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革命党转型成执政党”之论调就是否定党在建设时期的革命性！
原标题：要搞多党制——王长江“革命党转型成执政党”论的本质要害
王长江们的用意是非常明确的，之所以要用执政党否定革命党，之所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中共革命党的属性并将其界定为执政党，就是为了从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身上挖掘出【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来改造中共。具体而言，就是淡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7月29日，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在全国党校教师培训课上的讲座录音曝光，其中关于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型成执政党的内容如下：
“我们所在的制度不是一个民主的制度，是一个不民主的制度，当然你不能说，喔不民主的制度啊，那就不适合政党生存啊，那得等那个制度向前发展，发展到民主制度，而且要发展到代议制民主，这个时候你才应该建立政党。从这个角度说，共产党建的队伍有点早了”
“你是先有政党，政党去团结民众，凝聚民众，也不是为了往公共权力上靠，恰恰相反是要和当时所谓公权力做对抗，要打倒它，要推翻它，要取代它，这样的一种政党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党，它叫领导人民闹革命的党，叫革命党。”
“那好，我们党和别的党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党和别的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有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你看看转型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转型这是我们这个党不可能绕过去的问题，当然我这么一说，可能在座诸位一开始也有点接受，但是他有自己的道理，他说是啊，我们这个党确实跟别的党不一样，你看我们刚建的时候绝对不是帮助老百姓怎么掌权，不是这样，它就是为了把老百姓弄到自己身边，跟当时掌权的斗，说老实话，你干的事就是破坏就是捣乱。……”
“但是一旦取得了政权，国家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成了公共权力的主人，人民要当家作主了，那好人民怎么当家作主？党就自然回到这样的位置上，那就是帮助老百姓掌握政权，帮助老百姓控制政权，帮助老百姓当家作主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是政党的常态，我们把它叫做执政党。可能有的同志不太理解，西方国家也不全是执政党，没错，西方国家不全是执政党，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必须不管执政不执政，必须是执政思维，说我成立一个党，执不执政无所谓，就有一条谁执政攻击谁，你可能会得到选票，但是绝对不会让你上台的，你又没有治国的方略，你只能说，我一旦上台我会怎么样，这套东西拿出来的时候，老百姓说行或者不行才可以。所以不管你在不在这个位置上你都必须从执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梳理起来，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执政党的位置。”
在这里，王长江明确把西方那套资本主义政治和政党制度，说成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转型成的“常态”。
“革命党的思维应该说是根深蒂固，革命党的思维是流淌在我们血液当中的。可能有的人一说革命党，这么差的东西怎么在统。恩，这不是好坏的问题，革命党思维绝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好的东西，不能简单用这个，它就是你的基因，你跟别的党不一样，它有这个基因。”
其实，早在2002年11月7日《南方周末》就对王长江做了访谈，其题目就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王长江在文中非常坦率地申明了他们的用意：
说到党，很多人就会说，党是有强烈阶级性的政治组织。你不要跟我说政党发展有什么规律，首先要弄清你这个党是什么性质的党。这样一来，你只能回答，我们是共产党，别的党是其他性质的党，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党要前进，肯定要研究一般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你始终停留在自己一个党、一种类型上，毫无疑问，就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普遍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对这样一种规律的承认，即承认政党运作有规律可循。你是执政党，别人也是执政党，执政党和执政党有没有共性的东西?承认这样一个转变，就意味着承认它们有共同的地方。由此而论，这一论断确实是一种重大突破，是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立足点和起点。
当记者问到【执政党和革命党的主要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时，王长江这样回答：
一般来说，革命党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是他的本质特征。因此，革命党首要的工作是进行阶级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分化谁，通过阶级分析弄得清清楚楚。……而作为执政党则不同，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里强调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合作基础。作为执政党一般来讲都比较强调民主、协商。……执政党与革命党相比，所代表的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的前提就是认为现存这个社会不合理，要推翻它。执政之后，如果继续用这套思维去思考问题，那就很麻烦。已经掌权了，如果仍然只代表个别阶级，将别的阶级统统排斥在一边，甚至采取消灭的办法，就会出大问题，整个社会会因此发展不起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某些声称代表全民的政党，宣称即代表工人又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政党，无论是赫鲁晓夫之后的苏共还是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是资产阶级性质或者逐步蜕变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王长江们的用意是非常明确的，之所以要用执政党否定革命党，之所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中共革命党的属性并将其界定为执政党，就是为了从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身上挖掘出【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来改造中共。具体而言，就是淡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将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党，改革成、改造成、颠覆成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资产阶级执政党。再王长江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仅仅是只代表个别阶级，这样会出大问题。
敌对势力的这些鼓噪实际上非常弱智。用“执政党”来否定“革命党”，是根本行不通的。
建国以后，中共是革命党、解放军是革命军队，我们的工作是革命工作，这些都是有普遍共识的。当时并没有因为我们拥有了执政党地位，就否定了革命党的基本属性。原因很简单，这里简略分析四点。
第一，革命党中的革命二字，不仅仅是指武装斗争、暴力革命，也不仅仅是推翻一个旧政权，而是指对一个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革命性的本质性的改造、改变，即革命。例如，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我们在大陆拥有了国家政权，有了执政地位，我们成了执政党，但我们还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层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还需要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既是执政党，也是革命党。如果有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这些问题不难理解。
