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后门：从高盛秘闻到花街绯闻

洪水和金丝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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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水手把金丝雀从卡拉利群岛带到欧洲的时候，小鸟以腰身加脸蛋儿更以清脆歌喉迅速征服欧洲有闲阶层。教会的贼和尚们以他们兜售赎罪状的敏锐嗅觉，很快着手养殖金丝雀，只卖公的不卖母的。

后来某人偷入院墙拐走“崔莺莺”，小鸟才得以还俗，俗到去看煤矿，嗅煤气，嗅臭汗。

四百年后的量化演绎跟金丝雀的遭遇颇为神似。

1990年代中期，一些懂一点统计能编一点程序的人开始蒙着眼睛拿着量化的“罗盘”来炒股。效果不错，但应者寥寥。量化交易真正崛起还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歪打正着进了高盛的“量化投资策略部”，那里有当时街上最大的量化基金。

头几年异常红火。2005年圣诞，部门在中国城开豪华派对，一人发一个有机玻璃匾，上面刻着资管规模逾1000亿美元。一年后又一人发个匾，2200亿美元。

在高盛这个只有钱可以给野兽们排序的丛林里，当部门贡献高盛盈利近十分之一时，同事们拽得像真理就捻在指尖，一如初登欧陆的金丝雀。

初来乍到的我没见过世面，以为这就是常态。

无奈俗套接踵而至。炙手可热的量化人满街乱窜，很快各个银行资管都听懂了量化这个福音。

然而就在大家高歌猛进，任性数钱的时候，大盘和个股都开始显现疲态。

裂痕先在小盘股里显现。钱没丢，但跟模式差了一大截，而且差距与日俱增。整条街的应对，不是做定性的宏观分析，而是提高杠杆。大多数经理的反应只是无语的高卢式耸肩（Gaulic Shrug）。个别人去钻研模型本身的问题，而无人关心外源性的因素。

到2007年7月，我们部门一个净资产100亿美元、毛资产600亿的大盘基金开始丢钱。不多，但天天丢，有凌迟之感。

我们几个年轻人去问主任经理如何做想，他却漫不经心地去夏威夷度假了。

我想金丝雀闻到瓦斯之后大概是这种情形。

很快到盛夏八月第二周，大盘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暗流汹涌，烧钱加速。某天开盘几小时内丢了几十亿美元。券商威胁要清空我们的资产包。交易员全懵了，准备抛售上千亿美元的资产，一时间霸占全市场交易总量的三分之一，仍然无法清空。

第二天，高盛时任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到部门亲自督促清仓。此公个子大，嗓门更大。在我座位旁边小屋打电话联络其它银行，每个字我都能听到。科恩打电话给德意志银行，听得出来对方不愿接高盛的烫手山芋。科恩狠狠地说：你不接有两个后果，第一，你的工作肯定没了，以后也别想混了；第二，明天高盛就切断跟德银一切商务上包括交易在内的联系。

后面这条一听就是空炮。但科恩的要挟起了作用，德银的交易员被炒了，单子有人接了，杠杆也下降了。

然而损失还在扩大。更糟糕的是，我们这些前半辈子搞学术后半辈子捞钱的基金经理们，全程惊慌失措，对先卖什么后卖什么完全没概念。柯恩吼完德银交易员，转身又骂这些经理无能。

此时高盛的名声已岌岌可危。

第三天，高盛找来佩里基金注资20亿美元，又自贴10亿强行去杠杆。整个部门疲惫不堪之际，也大大松了口气。

记得那天晚上一位资深律师跟我同车下班，她问我感想如何。我答道：乱世催人老。她笑说自己比看起来年轻。

第四天，资产全面反弹一成。无奈杠杆被头一天的注资冲淡，本可以捞回所有损失却只拿回三分。客户损失惨重，但高盛和佩里基金大赚。

多年之后的我，认为这应该是金丝雀垂死挣扎的一刻。

紧随其后的大危机，分贝大大超过人们想象。13个月之后雷曼兄弟公司倒掉，引发全球恐慌。后来量化的人谈这段历史，多半是出于私利，喜欢把两个危机分列开来。

在我眼中，二者是一根弦拉着的骨牌。天量的信贷开始剧烈收缩时：好卖的（量化基金）被先清仓来去杠杆，难卖的（次贷）最后压垮了骆驼（雷曼兄弟）。整个经济体系的流动性嘎然而止。

