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写梁启超 ：写人物写历史也写自己

一

书旁边那块石头，是我“偷”来的。

2015年9月，整个北京正沉浸在凑备纪念抗战胜利70年的阅兵仪式中，热闹非凡。我是一个不喜欢凑热闹的人，就一个人跑去了天津，听相声吃狗不理包子，游览了梁启超故居。那块石头，就是从梁启超故居里偷回来的。

大学时自学新闻，又恰逢出版市场的“民国热”，难免会对梁启超、胡适、储安平这一批人有兴趣。特别是在阅读《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观察》时期的储安平时总是热血上涌，满脑子新闻理想，想以笔为生，做一个批评者。

后来去《南方周末》实习后，发现自己的能力根本配不上野心，很多计划都只能空想。于是毕业后就换了一份还算喜欢的工作，安慰自己说，从理想转向现实才是一种成长。

只是心仍有不甘。

不甘的时候就继续读书，读历史读新闻读传记。特别是梁启超的传记，少说也读过3个不同的版本了。从薄到厚，每读一次就多一分对梁的喜欢。

这种读者对书中人物的喜欢，也类似歌迷对歌手的喜欢，多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投射。越是了解就越想成为，越想成为就越是要多一些了解。

所以每次读人物传记，总格外关注他们的年龄，看其在什么年龄做了什么事，再对比自己在相应年龄的成就。这样读书挺拧巴的，但好在渐渐找到了这样“履历式”的阅读方法的乐趣。

梁启超

二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偶像一般的存在，梁启超的履历任谁见了都要点赞不停。

他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7岁拜入康有为门下，22岁参与“公车上书”，23岁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名文，惊动海内，25岁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并创办《清议报》，继续救国事业。

凭借一只笔就能开启民智救国救民的梁启超此时还不到30岁。每读至此，我都是一阵汗颜。

老早就听许知远说他要写一部梁启超的传记。他说是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出于写作转型的需要和对现实问题的困惑，下决心深入历史迷雾，为梁启超重新立传，借以追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可以立传的人有很多，何以偏偏是梁启超？

这个问题许知远并没有给出答案，是偶然兴起，是新闻人的惺惺相惜，或者是用历史来写当下，借他人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以上这都是我瞎猜的，只是在读完传记的第一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时，总能在文字的缝隙里读出许知远的无奈，听到他的叹息声。

许知远

三

许知远写梁启超，计划是写三部，首部今年5月才出版上市，其内容聚焦于梁启超的青年时代，截止于戊戌变法时期，后者可以说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知道梁启超的历史时刻。

在书里，我们能读到那个在成长中的梁启超，那个开始接受西学的梁启超，那个在文章里猛烈批评帝制的梁启超，同时我们也能读到那个持续参与科举的梁启超，那个有理论有学识却无实干能力的梁启超，那个还是会向皇权下跪的梁启超。

这是作者许知远考证大量史料，利用自己出色的叙事能力给大众读者还原的一个复杂的梁启超，同时还原的，还有那个充满变革希望的时代背景。

我无法评判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好还是不好，但我知道任何企图标签化，简单化历史人物的书写方式都是一种误解。至少对我来说，喜欢人物身上的复杂性，对历史人物如此，对身边的朋友同样。

四

说回2014年那一趟天津之行。

天津的梁启超故居是梁启超三处保存完好的故居之一， 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第一工人文化宫附近的民族路上，是两座毗邻的意大利式小楼。

其中作为日常生活的故居为梁启超自己设计的二层小楼，他曾在此会晤蔡锷等人，共商讨袁大计。著名的饮冰室书斋，在其寓所西侧，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为一幢灰色两层洋楼。梁启超后期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写的。

参观当日，游客寥寥，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自在一间又一间房间里悠游，安静又美好。

游览一圈回到院子里，总想着能带走一点什么东西做个纪念。没有卖纪念品的小贩，就只有将毒手伸向了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故居的院子里有石榴树，9月份恰逢结果期，就想着摘一个果子走，只是拿走一个石榴我能干嘛呢？做标本？

彷徨四顾，带走了旁边水池里的一块石头。

我当然知道这块石头跟梁启超没有关系，只是想借这块在故居待过一段时间的石头做一个纪念，纪念来过梁启超故居，纪念我曾有过的新闻理想，纪念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人。

（重点是我拿块石头走，不会被当一个小偷给抓起来呀！）

结束天津之行的当晚，发了几张照片到朋友圈，并抄录了诗人于坚在游览杜甫草堂后写下的诗句：

“那一年 / 在非非主义之外 / 我悄悄地拜谒杜甫 / 从雨中 / 穿过斜阳 / 多年读先生的诗章 / 如今 / 后生羽翼丰满 / 就要横剑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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