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黄冈千一是蕴公之后吗？

江西龙南 林家琪

黄冈罗田金寨林氏，无论是《罗田谱》“康公——宁公一支”的族谱记载，还是《黄冈会宗庵记》的“莆田汶建公裔孙联亲”的交往史实，都准确无误地表明黄冈千一裔孙，族属九牧长房。如果以元朝的西陂千一取代北宋的黄冈千一，将黄冈千一支派纳入蕴公/文德世系，就必须正面回答三个问题：

一、与志载仕宦时间相关的可设限生年可以否定吗？

九牧蕴公房的林文德，生年未见谱载。福建《宁化县志》载，宋宝祐4年（1256）宁化知县。根据1256年任知县的志载时间，其生年可设在1210～1230的限度之内；时年当在35岁上下。代位（排行）法测算生1218年前后。1279年宋亡，崖门殉难，时年60岁左右。代位法所测文德生1218年前后，与史料相符。

但是，武汉某罗田人（下称“某论者”），以倒推法推“文德公，测生于1183年左右”。祖孙龄差荒诞离奇，不能自圆其说。

黄冈千一5代孙林景春，湖北《罗田县志》载：“林景春，元丙子（1276）解元”。《罗田林氏族谱》载“宋丙子解元”（罗田县位江北，时为元统区，民间仍记为“宋”）。代位（排行）法测算生年1250年前后。某论者也承认景春是“显帝（宋恭宗赵显）丙子（1976）解元进士”。

而某论者以罗田正六次子景春小房（第四子）已衍26世，算得千一出生于1243年（＋17＝1260）。生在南宋后期，到南宋末年1279年时17岁，宋末迁黄。…… 永定西陂千一，测生于1251年，到南宋末为1279年时为28岁。论定黄冈千一与永定西陂千一为同一人，黄冈千一与景春明明是曾祖曾孙，却几乎算成了同龄人，定论黄冈林氏是九牧蕴公之后。

由于文德、景春的志载仕宦时间不允许更改，连带文德、景春的生年也不允许更改。在“文德——千一——景春”的世系段，文德、景春两头生年不可更改，文德/千一、文德/景春的祖孙龄差就成了问题。

如果黄冈世系中的千一，无论出生在1260年还是出生在1251年，都是林文德的5代孙。就有“文德（1183）传5代——千一（1260）传4代——景春（1250）”的生年排列。人们要问， 1256年林文德当宁化知县时，不过三、四十岁，能有第5代孙吗？景春又是黄冈千一的第5代孙，1276年解元。黄冈千一如果是文德世系，景春就是文德的第9代孙。然而，1276年文德五、六十岁时，能有长成了二、三十岁的第9代孙吗？结果，文德/千一/景春的祖孙龄差是：1220年出生的文德至1260年出生的文德5代孙千一 40年，平均代距10年/代。1220年出生的文德至1250年出生的文德9代孙景春30年，平均代距3.75年/代。文德/千一/景春祖孙间10年、3.7年的龄差这等失常，黄冈千一能是蕴公之后吗？

如果入志人物文德的生年可以是1183年，则1256年任宁化知县时，该是1256－1183＝73岁，历史上有73岁升知县的事吗？1279年文德崖门跳海殉难时，该是1279－1183＝96岁。历史上在位朝廷命官有如此高龄的人吗？

二、《会宗庵记》说了汶建公后裔是蕴公裔孙吗？

某论者以“五个吻合”论证永定西陂千一与入黄始祖千一同为一人，没有一个经得起质证的过硬论证，都是自以为是自我肯定的“虚拼”。最明显的是论者身为罗田林裔，却守着罗田谱不查，说“林则徐公1837年写的《闽楚同源序》，虽然晚于1669年的《罗田十德堂 》一修谱，但他有早于罗田的（1534—1538年）的《黄冈会宗庵记》为据”，才肯定“公等本邵州剌史蕴公之后”。《会宗庵记》说了汶建公后裔是蕴公裔孙吗？

《黄冈会宗庵记》载，“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庚寅十月，莆田汶建公后裔联亲。阅五年（公元1538年）又携来淡芭狐（烟叶）传种于九龙山、百丈崖，以补稻粱之不足。同源之情，同宗之亲，深感于本支族人。经几番合议，乃择此地建庵，名曰会宗”。论者不查不考，却咬定“莆田汶建公后裔”是九牧蕴公裔孙。而客观的史实却不客气地作证：罗田谱宗图早有记载的《 历代宗谱总图》“康公福清一支”第133世 “汶建”世系，恰恰就是苇公的裔孙。红安县档案局林姓来源史料所载“汶建”世系,同是苇公世系。这样的史料还要由“一个远支的宗亲”托出，又算不算“指手划脚”？ 汶建公后裔是康公——宽公的的后裔，黄冈千一是康公——宁公的后裔，汶建公后裔与黄冈始祖千一公后裔同是康公派下的房亲，黄冈林氏又能是蕴公之后吗？

三、用平均代距倒推出来的平均生年可以用来认祖吗?