这个部门自此一蹶不振，资产一度下滑到300亿，经事的经理走的走裁的裁。眼瞅前景暗淡，我们也只好散到华尔街的犄角旮旯。多年后老同事聚会偶尔谈到那几天，一幕一幕的回忆间，多有唏嘘。

如今加里•柯恩平步青云，官拜川普政府内阁，任职总统经济顾问团主任。这个华尔街—政府的旋转门，以后再谈。

花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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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尔街十数年，逐渐觉得是唐敖出海，奇珍异兽，鳞次栉比。

比方说两面人就比比皆是。曾有一位出生于土耳其富贵人家的同事，从名校一脚跨进高盛，这个集嫉恨艳羡于一身的“邪教”（作者按：高盛内的群体心理有邪教的特征，比方说对组织外的蔑视，对组织内的万能的膜拜，丧失客观评估能力等等。很多本来能力很强的人积压在“地下室”却不到外面寻求更好的机会）。一双深陷的眼睛架在弯起的嘴角上，冷笑还是奸笑众说纷纭。我觉得那是蔑笑，他骨子里的高傲，对所有人平等。

此公基本上不做任何事情，早晨，早中午，午后，中下午，他都在跟某个上司喝咖啡。

有一次，十几个同事共同完成的项目由他来展示。台上幻灯显示却只有他的名字。我忍不住打断他：“为什么所有人的名字没了？”

“名字全放上，太长。”他以他特有的见怪不怪的平和语气说。

“那就用大组的名字好了。”我还不放弃。

尴尬间，某个经理出来打了圆场。

土耳其人与我当时有一个共同的上司。这个上司是个入错行的人，他特喜欢教书和小孩，茶余饭后常感叹自己得去当老师才能人生圆满。像个大哥哥一样，上司对土耳其人疼爱备至，提携有加。某年土耳其人结婚，声势浩大地在老家土耳其安卡拉外的小城举办婚礼。我等不入流的之外，部门某个级别上的全请了，半数还真不远万里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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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后两周土耳其人辞职，加入我们当时最大的竞争者。

如此表里不一，连我都感到惊讶，上司简直就是抑郁了。此后他常不加说明地给我讲：这，在华尔街是不可接受的玩法。

几个月后，上司心软没底线的缺点暴露无遗。一天他走过来问：如果小土回来这儿工作，你有意见吗？我瞪了他足足五秒钟，确定他不是开玩笑之后才回答：我跟他交叉少，没有想法。上司似乎觉得需要解释一下：土耳其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他犯了大错（离开高盛）。

事实是，对手那儿的官场跟高盛不太一样，土耳其人成天喝咖啡趋奉上司的玩法有点走偏。

既然上司开了绿灯，他的川剧变脸，部门里也无人公开质疑。

又过了几年，量化危机刚过，我也刚刚辞职。土耳其人强邀我一起午饭，我不好回绝，决定赴约，但少说多听。席间他痛斥部门上层无能，都该被炒鱿鱼——包括不计前嫌接纳他回来的上司。他说，他这样的中坚到了该顶上去的时候了。

我得承认，这顿午餐真是大开眼界。生活绝对高于艺术。

后来宫变不成，没经济学背景的土耳其人再次离开高盛，回土耳其一家银行做了首席经济学家。一个朋友揶揄道：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个香蕉国总是爆掉。

后来上司也换了公司，职业生涯似乎更加腾达。小土又回到他的麾下。

最新的消息是，小土第三次离开，估计老上司是从了禅宗，早认命了。

螳螂捕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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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次职评会面上，我的不满和去意在同样聪明的上司眼前炳若观火，却执意把这个假面双人舞跳下去。说的和不说的，几秒钟的停顿似乎都要把空气凝固。

急着要喘一口气的我随口发问：“谁会继承总管？”

长达十年的共事关系濒于结束，急于摆脱困顿的上司反应如压弯了的弹簧，道出了一大串的看法。

“股票部的头听说快要退休了，她的铁腕统治也不为董事会认可。把几千亿美元资产玩到几百亿，也就她有这能耐！”危机中，眼巴巴看着一个600亿的基金消熔，上司不痛不痒的指挥是难辞其咎的。但此时我也没心思挑明这个荒谬，只希望剩下的一刻钟快快结束。

“那么固定收益部的那个？”

“那老印？水平很次人品更差！上电视侃市场语无伦次，笑的多，点头的少。整就一公司的耻辱。他干脆就练瑜伽得了！”的确是，这个人常在收盘后拎着一卷布席到我们这一层来做瑜伽。天气好的时候还跟另一半在大楼外当街的小广场做下犬式。

