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私人资本当成救世主！迷信西化庸俗经济学，怎能拯救辽宁经济？
在这些新兴产业中，辽宁省大有可为的应属新材料和智能制造：新材料产业属于“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可以依托辽宁现有的冶金和化工企业提供上游原材料；辽宁今日陷入经济困境，正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以致积重难返。
2016年上半年，辽宁的GDP增速全国倒数第一，甚至出现了1%的负增长。辽宁省2015末债务率为157.72%，比2012年末上升了88%[1]。辽宁省财政厅去年下发各地市的一份文件亦坦言：“目前我省债务余额较大，远超出债务标准限额。“辽宁塌陷”的说法不绝于耳。
在经济陷入困顿的时候，辽宁省在酝酿什么脱困的高招?目前看来，辽宁省最大的动作就是将9家省属核心国有企业推向沈阳产权交易所，向全社会征集战略投资者，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沈阳产权交易所公告，本次推出的本钢集团、交投集团、华晨集团、水资源集团、能源集团、辽渔集团、抚矿集团、沈煤集团和铁法能源集团涉及总资产近6700亿元。
若是政策深得民心，辽宁人民理应拍手称快。然而从网络舆情来看，对此举的批评已经占压倒多数——网友纷纷质疑此举违背习总书记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企的精神。
我曾在辽宁生活过10年，对那片黑土地仍有感情。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多数辽宁人民相同：光靠“混改”不足以使辽宁经济脱困，纯属饮鸩止渴的懒政。因为，这没有抓住辽宁经济困境的主要矛盾，简单地引入私人资本无助于解决主要矛盾。说他们懒政，是因为他们迷信引入私人资本可以自动解决一切问题，对辽宁的发展根本没有明确的战略规划。
解决问题必须对症下药。要把辽宁从经济困境中拯救出来，首先就应该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辽宁的经济困境。
许多庸俗经济学家说，辽宁的国企太多，所以“体制问题”造成了经济困难。这种说法属于瞪眼说瞎话——重庆是国企“扎堆”的地方：国有经济创造了重庆近40%的GDP，“十二五”期间，重庆全市国企资产总额从1.7万亿增加到4.5万亿元，称之为“国企大跃进”亦不为过[2][3]。
上海的国企规模更大，光是上海市属国企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就已经分别占据了全国地方国资系统的1/10、1/8和1/5，而且创造了上海超过20%的GDP;如果把在上海的央企也算上，那么国有经济在上海GDP中的比例已达50%，辽宁的国有经济占比仅30%[4]。可是在2016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占比超过辽宁的重庆和上海，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7%和6.7%，远远超过辽宁。
由此可见，庸俗经济学家鼓吹“国企越多，经济越困难”，纯属指鹿为马。此辈口信口开河的目的，就是给大张旗鼓的私有化制造借口。很多真糊涂和装糊涂的地方官员，却信以为真。
造成辽宁经济困境的真正原因，其实是陈旧的产业结构。辽宁的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化工业占比将近80%[5];辽宁还有大量矿业企业，如辽河油田、抚顺煤矿等等。
在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时代，这些都不是问题：辽宁的工业产品按计划供给全国，而且往往供不应求，根本不需要市场营销，只要完成国家计划的任务就好;某个矿采光了也没关系，最后会由国家出面转移和分流员工。时过境迁，这种产业结构放在现在就成问题了。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产业的地域性分布产生了巨大变化。东北地区的重化工业不再一家独大，而面临来自多个省份的竞争。比如说，生产重型工程机械的徐工集团在江苏，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在湖南。沈阳标准件厂曾是亚洲最大的标准件工厂，后来面临诸多南方厂家的竞争，竟然倒闭了。
辽宁的石化工业曾经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50万吨以上级别的乙烯项目在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彭州、镇海、茂名等处遍地开花，辽宁的石化工业已不再“笑傲江湖”。从宏观上来看，重化工业的某些产品已经出现了市场饱和的状况。如果不能在技术水平上取得突破，“大路货”的产品很难进一步提升销量，企业自然举步维艰。
