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一代忠烈，为何会让声名狼藉的福王朱由崧成为南明弘光帝？
明帝国的最初两朝曾以南京为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将首都迁至北京，而南京则一直作为帝国的陪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理和战略地位。帝国所实行的“两京制”有着一种绝妙的政治功效，正如明人邱浚所言：“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需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邱浚对于“两京制”的论述确实是极为合理和深刻的，但是他没有提及的就是“两京”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北京顺天府不能履行帝国京师的政治职能时，南京应天府便真的能“应天”而替补成为政治中心了。作为帝国的旧京和陪都，南京一直保留着一套中央政府的六部机构，称“南六部”。一般人都认为，南京六部虽然与京师六部同有一套职官，但多安置闲散退休或被排斥的官员，其职权远不如北京六部。但是，鄙人认为这种认识实在是一种未能深察的皮相之谈，其实南京六部和北京六部是分而治之的。有明一代，长江以南一京六省是由南京六部及南镇抚司治理的(包括东南军务);长江以北一京七省是由北京六部及北镇抚司和大理寺治理的(包括对蒙古的军务)。由此看来，南京六部并不仅仅是一套摆设，而是有着很重要的实际政治价值。
▲明孝陵的夕阳，太祖高皇帝在这里
在大明危如累卵之时，南京的价值再度被发现了。国变前夕，朝廷之中一种主张迁都、南幸的主张十分活跃。有人主张崇祯皇帝本人南下渡江，也有人主张陛下本人留守北京，而由太子南下抚军江南。这种主张若是付诸实施，大明或可有一线生机，历史或许可以改写。然而，这一切的假设都不可能发生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末，南京城里就盛传着北京陷落的消息，一时间人心惶惶，帝国的南京政府实行了戒严，全城进入了一种空前的紧张状态。四月一日，负责帝国南方军事领导工作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召集在南京的大臣发布了讨贼勤王檄文，准备率军北上，他在南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誓师大会，随后立即率军渡江，驻军于江北的浦口。
▲史可法，一代忠烈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郐，明万历三十年(1602)生于河南祥符，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知州等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史可法的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锦衣卫虽非显官，但实属天子近臣。史可法的青年时代，正是天启朝党争激烈的时候，作为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青年士子，史可法的政治立场是倾向于东林清流的，早年他曾受到因弹劾魏忠贤而殉难的东林党人御史左光斗的栽培。
史可法在科举应试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天启七年(1627)中举，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这一年他27岁。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崇祯四年(1631年)，陕西的延安一带遭受大旱，史可法奉命主持赈灾，他的这个差事干得很漂亮，妥善地安置了大量灾民，所以使自己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崇祯五年(1632年)至崇祯七年(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至此，史可法尚没有任何的军事斗争经验。
崇祯七年(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朝廷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这对于几乎未经战阵的史可法而言确实是个严峻挑战。崇祯七年(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但是，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
崇祯九年(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崇祯九年(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崇祯皇帝虽然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
不久，崇祯十二年(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
▲左良玉，毁誉参半的军阀
崇祯皇帝是一个性格极度暴躁，而且刚愎自用的人。在内外交困之际，他常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但是，陛下对史可法似乎是格外的宽厚，或许是史可法纯良和恪忠打动了这位冷峻的陛下吧。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崇祯十二年(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崇祯十四年(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及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
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史可法的早年经历，我们可以得知史可法是一个对大明王朝极度效忠的臣子，一个儒家忠孝价值观的忠诚践履者，一位行政干才，但是对于军事指挥，他似乎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内行，当然，他在士林和政界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支持，可以说，他是一位“名臣”。
正当史可法在浦口日夜操练他的勤王兵马的时候，噩耗传来了。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有两个从北京逃至南京的太监带来了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的消息，南京官绅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悲痛归悲痛，国家也是一日不可无君啊!陪都南京一时间成为大明残余力量的政治中心，南都各部官员对于拥立新君一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按照父死子继的历来传位程序，应该继承崇祯帝位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崇祯皇帝共有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二子定王朱慈炯、三子永王朱慈炤，但是这三位皇子当时都身陷北京，下落不明。所以，议立新君只能从近支藩王中考虑。当时纳入考虑对象的是几个地位比较尊显的藩王：首先当然是福王朱由崧，另外还有他的几个叔叔辈的亲王，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福王是神宗万历陛下的爱孙，而惠、瑞、桂三王也都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所以说这四位王爷的血统都是很高贵的，只有潞王是万历的侄子，血统稍远。但是，就当时的形势看，惠、瑞、桂三王都在自己的封藩，而且距离南京都很远，拥立他们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落实到可行的层面上，南京的官员们把目光都投向了不远处的淮安。
▲崇祯皇帝殉国之地!
