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扭曲的“合作论文”，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自我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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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果对当前存在的国际合作论文的结构和形态进行解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种学术合作的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中国学者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统计或实验数据，西方学者则在此基础上根据主流的写作范式作些计量分析;因此，尽管中国一些经济学人似乎也凭此在英文刊物甚至所谓顶尖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却始终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所发表的论文中很少有自己的创新性思维在里面。
一、引言
随着经济学研究日益囿于常规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经济学界日益盛行所谓的合作研究。我们只要浏览一下经济学刊物的论文，还有多少比例的独著文章?这种现象不仅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也是欧美经济学界的基本取向。当然，如果我们能够作更进一步的思考，也不难发掘中西方的论文合作中还是存在不少差异。
首先，欧美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大家之间的研究合作往往发生在具有相同学术水平(包括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的学者之间，而且往往保持一种长期的、固定的乃至毕生的合作关系，比较明显的就是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诺思和托马斯、布坎南和塔洛克、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史密斯与普洛特、泽尔腾和海萨尼;但与此不同，当前中国社会那些经济论文的合作者之间往往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而且与“导师”合作的学生随着学生的入门和毕业而不断更换。
其次，欧美经济学人的论文合作主要在具有相同文化的学者之间，但中国学者日益偏好于不同文化的“洋人”合作研究。尤其是，在一些海归经济学人所主导的经济院校，就推出各种高额的激励(如金钱奖励、职称提升等)以鼓励本院教师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合作。在这种制度的激励下，一些老师的英文水平实在无法令人恭维，甚至长期写不出一篇中文论文，却突然有能力“发表”可观的英文论文。结果，中国经济学人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但经济学人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水平似乎并没有提升，相反似乎越来越功利、越来越缺乏思想。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本上，这与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气存在很大关系：西方学者往往将学术探究当成毕生事业，往往希望通过具有相同学术层次者之间的交流和探讨不断提升学术层次;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只是将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当作一个盈利的工具，一旦获得一定的学术地位后就不再作真正的研究而只是试图通过利用他人(尤其是学生)的廉价劳动来获利。尤其是，那些当政者往往抛离了学术研究的初心，学术研究不再是传统的“为己之学”，而只是谋取特定利益的工具，是为了排名和政绩的需要。本文作一简要说明。
二、为何盛行师生合作的经济论文？
本质上，导师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意义应该具有这样的根本性特点：导师的出发点在于为自己长期以来的研究心得找到一个传承者和继续者，学生的求学目的则是在领悟和反思老师之学术认知的基础上实现学术发展和超越。当然，学习初期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还不圆满、逻辑思考上还不严密，因而学术上超越必然存在相当的时滞，因而学术合作往往在同类学者之间展开。
问题是，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导师”既缺乏真正的学术洞见，又没有切实掌握那些量化的分析工具，更不要说将时间和精力会用于真正的学术探讨上;可以说，很多“导师”甚至根本写不出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也缺乏对数量拜物教进行批判的能力，相互之间更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
同时，出于各种名利的需要，这些“导师”又需要并积极发表文章，从而就开始诉诸于师生之间的合作：“导师”利用他积累的地位资本和关系资本为论文发表提供舞台，而学生则提供其善于且廉价的劳力资本来从事机械的技工活动，因而这种合作往往很少体现在思想的提升上。
当然，初入经济学界的学生也根本没有真正认识社会经济，更不要说形成新的思想洞识;于是，这些“导师”为了寻找学生进行“论文合作”，往往就会招那些数学工具掌握得较好乃至理工科出身的学生。相应地，中国经济学界所形成的那种“导师”与学生之间的论文合作就体现出这样的情景：“导师”指导乃至克隆一个常用的论文写作规范，然而学生在此种规范下建模型、搞计量，最后“导师”动用其社会关系或学术资源找杂志社发表。
于是，这种“论文合作”倾向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学研究的一元化倾向：(1)几乎所有的学生为了赢得与“导师”合作的机会而“心甘情愿”地将所有精力都用于数学工具的训练上，努力地模仿主流杂志的写作风格，期望这些“合作论文”有助于未来的谋职和升迁;(2)那些“功成名就”的“导师”们为了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地位资本和关系资本以及更充分地利用学生的劳力资本，不但不能对以前的学术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自我反省，反而会刻意地掩盖它、维护他，这样就便于后来的学生或青年学子心甘情愿地围绕在他的周围，提供他所欲求的那种合作。
正是基于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以及“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扭曲性合作关系，学生的“成就”已经几乎与“导师”有无学术水平以及从事何种领域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与“导师”的行政岗位、关系网络等密切相关。