矿业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个矿业企业都成了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但是，矿产资源衰竭之后的劳动力转移和矿山小社会的重新安置，根本不是仅凭企业内部资源就能够妥善解决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矿产资源衰竭必然导致资源型城市陷入黑暗深渊。
鞍钢煤矿
产业结构的问题是深层次的问题，与企业本身姓公姓私、姓社姓资无关。美国五大湖区的重化工业企业都是私企，肯定没有“计划经济的包袱”，为什么五大湖区的经济照样陷入困境、形成著名的“锈带”?依靠煤钢企业崛起的德国鲁尔区，一直以来采取的都是“市场化运营”，为何也会在资源耗竭之后陷入长期困境?庸俗经济学家们恐怕又要顾左右而言他了。
城市破产的底特律
仔细想想看，把产品销路不佳的重化工业企业私有化，就能立刻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销量吗?把矿产即将枯竭的国有矿山、油田私有化，就能让地下变出新矿产、或者解决数十万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吗?盲目引入私人资本无助于解决产业结构陈旧带来的经济难题。
政府短期内获得了一些财政收入，却丧失了宝贵的国有资产，以后手里的牌越打越少。更何况，私人资本无利不起早，要么通过低估国有资产、转手大赚一笔，要么在接管企业之后大肆裁员、将大量失业者推向社会，使得政府面临社会治理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事情在辽宁活生生地上演过，我和4000多万辽宁父老乡亲都是见证人，所以更不希望这段黑暗历史重演。
既然陈旧的产业结构是辽宁经济困境的主要矛盾，调整产业结构才是破局之道。调整产业结构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开辟第二战场”，扶持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整军突围”，积极促进现有产业的升级。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开辟第二战场”还是“整军突围”，成功的案例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筹划和参与。例如，台湾1980年成立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培养出了大量新兴半导体企业，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是台湾经济的支柱。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出自台湾自上而下的规划，蒋经国本人高度重视，李国鼎、孙运璿等技术官僚均倾注了大量心血，培养了大批科技和经济人才，也提供了很多资源支持。
旨在提升制造业水平的“工业4.0”，则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属于国家层面的战略。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所作为的政府也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扮演重要角色。庸俗经济学家鼓吹“把一切交给市场”，却否定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显示出对历史的极度无知。
为什么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政府的积极行动?“开辟第二战场”涉及企业生态链的问题，企业的生存离不开上下游合作伙伴。
举个例子，如果我想在某地建立一家新的生物制药企业，我需要的上游合作伙伴包括风险投资(解决资金需求)、生命科学孵化器(租用实验室)、可能还需要定制化生产试剂的生物公司;等到我的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我还会需要许多下游合作伙伴，包括临床前CRO(完成药理毒理实验)、临床CRO(完成临床实验)、CMO(外包生产，制造药物)或者愿意提供合作资源的制药企业。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这些上下游的合作伙伴，那么我推动研发就很麻烦，可能为一点事情就得乘飞机跑到外地去解决。换句话说，我的企业放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区位优势的，那我为什么要来呢?