然而，按照各种敌对势力的论调，1949年后，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就要与革命党做切割，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必要搞了。这种观点的用心之恶毒，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建国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初期，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稳固，还存在复辟的危险。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们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大规模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因此阶级斗争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些阶段还愈演愈烈(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敌对势力制造的动乱时期)。在这种局面下，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很难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如果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政权像苏联那样被党内滋生的敌对势力和利益集团所颠覆瓦解，那么改革开放初期“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民谣预言就一语成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完全失败了。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期，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没有完全完成，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也没有完全完成(今日一些腐败官员的恶行完全与旧中国的汉奸买办官僚资本家类似，甚至本身就是买办资本家)，因此，我们的执政党还是革命党，有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既有成果，并继续完成和深化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重任。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在形成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封建复辟和反复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一直处于革命阶段，只有封建复辟危险完全没有了，资本主义制度相对封建势力来说完全巩固了，资产阶级革命才结束，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一直是革命阶级，资产阶级政党一直是革命政党。这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来说是一样的，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共产党就一直是革命党。
一定程度上说，社会主义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就是在深化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继续完成和完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稳固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革的也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汉奸买办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命，巩固和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其中就有改革，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完善和发展，需要改革，就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完成。尤其是还存在大量资本主义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占主体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就更加没有完成了。因此，在这个阶段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是也必然是革命党。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弹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经过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看这段话，可以说是洪钟大吕、愈久弥新。
革命(广义的革命)征程中刚刚迈了第一步、刚刚演完了一个短小的序幕，一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说革命结束了，要与革命党做切割，这不是别有用心的吗？即便是以狭义的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来说，革命完成了吗？台湾解放了吗？全国性政权拥有了吗？革命(狭义的)对象消灭了吗？敌对势力所谓用执政党否定革命党的主张，是多么荒谬呀。
第三，假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成熟了、稳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消除了，但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仍然是革命性质的过渡。此时的共产党，仍然是革命党。这种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这是马克主义的常识。王长江是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
第四，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是个世界体系，是个世界性的现象和存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世界性的存在。历史业已证明，一国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单独一国不可能独自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已经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有被颠覆和发生复辟的危险。当然，一国搞成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
例如，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1963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日共政治局中央委员藏原惟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藏原惟人问：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革命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即使进入共产主义建设，也不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问题是，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说苏联现在已进入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
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大师，而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则闹了不少笑话，至于后来赫鲁晓夫时代培养戈尔巴乔夫们，则干脆是小丑了。
毛泽东早在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曾明确指出：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
这里从来就是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的，共产党的革命任务是最终推翻帝国主义。
1948年，毛泽东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论文《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说：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这里仍然是将中国革命视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在大陆战胜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蒋家王朝)，还远远谈不上战胜帝国主义，甚至蒋家王朝也没有彻底消灭。
总而言之，只要共产党还是共产党，还追求共产主义，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其基本革命任务。共产党和帝国主义，从根本上看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共产党执政方式及其性质和资产阶级执政党比较来看，在根本上看是对立的、不同的，其相似性、统一性是表面的和局部的。稍微有点辩证法观念的人不难理解这层关系。王长江这类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拿两者表面上的统一性来否定根本上的对立性，是别有用心的。
在当今世界，苏联东欧复辟，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愈发强大，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和平演变、文化舆论和信息心理颠覆都史无前例的的情况下，以王长江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却主张与革命党切割，与其他政党即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政党和制度“常态”接轨，岂不是咄咄逼人的怪事?岂不是在对我们的宪法、我们的党章进行肆无忌惮的颠覆活动
孙锡良：如何看“王长江事件”?
