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计划经济而非凯恩斯主义让美国摆脱了大萧条
市场经济本身产生让市场崩溃瓦解的力量，当市场的力量超过了政府的力量，而常规手段又无法提升政府力量到足以和市场力量对抗的时候，就产生持续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战争也就应运而生。战争本身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但战争所必然要求的政府控制力的急剧提升乃至实施战时计划经济，则能解决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大规模成系统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运行计划经济的尝试。甚至后期才加入一战的美国也不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制度发展的重要性在大多数美国经济史教科书上都被忽略了，尽管这在专家们中间尽人皆知。第二届威尔逊政府(1916-1920)的无情批评家之一默里·罗斯巴德这样描述‘战争集体主义’：‘是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主要由大的利益集团用中央政府的工具来运转，它是在20世纪其余时间国家公司资本主义的原型、先例和灵感。’”（《美国经济史》第20章《中央管制经济的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1]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森武夫编写的《美国战时计划经济》一书中对美国一战时推行的经济政策有详细介绍。
1916年7月，美国立法决定关于工业动员的事项，列举其中有代表性的几条：
一、政府有强制企业生产所需物品之权力，有有限购买权，如果抗命不遵的，可以没收其工厂
二、民用企业之军需产品，政府必要时可直接决定收买价格，企业不得有异议。
四、政府设立战时准备工业动员机关，计划一切准备作战用之军需。[2]
按照第四条，1916年末组建国防会议机构，主要作用是统一商工业之资源为战争用途。1917年8月，国防会议附属下的军器本部合并军器计划委员会后成立了战时产业院。1918年3月战时产业院脱离国防会议而成为直属于总统的机关，产业院的职能和以前相比，增加如下几点：
1、决定生产的缓急，必要时可直接指定各工厂按照要求生产所需物品。
2、决定交付的缓急。
3、决定价格虽不在其权限，但可咨询价格决定委员会。价格决定委员会是由产业院以外的如原料及制造品调查委员，……燃料管理局等代表共同组织的。[3]
产业院之下又成立优先部，其职权为：
1、决定已成品的优先使用顺序
2、决定原料及半制品之分配于各工厂的优先顺序
第一条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协约国。
第二条对于国内的全体工厂决定原料及燃料的分配顺序。[4]
根据1918年9月战时产业院优先部第二十号指令规定 把关系工业的全部分为四个等级。各种预定的顺序分为五个等级 AA级， A级，B级，C级，D级。
特别紧急性质的属于A级，重要工业而不是为战争用的属于B级，接受预制军需品可以不必得到优先部认可的是C，以此类推。各工厂当受到政府及其他机关的订单时必得先向优先部请求发行优先证明书，不然就不得开工。粮食、燃料、运输等由其他政府部门管辖。
优先部在战期内的已施行的优先顺序的件数，有二十一万七千件，请求优先证明书，最高纪录的一天有1901件。发出指令，最高纪录的一天是2121件。[5]
产业院又成立特别委员会对非重要工业进行审查，该委员会报告，全美工业部门中可认为纯粹非重要工业，不过二十五所。建议不必把这些工业立刻予以停止。
优先令第二十一号规定，新建筑在五百万金[6]以上，及扩充建筑在二千五百万金以上，而又非属战争建筑的，在未得许可以前，概不得任意建筑。
战时产业院 1918年7月22日 对于钢铁产业，发表第5号指令，指令劈头就标着分配法，审议如何经济的使用钢铁，形成如下几条办法：
1、减少必要生产品的长短种类及形式，务使节制制造上的浪费，同时使制造业者、批发商及零售商减少存货的堆积。
2、依据必要的大小，废除参差不同的型式。使原料得以极力节制。
3、把不必要的生产品的原料，特用于军需工业，或其他必要工业。[7]
优先部担任规划优先次序的计划，又派遣优先委员会，至各工厂监督和指导优先顺序之实施。
政府设置价格决定委员会，监督实施此项价格的是由统制该物资的战时产业院商品课负责，为促进生产，以比较可以促进产业活动的定价为原则。如果因战事而得暴利，则由战时超利得税来纠正之。
为减少浪费，减少民需品的式样和种类，尺寸形色的差别，停止一些非必需品的制造。对于硝石，光学玻璃等薄弱工业领域进行重点扶持加强。[8]
对原材料的管制，各原料及制造品每一样几乎特设一课（多至五十七课）。
对燃料的管制，燃料管理局与内务部矿业局，对煤的消费分配与价格都由它管制。
对交通的管制，铁道和水路运输的统一管理，到1917年，全部的铁道和水路运输机关完全的转移于政府的管理与经营之下。
对通信的管制，到1918年7月 战时中的陆上电报、电话、海底电报，无线电报等一切移入政府管理而完成了中央管制。
原本美国海运不振，参战后，树立了大造船计划。为了谋求造船效率的增加，将私人建造中的船舶，也移在政府的管理之下。1917年10月，将二千五百吨以上的航洋船舶悉数征收。[9]
森武夫总结说：
“战时产业院经过自然的进化，成为统一指挥全国产业界的中央机关。”
“一年后的空气两样了许多，中央政府已经能将国家象大机器一样似地指挥运转了。”[10]
1918年底纽约太阳报上登载文章（Whatone man has taken on Himself to do ）列举战时总统的独裁权限。总统在战时权力的增加，和独裁者一样：
1、是立法政策源泉的独裁者，其政党方针和主义的独裁者，是全国舆论的鼓吹者，指导者
2、总统实行粮食与生产的统制与分配
3、总统对于协约国及中立国的粮食供给有规定与整理之权
4、总统实行管理燃料
