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成都丨寻找张献忠锢金：​锦江上的淘宝大戏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这首明末童谣因为江口沉银古战场遗址的发掘而广为传播。相传在石龙与石虎相对之处，有张献忠当年在彭山江口镇留下的无尽宝藏。2017年开始的水下考古发掘收获颇丰，证明传说非虚。

然而，在成都地区流传着另一个版本——

“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个成都府。”

在这首“寻银诀”里，“寻银”的标识也由石龙、石虎变成了石牛、石鼓。

▲寻银诀的另一个版本

其实，石牛版本的“寻银诀”并不只字句的讹传；它对应的地点不是彭山江口，而是成都锦江；对应的事件，也不是江口沉银，而是跟张献忠遗银有关的另一个故事——锢金。

何谓锢金？它和江口沉银，到底有何关联？

锢金，又叫江藏，《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则称之为水藏。锢者，隔绝也，幽闭也；江藏者，藏于江水之中也。

按照《明史》《蜀碧》等史料的记载，张献忠在撤离成都时，将锦江河水通过支流排干，在河床上挖出数丈深坑，将大量金银珠贝埋藏于其中，然后再掘开堤坝，恢复河流，使外人不能发现金银藏在何处。

锢金之法，显示了张献忠的思维异于常人之处。

▲滔滔锦江水之下，埋藏着多少秘密？

人之藏金，多藏于窖，埋于地。且看富可敌国的和珅是如何操作的，“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二百余万两”（《清实录》）。和珅之思虑不可谓不缜密，但查抄之下，依然无处遁形。

然而，张献忠却设窖于江，囚埋金银美玉于其中，这样的创意实在是匪夷所思。后人为找到这笔宝藏也是耗尽心思，上演了一出出大戏。

沉银之时间是确定的，那就是江口惨败之时。锢金在历史文献上则是两说：在沉银之前或是之后。

锢金之地点，在锦江望江楼段，也就是第二首童谣里说的“石牛对石鼓”之处。最为神奇的是，跟彭山江口的石龙、石虎一样，石牛、石鼓也是真实的存在。 

石牛曾经的位置，位于九眼桥下游、望江楼公园濯锦楼对岸，一条叫作石佛寺街的小街——如今这条街已消失，成为顺江路的一部分——即田家炳中学附近，也距顺江路、三官堂街和龙舟路的交会点很近。

林子女士（化名）1952年出生在石佛寺街27号的民房里。这条街正面对着空军医院的围墙，若穿过背面的民房，很快就可以来到锦江边。因为对面没有民房，石佛寺街这一段的门牌号码排序并非单号、双号相间，27号再往下游方向是26号、25号、24号……跟林子家相隔四间房子的22号是一处公房，住着一户卢姓人家，从卢家再往前十来米就是石牛所在。

▲1949年的地图上，能看到石佛寺街、空军医院、成城中学（田家炳中学前身）、望江楼以及江心岛等标识 （资料图片）

林子记忆中，她很小的时候石牛就在那里了。上小学时的她，做完家庭作业之后，时常会去石牛处玩上一会儿。红砂石雕的石牛，风化严重，以致表面变得很粗糙，不小心擦了一下，会让皮肤生痛。林子记得，石牛很宽大，应该有两米来长，几个小孩子骑在上面都没问题。

石牛后来消失不见了，只有枯水的季节，才从河床上显露出来。石牛倾覆于江，大致是在1958年老成渝公路拓宽时。就这样，在锦江枯水期与丰水期的交替中，石牛也时隐时现。大约是1976年夏天，在新繁当知青的林子已经回城了，她在河里清洗衣服时非常惊奇地发现，石牛从原来的19中（现田家炳中学）附近向上游移到了空军医院一带，移动距离有一两百米。

不是向下游而是向上游移动，观察到的现象有悖于人们的常识。其实，类似的故事在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二》中早有记载。

笔记中，沧州南一寺庙山门倒塌，门前两石兽沉于河中。重修时在原址和下游打捞，却皆未能发现。一老兵说，当于上游寻之。依照他的话，果然在上游数里之外找到石兽。

究其原因，老兵解释道：流水冲激石兽下方的沙石，形成一个坑，石兽便向下倾斜，再继续冲则会翻一个身；如是反复，一次接着一次，就会向上游翻滚。

后世也有人结合物理学上的伯努利原理解释：石兽迎水处流速快、压强小，背水处流速慢、压强大，能产生向上游的推动力。无论何种原理，林子见到的石牛向上游移动，也为《阅微草堂笔记》的记载提供了现实证据。

