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语言哲学研究》的创新精神与方法论思想，作者张凌，发表于《外语学刊》2016年第6期
摘要
《语言哲学研究》是中国学者王寅在中西语言哲学领域的创新成果。它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又是基础教科书。本文以中西学术史为基础，聚焦语言哲学研究，发掘中国学者当自强的创新精神，指出语言哲学史的探微钩沉与梳理创新的方法论思想是这部著作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研读。
1 引言
《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简称《语言哲学研究》) 共上下两卷，纵横捭阖20章，洋洋洒洒逾72万字，2014年6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寅长期致力于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等研究，成果丰硕，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语言哲学研究》践行许国璋、钱冠连、王寅和李洪儒等重视语言哲学的学术思想，打通语言与哲学、西方语言哲学与中国后语言哲学、历史成果与现实需求间的枢纽，昭示认知语言学或语言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紧密关联。
欲透彻探究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在语言学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能忽视研习语言哲学。该书既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学术专著，也“堪称绕不开的基础教科书”(王寅2014: 序4) ，势必“在哲学和语言学领域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同上: 序7) 。这部著作之所以获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立项，褒扬点赞如潮，发行不久即售罄，皆因其饱含中国学者当自强的民族创新精神、探微发掘的哲史功底、梳理创新的方法论思想。简言之，这部著作特点鲜明———立意高、探论深、视阈广。
2 立意高: 中国学者当自强
迄今，书名含有Philosophy of Language 或语言哲学的中外文著作颇多。这些著作或是外国学者撰写，如Searle(1969)、Dummett(1993)、Lycan(1999)、Martinich(2001)、Tanesini(2007) ，或由中国学人编译，如车铭洲(1989a，b)、徐烈炯等(1992)、克罗齐(1992)、涂纪亮(1993)、埃科(2005)，或为中文专著，如周昌忠(1992)、吴礼权(1997)、陈嘉映(2003)、王建平(2003)、李洪儒(2009)、丁言仁(2009)和钱冠连(2015)。在《语言哲学研究》前言中，王寅直截了当地提到，国内“语言哲学”的教材和专著的数量已经不少，但撰写这部著作仍然显得很有必要，主要目的: 一是中国学者当自强，沉思后当有我国自己的理论，不必总是为老外忙乎!二是清晰梳理西方哲学和语言哲学史，理清各种理论学说之间的关系。
中国学者当自强，这是20世纪中国学者救民强国的心声和口号。事实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人曾经广泛使用中国的技术发明，千方百计地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曾发挥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李约瑟1990) 。中国的思想文化也令西方传教士、思想家着迷，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内，有过东学西渐的辉煌。
西班牙人沙勿略(Xavier) 在1540 年前后到东方传教，掀开西方人学习汉语、研究中国，即欧洲汉学历史的序幕。他先后到过日本、印度，发现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文明昌盛的国度，于是想到中国传播教义(鲍同2016: 11) 。但因不懂汉语，又逢明朝实行严苛的海禁政策，因此，他至死也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他之后，罗明坚(Ｒuggieri) 、利玛窦(Matteo Ｒicci) 和金尼阁(Nicolas) 等历代传教士、汉学家前仆后继，把中国的语言文字、哲学思想介绍到西方，对欧洲产生深远影响。
莱布尼茨(Leibniz) 是与牛顿齐名的科学家，与康德比肩的哲人(谢群2009:26)，人类史上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斯多德。他一生都对中国文化具有浓厚兴趣，自20岁起至70岁逝世，始终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在17世纪末，他利用传教士的通信和报告，编辑出版《中国新事萃编》，轰动欧洲乃至全世界。他临终前还在撰写《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孙小礼2006: 前言) 。在奋力摆脱西欧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寻找出路的过程中，他提倡要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给处于黑暗中的欧洲带去光明。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他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被美国人写进宪法。其实，伏尔泰深受中国思想的影响。他在著作和书信中多次提到孔子，推崇备至，赞誉孔子是真正的圣人，是人类的立法者，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子曾对世界宣布过更有用的真理。此外，黑格尔(Hegel)这位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者也认真学习过中国文化。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洞见入木三分，道出东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根本差异及其来历( 卿文光2005: 2) 。雨果(Hugo)，世称“法兰西的莎士比亚”，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醉心于学习、研究中国文化，他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叙述圆明园的辉煌价值，痛斥英法联军毁灭中国文化的罪行。时至今日，这位天才作家的故居从家具摆设、壁画布局到饰物装点，仍留有浓郁的中国情怀。