5、总统决定物品的价格
6、总统取缔国民的奢侈
7、总统对于全国的铁道有绝对的统制权
8、总统管制全美的海运与实行建造大商船队
9、总统计划和实施联邦底课税支出
10 总统与协约国的作战协定有权予以金融上的便利
11、总统限制民间的投资
12，总统有权计划施行对于自国的必需品、生产品的价格统制的方法
“大总统此种独裁行为与议会照理是发生冲突，但是在战时立法部与行政部的争斗，在这世界战争中早已不值一顾了。不但此次，在南北战争、美西战争时就如此了。”[11]
《美国经济史》说：
“联邦政府并没有简单依赖市场的反应。实践证明它在一战期间是非市场调控机制的多产的创新者；其间设立了将近5000个新的联邦机构。政府希望快速组织资源，不管这些新的配置让那些生活因此而改变的群体是否满意。强制是必需的，因此集中的决策也是必需的。为了实现目的，不得不设立了调控管理局来指挥经济的集中流动。”[12]
这些制度并没有完全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一战中美国实行的财政政策是收入再分配的蓝图，对工资收入人群有利。被《美国经济史》作者称为“非常高明的财政政策”，后来又运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项政策如此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一战的统制经济中构建了一套精巧的非市场调控体制。”[13]
其他方面的例子也很多：
“尽管得到了教训，但在一战期间发生的事情不会被忘记。W IB（战时工业委员会，应该即是日本森武夫说的战时产业院）在1933年以全国恢复管理局(NRA)的面目重新出现。美国谷物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商品信贷公司重新露面。食品管理局的计划重新出现两部农业修正法案。紧急船舰公司又作为国家海事管理局回来了。20世纪30年代的联邦房屋管理局，最初成立时叫战时美国房屋公司。利弗法下的燃料管理局在20世纪30年代重现时是内务部煤烟局。”
“一战时的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和(或)后来的二战中重新出现，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而战时制度下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其中任职。”
“经济动员的经验教训没有被丢弃，当新危机来临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紧急机构及了解这些机构的人们被重新召回历史舞台。”[14]
一战带来的影响不止于此，《美国经济史》说：
“但是1918年之后的十多年，美国似乎创造了一个新的高水平的持久繁荣，而这与战时经验没有什么关系。”
这其实是不对的。战争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兴奋剂。这不一定是战争持续其间各参战国本身的经济状况有多好，而是战争本身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强各参战国的政府力量。这一方面是政府对经济管理干预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是政府能名正言顺动用各种宣传手段加强意识形态灌输，或者所谓爱国教育，使得非市场因素作用力大大加强，降低了社会内粹度。
这种政府力量的增强，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内粹度降低，并不会随着战争结束，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措施削弱而消失。其余波效应，仍旧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就必定会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大幅度超过战前速度的增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接近十年的繁荣，很大程度可以看成是一战红利。
但是当十年繁荣大大增加市场力量后，政府力量会再次跟不上要求。过度投机产生的泡沫破灭后，生产比例的严重失调，经济控制力格局定型，宕能极大程度下降，由此产生复合性的经济危机，也就是大萧条。
战争时期，不仅是美国政府控制力的全面提升，而且实际上是把美国经济从市场经济直接转入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来，尽管这个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但对于解决市场经济导致的资源畸形配置，逆转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来说是绰绰有余的。
对于二战使得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往往含糊其辞，一带而过。有些人如克鲁格曼则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说二战是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工程，制造了有效需求：
“当年美国就是利用赤字财政，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将经济拉出‘大萧条’的，那个工程的名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用一种和平的公共建设工程来发动日本的增长引擎，难道不是一种好办法吗？”[15]
《美国经济史》亦宣称：