就如同“石龙对石虎”的传说在江口流传一样，“石牛对石鼓”也在成都人的心中扎下了根，林子就亲眼见到了一次锦江寻银，而且是由考古文博人员主持的。 

时间是在1972年，地点是在与她家相隔四户的石佛寺街22号卢姓人家。原由是：这处房屋曾经住过一位老太婆，说多年前她曾经在天井里看到过白光，她根据“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的口诀，判断地下有金银。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即便地下埋有金银，也不可能透过地层将光射至地表。然而在现代科学尚未普及时，埋于地下的宝藏跟白光有着近乎必然联系的判断，却存在于人的认知中。

这种神秘的光芒，其实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鲁迅发表于1922年的小说《白光》，写一读书人在第十六次落第后变得疯癫，追逐在院子里见到的一道白光，据此掘银而最后淹死的故事。

小说中最诡谲的意象就是那道白光，后世多解读为科举制度以功名利禄对读书人的引诱和戕害。然而，解读者却全然没有意识到，在小说主人公的认知中，白光即意味着银藏，那完全是真实的存在——“白光如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的闪起在他房里了”“然而白光却分明的又起来了，这回更广大，比硫黄火更白净，比朝雾更霏微，而且便在靠东墙的一张书桌下”。

据称，古时的大户人家为家业长久计，会在地下埋一笔财富供子孙落拓时取用。为了便于挖掘，还会留下口诀指引——小说里主人公祖母留下的口诀是，“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用斗”。

据周作人的说法，《白光》中主人公陈士成的原型为鲁迅本族叔祖周子京，他也是因历次科举失利而癫狂，并听信仆妇屋内有白光之言而掘藏。周家先人留下的口诀是“离井一纤，离檐一线”，周作人说，“本宅中确有两口井……只有子京试过，试了不止一二次”。

石佛寺街那名老太婆见到的白光，以及与之对应的藏银诀“石牛对石鼓”，让她深信不疑。她的说法惊动了文管部门，便有了那次小型考古发掘。据林子回忆，围观的居民挤满了半条街，现场还来了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天井下面的石板被一一揭开，发掘从早上一直持续了晚上，但结果是一无所获。挖得很仔细，林子说，“再挖下去，差不多房子都要塌下来了”。

49年以后，林子联系上了当年的卢家人。经过核对，二人对1972年天井里那场发掘的记忆是一致的。

跟张献忠宝藏相关的挖掘，除了江口沉银遗址考古，规模最大的就要算1939年的锦江淘江了。不过，锦江淘江算不上考古，其初衷依然是为了掘宝。四川历史上首次现代意义的考古，还要等到数年之后的永陵发掘。

▲始于1939年初的锦江淘江现场 （资料图片）

八十多年前曾经轰轰烈烈的锦江淘江，涉及民国四川史上众多重要人物。这一事件，有相当数量的材料存于成都市档案馆，其肇始是一份申请挖掘江藏以资助抗日战争的意见书。

意见书的呈请人是前清贡生杨白鹿、前川军师长马昆山二人，其中真正的发起者是杨白鹿。

这份提交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的意见书概要为：当年张献忠锦江窖金载于史乘，经多年查方相信非虚，欲采用开矿之法乘枯水期在锦江挖掘，其费用自筹；若真能挖掘出财富，则百分之八十交于国家，仅提留百分之二十归以总办杨白鹿、会办马昆山为首的开办者。

历史资料上的记载，除了杨白鹿呈文所提及“查《鹃碧录》《蜀碧》两书所载略同之外”，《明史》《蜀难叙略》等皆有记载。杨白鹿倡议开挖江藏，其初衷是在为国还是在为己，这类心理活动是无法推测的，抑或兼而有之也未可知，二者并不矛盾。