在杰出而忠诚的路振飞总督的努力下，淮安成为了北方南下贵族的避难所，这些贵族包括著名的福、潞二王，这一对叔侄便成为新皇帝的候选者，南京的官员在拥立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分化为“挺福派”和“挺潞派”。多数大臣认为福王由崧品行恶劣，不足以君临天下。更重要的是他们忌惮福王的血统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他们想起了由崧那位厉害的祖母，几十年前，正是因为这位厉害的女人为自己的爱子朱常洵谋立大位，引发了朝野一系列风波，生出了著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目前的朝臣大多数曾经与郑贵妃及其家族有过矛盾。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原因，他们就更加不愿意让由崧即位，不愿意被清算历史旧帐。于是，这一派人物积极开始活动，企图阻止福王上台，首先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丁忧山东佥事雷縯祚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大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说的意思还是担心如果让福王登上大位，害怕他会算旧帐，搞报复，而这些朝臣都会成为牺牲品。在雷縯祚及礼部郎中周镳的往来游说、沟通下，吕大器和右都御史张慎言及詹事姜曰广等南京朝臣都同意立潞王。在南京部分朝臣取得共识后，他们致书驻军浦口的史可法，陈述潞王贤明当立，而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获得了史可法的赞同。
检视南京诸臣所说的不能立福王的理由，所谓的“七不可”倒在其次，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担心福王上台后可能搞的政治报复。
南京朝臣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是高度一致的，也有些人坚持“立亲”为原则的意见，这些人信奉的是儒家“亲亲”的伦理准则。都谏章正宸就力主拥立福王，他说，当光宗朱常洛为神宗太子时，他就是“国本”，现在光宗、熹宗以及崇祯皇帝三位陛下都已驾崩，都没有子嗣可以承袭，那么血统最近的福王朱由崧理所应当地成为“国本”。章正宸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朝臣的意见，这一部分人更多的是持守着一种传统的价值观，而并非是一党一派之私利。
史可法确实是当时帝国在南方的最高军事负责人，但是这种地位仅仅是名义上的，他的军队驻扎于浦口，这是一支兵力并不强大的部队。同样是在江北，还有几支有着相当独立性，并不受史可法指挥的军队，前面我提到的高杰将军的军队就是其中一支。类似于高杰的将军还有三位，他们是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这四位雄踞江北的将军各自拥有大约15万的兵力，而且是久经战阵的军队，所以他们对于拥立问题的看法至关重要。其实除了这四位忠诚度很值得怀疑的将军，还有一个人的立场也很重要，他就是著名的总督路振飞，他也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是福、潞二王的现实保护者。
高杰和刘泽清对于立新皇帝的事情非常热衷，或许他们把此事看作一次崛起的机会，他们是主张“立亲”的，也就是说他们主张拥立福王。他们在取得一致意见后，联合致书路振飞总督，征询他对于拥立问题的意见，并且希望他能积极参与。路振飞也是主张拥立福王的，他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路振飞的主张是很冷静也是很客观的，是超越了历史旧怨的。在当时，如果把“贤明”当作拥立的条件就有可能引发对贤明判断标准的大讨论，要知道帝国并不只是一个南京，会不会有帝国其他城市的将领就近拥立一个“贤明”的藩王呢?这样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明王朝内部的皇位争夺战，那么还奢谈什么收复失地呢?那么所谓贤明的潞王又有多贤明呢?二世潞王朱常淓确实没有什么恶习，但是所谓他的“贤明”，不过是一些对文学艺术等风雅之事的喜好而已，他在音乐、制琴、书法、篆刻等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成就。但是，大明当时需要的是能够拨乱的中兴雄主，而非金石学者，如果立了潞王也势必给一些野心家骚乱的机会。所以，拥立福王朱由崧确实并不是个太好的选择，但也是一个风险最小的选择。
正当南京诸臣为拥立新帝问题而热烈磋商时，一位重要人物正在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幕后活动。这个人就是马士英，当时官居凤阳总督。马士英，贵州贵阳人，字瑶草，明万历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任宣府巡抚，后又任右佥都御史。在任上，挪用公款给朝贵送礼，被告发后削职为民。寓居在南京，在那里他结识了阮大铖。阮大铖因为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坐阉党被罢官。阮因为是逆党，无人理会他。只有马士英与其有往来。两人相交甚欢。
后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后，马士英通过走周延儒的门路，于崇祯十五年六月当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庐州就是现在的安徽省会合肥，而凤阳就是现在皖北的凤阳县，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当时的大明的中都，虽然没有设立一套政府班子，但地位也是相当重要的，故而有总督之设。