“这样在一定意义上，战争完全阐释了凯恩斯主义的信条。政府支出、赤字支出的运用，能够并且确实消除了与萧条相联系的失业。但是政府政策的充分运用需要命令性质的货币手段，和实物配给制以及其他的控制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趋势。”[16]
克鲁格曼等人的看法流于皮相！世界大战时期的资本主义，本质就是运行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真正把美国经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持续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的，不是罗斯福的新政，也不是什么凯恩斯主义，而是伴随世界大战而来的计划经济！
如果说一战时期美国已经初步尝试了所谓的战时计划经济，但毕竟时间短，许多措施还未完全落实。那么二战就是美国更大规模，更加系统化实施战时计划经济。战争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按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逻辑，对市场积蓄下来的毒素来了一次系统的涤除：
“与1917-1918年的战前工作相比，40年代的动员工作要全面和详细得多，战争期间，几乎有一半的美国工业都被收归政府所有。确实，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越来越接近一种社会化的经济。国家的收人和财富也经历了大幅度提高。”[17]
“因为存在统制经济，必然有些人必须作出命令。一战期间和新政期间的经验已经使人理解了这一教训。当战争到来时，政府能够暂时忘掉严格符合宪法的问题”
“1939年9月，为了经济计划的利益重组联邦政府，通过8248号总统令，建立了现代的总统执行办公室。”
“1942年一宣战，战时生产委员会（WPB）就命令采取行动，确定优先权和配给程序。同一年，价格管理办公室(OPA)在1942年《动员法案》规定的控制权力之下成立了。总统职位变得如此有权力，以至于在1942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仅仅通过总统命令就将居住在西海岸的大约115000名具有日本血统的人强制拘留到集中营，而后这一行动才获得了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支持。
“1943年，一个新机构——战争动员办公室(DAM)的建立强化了战争的努力，它的建立是为了协调和加快其他机构的工作。复杂的战时工作包括定量配给、实物控制，以及由政府直接建立大量工厂和设施。”
“就像一战和新政时期，管理天才来自于私人部门一样，这些‘年薪一美元’的管理者(他们的薪水是象征意义的政府工资)，从全国各地的公司总部、董事会会议室和大学涌回到华盛顿。眼前的工作是巨大的，不能交给朝九晚五的政府雇员。”[18]
“1941年夏天，政府发布了第一道限制令，禁止生产汽车、卡车、冰箱、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家不得不转而生产军需品。战争期间，商品的缺乏促使消费信贷减少。由于建筑材料的缺乏以及没有把家庭建筑计划列人优先发展规划，大多数的家用建筑工程都停止了。”
“通货膨胀促使联邦政府于1942年4月出台了《最高价格通用规管法》。后来，又采取广泛的配给制，进一步配合价格控制和价格管理措施的实施。通过限制支出，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得到控制，使得政府在创造较少的货币的条件下，可以获得同样规模的资源。”[19]
如按照凯恩斯主义增加需求的逻辑，战争时期需求是增加，那么战争结束，一个庞大的需求突然消失了，那么美国应该陷入更大更持久的经济危机才对。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战时计划经济的作用不是增加需求，而是根本上扭转了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的资源配置的严重畸形，重构了经济控制力的格局，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提高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能力、意识形态灌输能力，极大增强了各种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极大程度降低了社会的内粹度。
总之，战争的作用下，政府力量出现了飞跃性的强化，非市场因素的作用出现了飞跃性的强化，等战后重回市场经济轨道的时候，市场已经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容器里面了。这一切等于给资本主义这台生锈的机器，从里到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更换了零件，除去了锈蚀，涂抹上了机油，锃亮如新。
也正因为此，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不但没有因为战争刺激下的需求突然消失而陷入大的危机，反而迎来持续二三十年的稳定高速增长时期。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尽管并不真正理解世界大战是如何让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原理，但也认识到了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改变。《剑桥美国经济史》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社会革命’。”[20]
单单从贫富差距的角度来说：