淘掘江藏的源起，有传说称，当年张献忠锦江藏宝时，有一石匠悄悄画下藏宝图传之后人，经历数百年辗转到了杨白鹿手中。

成都的锦江淘宝之后数年，重庆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一位黄姓长寿县民向政府献上藏宝图，称当年其先祖亦是张献忠在嘉陵江埋宝时的民工，临死之际将地图传于子孙。

这类过于传奇的说法，带有非常强烈的藏宝小说痕迹，不足以采信。其实，成都档案馆所藏资料，存有杨白鹿对此事由来之自叙。辛亥革命之后当月，一位名叫江希曾的前清官员（光绪十二年进士）在公馆设筵，单独宴请杨白鹿。席毕，突然向晚辈杨白鹿跪下，委托其发掘江藏、贡献国家。

受此委托后，杨白鹿处处留心。27年后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觉得时机成熟，故有此议。

杨白鹿其人，早年受的是旧式教育，考中过前清贡生，但绝非腐儒。实际上，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杨白鹿33岁时，就参加过反清的彭县起义。后来也多次起兵、逃亡、坐监，清王朝覆灭之后，也曾短暂担任过四川都督。

他的发掘江藏意见书开篇第一句话，就以哥伦布（文中作“科仑布”）为例，称其先后游说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英国国王亨利七世，皆被视为妄诞，唯有西班牙王后给予支持，才成就不世功业。仅此一例，亦可见杨白鹿之视野开阔。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二月五日，杨白鹿、马昆山再上呈文，提出施工地点为“东门外兵工厂湾内以华里计共三里”。所谓兵工厂，其位置与望江楼隔锦江相对，前身为四川总督丁宝桢创办于清光绪三年的四川机器总局，宣统元年更名为四川兵工厂，1961年3月再度更名为国营南光机器厂，成都人耳熟能详的南光厂即来自于此。

仅仅在第二天，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六日，四川省建设厅技正（总工程师）潘钟秀、技士（专业人员）徐煜就交出了查勘报告。而这份报告，还是在会同杨白鹿实地考察之后做出来的。查勘报告确定了发掘地点，“仅在望江楼南约一华里处，大河与支流交叉口之河中如岛形大土墩上一处”。大河即锦江，支流即石牛堰，岛形大土墩即望江楼附近的江心岛。锦江南流遇上岛尖，石牛堰即从此分出，流绕近两公里后又回到锦江。两条河流环抱的土地上，今日有楼盘河滨印象及东湖公园。

查勘报告交上去不到一个月，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一日，杨白鹿任董事长、马昆山任总经理的锦江淘江公司就招集同人，谋划开工。公司分工明晰，除经理、外务、设计、工程等管理人员之外，另外招有工人九十六名。

淘掘轰轰烈烈。在上文所述江心岛岛尖，挖了一个长十丈、宽一丈的条形大坑。到了三月六日已挖有丈余之深，开始出现积水，于是拉来四架龙骨车排水。地下水越来越多，又加之下了两天雨，杨白鹿心中焦灼，担心在汛期前无收获，于是又弄来汽油吸水机排水，以图加快进度。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挖出东西来了：四具骷髅头及枯骨无数，同时还有五六寸厚的血浸砂石。

整个三月份，在血砂层之下共挖出九十二根石条，上刻“张”字等字迹，连接处抹有桐油灰；石条之下两尺又有三合层；其下又有朽木——种种迹象表明，此处确进行过大规模的施工。

神奇之事发生在四月八日。当夜无月，到了深夜十一点半，监工员谢光前见到施工现场周围涌现出一大圈类似月色的白光。于是叫醒司机李忠义，又有四名抽水工人共同见证，均大为惊骇。

对于前文提及的石佛寺街老太婆和周子京仆妇见到的白光，几乎可以判定，那是集体无意识映射出的虚幻心理。但是，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八日深夜，锦江淘江工地上出现的白光，几乎不可能解释为六个见证者同时出现了幻觉；也很难找到他们需要作假，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的动机。

那么，是否只能以神秘现象一言以蔽之呢？不。

细索档案，发现有这样一句话，“当放光之前二时，掘壕发出河岸崩溃声”。岸崩与放光先后出现，指向一种并不太常见的自然现象——地震光，一种伴随地震或在其前后出现于地震区域上空的光芒。（对地震光的解释，目前还处于假说阶段，简言之可理解为：地震时岩石受到巨大压力产生电荷，在空气中产生发光现象。）很可能，当时曾经有过一次不为记载的小型地震。