以上例子能够直观地说明一个重要道理：要在某地引入新兴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条该产业的生态链，使得生态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都有利可图。建立或移植一整条生态链，已经远远超过了单个企业资源的承受能力，所以需要通过政府的合理规划来实现。中国起步最早、成熟程度最高的生物制药产业园区——上海张江药谷，就是通过政府合理规划打造产业生态链的成功范例。
“整军突围”的核心在于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这其实也是“供给测改革“的一部分。举例来说，2016年1-7月，沈阳金杯汽车有限公司SUV累计销售2455辆，同比下滑45.40%[6]，可是SUV明明是国内汽车市场销售增长最快的品种。
重化工业产品销售困难的原因往往是缺乏技术含量，技不如人就没有竞争优势——从用户的角度来说，能吃蛋糕干嘛要去啃窝窝头?产品缺乏技术含量则是因为企业研发力量薄弱，这种状况在全国相当普遍。对于企业来说，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有些基础性的研发(比如半导体材料的制造工艺)周期长、耗资巨大，单个企业的边际收益甚至不足以填补研发成本。
近年来，各地普遍成立国资背景的产业投资基金，目的就是降低企业自身支付的研发成本，促使更多企业增强研发力量。2015年2月，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向中国最大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投资30亿港币，就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有许多人认为，辽宁经济的困境在于政府“管得太多”，发展经济就要“让政府撤出来、让市场唱主角”。上述观点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
辽宁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企业“吃拿卡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管得太多”，恶劣的基层生态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仅2014年大半年的时间里，辽宁省各级机关就查处吃拿卡要、庸懒散拖问题5977起、2864人[7]。但是许多人却忽略了辽宁地方官员懒政和“管得太少”的另一面——辽宁省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长期无所作为。回顾一下辽宁省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倒是不难发现这一点。
李克强同志当年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曾大力推动棚户区改造。这在当时是一项深得民心的德政，如果没有这项政府力推的工程，沈阳大东区、铁西区那些棚户区的下岗工人，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住楼房了。棚户区改造推动了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土地升值，这在一开始当然是好事。
李克强同志上调中央以后，辽宁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房地产建设高潮：2009年，辽宁省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283.1亿元，同比增长39.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8]。沈阳市在总面积819平方公里的沈北新区大兴土木，又借第12届全运会之机，在浑南区打造了总占地面积超过120公顷的全运村。其他地级市也纷纷效法，使得房地产成为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支柱。
辽宁的心思都被吸引到了房地产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事却被忽略了。在近10年的光景里，全国范围内的科技产业园区纷纷成长壮大起来，为各地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例如，南京市江宁高新园通过多年努力，培养出高端智能制造、生物制药、现代服务业等产业，近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幅度，地区生产总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幅分别达20.86%、52.94%，已经进入了“收获期”。包括高新园在内的江宁区，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1405.6亿元，人均GDP达1.9万美元，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9]。
辽宁虽然有明目众多的开发区，但是水平不高，在业内缺乏影响力。沈阳药科大学的一些教授为了转化科研成果，不去辽宁的“本溪药谷”，宁可不远千里入驻江宁高新园的孵化器，足以说明问题。
为什么辽宁的开发区没能培养出新兴产业?还是那句老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以南京市江宁高新园为例，从10年前起，园区就派出多批干部赴美进行长期深度考察，摸透了美国孵化器和高新企业的运作模式。此举培养了许多眼界开阔、真正懂技术的干部，这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将美国行之有效的经验复制到高新园的建设中来，为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打造出完整的生态链。
