金教授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带病为本书写序言。她曾冒着酷暑，牺牲了休假，用了几个月时间帮我逐字逐句修改。在我每次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她总是给我热情的鼓励，给予无私的帮助。她德高望重，在为人为学方面都为我树立了楷模。王教授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从他那里，我更体会到了做学问一定要一丝不苟，如履薄冰，不可以有半点马虎。

本书能够得以出版，要感谢商务印书馆英语室的领导和编辑，特别要感谢魏令查先生的热心推荐、刘军怀先生的支持以及顾晓军编辑的细心审阅。我的学生助理潘量海和郑映雪也帮我校对书稿。在此我还要感谢妻子庆萍的支持，她甘心做“全职”的家庭主妇，承担起照看家霖的责任．还抽出不少时间帮我校对书稿。

粱实秋在《文学的严重性》一文指出，文学创作及阅读都应该有一种“严重”的态度。对他翻译活动以及其他任何翻译活动的研究也都需要以这种“严重”的态度来对待。万万不可急功近利，这是我在研究梁实秋翻译的过程中学到的。尽管笔者尽力以“严重”的态度来写这本书，但不足之处仍在所难免(责任也在笔者)，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文摘

诗学，可以是一个时期主流的诗学，也可以是某一团体或个人的诗学。由于本书是翻译家的研究，将主要涉及译者梁实秋本人的诗学观念。将列夫维尔有关诗学的论述应用到翻译家研究，可以作这样的划分：译者的诗学包括其翻译思想、文艺思想以及翻译策略。翻译思想是译者对翻译态度、翻译标准、翻译功用、翻译目的等问题的看法；文艺思想是译者翻译文学作品时所持的文学观念，包括对文学的本质、文学应该扮演的角色等问题的看法。这两方面是译者对于翻译功能及文学功能的认识，是列夫维尔所说的诗学的功能成分（functional component）的引申，译者的翻译策略是译者在具体翻译中针对如何用词、如何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文体及修辞等问题所采用的处理方法。译者的翻译思想会影响其翻译策略，翻译策略也是翻译思想的体现。文艺思想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方面。译者在选择文艺作品进行翻译的时候，他对某部作品的认识决定了他是否会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翻译。某部作品不一定完全与译者的文艺思想相吻合，但至少这部作品不会与他的文艺思想相冲突。但这里所说的是在一种理想的环境下进行的，即译者有完全的自主权选择作品来翻译，并且有完全的自主权来决定翻译的方法。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如此，译者的翻译活动会受到赞助者或某些专业人士的干涉或影响。同时，译者的诗学在不同时期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翻译的策略；在译者的翻译主张不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翻泽主张与翻译策略不一致的情况。

关于诗学与翻译的问题，本书将分两章进行讨论。首先谈论梁实秋的翻译思想，包括他对翻译态度、翻译功用、翻译目的、翻译标准等问题的看法，并以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为例来讨论他的具体的翻译策略。有关文艺思想与翻译的问题，将在第三章探讨。

一、翻译态度

梁实秋认为，译者应该持有一种严谨负责的态度来从事翻译。他曾多次著文，对一些不负责任的翻译活动进行抨击。新文化运动以来，翻译活动非常活跃，各种书籍被译成中文，但也出现了一些鱼目混珠以及粗制滥造的问题。梁实秋1927年6月23曰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短文《翻译家》（署名秋郎），无情地讽刺了这些现象：“自从闹了新文化，凭空添了无数的翻译家。翻译家的资格，是很严的，第一，要胆大，第二，洋文至少要有大学一年级的程度，第三，中文至少要能写一段短短的清通的语体文。最要紧的是第一项资格。所以能做翻译家的人就多了。”（秋郎，1927）很明显，梁实秋在这里是以嘲讽的口吻来谈论“很严的”“翻译家的资格”。从他所讲到的三个所谓的成为翻译家的条件可以看出，梁实秋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翻译活动非常不满，很多所谓的翻译家中英文功底不够，外语初通，中文勉强，但却胆子很大。这一现象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翻译大潮夹裹而来的。梁实秋将这样的翻泽家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的“不备字典”，即使备了也不常用；第二等的“备有一部小字典”，只是偶尔使用；第三等的“备有大字典”，时常使用；第四等“不备字典”，即使准备了也不常用。第四等与第一等的区别在于，第四等“不必翻字典”，第一等“不肯翻字典”。划分这四个等级的标准，“是按其作品销路之多寡而定”。（秋郎，1927）译者只图销路好而粗制滥造，是一种不严谨的翻译态度。在翻译中遇到疑难问题，能否认真查阅字典，是翻译态度是否认真的一个重要方面。显然，梁实秋对这所谓的“第一流的翻译家”非常不满，因为这样的“翻译家”根本不准备或使用字典，对于翻译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敷衍塞责，梁实秋这样对其大加揶揄：

如今第一流的翻译家，真是胆大如天，完全可以脱离字典而独立，并且常常翻出许多新的意思，补字典之所不足。瞎猫撞死鼠，撞到了译本洋书，书名若是新鲜好听，马上就可动工。先抽出几章，改头换面的编成一本书，然后再一页一页的译出来。所以一本洋书至少可以化出两本中文书来。假如中文方面照例的不很通顺，你说这是“直译”。假如洋文方面又照例的误译了许多，你可以说：“译时仓卒，疏忽之处在所不免。”最不得了，你还可说那是“手民之误”呢！（秋郎，1927）

看来这“第一流的翻译家”的问题是对原作及读者不负责任，断章取义，又懒于查考参考书，翻译时不加选择，正如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所说的，凡投其所好的便加以迻译。（梁实秋，1997c：11）在梁实秋看来，翻译活动也要受理性的制约，是要对作者、读者负责的，而不应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进行翻译。P16－18

转自： 翻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