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套路很深，骗子涌向农村：2016年80%以上的人遭遇电信诈骗，农村将成重灾区
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身亡，清华教授被骗千万房款……
2016年的诈骗大事链，险象环生，但却远不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
有调查显示被访用户中，2016年全年，有84.33%遭遇过电信诈骗，并且，有31.47%的用户因诈骗遭受损失。
人人喊防骗仍然被骗，社会信任遭遇挑战
事实就是这样，并非所有的骗子都像被“调戏”的搞笑视频中那般拙劣，也不是所有遇到骗子的人都能像杭州胡大爷那样睿智反倒“赚”51万。
类似徐玉玉这样的悲剧，或许会让很多人觉得自己下一秒就可能被骗，但他们却无从知晓自己会以何种方式被骗，所以典型的诈骗案例对于民众而言，或许能够帮助他们拧紧精神发条，但是却不能帮他们提高自身的防骗本领。
调查显示，面对植入木马链接短信等典型诈骗，依然有7.49%的用户直接中招，另有4.63%的用户有被骗可能。纵使是公务员、金融从业者这样的高知、专业人士，在面对理财等金融诈骗时，依然有35%以上的人被骗。并且，有超过八成用户平时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多个不同的账户使用相同的密码，在公共场所连接未知的WIFI，网上支付不设置交易限额和笔数等。
面对诈骗手段花样翻新，民众对遭遇诈骗的危机感会愈加强烈，与此同时，恐惧使人们形成防骗条件反射，也在以另一种方式伤害着社会信任。调查显示，超半数的人去年有过错把好人当骗子的经历。
诈骗损害社会信任，然而人们为了防骗，人人自危，却将信任毁坏得更加彻底。
被骗之后选择隐忍，卑微的“耻感”与追偿之难
每10人中就有3人是诈骗受害者，但这个庞大的群体却不为旁人所知，因为被骗之后，他们当中的多数选择了沉默。
2016年3月，杨女士被一位自称她儿子辅导员的骗子以“去德国学习交流，参加语言培训”为由骗取两万元“学费”。杨女士告诉调查人员，虽然她很快就意识到受骗，却不曾向丈夫和儿子透露半句：“两万元也不算大数目，不想因为这个让全家人恼火。”
此外，在调查中发现，许多老人在受骗后也绝口不提，他们大多会害怕子女觉得自己人老没用。作为被骗的一方，这些人明明占据道义上风，却往往在被骗后选择隐忍，这说明“受骗追偿”在他们眼中并不像“欠债还钱”那么天经地义，而这又不仅仅是“耻感”作祟那么简单。
当受骗损失达到无法隐瞒也无需隐瞒的时候，受害者及其家庭却又不得不直面追偿太难的现实。例如，令无数“有钱人”变成“维权人”的网贷踩雷。
2016年8月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投资网贷被骗的投资人中，83.11%表示未拿到任何追偿款；此外，35.11%的投资人在踩雷后并未报警备案。
在这35.11%的投资人中，很多人散尽家财，不可能甘心认栽，但报案与立案之间，乃至立案与赔付之间，却横亘着法律维权路上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重重障碍当前，投资人天然处于弱势地位，默默退却是无奈的选择。
诈骗立案，除了对被骗额度有基本要求之外，还需要受害人提供相关的证据，这些往往将多数受害人挡在了法律维权的门外。
被骗的耻感、维权意识淡薄、较高的维权成本……诈骗受害人的隐忍有千百种理由，但无一例外都纵容了骗子，令法律蒙尘。
受害人、企业、制度，谁该先担一份责？
2016年诈骗新动向中最使人无法容忍的，是不法分子对学生群体的大肆侵害。最新调查显示，33.77%的学生在2016年因诈骗蒙受财产损失，学生与自由职业者共同构成因诈骗受损最多的两大群体，也成为最令人痛惜的受害群体。
准大学生徐玉玉和大一男生宋振宁，在今年暑假相继命丧骗局。这两位学生的死亡是罪犯作案的结果， 而非受害人主动选择的命运。与其强行质疑受害人的心理素质，不如追问究竟是什么让人际关系单纯的象牙塔中人被骗子瞄准。
真相是：如果说诈骗犯是杀手，个人信息泄露就是凶器。信息泄露是无辜学生被隔空索命的罪魁祸首。
比起不知在哪条黑色产业链上被贩卖的学生信息，女大学生“裸条”借贷衍生的信息泄露和诈骗，就更加明目张胆。诈骗分子的触角、学生自身无法驾驭的欲望，已经互相病态伸展到了他们不应涉足的地方。
徐玉玉、宋振宁和“裸条”女生，均为受教育层次较高的人群，却对借贷风险和诈骗套路缺乏基本的警惕、表现出惊人的无知，这也暴露出“两耳不闻窗外事”式的应试教育，在骗子丧心病狂的谋财害命模式之前，显得格外无力。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却也为骗子提供了温床。信息泄露的闸门一开，每个人都变成了信息海洋里的裸泳者。
9月，中国银行职员陈某被爆将包含身份证号、银行卡余额等在内的储户信息以每条20至50元的价格出售。银行尚且如此，用户通过网络注册、扫码、登记等渠道泄露的信息，以及被泄信息的去向更是令人不敢细想。78.07%的被调查用户认为自己的个人信息已经遭到泄露。
网络行为已经是一个自由人最基本的日常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的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对信息保管不慎。大数据大泄露，相关企业的不作为、配套制度的滞后以及司法的不健全，或许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虽然《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对于诈骗公私财物有明确规定，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但即便法律如此严苛，诈骗分子却经常逍遥法外。诈骗发生，有关部门瞬间变成“无关部门”，行骗成本太低而受骗成本太高，或许才是“大行骗时代”的症结所在。
未亡羊先补牢！农村或成未来诈骗重灾区
调查还显示，接近10%的农村人认为自己不太可能遇到骗子，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一线城市的2.52%。同时，农村人对于典型诈骗的识别度最低，对诈骗的风险认知度同样最低。这种“我很安全”的意识，令人担忧。
目前农村遭遇诈骗的整体情况依然好于城市，遭遇各类诈骗的比例明显也低于城市。数据显示，农村遭遇电信诈骗的人群比例为77.22%，远远低于一线城市的89.92%。
不过，未来，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农村将具有更高的“诈骗价值”。因为一度信息闭塞、资源欠缺的农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投资理财等感兴趣。甚至，开始出现一些衣着光鲜的“外来人”，他们打着销售神奇产品、互助理财等幌子，向村民实施诈骗。
一方面，农村人群的防骗认知差；另一方面，网上购物等网络活动愈加频繁，网上转账等行为在农村得到深度普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诈骗也已经开始在农村上演。所以，继校园之后，农村或将成为未来的诈骗重灾区。
不同于城市钢筋水泥丛林的森严封闭，农村邻里关系非常紧密，这种区域性特征，理应为防骗提供灵感。因此，将视线聚焦于农村的，不应只有骗子，更应该有法律宣传部门、富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和机构。
未亡羊先补牢，防骗教育应该在农村先行。从前，典型骗局也可以呈区域状卷走财富，未来，通过曝光和破解，这些骗局亦可呈区域状彻底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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