然而，西方人用六百年左右的时间在工业技术领域赶超中国( 李约瑟1990: 157) 。发达的工业技术还为西方人带来学术研究的话语权。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已然拉开西学东渐的帷幕，时至1895 年甲午战争战败，中国的民族气节降到冰点，西学遂以强劲势头涌进中国，特别是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等先是提倡中国学术全盘西化，后是提倡“整理国故”，即用西学的学科框架改造中国旧有的学问门类。在一代代学者推动了几十年之后，中国现在的任何学术研究都无法摆脱西文和西学的影响。“在西学的笼罩下讨生活，成了20 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现实。”( 潘文国2014: 扉页)
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学术界，譬如语言学界轮番上演模仿西方与反对模仿、引进理论与自强创新的往复辩难。自从许国璋( 1988) 和钱冠连( 1999) 在外语界首开西语哲在中国研究之先河，语言哲学界一直强调创新，其观点、成果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语言哲学不仅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基轴( 丁言仁2009) ，而且整个“20 世纪以来的哲学研究都属于语言哲学，而哲学以外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都处在语言哲学笼罩之下”( 潘文国2008: 17) 。钱冠连通过各种方式，或会议发言，或著书刊文，屡屡强调中国学者不能总为老外忙乎! 当有自己的理论。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两年一次的年会、高层论坛、一年一次的夏日书院为我国外语学界学习和研究语言哲学做出重要贡献( 王天翼甘霖2014) ，努力打造中国学者、培育中国自己的理论。王寅的《语言哲学研究》富有很多独特见解，譬如SOS 理解模型、体验人本观、意义体认观和命名转喻观等，是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王天翼王寅2015) 。这些见解、观点发前人之所未发，“极具原创性，填补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空白”( 王寅2014: 序7) ，揭示中国学者的自强精神。这种自强精神催生强烈的创新目的，创新目的又由以下方法论得以实现。
3 探论深: 钩沉发掘语哲史
读史可以治愚，观史可以明今。历史有助于人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预判未来。做任何究，没有历史的眼光，不了解相关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要想取得预期的成果根本不行。司马迁在《史记》里写有3 句为历代学者屡屡引用的话: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是他写《史记》时为自己立下的规矩。后世对这几句话的诠释，众说纷纭。照我的理解，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3个小句之间是条件关系，只有做到前两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有可能成就自己的一家之说。其中，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有历史的眼光，要能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理清头绪，或从业已被掩埋的历史尘埃中披沙淘金，知晓各种理论的历史背景及来龙去脉。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才能提出真正的新观点，不变相重复前人的论调。
西方哲学发展了两千多年。要钩沉西哲史，发掘其中的语哲思想，必要时佐以中国学说，没有渊博的中西学识、深厚的哲史功底、深邃的学术思想、执着的探索精神，碍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语言哲学研究》开篇就提出，“西方哲学史的两个关键词为‘历史’和‘体系’……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家基于特定立场梳理哲学体系的延伸”(同上: 1 － 2) 。要厘清历史，首先必须溯源。王寅把这一源头放到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语言哲学观与其本体论紧密相联，他的思想和学说对西方哲学发展乃至文明进程具有深远影响，是西方哲学理性的曙光，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思想的基石，是海德格尔、黑格尔和尼采学说的源泉。被海德格尔誉为西方精神之命运的Logos，发端于赫拉克利特( 陈章云2015) 。王寅认为Logos类似于老子论述的“道”，兼具“言说”与“规则”两层意思( 王寅2014: 37) 。这就为语言哲学找到历史起点。确定起点不易，清理脉络更难。虽然已经找到起点，但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并非清晰可见。它若明若暗，与各个历史阶段的学术思想交织在一起，不经探微发掘，实难寻得踪迹，遑论连点成线、尽显源流。《语言哲学研究》专辟一章，从6 个方面勾勒、提炼出语言哲学的历史泉源。反思传统形而上学之玄虚，另辟语言逻辑分析之新途;既重经验主义之实证，也补理性思维的逻辑;力避自然语言之模糊，构造精确人工语;顺应逻实论，倡导科学化;现代语言学，促语哲发展;兴语言分析，批心理主义。基于深刻的历史观察，该章还论证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分析哲学这一历史新观点。