马士英当时在做什么呢?他正在为拥立福王四处活动，和很多官员一样，他把这次拥立视为一次政治上投机的机会，但是与许多“挺福派”不同，他并不是因为尊重“立亲”的原则而支持福王的。马士英是一个有着极强政治野心的人，他是“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他是想拥立一个昏庸的皇帝，以便自己能够操纵朝政，独揽大权。马士英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首先他联系了驻军江北，手握重兵的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四位将军，很快与他们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南京城是帝国的故都和陪都，这里除了有一批朝臣之外，还有一批帝国的勋臣之后，这些贵族在南京拥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通达的人脉，这些贵族的代表人物就是诚意伯刘孔昭，就是那位著名的大明开国元勋刘基的后人。马士英要想把拥立的事情彻底办成，就必须得到这些勋臣贵族的支持，所以他也秘密联系了刘孔昭，得到了这些贵族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也展开了对“挺潞派”的政治攻势，他首先致书史可法、吕大器诸臣，表明自己主张拥立福王的立场，而史、吕等人当然是“持不可”。马士英在碰壁之后，并没有坚持申辩，反而派人给史可法传话说：“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似乎在向“挺潞派”展示自己通达权变的灵活性。或许史可法在政治操作上是个极为幼稚的人，他对于马士英的这种故作姿态并没有足够的警惕性，相反还信以为真，居然给马士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居然把那所谓的“七不可”阐述了一遍，史可法的这种愚蠢而冒失的举动为日后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四月二十四日，在马士英的紧急部署下，福王朱由崧乘着漕运总督路振飞的漕运快船，在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四位将军强大武力的护送下，到达了距离南京更近的江北城市仪真(今天的仪征)，这就给南京诸臣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压力。
四月二十六日，南京诸臣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紧急召开了朝内会议，集中商讨拥立一事。会议上，“挺福派”和“挺潞派”争论激烈，互不相让。会议从当天早晨，一直开到中午都没有个结果出来。最后，“挺福派”主力诚意伯刘孔昭等人以死相威胁，主导了会议的大方向，迫使众臣同意拥立福王即位，并且当即起草了一份迎立福王的公启。随后，南京方面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城外的马士英和史可法等人，马士英自然是很得意的，史可法面对这种结果也只能接受了。
▲福王从此成为弘光帝
这个结果对于无家可归的落难福王朱由崧来说实在是喜出望外，他的最高理想不过是当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而已，登极称帝，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四月下旬以来，形势突变，拥兵地方的将领等各方实力派对他的礼遇，使他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是怀着对眼前一切难以置信的心情登上了路振飞的漕船，来到了仪真，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他没有任何准备。四月二十六日的那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南京礼部官员捧着百官公启，来迎奉这位颠沛了数年的王爷，表示南京诸臣共同拥戴他继承皇明大宝，恳请他出来主持国政，驾临南京。由崧对着突然到来的皇冠感到惊慌失措，没及多想，便被引导继续前行，二十八日到达浦口，受到了以魏国公徐弘基为首官员的恭迎。第二天，福王由崧乘坐的船横渡长江，中午时分停泊于南京燕子矶。三十日，南京诸臣纷纷登舟拜见这位著名的王爷，他们对这位名声狼籍的王爷早有耳闻，但今天他们见到的却是一个“角巾葛衣”的朴素汉子。或许，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和流离，由崧面对着从天而降的幸运，并没有表现得欣喜若狂，相反他显示了应有的矜持和成熟。他对前来劝进的官员说：“我是只身逃难南来的，我的母妃尚不知在哪里。我本来只想在南方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躲避战乱，对于帝位我是想都没想过的。”他所说的都是实话，他在逃亡的途中曾经与自己的母亲邹氏走散了，他也确实只想逃难而已。面对一批批来晋谒的官员，由崧很感动，同时他又觉得这些人为他这样实在是不值，因而竟然痛哭起来。这一天的晋谒，由崧给南京百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都说迎立这位王爷是“宗社之福”。
五月初一日，由崧从南京西南的水西门登陆，在群臣的簇拥下，从南京城外乘轿直至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孝陵门前，下轿骑马进内。孝陵有东门和西门，东门是所谓的御路，就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由崧此时十分的谦恭，他回避了东门，而是从西门进了孝陵，来到了太祖的享殿，向这位伟大、光荣的祖先报到，拜谒，在这里，他思绪万千，心情沉重，徘徊良久。在孝陵，由崧还特意去拜谒了大明懿文太子朱标的陵寝，这种举动让很多人都很感动。
从五月一日开始，由崧就开始踏上了别人为他准备好了的登极之路。
五月三日，由崧在南京暂领监国，并为大行皇帝(崇祯皇帝)发丧。
五月十五日，由崧在南京皇城武英殿即皇帝位，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由崧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的帝王之路，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呢?
文章来源：朱言论史（头条号）
作者简介：朱淑君，文史作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著有《牛人袁世凯》、《庆亲王》等作品。
阎应元，史可法；前者江阴典史，后者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前者不入流、没品，后者从一品；前者军民共6万，守城81天，后者大兵10万，守城3天。前者名气远不如后者，一样都是伟丈夫，慷慨忠义死节之士。可领导魅力的区别咋就那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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