“那么运营官呢？他看起来总是十指插在十罐蜜里面。”

“他私下跟我说他没企图，几十年的生涯够了。我得加一句，乏善可陈！”在当任总管挟危机的歪风从外杀入公司高层的时候，上司和运营官常常抱团取暖互有提携。所以一贯尖酸的上司在谈到运营官的时候好稍有顾忌。

“财富管理的大头呢？”

“哈哈哈，你还真逗乐！他的走路费都已经准备好了！他那道琼斯三万点的文章我当幽默作品送朋友了。”

此时一万八千点的指数翻番好像不是那么滑稽的想法吧？我继续微笑着恭候金句。他却颇有意味地停了停，似乎等我说什么。

见我木然，上司眨了眨眼睛：“某某也把他的名字扔进了圈子。业绩平平马上就被打下来了。哈哈！”

如果上司是我们部门的右丞相，这某某是左丞相。如果上司是老奸，年轻一轮的某某虽不聪明但也绝不是软柿子。我一时真纳闷某某不至于如此愚钝，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做出头鸟。

对于上司是知彼如知己的我，深谙上司性情在炫耀聪明而不在做管理上，所以他应该可以被排除。还会有谁呢？

这时上司给了我一个柴郡猫式的微笑：“哦，我是不想当的。你懂我的。管人不是我的长项。”

我像被柴郡猫给咬了一口，脑袋一下子就醒了：你tmd就是想要当！不仅如此，你还想选中后，把它婉拒掉。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事业巅峰！你眼中的终极牛逼。不仅如此，肯定是你唆使某某去应聘的，顷刻间你帮他树了无数的敌！

当然这些我都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知道什么最让他乱分寸。“要是母公司从外面任命一个呢？”我想我的微笑不那么邪恶。

他的脸都白了。“要是那样，全盘皆输！”

我知他知为什么会说全盘皆输：上一次改朝，现任总管就是母公司从外面找来的。上司这类的故臣大多立马消化不良，一年多的时间里惶惶不可终日，对总管的畏惧和厌恶同“权利的游戏”里的异鬼一般。

要是外戚再次篡权，这些老人都会作古。

“是哦，又是一段混乱和洗牌。那会不会被卖掉呢？”我装作不置可否的建议道。我其实知道总管在外面兜售，无奈要价过高，无人问津。

“那一样的糟糕！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想卖另外一个公司！不信？”说着，他拿来一本牛津大词典一般厚的标书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德银的资管部，友诚的销售部等等，没一个他或董事会看得上，要么太贵，要么太小。

上一次机遇来敲门是2009年，巴克莱银行为了融资决定出售安硕交易所交易基金（安硕iShares 发行管理交易所交易基金，现在贝莱德集团BlackRock麾下。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 是9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一类公募基金）。公司出价100亿美元，贝莱德出价135亿而夺标。这也是当任总管和上司等一伙人的决定。

此后两个公司的境遇简直是天壤之别。贝莱德资金量以几何方式递增，其它包括我们在内的传统资管只有干瞪眼，不断让出市场占额。

记得危机后有一年，大概是5年前，包括各大央行在内的全球宏观管控机构凑到一起，要在全球认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当时有人建议把贝莱德也算在内，因为它的资管量正要跨过三万亿美元。

本文落笔的这一周，贝莱德的资管量已经超过六万亿。俗语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再确切不过了。

不少时候，买人和自卖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五年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时候，欧洲政治无能低效暴露无遗。不奈何，央行在德拉基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史无前例的措施。

大家最没底的是负利率政策。他的初衷是把积压在欧洲央行里的钱排挤出去，最好落到实体经济中。但这个政策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特别是后者的冲击是个存亡的考验。这两个行业虽然在资产负债、风险形式上差异很大，但盈利都是利息差。在收益方面，负利率把整个社会各种资产的回报率拖下来。在负债方面，银行和保险业是很难把负利率传递到存户和投保人的。

保险公司还有一层隐忧，欧盟的一个新的监控制度“偿付能力指令2”（Solvancy II，要求保险公司在资金储备上要确保至少两倍于200年一遇的损失）很快于2016年要实施，这个会带来他们的资产结构的不小的调整。如果因为监控政策变化，保险公司需要增加储备金，方法无非三种：