“基尼系数从1929年开始激增，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达到峰值，直至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通过CPS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940年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尼系数迅速下降。”
“无论怎样精确地定时，不平等的显著下降都发生于20世纪中叶。大幅度的下降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面将总结20世纪中的所有短期收人不平等。20世纪上半叶，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而且日益攀升，在大萧条时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平等程度减轻，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不平等程度都很低，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不平等程度平稳上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水平，但仍略低于20世纪上半叶的程度。不平等恢复到如此严重程度的原因尚不清楚。”[21]
西蒙. 库兹涅茨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是一个倒U形，也即起初增加，随着经济发展然后下降。这是他不明白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不平等增减的结果。
市场经济本身的自然趋势必然是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只有政府力量加强，尤其是战争时期政府力量的飞跃性加强，才可能导致这一趋势在一定时期内逆转。但只要放松管制，不平等就必然卷土重来，美国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20年以前，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的步伐验证了西蒙. 库兹涅茨的不平等程度在经济发展初期加剧，其后会逐渐降低的推测。确实，从大萧条到20世纪70年代，不平等程度显著地下降了，尽管70年代开始回升，但与前30年的下降幅度相比，这种上升是很轻微的。当80年代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时，人们便很难不加修正地接受库兹涅茨的‘倒U形’假设了。”[22]
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是惊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极大降低，与此同时经济却飞速增长。战时计划经济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平和效率居然实现了高度统一。
1940年美国GDP是1044亿美元，到1945年变成2198亿美元，翻了一倍还多：
“这样不为人知的经济潜力甚至令那些最渊博和最恼怒的人感到震惊，他们经历过30年代的悲惨，当时争论为了减轻失业的巨大的支出努力将会威胁公众并引起政府破产。”
“而1940年是新政最好的年份。用现行价格计算，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在战争支出的刺激下GDP翻了一番。”[23]
而这样惊人的经济增长是在私人投资大幅度下降，资本市场大幅萎缩，证券交易规模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
“表26. 7表示的是私人投资的数据，事实上，在战争年代出现了急剧下降。与个人储蓄相比较尤其有意思。注意，战争中个人储蓄出现了急剧上升——从1940年的44亿美元到1944年的387亿美元，大约上升到原来的9倍。”
“当战争开始时，总的私人国内投资数据在1942年几乎下降了一半。到1943年，私人投资只有61亿美元，只有1941年的33%。”[24]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资金从私营部门撤出，并重新建立了金融中介的证券组合。监管者督促金融中介更多地投资于政府债券，他们的工作也减轻了。”
“货币和资本市场在战争期间被榨取得一干二净。商业票据市场不存在了。1939-1945年，优质的企业债券每年都在减少。联邦政府将保证金要求从40%提高到100%，中止了对投资者的贷款，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模甚至下降到低于萧条时期的水平。市场缺乏活力使证券交易委员会被称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机构，其职员中有1/3暂时辞职而转为军队服务。”[25]
尽管二战后，美国迅速重回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但战时计划经济留下的许多长远影响，依旧发挥着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三十年的时间里享受着二战计划经济红利。
首先战时计划经济导致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和经济控制力格局的重构，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宕能重新回到了高起点的位置，即便战后政府管制和福利政策比起二十年代加强了许多，仍旧可以让宕能保持在远比战前更高的位置上。
其次战争时期全面锻炼提高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控制能力，即便战后大部分管制措施取消或减轻，这种管控能力的提高仍旧在方方面面发挥着作用。
