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印记：解放初上海妓女改造隐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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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25日晚，对上海最后的940名暗娼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这天，她们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进了通州路418号，专门改造娼妓的妇女教养所．这群特殊女子，从此踏上了新生之路……
有人主张不要立刻禁猖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对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之比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也就是说，当时137个上海人中就有1名妓女。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娼制度后，上海妓女业更盛，娼妓总数过10万。
前临福州路、背靠汉口路、东邻云南路、西接西藏路的“会乐里”，是旧上海有名的红灯区。老一辈上海人都记得，100多家妓院林立的四马路(现福州路)，每到晚上，霓虹灯就闪着妓女的名字和电话。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军在丹阳驻扎，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时年36岁的曹漫之，刚被任命为军管会财物接管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
对都市生活完全不了解的干部们，在丹阳接受了各种知识培训。他们总结出了3个工作重心：一是青红帮流氓集团；二是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三是构成冒险家乐园的各种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舞女等。
其中，娼妓改造被视为最困难的步骤。因为，这是最底层、最苦难的阶层，又浓缩了最为复杂、卑贱的人性。当时，在红灯区会乐里，有3万人左右靠卖淫为生，这还不包括从事隐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娼妓问题提了出来。对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争论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来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内外人士座谈，这些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上海百废待兴，如果立刻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治病，也没有专门资金安置就业，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
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了许久：“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曹漫之随后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让熟悉妓院情况、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将来作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干。
管教干部的心理压力
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减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知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7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
“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就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
杨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要她们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其中有个18岁的姑娘，得知这个任务，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了起来。但军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开导，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10个月后，上海展开了第二波针对私娼的清理活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
曹漫之多年后回忆说：“用汽车把她们(娼妓)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叫老妈妈，叫爸爸啊，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
陈毅特批：青霉素先供妇女教养所
穿着旗袍、画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通州路418号，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管教干部们相遇了。
头一件事是动员和诉苦大会。干部们根据土改时期的宝贵经验，认为通过诉苦，可以让学员们认识自己的苦难，拉近与教养干部的距离。
但最初，娼妓们并不领情。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妇女教养所，开动员大会，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进去，就有个妓女站起来说：“姐妹们，哭！”全场妓女随之号啕，哭了两个多小时。
在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他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
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曾经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蝌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管教所的女干部们，也在落泪。
医生们给这些女子检查身体，发现她们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只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
曹漫之向陈毅汇报时，陈毅沉吟半晌，亲笔手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们，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为自己治病时，都不再说一句话。
“新生牌”纺织产品销往全国
娼妓生活使这些女子们失却了尊严。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连块手帕都不会洗。
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新生最关键的一步。杨洁曾回忆，她们首先改变了娼妓们的作息，并让她们在干部的言传身教中学会简单劳动。一开始，干部们抬着大桶给学员打饭。后来这些学员觉得不合适了，慢慢地自己开始抬。过了两天，她们自动洗去了脂粉。
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学员们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曾经的娼妓们带来了快乐和新生的勇气。大家都很拼命地摇。这些产品，后来被取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上海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
1953年，上海庆祝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有一个方队全是年轻姑娘。她们手中举着的标语写著8个字：上海市妇女教养所。
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家在乡下，在上海没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而第三类无家可归的，由劳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陪着，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同意去，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1955年是妇女教养所安置出所人数量多的一年，一共安置了1948人。有的人去了皖南国营农场，有的去了甘肃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热闹的还是900多人去了新疆，参加了建设兵团。
这些学员走的时候都很开心，佩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离开繁华之都，这些身世特殊的女子，在遥远的新疆跟建设兵团的战士们结婚生子。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从1953年为社会所知后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一成过好姻缘。1958年，上海市妇女教养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