1、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未来的盈余，但这个在负利率的世界里基本不可能；

2、出售保险公司的股票，但在欧洲股市特别是保险业低迷的情况下，经理层不愿意；

3、通过出售子公司和其它资产来去杠杆。

我们公司如同大多数资管公司都有母公司，而且大多数是保险公司。我们的太上皇就是重灾区的一家欧洲保险公司。他们唯一的出路是第三条，自残变卖。

在哪儿卖划算？当然是市盈率高的市场，非美国不属。

一个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结论是：迟早3-5年内，我们公司会被卖掉套现。

2014年前后我把上述分析跟包括上司在内的同僚分享过，无人认同。原因无非有二：没听懂的和不愿意的。离职后三个月，总管因为兜售无功而被扫地出门，母公司任命了外人来接手。一周后母公司宣布在次年出售公司。

缺德不缺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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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外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有个感觉，做量化的人脑袋灵光，但多半缺根弦。这基本上是很准确的，但下面这个故事有些不一样。

上一轮量化盛世的时候，虽然基金遍地开花，大的除了高盛和AQR，QMA等之外，也没几个。高盛有一个强劲对手，两家业绩旗鼓相当，对方投资理念甚至略胜一筹。这得益于它的主管是一个公认的行家，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带队有方。

大概是危机之后的某一年，量化行业风声鹤唳，资产流失大半。就在这时年过半百已有妻室的主管和手下一个中国女人暧昧了。办公室沸沸扬扬。

随后发年终，“据说”主管给了这个女人超额的红利。为什么是“据说”呢？是因为她很不可思议地亲口告诉了同事们。很难想象她的得意，同事们的尴尬和愤怒已经难以压制。一个同事告到了人事部门。

了解美国职场的都知道，大公司的人事部门是给上层和公司遮羞的。遇到这种事，人事部门多半会随意调查敷衍了事，至多一个警告。

蹊跷的是，这次人事部门动真格了。他们把公司配备给涉事双方的手机收回，将里面存储的定位信息下载出来分析，确定两人常在腐败之处同时出现。他们甚至找到酒店柜台登记的视频录像，坐实了两人开房。

“铁证”之下，公司把以前积压的红利尽数给了主管（华尔街红利一般是分几年发放），令其悄然离职。而她因为是下属，未受任何惩罚。这种事见惯了的看家都会说，公司多半为了息事宁人。

然而故事没完。她威胁公司说看管高管不严，让她受到骚扰和胁迫。公司都懵了。明明是周瑜黄盖的事情，她还得到实际利益，怎么成了公司的过错？但公司一般怕这种事闹到媒体，牵扯出一堆烂事，给了巨额封口费，让她赶紧走人。

剧情还没结束。

公司摆脱这个烂事没多久，前主管休掉糟糠之妻，跟这个前属下结婚了。吃瓜群众都热闹了，众说纷纭。最主导的意见是，这一串的烂事都是一层层的局。参与方自然是二人的勾结，甚至有人事部门的参与。在前景渺茫的预期下，一伙人狠挖了东家一笔。

你觉得搞量化的人是不是多了一根弦？

羊大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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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街有个女神，驰骋股市二十余年，精彩不表。奇的是一家姊妹，各个出色。双博士的小弟修了物理又修金融，据说如今已不闻香火只求经世。小妹更是整容外科一万一刀的翘楚。

2012年，大姐去达拉斯看妹妹，被妹妹带去某高大上的地方嘚瑟。她前脚进，一张望，倒吸口气说：“小妹，有啥不对劲？”

小妹轻蔑地一扫：“没啥，百分之八十都是我做的。”

大姐皱皱眉头：“今日大，老来苦啊。”

小妹挺了挺逼真的胸膛：“你难道不知道，羊大为美，胸大有财啊？”

餐厅里向阳的角落有一妇人，绷着一张过目即忘的面孔，顶着头盔似的金发。

“姐，那女人还来自你们曼哈顿，以前连B都不是。我先把她从A做成了C。”小妹瞄了妇人一眼，比划着说，“后来她想到德州来淘金，这里C不吃香，我又给她做成D。你看看，正果修成。“努嘴向旁边的大亨。

过了几年，小妹到曼哈顿来看姐姐，又到了一处是非地。大姐一眼把达拉斯的那位金发女给认出来了。想想又觉得什么不对劲，忙跟妹妹核实。妹妹颇为得意：“油没了，她离了，分了赃，回这儿了。不奈何你们华尔街男人曲高和寡，D太过了，我又给她从D做回C。”