生年算法是否正确，决定测算结果是否准确，决定传承关系是否成立。

在代代互为父子关系的垂直世系中，各自的排行不同，父子龄差各不相同。即使排行相同，父子龄差也不一定相同。所以，起算代到各受测代的平均代距必不相同（“代距”与“代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以“代龄”混同“代距”）。如果以某一固定的平均代距值从起点代倒推某受测代的未知出生时间，必然出现差错不等的生年。

首先，用平均代距乘倒推代数，算出的生年是受测代一代人的平均出生时间，不是该受测人一个人的实际出生时间。其误差随受测代数量的增加而扩大。最大误差是受测代代龄的正负一半。第N代代龄的计算式是：第N代代龄＝32＋[（32－13）×（N－2）×50%]，例如：第5/10/15/20代的代龄分别是50年/108年/156年/203年，它们的一半是±25年/±54年/±78年/±102年，其误差在±0～25年/±0～54年/±0～78年/±0～102年之间，有什么根据确定实际生年？

第二，没有世系两端的实际生年，就没有可能算出该世系段的平均代距。用主观臆想假设的平均代距作推算，结果是误中加误，错上加错。特别是那些用18～23年一代的低平均代距值推出的生年，与低育龄段出生概率低的实际不符。

所以，倒推法推出来的生年，没有实用价值，不能用作认祖的依据。若用倒推法辨祖，倒推出来的是假生年，认上的是假祖宗。“倒推”的结果，倒是把真祖宗给“推倒”了。

下面是某论者用倒推法测算千一生年的举例：

例1：罗田正六长子世闻公房已衍29世，以16世生珠生1666年，29世友绿生2005年，平均代距26.0年，倒推至1世千一生1276年。

例2：罗田正六次子景春公长房已衍28世，以15世焕荣生1648年，28世庭枢生1997年，平均代距26.8年，倒推至1世千一生1281年。

例3：罗田正六次子景春公小房之小房已衍26世，12世养桢生1573年，26世兴涵生2002年。平均代距30.6年，倒推至1世千一生1243（+17＝1260）年。

例4：罗田正六次子景春公小房之小房已衍25世，12世养桢生1573年，25世启航生2010年。平均代距33.6年，倒推至1世千一生1210（+1＝1226）年。

4则实例同测始祖千一的出生时间，且不说例3、例4外加“17”、“16”年的数据是无规无则拉夫凑数的主观添加，就推得的4个生年前后相差1281－1226＝55年的大差额，就足以让人对倒推法算法的可信度一票否定。

况且,笔者用代位（排行）法已测出该世系乾公与大荣之间有一漏代（从大荣的名讳与同代人的名讳字数不同也可看出），养桢位下有2个漏代。养桢的谱载生年错袭了孙子的生年（养桢、养梧的生活年代，还处于没有生年纪录的时期。与出生在后的养梧生年无载一样，排位在前的养桢更该没有生年纪录）。测养桢生1504年前后，养梧生1528年前后，符合桢、梧两房的长次排序。若养桢生1573年，则与桢梧两房的长次排序大不合。

文德96岁跳海的笑话，与基本常识相违；4个用倒推法测算千一生年的实例，与实际生年相远。反映了一些人不讲数学逻辑，不讲生育规律，用一代人的平均出生时间代替每个人的出生时间的荒谬。这样的倒推法还有科学性、准确性和实用性可言吗？

代位（排行）法测算生年之所以准确，在于它以32.5年/代的社会平均代距为基数，计算起算代与受测代之间的平均出生时间；再用以个人排行、基本育龄、男女性别比为基础研发的修正值，对各代的平均生年进行代次和代位的修正，计算出误差在个位数、小于8年的受测人生年。代位（排行）法的创立，实现了生年测算从“海算”到精算的跨越，是对倒推法的有效否定，基本算式为：

上祖生年＝裔孙生年＋32.5年/代×(N2－N1)＋（±代次修正值）＋（±代位修正值）

裔孙生年＝上祖生年＋32.5年/代×(N2－N1)－（±代次修正值）－（±代位修正值）

N1为起算代代次，N2为受测代代次。

以元朝的西陂千一取代北宋的黄冈千一，将黄冈千一支派纳入蕴公/文德世系，过不了史志的事证、房亲的人证、计算的理证三道关。黄冈千一是蕴公之后？

（2014-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