江苏、浙江的诸多开发区，其实储备了相当多的高学历技术干部，有些还有海外留学背景，他们的眼界和个人能力在同龄人中都是一流的。这些开发区甚至在美国硅谷设置了联络办公室，派重要干部轮番驻守，千方百计寻找有价值的创业项目回去落户，他们的勤勉和虚怀若谷着实让人钦佩。
反观辽宁，一些开发区的负责人缺乏业务水平，却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指望通过“大干快上”尽快制造出投资额、产值等数字作为自己的“政绩”。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们往往热衷于“搞定几个大项目”，并不重视培养产业生态链;对创新型小企业更是不屑一顾，缺乏为企业解决问题的诚意。
正因为如此，辽宁某些开发区的项目，要么无果而终，要么最后堕落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大连长兴岛开发区的衰败就颇具代表性[10]。长兴岛开发区的负责人金程在2015年因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可见精神头都用在什么地方了。
辽宁今日的经济困境，正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原地踏步，无所作为的结果。因为没有培养出新兴产业、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当房地产热潮褪去之后，辽宁经济的问题便暴露无遗。沈阳浑南区的全运村几乎成了“鬼城”，沈北新区的房价持续下跌;各地级市普遍出现大量空置商品房;辽宁的经济也随之进入负增长。这倒是应了巴菲特的名言：退潮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没穿裤头。
沈阳浑南区全运村的“鬼城”
产业结构调整事关重大，不是私人资本能够自动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府更不可能装作置身事外。辽宁要想走出经济困境，就必须走过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关，接下来我们应该谈谈现实的策略。“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国家将部署启动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
在这些新兴产业中，辽宁省大有可为的应属新材料和智能制造：新材料产业属于“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可以依托辽宁现有的冶金和化工企业提供上游原材料;智能制造则是辽宁制造业企业“整军突围”的最好出路。
辽宁政府应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在新材料产业这个“第二战场”，政府需要打通产业链，让创新企业在上游与原材料生产企业对接，充分满足他们的研发需要;在下游与制造业企业对接，使得开发出来的新材料立刻得到工业应用。这样一条产业链上的企业就都被盘活了。
而在智能制造领域，应该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和资源整合，增强企业的研发力量;另外还应该努力打通“产学研”一体的链条，使得东北地区云集的理工科高校和研究机构成为智能制造的促进力量。
哈工大和东北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在全国名列前茅，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中科院计算研究所都位于沈阳，岂能让制造业企业抱着金饭碗去讨饭?国家计划用于扶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6万亿资金，很大一部分应该用于成立体量较大的产业投资基金，努力扶持新材料和智能制造领域的新项目、新企业。
沈阳机床集团凭藉一己之力，开发出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i5系列数控机床，在国内机床销量整体下滑的背景下，i5上市不到两年，销量劲增10倍[11]。这就是制造业企业通过智能制造打翻身仗的范例。辽宁企业需要更多这种惊喜。
待到新兴产业初具规模、制造业升级换代，辽宁就有望实现资金和人才的正向流入。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第三产业才有希望。纵观天下各国，第二产业的水平往往决定了第三产业能够取得的最高水平：拥有谷歌和波音的美国，第三产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体系;拥有法拉利的意大利，第三产业是旅游业和零售业;东欧剧变后工业体系崩溃的罗马尼亚，第三产业就是“欧洲大妓院”。
究其原因，第二产业决定了经济体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以及资金的流向。在辽宁的第二产业尚未脱困之时，盲目鼓吹“发展第三产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20世纪90年代“下岗潮”的时候，辽宁新兴的“第三产业”不过是下岗工人经营的街头小吃摊和地摊零售，一个个半死不活——“下岗潮”导致城市居民购买力的下降，第三产业的生意能好才怪!
反过来说，如果第二产业经过凤凰涅槃、重焕生机，就能创造大量收入稳定的就业机会，带来的城市职工工资收入就会形成第三产业的资金来源，家政服务、餐饮旅游、电商物流等第三产业自然会发展起来，第三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正好消化矿业企业的分流人员。