的确很狗血，不过窃以为，这件事的寓意不止于欲望与虚荣，还在于金发女消息灵，脑筋快。

想想，危机后大陆强劲复苏引发的能源荒导致原油价格居高不下。到2012年德州鹰堡地区（Eagle Ford）页岩开采芝麻开花朵朵黑金。

金发女弃花街奔油井，是识时务。认准了就得押宝，增号是下大注。几个脸蛋儿有此胆识？油价跌了，页岩被沙特给做了，金发女又溜了。那是与时俱进，缩号是为了适应地方特色。

玫瑰与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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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了心的茱丽叶宣告，玫瑰不论何名，芳香依旧。贪婪亦如此，无奈法相太多大家难识真身。

贪欲和恐慌是资本社会的主要驱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一个个的泡沫，有时候让人怀疑联储到底是操盘者，还只是个太史官，做做笔记罢了。他们刚刚戳破一个泡沫，又立刻吹起下一个。这几年撩动花街内外的比特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特币的演绎者们赋予它无数的美质：去中心化，摆脱政治控制，触动了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的神经；保密高，摆脱政府监控，吸引了毒犯、军火商的眼球；投入有限，防止央行过度印刷，让极端保守者（ultra conservatives）欣喜若狂；新名词井喷，让人与时俱进，验证技术家在社会前沿的自我认知。

我此前阐释了比特币非货币，这里不再赘述。剥掉这层披纱，不难看到它类似于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的本质。自由主义者、毒贩子、保守派和技术家对它趋之若鹜，我能理解。我好奇的是这些比特币背后的推手难道不清楚这是诈骗？

他们提供的说辞很多：1、比特币如油画，收藏可增值。不过实在对不起，比特币真不是达芬奇，完全没有内在价值。2、比特币有别人买就有价值。这个稍微诚实一点，离承认这是一个击鼓传花的传销就差一步。

在对比特币震耳欲聋的追捧声浪中，一种共生性的群体正在产生：前面的找尚未皈依的来接盘，刚入门的又找更多的来续桩。一个以贪婪为链条，以拖动钱财为目的的虚拟符号，被赋予类似宗教性质的使命感，调动了大家最底层的本能。理智被抛却一边。

这种几近疯狂的喧闹在东亚的分贝似乎最高。知情者说这是东亚人好赌的民族性。我想中韩日的百姓不比别人更贪婪。而且贪婪的另一面，恐慌更盛。

由于种种原因，东亚是一个超竞争性的社会。一个人自出生到归天，一直在被选择和抢资源的循环里，不安和慌张是常态，悠然自得是幻想。在这种背景下的人幻想一夜致富，从这无休止的竞争中脱离，是可以想见和同情的。

正是这个弱点，导致日本家庭妇女的资产配置是99%在国库券，剩下1%砸到巴西雷亚尔上去。也正是这个弱点，被比特币的热浪充分利用。

整个比特币热潮，让我最不安的是很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和行为。

多年前，一个朋友在聚会上很兴奋地跟我介绍他们的新策略：汇流动量。他在一家大投行工作，专注外汇市场量化交易。

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在干“超前交易”（front running，用非公开信息抢在客户或其它利益方之前交易，大多数情况下属非法行为）。

大银行每天经手的客户交易量以万亿美元计，而且知道哪个客户要买多少哪种外汇。这本来是不可跟自己交易部门分享的秘密信息。但街上心照不宣的秘密是，银行多半把这些客户现金流，抹去客户名字，汇总了给了交易部。

“估计在东南亚汇率市场上特别有效吧？”我问。

“你怎么知道的呢？”他一脸惊奇。

原因很简单，这种抢客户钱的手法在流动性小的市场更有效，“动量”更明显。我把这个解释留给了自己。

在高频交易里这种道德上模棱两可的就更多，单纯从技术上来看无可厚非，但是退一步看就会让人侧目。

几年前一家知名量化基金两个经理出走，加入竞争对手。无奈他们之前签了终生契约，不得加入竞争对手。前东家告了现东家，后者很快赔钱炒了两人鱿鱼。两人气不过，把前东家告上法庭，最后不了了之。

这在花街是常有的事。有意思的是两人称前东家肆意操纵市场，割所有人的韭菜。

他们提到这么一个手法：假设一个股票目前交易价格是100元，他们在离这个价格很远的位置（比方说105元的价位）下一个巨大的单子，其它所有高频机器能看到这个大单子就开始往那个方向游动；随后他们很快撤单，导致股价坍塌，他们又低价买进。这个当然是没有证实的指控。这样的市场操纵从本质上来说是非法的，但是发生过快而不被重视。