淘江现场江心岛西北方近处，与锦江一江之隔的是著名的望江楼园林区。此处有文物遗迹薛涛井，万历年间夔州通判何宇度著《益部谈资》称“水极清澈，石栏周环”，蜀王府取此井水仿薛涛旧法制笺。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此处建吟诗楼、濯锦楼，咸丰九年（1859年）建崇丽阁，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相关建筑群为基础建成“成都市第一郊外公园”。

▲望江楼公园前身——成都市第一郊外公园。能够看到江面上的小船及右侧的人力车 （资料图片） 

江面淘宝，本身就极富戏剧色彩，当年成都的《新新新闻》《大公报》《宇宙风》和《现世报》几家报刊捕捉住机会，累牍连篇报道进度、重构现场，撩拨着市民的八卦之心。第一郊外公园，在当年就是踏青的好去处。锦江开挖之后，正值修竹万竿，春光无限，游人以凭吊薛涛为序曲，逛完望江楼后，正好隔江观看掘宝大戏。

民国时期成都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民营性报纸《新新新闻》记者张善，得宪兵许可登岛，报道中有不少有趣细节，比如两名穿高跟鞋的时髦女郎不慎落水等等。

为了尽快有所收获，淘江公司不惜投巨资使用先进技术。除了汽油吸水机之外，还聘请无线电专家抓紧制作金属探测仪。

▲始于1939年初的锦江淘江现场 （资料图片）

锦江淘江投入非常巨大，据当时媒体测算，即便工人日工资仅有四角，但随着项目推进到四月下旬，工地上员工已达一百七十余人，加上汽油消耗，每日开支已达三百元大洋之巨。此数字尚不包括在工地上尽义务的公司职员——其实是有固定的薪水支出的，以及前期在设备上的巨大投入，而这些钱全部由公司股东筹集而来——他们对于回报的期待，必然对牵头者杨白鹿构成巨大压力，其焦灼可想而知，《工程经过记略》的“抱百折不挠之志”等话语，可视作自勉之语。

▲石牛出水现场 （资料图片）

这一年的发掘中，最能提振信心的，莫过于在工地上挖出了石牛。石牛是一头睡卧的水牛，其角朝向东北。在牛头对着的地方继续挖，居然又挖出了一块奇石。这块石头一半呈圆形，一半呈方形，竖立起来则圆鼓部分左右两侧凸出、中间凹陷。其实，根据这种上圆下方的形状判断，这大致是一块尚未完工的抱鼓石（中国古代建筑的宅门构件，形似圆鼓，标识宅主的身份地位）。

▲石鼓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构件

无论如何，“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的寻银诀中，石牛、石鼓等要素都齐全了，在淘江者的眼中，这难道不是对四月八日深夜那道白光最好的印证吗？

这头石牛是从哪儿来的呢？

挖出石牛的江心岛东岸，锦江向东南方向分出了一道支流，其状颇似都江堰之内、外江分流。这道支流，即前文提及的石牛堰。当年张献忠在锦江锢金，以支流排干锦江之水，此堰是其中之一。

石牛堰在清代被称作洗瓦堰，其堤在明代叫万年堤。沿着河堰，堤坝上以石人、石牛间隔而立的方式，共置有九具石人、九头石牛——这在明正德《四川志》、天启《成都府志》，清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华阳县志》中皆可印证。

其中，雍正《四川通志》的记载为：万年堤，在华阳县东河岸，长三百余丈，置石人、石牛各九，盖前人以之镇水患者。

▲嘉庆《华阳县志》里的洗瓦堰

说得很明白了，这些石牛就是镇水兽——这是秦蜀郡守李冰制石犀镇水之风俗的流传，只是石犀后来演变为水牛的形状了。

民国二十八年淘江挖出的石牛，就是明代置于万年堤上的九头牛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林子女士在石牛堰东岸石佛寺街上见到的石牛，也是这一头。