所以说，调整产业结构贵在认真做好当下的事情，这样路才会越走越宽。
电影《钢的琴》剧照
事情总需要人来做。应当承认，辽宁需要眼界宽阔、能力出众的技术干部，而且这种人才短期之内培养不出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应该引入广东、浙江、江苏三省的干部帮助东北进行经济建设，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但是需要特别指出，辽宁需要引进的是具备真才实学、善做实事的“国士”，王珉之流满脑袋“私有化”的腐败分子就算了——辽宁本来就困难，经不起南郭先生瞎折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辽宁今日陷入经济困境，正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以致积重难返。将私人资本看作“救世主”的某些官员，恐怕是被庸俗经济学家忽悠瘸了。辽宁其实迫切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规划，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政策的稳定性。真心希望明白这个道理的地方官员越多越好。
参考文献：
[1]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n/china/gncj/2016-07-09/detail-ifxtwiht3426003.d.html?from=wap
[2]21世纪经济报道：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6-05/12/content_39907.htm
[3]人民网：http://zb.cqpeople.com/zb/20160124/shownews.cq?DII=1165&IDl=13324
[4]上海政务：http://shzw.eastday.com/eastday/shzw/G/20160119/u1a9185037_K27223.html
[5]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8/12/t20160812_14813790.shtml
[6]第一商用车网：http://www.cvworld.cn/news/truck/shuju/160809/110723.html
[7]半岛晨报：http://df.sina.cn/?sa=t814d311415v3287&from=wap
[8]辽宁日报：http://unn.people.com.cn/GB/14783/21752/9906747.html
[9]人民网：http://js.people.com.cn/n/2015/0609/c360300-25167140.html
[10]中国经营报：http://www.mcshe.com/csh/20947.html
[11]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n/2016-04-14/detail-ifxriqqv5601425.d.html?from=wap
（徐实，察网专栏学者，生物制药专家，投资顾问，本文为作者授权发布 ）
嗜血食利者与失血东北——从曲婉婷点赞“英雄母亲”谈起
作者：安生
【摘要：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那样的人，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利用各种黑色、灰色手段，攫取大量不义之财。造就了大批的食利者和失血的东北。普京的铁腕也让他们看到，不彻底控制政权，自己永远是不安全的。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以改革的名义彻底毁灭、瓜分国有企业，二是搞颜色革命。】
背景材料：
据全民星探消息，近日，曲婉婷接受了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采访，原本记者并没有把其母一事纳入采访范畴，但在提及“谁是你童年时候的英雄”时，曲婉婷告诉记者，是她的母亲，并坦言：她是一个勤奋的人，她给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生活。后来又镇定自若的加了一句：不管她是如何得到。从曲婉婷言简意赅式的回答，丝毫不见任何负面的情绪。
据悉，“英雄”张明杰的主要问题是贱卖国有资产，因案情复杂，被冠以省级重案。拘押期间，女儿曲婉婷一直定居温哥华，在享受生活之余，对其母的态度则是“不闻不问不理”。众所周知，对于曲婉婷从事音乐工作，母亲并不支持，外界所传不和之声正来源于此。
一句“不管她是如何得到”引人深思。
曲婉婷母亲张明杰过去曾担任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在去年却被媒体揭露涉嫌贪污遭拘押，长期定居加拿大的曲婉婷当时几乎天天以泪洗面，今日人民检察院公开审理此案，张明杰被指控在2010年到2011年涉嫌虚构原种场土地使用权已转移的事实，骗取徵地款共计高达3.5亿人民币，并和其他同谋签约瓜分利益，2011年还收受下属行贿，检察院认为张明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行贿、滥用职权使公共财產遭受重大损失」，最终以「贪污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将之起诉。
（一）
