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立场：关于 2018 年釜山双年展(下) 艺术汇 | 展评

"展览作为展览"系列演讲与讨论第二回 

北京中间美术馆

2018/8/25

演讲人：Jörg Heiser 

译：费艳夏 李杨 苏伟 杨天歌 

图：北京中间美术馆

这个展览名为“分裂则立”。虽然去解释一个笑话或者文字游戏总是吃力不讨好，我还是解释一下吧。这个名字是一句常用语的演绎：“团结则存，分裂则亡”。这句话从古已有《伊索寓言》中《四只公牛和狮子》的故事中就出现过。到 18 世纪，成为了美国独立期间的口号。在 20 世纪，印度独立在与英国的抗争中也用过这句话。不过，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效忠者也用过这个口号，他们和英国皇室有联系，并强烈地反对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团聚。 

所以“分裂则立”拿这个爱国主义口号开了个玩笑，不是提出倡议而是陈述了一个事实：现实中我们经常是分裂的，不管是因为韩国和朝鲜之间重兵防守的国境线，还是由财富、种族的差异而造成分裂。

Bani Abidi《未预见的情况》2015年

艺术家本身了解这些情况，同时他们又用美学的形式来做出回应。他们对分裂的领土进行心理地图绘制，去寻求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如何存在于并统治世界；反过来，这些力量又如何加深或者消弭分裂。艺术家也通过这种方式来探索这种心理和领土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抗争关系。

所以，这个展览的逻辑起点在于韩国、朝鲜分裂的语境，也深入釜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境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釜山是两个没有被朝鲜军队占领的韩国城市之一，也因此成为了难民营地，在 50 年代曾作为韩国的临时首都。现在釜山有 350 万人口，是韩国第二大城市，也是东南沿海人口最多的城市。釜山是亚洲重要的港口，被誉为“明日之城”。

釜山国际电影节闻名于世，始于 90 年代，是亚洲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大家也许有人看过好莱坞电影《黑豹》，其中在釜山的镜头中，那个地下赌场就藏在札嘎其鱼市场一位卖鱼老妇身后的门内，之后镜头中的汽车追逐就是沿着地下通道和吊桥拍摄的。

而在另一个方面，从 50 年代至今，釜山也收留了大量的朝鲜难民和其伴随而来的问题。许多朝鲜难民有十分严重的创伤，特别是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他们理应比其他的外国人更容易融入，毕竟他们语言相通。但实际并非如此。由于教育的差异、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原因，他们许多辍学、失业，被当作是韩国社会中“永远的社会底层”。这次双年展和其他活动一样，考虑到这种特殊的心理和社会语境，会在开幕的第二天安排韩国和国际学者一起讨论迁移和难民，以及创伤的问题。

电影《黑豹》海报 图片来自网络资源

我们提到的这个方法叫“心理地图绘制”。这个词当然可以直接关联居伊·德波提出的“心理地理”。但是“心理地理”更强调的是在一个环境中导航漫游，比如在城市里一个居民区里戏谑地探索，甚至是颠覆这个社区的心理社会构成。而心理地图绘制更倾向于测震学和实际的地图绘制行为，去发现一片领地的心理学根基，或者去检测这片领地对居住者心理上的影响。我最早是从瑞典艺术家 Jan Svenungsson 的作品中得知这个词，由策展人 Kathrin Becker 发明。 

在 Svenungsson 的作品里，心理地图绘制是字面意义上的。他的一系列作品名为 “心理地图”从 1995 开始创作。 Jan Svenungsson 基于现有地图，对地理政治的发展做出一系列无意图的推测。他的方法看上去很简单，本质是类比模拟。他选取世界一个区域的政治地图，第一版完全忠实于原图，使用一些工具来避免出现误差。而第二版则是对照第一版做出的精心手绘，由于直接用黑墨水绘制，即使有错误也不能修改。

这个系列的最新作品《东亚心理地图》为了此次双年展而做，由 30 幅画作构成。其中有一幅上色的（随机选择颜色代表国家）被印在巨型条幅上，悬挂在釜山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门口。

Svenungsson 说：“任何错误都会保留下来。我必须高度集中。画完第二幅，我就把第一幅拿开，再拿一张纸按照第二幅画第三幅。第二幅比对原稿的任何错误和偏差，成了第三幅的原稿，由此细小的错误出现并聚集。用这个方式连续画 30 张，也就成了这个系列。”

尽管艺术家尽最大可能忠实于原地图，这个创作过程中机动的个体特质和累积的错误造成了愈来愈大的扭曲。由于政治地图中以釜山为中心，每条线都开始暗示出对于实际土地的影响。需要指出，现在距韩国第一次民主大选整 30 年，而这幅地图上有韩国的所有邻邦并向未来延伸了 30 个单元。