再次，战争时期，各种非市场因素大大加强。在政府的强力宣传鼓动之下，人们的生产动机似乎和实现某个正义的、高尚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而不单纯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使得交易内粹度被重置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总之，二战使得美国政府力量有了大幅度的上升，这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恢复活力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冷战——作为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某种程度上又起到了减缓二战红利衰退的作用。这种政府力量的提高，即便单纯从可以用数字衡量的政府开支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公共部门—受政府控制的经济部门——的扩张是20世纪经济史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这种扩张是相对的，同样也是绝对的。尽管美国经济几乎在整个20世纪都在迅速扩张，但公共部门的扩张表现得更为迅猛。不论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公共部门扩张这一趋势还是出现了，而且在各级政府中都是如此。
“我们可以用所有级别的政府中全部的政府支出—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及转移支付的总和——来说明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政府开支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7%到8%；到了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支已经接近GNP的40%。
“这一令人吃惊的增长表现出很不连续的特征：它最初是一些相当不连贯的转变的结果(见表7. 1)。每一次转变都伴随着关系国家安危的紧急情况——大的战争(包括冷战)或严重的经济萧条。这些紧急情况表现出一种‘上升棘轮’效应，也就是说在危机之后，政府开支就会稳定在一个比危机前高的水平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第一场这种危机，使得政府开支的相对水平迅速增长，这就是战争的结果。到20世纪20年代，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而言，政府开支几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两倍。在大萧条初期，即使是在新政开始实施前，政府开支也增加到了GNP的20%以上，而且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保持在这一水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筹资活动推动了政府开支的增长，达到GNP的50%以上，而且在战后一段时期，政府开支再度增加，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相一致，政府开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增长超过了30%。此后，政府支出一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大致稳定在40%的水平上。”[26]
可以说二十世纪美国政府力量和经济增长的对比，印证了市场经济演化公式的正确性。如果没有这种政府力量相对市场经济发展速度更迅猛的增长，那么经济增长也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随着时间推移，二战红利不断衰减，宕能减少，社会的内粹度不断增长。这个势头在六十年代晚期就开始显现，美国扩大对越战争规模，除了政治上的考虑，恐怕也有重新通过战争来刺激经济的考虑。但一方面是规模比不上，无法把国家推入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另一方面战争非正义性太过明显，连宣传机器都很难洗白，使得降低社会内粹度方面也作用不大。到了美国结束对越作战后，经济就陷入了滞涨局面：
“从1973年至1982年，经济增长几乎为零，失业率很高，通货膨胀率爆炸性增长(相对于美国历史水平而言)。”[27]
这时候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也就暴露了其缺乏解释能力，于是美国人又试图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当灵丹。里根政府上台，推行放松政府管制的措施。这当然能部分释放社会的经济宕能，在短时间内起兴奋剂作用。但很快就必然又陷入贫富两极分化，投机高涨，宕能消耗殆尽，重新进入衰退乃至萧条停滞的恶性循环：
“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利益集团逐渐被反对政府干预的保守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支配，他们更偏向市场运行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控制，他们普遍支持里根政府。”
“里根政府减少了监督行为，希望以此来释放‘私人企业’精神。
