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外开放的五大思想原则!这才是内圣外王之道!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毛泽东最早正确地提出了处理中外关系的总精神、总原则。但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却是一个反映了具体的历史条件与时代任务的卓越创造,它所提供的思想原则和方法具有“穿越时空” 的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重要基点,其基本精神就是:任何一个党、一个国家要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都离不开国际的支持和援助,但主要的还是要依靠本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样才能使革命解设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再次强调无论搞革命工作,还是搞经济建设,都必须要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关键抉择,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又指出:“我们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中再一次极其明确地表达了他所一贯坚持的这一原则立场。这就是:希望有外援,但又不主要依靠外援,外援是第二位的,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打倒向靠大国富国乞讨过日子的奴隶思想,独立自主地干农业干工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从毛泽东有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论述中,我们找不到他任何“闭关锁国”的印迹。相反,毛泽东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否认或忽视过实行对外开放争取国际支持援助的重要作用,他甚至还批驳了“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错误言论。
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那种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他还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他严正指出:我们寻求友好关系,但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我们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则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的这一坚定立场:我们对外交往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外援如果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
首先,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因为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
其次,必须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因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目的是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而那种只满足于简单地模仿外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是没有出路的。
因此,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
仅以新中国对外关系为例。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已经形成。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站在社会主义苏联一边的“一边倒” 的战略决策;20世纪60年代末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根据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而中美关系仍然处于敌对的状况,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 以及“一条线”、“一大片”的地缘战略思想;此后,毛泽东又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 的理论。
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根据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注意分析世界各种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并以此调整战略策略,为新中国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生动活泼地施展身手的可能性,也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因此,正确理解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思想,是把握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一把钥匙。正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所指出:“‘矛盾’不仅仅是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的关键之点,而且也是他的整个哲学的核心,而哲学又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乃至他的政治和革命活动的基础。”
为此,列宁要求我们必须运用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经济、政治等社会问题。可见,只要存在阶级斗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是研究一切重大问题不可或缺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他指出: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提高抵御“和平演变”的自觉性,努力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必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便使帝国主义者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于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图谋归于破产。为此,毛泽东提出要研究杜勒斯,要研究“和平演变” 战略,要把反“和平演变”提到议事日程。
二、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毛泽东曾深刻阐发的“中国不能离开世界” 的思想。
因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发展的世界需要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所以我们的对外开放只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使两者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
这样的“统一”和“结合”,可以使我们同时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趋利避害的平等竞争中达致平等、普惠和共赢。
主要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且不可避免地显露出资本主义经济霸权的特征,这就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正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安全问题。因此,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思想原则,并从这一思想原则中汲取智慧、经验和力量,避害趋利,为逐步形成“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方法论指导。
一是维护国家利益必须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二是维护国家利益必须要有坚决的态度,国家利益从来就与“维护” 二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三是维护国家利益必须要有灵活的策略。总之,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来自国际领域的各种风险,积极采取防范和应对措施,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根本利益。
这样,我们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赶上去的难度也将进一步加大。因此,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学创结合、重在创新”的思想原则,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以不断提高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并努力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国进一步科学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
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对外开放中“矛盾分析、辩证把握”的思想原则,深刻认识和充分理解国内国际因素的相互影响,切实把握和妥善运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周密考虑国内政策的国际效果,敏锐应对国际事件的国内反应,善于在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善于在国内事业的不断发展中优化外部环境,善于从各种矛盾现象中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如,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大力拓展并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等。
对此,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对外开放中“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的思想原则,既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又坚决反对不分国别、不要原则的“全面齐放” 的错误思潮,从而为又好又快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提供思想智力支持。
总之,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
《环球视野》 2010年7月5日第300期
摘自2009年第6期《毛泽东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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