相比而言，在德国艺术家 Henrike Naumann 的大型沉浸式装置作品中，心理地图绘制可能没有那么直白。 Henrike Naumann 原本学的是舞台设计，她的作品在布景的空间里结合了视频和声音片段。她的作品经常是与德国相关，但也一些有跨文化的场景。比如，一个场景是展示刚果首都金沙萨的一群衣着光鲜的嬉皮士，他们痴迷于诸如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的日本设计师品牌。

Henrike Naumann 2016 年的作品《Comme des Kinois》在探讨时尚是否可以在不同文化间输送创伤和记忆，其中包含对 Willfried Lova Lova的采访和他的个人照片，他在 12 岁成为前卫潮人的一员。

Naumann 在东德的茨维考长大，在 90 年代见证了两德统一后极右为主导的年轻人文化。茨维考后来被发现是新纳粹恐怖组织 NSU 的隐蔽之所，这个组织在新千年的头十年进行了一系列的针对外国人的谋杀。 

Naumann 的全景式装置作品《2000》（2018）从一个惊人的角度展示了这一事件，通过室内设计深入揭示一整代人挫败的渴望。大量的家具被放置在一张大的灰色地毯上，客厅里带有樱桃纹饰的橱柜看上去像座坟墓，用假牛皮做的两个葬礼花环斜靠在上面（ 《祭奠德国统一的圣坛》Altar Mourning German Unity 2018）。

地毯是原来分裂的东西德的形状。在重新统一之后，人们所期望的民主的新自由通常只体现在新自由经济：每个人都把原来的社会主义旧家具换成了宜家，或者其他模仿后现代主义孟菲斯设计的家具。是什么让有的孩子追求泰科诺音乐和亢奋音乐，而有的孩子成了新纳粹或是极端伊斯兰追随者？ Naumann 用后超现实的拼贴方式结合声音、图像和物体来追寻描绘上述的演进。 

Bani Abidi运用视频、摄影、表演和绘画来探讨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力，及其在日常的文化和媒体中的展现形式。这位艺术家辗转于巴基斯坦卡拉奇和德国柏林之间，经常把本可以作为纯粹记录的材料通过讽刺挖苦式的幽默变成虚构，作品通过官方的叙事语言质疑真相。这个方式和巴基斯坦背景有关。这个国家于1947年  “大印度”分裂之初建国，国家身份和印度的关系一直是个深切焦虑的问题。（孟加拉国原是东巴基斯坦，在1971年经过血腥残酷的战争后取得独立。）Abidi早期的视频《新闻》就是一例。

艺术家本人饰演了两名新闻主播，用不同的语言播报同一条新闻的两个版本，一个用印度“官方”的圣斯奎提化的印地语，另一个用巴基斯坦的波斯语化的乌尔都语，来区别身份。在并排放置的两个显示器上播放时，这个作品讽刺地展示了两个国家被预设的巨大差异其实也可以如此武断。Abidi说：“从原来到现在，我一直深度关注着大印度的分裂和双方分裂后身份构建的国家项目……我在德里住了四年，发现很少有人像我一样体验过这两个国家，这个经历是人道的，并非是简单的刻板印象。

在双年展上展出的视频《未预见的情况》讲述了一个为了争取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故事。这个故事基于 2014 在巴基斯坦部分的旁遮普的真实事件（旁遮普在 1947 被分成巴基斯坦和印度两部分），当地的体育部策划了一系列的大型项目来激发民族自豪感。而 Abidi 的作品里讽刺地延续了这种精神，记录了试图成为世界上用头砸开核桃最多的一个人的真实故事。

Augustin Maurs 是当代作曲家、音乐家，近些年来他更多地活跃在视觉艺术领域，经常和 Saâdane Afif 还有 Tino Sehgal 合作。Maurs 说他的方式是把“非音乐的东西嵌入音乐里”，他用了“音乐性”这个词来描述。2010年的作品《黑暗中的巴赫组曲》中，非音乐的东西是“黑暗”。音乐的部分是巴赫经典的六大提琴独奏组曲1717–23。这个作品的概念是 Maurs 演奏巴赫，这套组曲本身就很难，他还要在完全黑暗中演奏，观众只能相信他们的听觉而完全抛开演奏会的传统框架。

双年展上 Maurs 带来新作品《我没有语言。为了宣传扩音器和歌唱声音》。许多喇叭扩音器排列在网格上被放置在室外，这是用来参照边境上的政治宣传扩音器，比如在韩国和朝鲜之间的非武装区，或者在距离大陆6.4 公里的台湾金门。冷战期间，这些扩音器用来播放政治宣传歌曲来激怒对方人民。而对于 Maurs 来说，歌词是没有政治宣传价值的，他选择用知名艺术家的话，来证明一个真实的“讯息”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些艺术家的话用静音的方式呈现，和约翰·凯吉臭名昭著的那句“我什么也没说，而我正在说”一脉相承。这个作品做的是把政治宣传的声音纪念碑化，通过“没有说出的东西”和创伤联系到一起。文本通过简短的人声伴奏形式变成音乐，由表演者母语吟唱。