一方面，一个真正导师的学术水平无论多高、知识结构无论多广，但也很少有学生愿意追随。究其原因，(1)这类导师的学术和知识很难为学生短期内超越，因而极欲“成名”的学生也不愿追随这种学术方向;(2)那些水平高、知识广的学者往往是特立独行者，不仅不善于官场和社会关系，甚至也是流行经济学的批判者，因而学生就更不愿跟随这类导师这种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学术方向。
另一方面，一个南郭“导师”的学术水平无论多平庸、知识结构无论多狭窄，但这种低水平的学术和知识却很少对学生构成制约。究其原因，(1)学生很少关注“导师”的个人研究领域和成果，相反，研究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和经历都花在数学逻辑和分析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上;(2)那些水平滥、知识窄的“学者”往往是鹦鹉学舌者，不仅游刃有余于官场和社会之中，往往也是流行经济学的鼓吹和照搬者，因而学生往往愿意跟随这类似乎可以短期内获得收益的“导师”。
进而，正是基于这种功利主义的逆向选择效应，当前中国研究生的招生和学习也就呈现这样的明显特征：
(1)那些官位越大、社会关系越广的“导师”，所招的研究生往往越多，其学生发表论文也更容易，乃至获得各种优秀论文奖往往也更大;
(2)“导师”们越来越少地为研究生开设，尤其是其研究的专门领域，而给研究生上课的大多是刚毕业的博士生，所教的课程大多集中在“三高”、计量软件以及一些数学类课程。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当前中国社会中学术风气的败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学术发展与其“导师”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事实上，研究生不仅很少关注其“导师”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观点，同时，“导师”那些所谓的“研究”也很少有什么东西值得关注;相反，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几乎将所有的学术时间都用于学习基本的数学工具，学习如何使用计量软件，而这些课程往往是刚毕业的博士或助教讲授的。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导师制，而只是存在清一色的研究生班：关注什么专业，从事什么领域，几乎所有的研究生们都处在一个课堂中，接受如何撰写统一模式文章的技术训练。
同时，这些研究生的所谓“研究”往往就是将课堂上教授的模型机械地套在某些经济现象上，却几乎没有多少经济直觉，对这些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乃至现状往往知之不多更是一无所知，甚至也不知道、不关注前人乃是以前思想大师已有的分析以及相应洞识;正因如此，这些所谓的“研究”根本就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缺乏实质性的传承和批判性的发展，从而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自我循环。
施特劳斯就写道：“我们莫名其妙地相信自己的观点能高人一等，甚至比最伟大的思想家还要高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迫凭一己之力，寻找自己的方向，哪怕这么做存在严重的缺陷。”[1]
不幸的是，在当前功利盛行的学术界，任何学术审查都是形式化的，只看你是否发表了文章以及在何种刊物上发表，却不管你是如何发表的，即使明知是买来的也无所谓。所有这些都造成经济学中主流化现象日益膨胀，数量拜物教现象不断盛行，理论一元化倾向日益严重，从而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三、为何热衷中外合作的经济论文？
一般地，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多是由团队合作完成的，自然科学论文往往也有很多人的署名。其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研究建立在对数据的客观分析之上，而数据搜集和分析所需要的大量工作往往依赖多人的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相应地，自然科学发表论文时往往有很多作者，甚至包括实验室中工作的所有研究人员的名字。
同时，数据处理和计量分析等也是理工科出身者的个人研究优势，合作研究也成为工程学领域的基本模式;但是，当这些理工科出身者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他们就极力鼓吹合作研究的合理性、科学性以及前沿性，把体现个人专业优势的研究方式宣传为经济学研究的一般特性。
尤其是，当这些理工科出身者掌握了经济院校行政岗位和教研主导权后，就更进一步制定一系列学术奖励制度来推行这种研究，将之上升为一般性的学术评价标准。
正是在这些理工出身的数理经济学人的主导下，经济院校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国际论文合作的奖励制度，进而导致经济学界的教职越来越为理工科出身者所占据。从评价标准的引导看：
(1)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及其行为机理之上，因而中国人在此分析框架下根本无法在思想领域有所作为，从而也就只能在形式上加以仿效;
(2)在以数理形式以及英文论文为学术评价标准的体系下，那些理工科出身的经济学人往往占有明显的优势，从而成为中、西方经济学界进行沟通或接轨的桥梁。
从理工科经济学人的研究取向看：(1)他们的社会科学知识往往极为匮乏，从而根本无法在思想领域有所作为，以致对思想性的思索也毫无兴趣;(2)他们更容易看懂经济学中复杂的数学符号，从而就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并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某些数学模型的改造和搬用上。
结果，在时代的学术制度下，中国经济学界就呈现出这样的怪现象：大量对社会科学乃至经济学基本常识甚至都一窍不通的理工科人士在搞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前沿”研究;同时，他们并不乐于也无能力真正弄清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却可以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引导者以及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相反，其他社会科学专业出身的经济学人就难以充分发挥其思维和知识优势，甚至原有人文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等种种学术优势现在都成了劣势，因为这些知识都不利于文章写作上的国际合作。
显然，这种学术制度严重地扭曲和误导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使得那些本来就知识匮乏的青年经济学人更为狭隘，那种本来就教条和形式的经济学研究显得更为空洞。那么，这种中外论文合作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何种恶果呢?这里从两方面作一审视。