中央党校的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在课堂上公开否党、否社、否毛，往小点看，就是中央党校的内部事，往大点看，也可以说是当代社会主义世界的一则大丑闻，一个党最高学府的教授用略带流氓习气的口吻给党的高级干部培训上课，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丑闻吗?
比这则丑闻本身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网络公开谴责如此强烈，有关方面竟然风平浪静！？这就比较有“味道”！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现在已经不想谈论王长江本人，看得太多了，快麻木了，在党校内部，象王长江一类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周天勇、刘玉瑛、蔡霞等都不逊色于王长江，都是挖共产党墙脚的党内好手，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都很公开地亮明自己观点，课堂上，微博上，讲座上，无不大胆地跟本党的原则唱对台戏。
如果我不是共产党员，也可能乐见这种善挖墙脚的教授，然而......
下面我想以提问的方式来评论一下“王长江事件”：
其一、眼皮底下管不好，那么多的“党纪”是用来管谁的？就算只是个捡废品的工人，一听到“中央”二字，内心也总有几分敬畏。然而，王长江呢?中央党校的教授，居然敢置党的理论、原则、纪律、历史于不顾，满嘴喷粪地给党的高级干部上课，可笑么？中央党校是怎么管的？这不是在培训党的高级干部脱离党章吗？
如果连中央党校内的王长江都管不好，能管得好党的各级干部和所有党员？我不信。用党纪来踩蚂蚁，我倒是很相信。
其二、党的重要干部心里都还有党吗？我一直在思考，能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应当不是小科级干部，至少都得是处级以上的干部，都应该具备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平和实践阅历，对党的认识和理解也应该差不到哪里去，一个满嘴胡喷的王教授怎么就能连喷几小时而无人质问呢？难道满屋的官员都认同他？这种连网民水平都不及的教授，没人敢当堂反击？
党的高级干部到党校是去学习还是去睡觉？是去学习还是去混经历？是去学习还是去交朋友？是去学习还是去探风声？
其三、治党到底应该怎么治？不管是多党制国家还是一党制国家，所有政党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党外人士尽可不遵守本党纪律，但是，本党党员必须遵守本党纪律，对本党原则问题做抹黑描述都将会受到惩处。然而，非常可悲的是，近些年来，党校教授反党已经不算新闻，维护本党形象的人士反倒遭遇打压或冷遇，这样的治党之策还要坚持多久？我有权问吗？
我承认，近两三年来本党党风有所好转，但是，治党之策仍与要求相距甚远，大文章太多，欺软放硬的事太多，专踩蚂蚁，不敢碰硬，除中央党校之外，中国重点高校的部分党员教授也是反党先锋，比如北京大学的贺卫方，公开讲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的教授，据说他还被评过“优秀共产党员”，可不可笑?
如果连党校都治不好，我就不相信本党能够脱胎换骨，我就不相信本党的干部能够心回党章，我就不相信本党的事业能回归党魂。
其四、“王长江事件”能表明我党生态有根本性好转吗？很多人认为我太倔强，不承认大局逆转，他们都说党内生态已经有根本性逆转，我坚持不承认，故与部分人士产生严重分歧。是否好转，不能凭现象，要看根基，尽管有些过激刊物被修理，尽管个别极端人物被修理，但这都只是微观表现，丝毫不能代表本党的生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党的高级干部不相信自己的追求，党的高级学校不相信本党的追求，党的培养教育系统没有根本性的人流置换，生态能转吗？不能。党的教育系统和培训系统在近几十年来一直由否定共产党根本宗旨的人把持着，他们一直在努力把共产党往资产党的方向上诱导，他们一直在鼓吹导致两极分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如果不对这批人进行根本性换血，我不认为党的生态能有根本性好转。
前瞻：象我这样的“蚂蚁党员”，一不小心，很可能成为“从严治党”的牺牲品，而贺卫方、王长江、周天勇、蔡霞之类的“大象党员”总是能活得滋润光明，如果治我能治出党的好未来，那就从我治起吧，我的伟大的党！
（来源：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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