曲婉婷这样回答是正常的，她不这样回答反而是不正常的。作为曲婉婷的监护人，张明杰自然以自己的身传言教对曲婉婷的三观形成重要的影响。这就是俗话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以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若干年后，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极有可能成为英雄母亲。
言归正传。
中国当年发生的事情，与前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进程大同小异。全国如此，东北尤甚。当年东北的大下岗，我要特别说几句。
我不是东北人，但是我有幸近距离观察了东北的改革。
东北的大下岗，是一个失控的化公为私的过程。大量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私有。占据这些财富的原领导层知道这些财富来路不正。所以，他们迅速变现。这个过程，通俗地说，当时是拆毁大楼卖钢筋。
他们并没有投资实体产业，搞再生产，而是把变现的资金用于购买房产或者金融产品，然后去当寓公。头类富豪移民海外，二等富豪移民北京、上海，三类富豪移民大连。他们都成了食利者。
（曲婉婷母亲敛财3.5亿，曲婉婷移民加拿大，属于头等富豪的类型）
那些失业的劳动者，丧失了工作的机会。他们就是开个小店都没有消费者，搞三产增加就业只是一句空话。于是，只好全国各地打工。对这些劳动者来讲，他们没有资本，只有廉价劳动力，不外出打工，又能怎么样？
（当绝大多数人都失去工作的时候，谁还有心去看演出呢？《榴莲飘飘》中秦海璐扮演的女主角也失业了，她只能南下香港，去当“北姑”。这与许多俄罗斯、乌克兰姑娘来中国当外围女一样。）
于是，遍地东北口音。富豪和穷光蛋都出来了。
三类富豪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与之对应的，无论是出来的，还是留下的，穷光蛋们大都失去了最基本的尊严。
（还是秦海璐主演的电影，《钢的琴》。失去了工作的男主人公，保不住老婆，也保不住孩子的抚养权。）
现在，东北的经济，只能靠残存的一些国企和政府的支出维持。有这些最基本的企业生产、政府支出和对应的消费，才能有少得可怜的有效需求，支持规模有限的二产、三产。前两年各地上各种大项目，政府开支扩张，东北暂时恢复了一段。现在东北各地政府负债累累，经济自然再次崩溃。
有人说，东北有资源，所以东北应该能发展。这种说法忽视了两点：第一、国家当年大量开发东北资源，现在东北许多资源已经枯竭或即将枯竭。第二、大量东北资源已经私有化了，这些资源的所有者，在海外、北京、上海、大连享受生活。当地资源丰富不丰富，与当地群众无关。
东北的大量生产资料已经归私人所有，这些当寓公的人即使获得利润，也不在当地投资，而是在海外、北京、上海、大连买房，或者投资金融产品，东北成为资本净流出地区。要重振当地经济，只能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把这些利润重新用于当地投资，而不是转移出去。这显然需要使用非市场经济的手段。
东北的情况，很像外蒙。外蒙有世界上人均储量前列的各种资源，外蒙也有世界上比例前列的贫困人口。经过私有化，大量资源化为私有，有钱人或者移民欧洲、美国或者生活在乌兰巴托，他们靠出卖资源享受穷奢极侈的生活，多数人则穷得要饭！
（二）
叶林钦时代的俄罗斯也是如此。大批企业以不到实际价值10%甚至1%的价格卖给私人。
结果，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一个食利者的阶层，这个阶层拥有巨额财富和强大的政治实力，一度控制了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有资格分到这些企业的，要么是前官僚（张明杰那样的人），要么是他们的亲友（曲婉婷那样人），要么是黑帮分子，要么是获得境外资助的人。总之，他们是一小撮人，绝大多数与这个过程无缘。
这些人以私有制加市场经济提高效率为借口，明目张胆地大盗窃国。
（恬不知耻的丘拜斯的自供）
与东北类似，企业私有化以后，生产资料归极少数私人所有。于是，大量利润不断转移到海外，购买房产、投资华尔街或者存入瑞士银行，而不是投入再生产发展经济，国内资本紧缺。
最终的结果与中国东北一样，极少数俄罗斯人穷奢极侈，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这是东北人、外蒙人或者俄罗斯人的问题，还是私有化改革的问题？
这些人知道自己的财产来路不正，担心俄共重新掌权，自己被吊灯杆。他们在索罗斯的撮合下，在达沃斯达成谅解，在1996年的大选之中，联手扶起了叶林钦，弄倒了久加诺夫。
弄倒久加诺夫，并不代表事情到此为止。
低调的普京上台以后，逐步收回财权和政权。于是，他与这些富豪的领袖——寡头们发生了冲突。
2003年11月6日，普京在谈到霍多尔科斯基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赚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就想用几千万、甚至几亿来消灾，想用这些小钱捞到更多的钱。我们知道，他们把这些小钱花到了某些律师、媒体、公司和政治人士的身上。”
（野心勃勃的霍多尔科夫斯基）
最终，普京凭借超人的能力胜出。寡头们建立金钱政治的计划没有得逞。
（俄罗斯版《纸牌屋》暂时没有建立起来）
不过，寡头们虽然垮台了，但是贫富差距仍然巨大，富豪的势力依然强大，建立俄罗斯版《纸牌屋》的经济基础和可能性仍然存在。所以，普京最终的结局如何，不好说。
（三）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当年的国企改革，仅仅是涉及经济基础暂未触及上层建筑，私有化的程度也远远低于俄罗斯。
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那样的人，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利用各种黑色、灰色手段，攫取大量不义之财。