一方面，由于理工科出身的经济学人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的改革，从而必然就产生将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讲，“与国际接轨”就成为他们为实践其自身意志所依凭的一个基本途径和漂亮借口，因为物理学或数学这些学科就是这样的呀。当然，要赋予其改革的权威性和法理性，就需要能够证明其研究的前沿性和国际性的证据;为此，这些学人就努力地凭借自身优势来与国外学者合作发表文章来证明其研究价值和水平，并进一步将之提升为体现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
问题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又何必简单效仿呢?一般地，自然科学的研究数据是从可以重复的人造实验室获取，因而数据比较确实而难以造假;同时，由多人参与统一项目的研究更便于建立大型而先进的实验室，从而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果。
与此不同，经济学所使用的却通常某些机构出版的数据，而使用这些数据的人往往不清楚它是用什么方法搜集的或代表着什么，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又可以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事实上，按照张五常的看法，经济学的论文合作和联名发表的普及是源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主要是“为米折腰”而需要数文章数量的结果，因为一篇二人联名通常每人算多过半篇。[2]
而且，如果对当前存在的国际合作论文的结构和形态进行解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种学术合作的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中国学者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统计或实验数据，西方学者则在此基础上根据主流的写作范式作些计量分析;因此，尽管中国一些经济学人似乎也凭此在英文刊物甚至所谓顶尖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却始终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所发表的论文中很少有自己的创新性思维在里面。事实上，多马就曾指出，“优秀者都愿意自己研究”，[3]都愿意自己提出思想而让合作伙伴撰写研究成果，而不愿意简单地承担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
但是，在目前中国经济学人与国外学者与进行合作研究的流行方式中，往往是由中国经济学人提供数据或进行数据分析，而西方学者对研究框架进行设计以及对研究结论提供解释。
试问，这种合作方式能够体现中国学者的何种学术水平呢?而且，即使从人类社会整体来审视理论的发展，目前这种研究范式果真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实质发展、增进了对实现社会的更深理解、抑或取得了学术研究的分工效益了吗?鲁迅曾经说过，写文艺作品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何况进行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呢?
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学界盛行的国际合作论文撰写体系之所以无法增进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理解和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绝大多数的国外合作者也是非常功利的。
事实上，国外学者之所以寻找中国合作者，绝大多数也是出于发文章、评职称以及其他的功利考虑;而这种合作研究之所以更利于他们的文章发表，因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之了解少之又少，对中国学人所提供的相关数据更难加以考订。
正因如此，在当前这种国际论文撰写的合作体系中，西方学者往往像中国经济学人一样不关心这些数据如何得来以及是否可靠，更不考虑相应的社会环境之影响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其他因素。
结果，目前在国外杂志上所发表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甚至比国内的研究还要肤浅得多：它们大多是概念上的或者形式上的，因为他们往往只是以一方(中国学者)提供某些数据而另一方(国外学者)加以规范化处理的形式产物。
而且，即使有些西方学者确实抱着真诚的学术态度，试图研究通过日益受到关注的中国经济来增进对经济行为的认识;但是，由于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以及对中国社会潜文化、制度和环境了解的缺乏，这种基于数据上的合作往往也是不可能深入的。林毅夫写道：
【“每个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是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解释，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是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由于发展的阶段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制约条件存在差异，相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发达国家的学者用他们提出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现象，不能说他们都是必然错的，但是，大部分可能是隔靴搔痒。在理论创新上，不会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理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如前所述，理论是抽象的，理论模型中仅能保留很少的几个社会、经济变了，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哪些该舍象掉，那些该保留，通常只有在那个社会长大、生活的学者才会有较好的把握。”[4]】
（本文前一部分内容摘自《从一元主义到多元主义：现代经济学学术态度的转向》，《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注释：
1、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2、张五常：“自然科学与艺术评审”，http://zhangwuchang.blog.sohu.com/167506429.html。
3、多马：“我的经济学家之路”，载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侯玲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