博物馆部分就说这么多吧。让我们去银行的展厅，在那里我们试图设定一种不同的情绪，一种不同的氛围，唤起科幻小说的反乌托邦品质，正如我所提到的，它立刻提出了分裂领土的概念。

其中一些工作是由建筑本身完成的，它空着的金库、废弃的餐厅，唤起被灾难破坏的城市的破坏性废墟。让我们以 Flaka Haliti 的作品为例，她来自南斯拉夫的前科索沃，居住在德国的慕尼黑。在她的创作中，她以一种故意欺骗的轻松心态来处理困难的主题。 2015 年，她在第 56 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科索沃馆举办了个展，她构思了一个名为《蓝色冥想》的特定场地装置。它由模仿边界墙或围栏的金属结构组成，旨在防止任何人爬过它们。

然而，在这里，它们被缩减为金属骨架，并作为孤立的碎片放置，它们之间有足够的空间自由走动，而地板则覆盖着强烈的蓝色沙子—蓝色让人想起联合国的官方颜色。这种颜色与科索沃近期的历史产生共鸣—科索沃是科索沃解放军与塞尔维亚战争结束九年后宣布独立的一个小国，导致该国安置于联合国过渡政府管理之下和北约领导的维和行动强迫驻科部队的部署下。

在 1999 年冲突期间，居住在科索沃的大约一百万阿尔巴尼亚族人不得不逃离或被强行赶走，据报有超过 11,000 人死亡。在韩国银行，Flaka Haliti 展示了她的装置《它的紧急性在倒退（虽然不断延迟）＃ 2》（2018）。在第一部分＃ 1中，一个绿色机器人由科索沃驻科部队军营中的物体制成，后来由艺术家回收，被放置在一个空间中。在第二个版本中，机器人以相同的方式创建，虽然现在是绿松石，像青少年一样躺在铝地板上（地板上的膝盖和肘部，脚向上，一只手托着透明头部）。

徘徊在它背后，在蜂窝网格覆盖的墙壁的背景下，是两个红色的有机玻璃翅膀，好像机器人可以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使。在一个未来主义的身临其境的场景中，这个机器人忧郁而可爱，是时间脱节的寓言，用于标题中引用的“反向”和“延迟”。有没有办法摆脱时间循环，被困在单调的战后现实中的感觉？

也许黄汉明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答案，或者一个出路。他是一位艺术家，最初以对电影灵巧和坎普式的重演而闻名，他常常会以伪装和男扮女装的方式扮演所有角色，例如，在 2008 年，他的版本是德国导演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的《恐惧吞噬灵魂》，2009 年他在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馆重新构想并重新制定了新加坡在20 世纪 60 年代的电影黄金时代。

近年来，他着手于一个扩展的研究项目，深入调查粤剧的社会历史和审美创新的情况，即临时搭建、武术融合、常用歌曲和错综复杂的即兴表演，以及珠三角红色船上的表演群体。黄汉明的创作论点是，这一传统不仅影响了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也煽动了近期中国科幻小说“中国宇宙论” 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而言，红船和临时竹子搭出的剧场是第一艘宇宙飞船，降落在未知领域。 因此，工作周期称为“竹子飞船”。

艺术家出生于新加坡，于是引发了一种可能性，即广东文化与语言之以及来自北京的日益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政权文化。题为《竹子太空飞船故事（第 1 部分）》（2018 年），黄汉明在前银行大楼的废弃办公空间中展示的作品用了几件用过的办公家具，作为展示图像、视频和文本的台子，反映了黄汉明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这件作品的外观是刚刚被废弃的控制室或办公室，所有的显示器仍然在播放各种的灾难电影的疯狂集合，混着武侠电影和中国地方戏。

最后，请允许我总结一下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个双年展的策划非常重要的潜在动机。我们的目标是探索我们对世界亦或幻想、想象亦或严肃、事实的解读，微妙变化和强烈冲突。我们不是要掀起广泛的意识形态论战。同样，也没有完整性的要求；确实近年来，双年展和大型展览具有无所不包性，这种狂妄自大已经导致了很多不好的结果。这个展览并没有描绘出世界上每一个分裂的领域，声称有权这样做是荒谬的。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有助于触发关于一般相似性的见解，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性之间进行密切的比较，这种类比在迄今为止彼此之间并不常见。我们绝不要忽视区域特征或当地创伤和歧视经历的特殊性，但也不是将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简化为各自背景和地方的代表，而是要使得他们之间的分歧有机会脱颖而出。这样的实践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某种策展手法的魔力，而是因为很多艺术家及其作品已经在同一个频率中脉动。

2019“北京艺术地图”第一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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