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车牌拍卖为何怪事连连？名不符实竟达到60倍！上海政府堕落超北京！

7月26日，一月一次的上海车牌拍卖举办，13.6万人争夺7400张车牌，中签（标）率5.4%。最低成交价74600元的投标时间是11:29:59，即拍卖结束前的1秒，这真是怪事，第二件怪事是平均成交价只比最低成交价高80元。

因为拍牌争夺激烈，所以，投标人在最后阶段都是加价，没有降低出价的！这意味着，最后1秒之前的投标出价是无效的，号称持续1小时的投标（拍卖），实际有效投标时间只有1秒钟，名不符实的程度达到60倍！

6月份拍卖中也有怪事，因参拍人数太多，系统服务器瘫痪，国拍公司宣布拍卖无效，重新拍了一次。本来每月一次对数十万人（参拍者、代拍者、相关工作人员等合计数十万人）的折腾，6月份改为折腾两次。

第四件怪事是：2014年1月参拍人数4.2万人，到6月份已增加到13万人，增幅惊人！

第五件怪事是：近几个月车牌拍卖平均中标价7.4万元左右，而二手车牌市场上，实际交易价12万元左右，差价巨大！

为什么上海车牌拍卖中怪事连连呢？

“问题管理”倡导识别假问题、界定真问题、正确解决问题！上海车牌拍卖中有哪些假问题呢？

首先，现行车牌拍卖规则是“假拍卖”！

拍卖应该是价高者得，允许多次加价，允许急需车牌的人以更高的价格拍得。

但是，上海现行（去年以前不是这样）车牌拍卖规则规定：首次出价不得超过72600元，最多加价两次，每次加价不得比当时实时最低价高出300元。

由于只有可怜的两次加价机会，所以10多万参拍大军 不得不把第一次加价机会留到最后一分钟，第二次加价机会留到最后20秒内。

名义上，修改出价的时间有30分钟，而且网上拍卖界面上也有红字提示“为避免网络拥堵，请尽早出价”，但是，仅有两次加价机会意味着，越早加价，越是牺牲自己的机会为他人作嫁衣，即越早加价，越傻！但越晚加价，越要冒网络拥堵的风险。

实际情况是：在可修改出价的前29分钟内确实几乎没有人加价，这也说明，特别傻的人并不多，而愿意冒网络拥堵的风险人占了绝大多数！

这也意味着：谁能拍到车牌，既不是取决于谁出价高、也不是取决同样出价情况下谁出价早，而是取决于最后20秒网络拥堵下，谁提交的价格能够侥幸写入系统服务器！靠侥幸，当然是假拍卖了！

尤其要说明的是：最后20秒网络拥堵不是技术问题，而拍卖规则逼成的拥堵（以前是人会被逼良为娼，现在，网络也会被逼通为堵、逼良为娼），如下截图成交时间，都在最后20秒（7月份是最后1秒）。

其次，假摇号？还是真摇号？

“假拍卖”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性质上是否属于“摇号”呢？

有人说，“摇号”应该是免费的，而上海车牌拍卖毕竟还是要出7万多元的，所以也是“假摇号”！

进一步挖掘问题（挖掘问题是问题管理的三步曲之一）就会发现，虽然要出7万多元，但是拍中后，从二手市场上转让，就可赚到5万元左右（尽管规则限制了一年内转让，但实际中可以通过先租后售等方式进行变通）。

由于存在拍卖市场与二手车牌市场交易价的差价，对于拍中的人，获得的价值是赚了5万元左右，而不是亏了7万多元。

因此，上海车牌拍卖实际上是属于“摇号”（或“抽签”），只是伪装得比较深、打扮得比较花哨而已。

第三，上海与北京比较

有专家对北京政府和上海政府的管理水平比较后得出结论：

总体上来说，上海比北京更注重精细化管理、科学化管理。例如：

1、上海的出租车管理规范，品牌化运营引领全国；北京的出租车行业黑车泛滥，各方抱怨强烈。

2、北京市区的地铁不管远近，统一票价2元，而上海地铁根据乘坐远近进行定价。

3、上海的车牌是拍卖，北京是摇号，拍卖体现的是市场规则、精细化管理，摇号体现的是“撞大运”；拍卖是鼓励勤劳致富（因为要花钱卖），摇号是鼓励不劳而获（摇到号后转租、转售就能赚钱）。

还有很多事例表明，上海政府比北京政府更重视精细化管理、科学化管理。

但是，从去年开始，上海车牌拍卖修改为现行的规则，这一规则“挂羊头、卖狗肉”，明明是靠“最后20秒撞大运”，还要美其名曰“拍卖”，明明二手车牌市场上交易价已经到了12万左右，还要通过首次出价、加价幅度、加价次数“三限制”来“抑制车牌拍卖价过快上涨！”

说难听点，这属于“既想当Biao子，又要立牌坊”，这是上海政府管理水平的倒退，甚至可以说是堕落，背离了上海的市场化、精细化、科学化风格，堕落得越来越像北京了！

由于北京车牌是赤裸裸地“摇号”，上海车牌是披着“拍卖”外衣的“摇号”（这总会让人联想起寓言故事《披着羊皮的狼》），从这一点来说，上海堕落得超过北京了！

如果“三限制”真的能抑制车牌价格过快上涨，那么政府前几年一直想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为什么不把“三限制”用于土地拍卖中呢？

试想一下，如果上海市土地出让拍卖也进行“三限制”：首次出价不超过每亩7.26万元，最多加价两次，每次加价不超300元。这会出现什么后果呢？那肯定会一夜之间新冒出成千上万家参加土地拍卖的企业！

实际上“三限制”不仅没有起到决策者想像中的作用，反而起到一系列负作用，例如：

1、导致拍卖价与二手交易价严重背离。

2、本来不需要车牌的人也加入到参拍大军（有些家庭为提高拍中率，多人买标书参拍；有些人本来有车牌，但再拍新牌后卖掉旧车牌赚5万元差价）。

3、代拍车牌灰色经营生意兴隆（如下图，代拍费1.5万）、市场混乱，代拍服务费在3000元到1万元不等（在官方指定的买拍卖标书现场设摊的代拍服务费是5300元，墙上还贴着主办单位与代拍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声明，你信吗？）

4、助长了不劳而获、撞大运的社会风气。

5、政府公信力下降（由于“挂羊头、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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