▲▼比较细节可以看出，1939年出水的石牛跟望江楼河滩上南面的石牛跟为同一头（上图为资料图片）

如今，在锦江的西岸，即望江楼公园的河滩上，摆放着两头石牛。其中置放于南面的那一头，也是锦江淘江挖出来、林子所见之石牛。另外的一头，则是1997年10月修建府南河望江楼段生态河堤（1992年开始的府南河整治工程中的一段）时挖出。

▲1997年出水的位于北面的石牛

两头石牛呈卧姿，材质为红砂石，皆以圆雕手法雕成，大小相近，为1.4米长、0.8米宽（因为记忆的误差，林子童年眼中的石牛更大一些），不带底座0.8米高。其中北边的那一头，两前肢皆作跪卧状；南边的石牛，则左前肢跪卧，右前肢伸向前方，意态似更闲适。北边的石牛，保存得更为完整，头上的角、耳、嘴缝皆清晰可见；南面的则风蚀损害严重得多，颈部以上已十分模糊，只剩下两个鼻孔还隐约可见。 

▲石兽镇水是李冰治水时传下的习俗，石兽最初的形象为犀 

那么，民国年间挖出的到底是哪一头呢？林子女士根据民国年间石牛出水老照片断定，是置放于南面、面目更加模糊的那头，因为她小时候见到的石牛，头部结构较为简单。

考古界有句行话，“干万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照此理，先出水的，应该风蚀得更厉害一些——毕竟民国挖出的石牛在河滩上多摆放了若干年，此说不悖。

锦江淘江《工程经过记略》之载止于1939年五月初。因为汛期来临、江水上涨，工程不得不停止。

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中下旬，挖掘工程再次启动。这一次，施工方对金属探测仪寄予了厚望。《新新新闻》记者张善再一次登岛，并戴上耳筒亲身体验了金属探矿仪的效用。在普通的地面，耳筒中并无异响；然而到了施工点，工人将机器由高处往低移动，张善开始听到由小到大“质——质——质”的声响。

按照此种方式探得的潜在埋宝地，最大一块有一百平方丈，换算出来即是九百平方米。不过按照工程师的说法，探矿仪只能探得下方有金属，至于埋得有多深则无能为力。

然而，探矿仪、大规模排水、开掘机等先进技术及设备的使用，也并未带来想象中的财富。工程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收获的仅有那数十枚张献忠时铸造的大顺通宝——跟投入的巨大花费相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1941年三月，在两丈八尺的深度发现了一层碎石块，由铁水及三合土凝成——这是否是张献忠埋宝时所加的盖子，令人揣想。

在碎石块层之下，金属探测仪发出的鸣叫甚至比在碎石层之上更响，而把碎石移至他处以仪器试之，则毫无反应；碎石层的深度在地下两丈八尺，而探测仪的有效深度为四丈左右——是否意味着，还有一丈二就可以挖到宝藏了？

1941年三月二十日，《大公报》刊载了一条名为《成都淘金记 张献忠藏金处发掘似获眉目》的短消息——这是最后的绝唱，从此再无有消息见于档案。

结果可想而知：传说中的宝藏最终没有现身，杨白鹿、马昆山等始作俑者，在激情与绝望两种极端情绪的反复交错中，不得不承认现实、偃旗息鼓；而一众股东三年来只有投入未见回报，锦江淘江公司在耗光资金之后也不得不悄然关张了。 

为什么江口有金银，而锦江中并没有？

同样是民谣，为什么一个版本应验了，而另一个却没有应验，虽然后者更便于打捞——毕竟锦江望江楼段比岷江江口段浅得多？

最大的可能性是，张献忠离开成都之时，将江藏之银捞出带走了，而其中又包含两类情况：一是走水路之前就捞出来，没想到全部损失在江口；二是从江口败回成都，因军资匮乏而不得不挖出储备于锦江中的金银。

萧易《寻蜀记》里也有一种全新的推论，认为并无真正的锢金，张献忠不过是为了让人把目光集中于锦江上的财富，自己才能金蝉脱壳。此为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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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策划 单正华 何大江 何齐铁

文字/摄影 何大江 

摄像 何大江 何齐铁 曹劲松

出镜/配音 宋和霄

剪辑 何齐铁 曹劲松

制图 曹劲松

编辑 凌晨

审核 张婷婷 李影 庄伟伟 饶竹舟

监制 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