这类手段层出不穷，我也见怪不怪。我更关心的是，做投资的包括量化投资在内，如我那位做汇率的朋友一样，是故意还是无意地躲在公式和程序背后，无视自己行为的后果和本质？是因为贪图小利，而对不合理的行为睁一眼闭一眼？

历史来到金窝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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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街的财富以曼哈顿为轴，向附近几个州撒出去，雨落之处个个金窝窝。但都有雷同的无聊：林荫道，小格窗，齐整的草坪，闲置的女人。

直觉上历史是穷人的事，和富人们无关。这一次，直觉错了。

常识说金融风暴的地理中心是在时代广场上那个雷曼兄弟总部大楼。其实暴风眼就在离宇宙中心100华里的这么一个金窝窝里。更具体的所在是小镇上美国国际集团（AIG）总部二楼的一个下属部门。

雷曼倒掉后的第一天，海啸冲击了各种理财基金，到中午有将几万亿美元流出银行系统，直到一点半政府出面担保才制止了雪崩。

翌日，美国政府才发现问题更大的是美国国际集团。这伙人斗胆担保了海量次贷和相关衍生物，活生生把华尔街各家银行甚至德国一些区域银行都绑得紧紧的。华盛顿咬牙注资1830亿美元保下了AIG。

那几天的恐慌业内业外人士感受很不一样：家人看到市场崩盘有些模糊的不安；从业人员则是存亡绝续的惊恐。美国政府待百姓和银行天壤之别，引来普遍反弹。不少人包围小楼，险酿大祸。

几个月之后风险消迹，剥肤之痛犹存，华尔街人却更增了一种独特诡异的傲慢，就像手握核弹的独裁者才有的狂妄：让你兴你盛，要你死你亡。

风暴平息后，抗议的“暴民”散了，小镇又恢复了平静。

我常从这里穿过或逗留，那一段混乱早已不见。不经意间留意到树林间一处矮平的工业设施，不见黑烟也少有车辆进出。要不是门口有牌子写着“阿斯迈-平板印刷部”（ASML - Lithography Division），我还以为是富人们圈地的遗迹，挺好奇他们到底做什么。

又过了几年，半导体业分析师劳克斯博士邀我们一众去参观这个阿斯迈的平板部门，我立马就答应了。

我们换上套头静电服，捆得像后腿站立的兔子，跟着阿斯迈的经管进到一个无尘车间。里面放着一个面包车大小的装置——平版印刷机。据说单价一亿两千万欧元，着实一个大照相机。今天的硅片晶圆足足将近一米直径，当前的工艺要求压出96片芯片。

设计人员把线路设计好，放到硅片上，然后让激光照辐射底片。再过酸洗把线路刻出来。晶体管越小，单位面积的线路越密，功能就更强大。晶体管大小直接受限于激光的波长。越精密的线路需要越短的激光。目前最好的在16-20纳米左右。下一代需要做到10纳米以下，短到极紫外光（Extreme Ultra Violet—EUV）。

一边听着经管介绍，不是学凝聚态的我一边猜如何制造这极紫外波段的激光。可见光波段的有红宝石类型的固体激光器。黑洞附近吸积盘那样能级的激光似乎也可以想象。随行的不太清楚我的物理背景，我也就想到就问了。

估计等这个问题等得花都谢了，经管颇为自豪地说：“还没人问过这个呢！你看这个照相机一端的大空腔，是激光生成器。在内侧顶端有一处放了熔点低的锡。我们把它加热，锡金属液滴落过程中，我们向它射第一道激光，把它凌空打成圆饼，同时气化它。再第二束激光打到这团气化金属中，激发极紫外光。光束随着棱镜系统辗转到晶圆上，完成照射。“

阿斯迈工程师们的巧夺天工还不止于此，不光是这个工序实在高妙，而且能够在一小时内重复无误几十次，以确保芯片生产的效率。我听得入了神，完全没在意后来介绍公司财政报表等话题。

阿斯迈无尘车间——我翘着大拇指。

回到曼哈顿后见到上司，眉飞色舞地给他介绍这个故事时我突然想到：要是08年金融危机真的拉捋自坏，混乱会持续一段时间。比方说柜员机取不出钱，国民警卫队多半会出来戒严维持治安。但这极紫外光的技术却毫发无伤。

华尔街的废墟上，社会照样重拾山河，也许还少了以前的桎梏，给大家一个新奇。毕竟真正推动还是来自于科学和创造，而不是对金钱符号的追逐。

来源 交易门（tradingmen） 作者 陈韵 封面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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