除了追根溯源，哲史钩沉的功底还体现在关键术语的界定上。术语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可以说，一门学科就是一套学术话语体系。《语言哲学研究》在关键术语方面下足了功夫，用尽了力气。譬如“形而上学”，在先后考察古希腊哲学系统、黑格尔哲学系统、语言哲学系统的基础上，王寅从“形”说起，解说Metaphysics的始源，分析严复将其译成“形而上学”的由来———依照《周易》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剥茧抽丝，解说Metaphysics常被中国人误解的根源。在廓清Metaphysics 的内涵与汉译的基础上，王寅提出如下观点———形而上学以图建构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探究宇宙万物大系统背后的根本原理、超验理由和终极价值(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超验性) ，以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同上: 9)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being 的意义与翻译。《语言哲学研究》从10个方面钩沉语言中being的意义，并与哲学中的“本质”两相对照。再从being 的现有4 个含义———存在、有、是、真———出发，逐一分析，提出换一种思路，采用“音义兼有”的方法，将being译为“毕因”，毕因论乃穷尽世界之因或本原的学问。
王寅谙熟中国传统小学，研习过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也是我国打通中西语义进行深入对比研究的专家，他从语义学而认知语言学，从认知语言学而构式语法，并水到渠成地钻研语言哲学。此前练就的深厚的史论钩沉功夫，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得以淋漓极致地彰显。
4 视阈远: 梳理创新促发展
治语哲的学者，关注焦点不同，研究方法各异。有研究某些国家或某一国别的，如车铭洲( 1989a，b) 和周昌忠(1992)探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涂纪亮( 1993) 关注英美语言哲学，吴礼权( 1997) 则专治中国语言哲学史。有探索语言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如克罗齐(1992)研究美学或艺术与语言哲学，埃科(2005) 则讨论符号学与语言哲学。还有学者专门研究某位学者的语言哲学思想，如徐烈炯等(1992) 编译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文选，Dummett(1993) 探究弗雷格的语哲思想。在具体写作方法上，或注重学术思想的历史沿革，或关注学派及其观点主张，或聚焦代表性的名家名作，或兼而有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管关注什么，采用何种方法，凡是从事语哲史研究都非常不容易。难怪黑格尔说，哲学史本身就是哲学，赵敦华说哲学史家同时也是哲学家，张汝伦说哲学就是哲学史（王寅2014:1) 。因此，完全可以说，梳理语言哲学史也是在研究语言哲学。
然而，梳理语哲史毕竟不尽同于语言哲学研究，后者更有问题意识和现世关怀。倘若能够在梳理中创新，不囿于整理既有的语言哲学史料，不止于发掘归纳各派学说，而是与时俱进，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推动语言哲学的发展，那必定是更有价值的语言哲学研究( 刘辉2009:21) 。既有的语言哲学研究成果重梳理归纳，缺乏必要的问题意识，致使创新驱动力严重不足。与之对照，《语言哲学研究》便是梳理创新促发展的典范之作，它始终关注语言哲学如何发展、人文科研如何进行这一重要问题。尤其是在西方语言哲学研究渐趋式微的历史背景下，该书的学术价值显现得更为真切，可为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学者的力量。
《语言哲学研究》大力发展钱冠连等提出的“中国后语言哲学”，将其置于后现代思潮的视阈中，考量全球的人文科学研究。在沉思西方语言哲学和中国后语言哲学之后，不满足于指摘此前研究的得与失，而是心怀当下及今后语言哲学的发展大计，思考如何从事人文研究等现实重大问题。“当西方语哲这盏灯不亮之时，为何不点亮中国语哲这盏灯呢……希冀能给全世界的语哲研究带来一丝光明……我们认为，可进一步理清西方语哲要旨，尽快进入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中国后语哲，确立继承与创新的理念，灵活运用‘分析’之原则，不断开发有我国特色的科研创新之路，以期能为我国人文科研提供一种新的运思方案。”( 同上: 前言2)
5 结束语
自古以来，中西学术交流，你来我往，是为常态。古代中国有过东学西渐的荣耀，曾为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明清以降，西学东渐拉开序幕，历经三百多年发展，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影响广泛。而今，西方的发展遭遇不少问题，智者再一次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中国。在语言哲学领域，正如李洪儒在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第十届夏哲院上所说，因西方学者过分倚重语言分析，局限于语言系统内部，导致其语言哲学研究路子越走越窄，逐渐式微; 中国学者在这种情况下汲取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在后现代哲学思潮中大力发展中国后语言哲学，在中西语言哲学研究领域贡献出中国学者的智慧( 全明姬2015: 13) 。《语言哲学研究》便是贡献之一，它是一本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更有创新的学术著作，同时还是一本表述清晰易懂、图表文字并用的“好学、便记、易查”的教科书。这部著作立意高、探论深、视阈远，既有填补理论空白之功，解决中国问题之计，又收启蒙年轻学子之效，非常值得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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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寅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寅教授,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语言哲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认知科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语言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4项，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有4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出版著作20余部。先后5次获得省级社科优秀成果奖（含一等奖1次）。
本文转自：北大外文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