“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储蓄和贷款大危机的产生—这场金融灾难。需要3000亿美元的资金来为束手无策的储户提供担保。在全美国，尤其是在西南部的普遍现象是，银行支付高利率以吸引存款，然后向高风险企业贷款，这常常缺乏最起码的信用分析，最终违背了公众利益。管制者要求国会议员对这些行为提出批评.当这些贷款和投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显现出来后，导致数百家储蓄和贷款机构倒闭(见图16. 3对银行破产的详细说明)。1989年，即将上任的布什政府认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并且成功地发起了《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强制实施法》。这一法案提议向储蓄保险基金提供再融资，建立一个新的管制体制以防止任何问题复发。”[28]
实际上在里根政府任期内，就已经承认了所谓放松管制措施的失败：
“除了削减政府的繁文缛节以及一些对经济业务尤其不利的卫生和安全方面的管制之外，里根政府并没有一个如何改变管制或者如何替代管制的全面计划。事实上，政府仅仅成功地在两个行动中放松了管制—1984年灾难性的《加恩一圣杰曼银行法》和《有线电视法》。”
“1982年和1983年，里根政府的宏观经济计划的失效，损害了其在国会文法上的影响力，从而使放松管制的推动力开始减退了。EPA的官员和内务部部长卷人其中的丑闻伤害了公众对放松管制的支持，也使得支持社会管制的公共利益集团重新振作起来。到1984年末，华盛顿内部小心地承认，放松管制的努力结束了—或者说放松管制至少是被可以称为‘管制下的竞争’的措施替代了。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内，联邦管制人员人数又增加到了107000人，而以实际值计算的预算增加了18%，其中预算增加最多的是环境保护、银行和融资方面的管制。”[29]
《美国经济史》的作者说：
“政府管制现在几乎触及了每一件物品，从黄油到钢铁。本书已经讨论过政府管制是如何受到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安全和公共卫生的激发的。当前的制度，也许更适合被称为‘无制度’，从理发店到核电站，完全符合美国的法律和制度。它正是美国人所想要的。尽管因管制而造成的技术退步有时是有目的地强加的，那通常并不是管制的目的，而仅仅是广泛存在的副产品。”
“在这个大陆上，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的管制和政府本身一样古老。能够做的就是为解除管制提供一套一致的标准，具有某种合理的基础。在美国经济的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是管制的垃圾堆，根本没有一般性意义。不合理的管制挫伤了企业和经济的进步。
“然而，对于由政府来控制经济活动，美国人有着绝对的热情，通过强制经济生活进入管制模式来创造社会存在。这个深深扎根的热情不可能通过大众民主过程消除。”[30]
资本主义越是发展，政府的管制必然越是得到加强，即便其间会有曲折反复，但也无法改变总的趋势。因为放松管制，必然导向更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战争。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个现象当然是无法解释的，他们只会将其归咎于美国人的癖好，以及千方百计的论证管制如何妨碍了神圣的市场发挥其看不见手的作用，如何降低了经济效率。但每次他们试图鼓唆政府降低管制，结果只会让经济陷入更大的灾难。
[1]《美国经济史》第453页
[2]森武夫《美国战时计划经济》，陈文鹭翻译，《申报》民国22年出版，第47页
[3]《美国战时计划经济》第54页
[4]《美国战时计划经济》第65页
[5]《美国战时计划经济》第65-67页
[6]原文作五百美金，似误
[7]《美国战时计划经济》第67-69页
[8]《美国战时计划经济》第238-239页
[9]《美国战时计划经济》第239-242页
[10]《美国战时计划经济》第248页
[11]《美国战时计划经济》第249-250页
[12]《美国经济史》第461页
[13]《美国经济史》第461页
[14]《美国经济史》第466页
[15]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出版
[16]《美国经济史》第549页
[17]《剑桥美国经济史》第687页
[18]《美国经济史》第538-539页
[19]《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558页
[20]《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203页
[21]《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182页
[22]《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179页
[23]《美国经济史》第549页
[24]《美国经济史》第548页
[25]《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558页
[26]《剑桥美国经济史》第735页
[27]《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191页
[28]《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719，725页
[29]《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727-728页
[30]《美国经济史》第674-6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