（他们很清楚，大多数人虽然对他们心怀不满，但是难以发挥作用。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现在，他们虽然拥有大量财富，但是5年一小换届，10年一大换届，换届一清洗的格局，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虽然是组织部选拔的干部，是哈尔滨发改委副主任，但是肯定希望立即发生苏共那样的事情，纪委立即解散，一切既往不咎。
那些和曲婉婷母亲张明杰类似的人，看到张明杰的结局，肯定也是夜不能寐。普京的铁腕也让他们看到，不彻底控制政权，自己永远是不安全的。
他们希望完成当年没做彻底的事情。这样，他们既可以摆脱被追究、清算的威胁，也能通过瓜分国有资产，控制自然垄断行业，获得超额利润，攫取更多的财富，获得更大的社会权力，彻底统治社会。他们熟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大批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高级干部摇身一变，成为高级政客、大企业家，获得了巨大的财产和权力，捞取了惊人的好处。
（彻底建立一个寡头控制的国家，这是他们的梦想）
要实现这个目标其实不难，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以改革的名义彻底毁灭、瓜分国有企业，二是搞颜色革命。两者之中，实现一个，自然实现另一个。
曲婉婷母亲张明杰那样的人一旦得势，他们就再也不会被追究了。大资本的来源，其实都离不开巧取豪夺，坑蒙拐骗，杀人越货，化公为私——谁也不干净，大家都有原罪，现在大家都是统治阶级了，谁也别追究谁。
（马克思的时代，原始资本积累的手段主要包括贩奴、贩毒、杀人越货。今天，多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
那时，再想调查张明杰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调查主要来自官方机构和媒体。如同苏联解体，纪委已经不存在，当年的窃国大盗们成了统治阶级，来自官方的调查已经不再可能。来自媒体的调查也同样不可能。
（赵薇夫妇结婚七年，没见过她富豪老公离开马云之流的支持，有什么成功的大手笔。有一天，如果马云倒了，很多事情就都清楚了。那时媒体就会毫不留情的扒皮了。许多富豪，出事以后被扒皮，大家才知道他们的发家史原来是这样，不过是老套路。）
只要他们成为寡头，就不会有人抄他们的老底。普通人虽然怀疑，也没有深入调查所需的资金和其他必要条件。
记忆是容易流逝的，人都是会死的。若干年后，大下岗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那一批人会陆续离开这个世界。
那时，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就自然而然成为英雄了。既然刘文彩的后人能出钱找人替刘文彩洗地，曲婉婷出钱替自己的母亲洗地也是很正常的——估计会写成张明杰没有贪污受贿，是被土共陷害而死。
（替刘文彩翻案的《刘文彩真相》）
将来，说不定会出一本《英雄母亲——张明杰真相》。
至于那时多数人的生活会怎么样，可以参考东北大下岗和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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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过程，本来就不会有监督。
私有化，是公有财产变成私有财产，私有财产膨胀的过程。今天是土共的干部、明天是大资本家、寡头，土共的干部和大资本家、寡头，都忙着从中瓜分利益，怎么可能束缚自己的手脚？
如果推行到政治体制，建立起纸牌屋，那么连清算张明杰这种迟到的正义，也不会有！霍多尔科夫斯基会自己清算自己在私有化过程中捞到的财富和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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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许多小布尔乔亚暴走了。
如果说起源于希腊、罗马时代的西方政体是民主政体的话，那么，应该说，民主政体的运转从来都离不开金钱，并为金钱服务。
如果不懂罗马历史的话，起码可以看看希拉里和床破之间撕逼。
如果觉得变相的侵吞是缺乏西方政体引起的话，那么英国的圈地运动如何？圈地运动起源于14、15世纪，高潮于16、17世纪，结束于18、19世纪。
与英国地主贵族圈地对应的，是大批农业人口被从土地上撵出来，被撵进工场（工厂），成为廉价劳动力。
没有圈地运动，英国的资产阶级就难以做大。做大以后，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政体。于是，资本主义在英国被建立起来。结果是议会推动加速圈地。
正是圈地运动这种疯狂的掠夺创造了资产阶级议会制政体！这种政体在建立之后，鼓励、默许圈地运动这种疯狂的掠夺——直到大多数公地被圈占完为止！
这个过程与俄罗斯和中国东北的私有化大同小异，不过英国圈的是公地，俄罗斯、中国东北圈的是国有资产。
说点题外话。
一般来说，小布尔乔亚都是缺乏历史知识，鼠目寸光，信心爆棚的。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和大资产阶级、寡头平起平坐瓜分权力。
其实，对大资产阶级、寡头来说，他们也不过是可以拉拢诱惑的战五渣加猎物，可以鼓动他们做炮灰，也可以在大资本扩张的时候，随时吞掉他们。
他们就如同追随妖王的小妖，平时巡山、烧火、打听唐僧的消息、冒死吸引猴子的注意力，当妖王捉不到猎物的时候，也会被妖王吃掉充饥。
【安生，察网专栏作家，经济学博士， 著有作品《纸牌大厦》《卢瑟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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