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 02丨周一良：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儒生思想 诗人气质 史家学术
文丨周一良
我和在座的国内外诸位先生一样，抱着十分崇敬和无限怀念的心情，来纪念陈寅恪先生。我的发言，想分为三部分：一、从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认识陈先生；二、30年代一些青年学生心目中的陈先生；三、陈先生开拓的学术领域（魏晋南北朝史）的现状与发展。
一
第一，从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认识陈先生。这几句话就是：“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关于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教授在他的《史家陈寅恪传》中已有明确解释，认为是指中国历史的中古一段，亦即魏晋到隋唐这一时期。清华大学1932年秋季的学程说明中，说“以晋初至唐末为一整个历史时期”，当系陈先生所拟定。据传陈先生还曾说过，汉以前历史材料太少，问题不易说清楚，宋以后印刷术发明，书籍大量广泛流通，材料又太多，驾驭不易，所以选取魏晋到隋唐材料多少适中的一段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此话属实，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何陈先生选择了这个不古不今的段落。为什么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则不易理解。实际上，陈先生服膺于张之洞《劝学篇》中主张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这个思想是1898年即光绪廿四年“戊戌变法”前张之洞正式标举出来的。汪荣祖教授指出，光绪初年此说已经流行，所以他的《史家陈寅恪传》的第二章标题，径作“思想在同、光之间”，我认为这样提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陈先生在审查报告中为何自称“咸丰、同治之世”，我猜想会不会因为曾国藩卒于1872年亦即同治十一年，所以用同治为断限？这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这句话倒是颇为清楚的，但我们今天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大有明确一下的必要。首先，陈先生说这话是在1933年，也就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的二十二年，说明陈先生之有取于曾国藩与张之洞，绝不是要在政治上效法他们，仍然忠于清室做遗老；其次，我们在80年代新中国的今天，推想陈先生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理想与实践，不能像极“左”路线流行时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把曾国藩只当作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目张之洞为力主镇压义和团的清廷帮凶，而抹煞他们两人的其他一切方面。如果这样，就无法正确认识陈先生的自述。可喜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有条件全面评价帝王将相统治阶级人物了。解放后也曾有人说过，曾国藩若不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应当说他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完人。其实，即使如此，也应当承认曾国藩是封建社会中对儒家伦理道德能身体力行的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而张之洞呢，早年就和陈宝琛、张佩纶等并称为“清流”，是朝廷上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与号称“浊流”的以吏治能干见长的官僚相对立。以后他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当时仍有积极意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方面，曾、张二人固然不像徐桐之流那样盲目排外，也决非彻头彻尾投降。曾、张两人都曾兴办洋务，不能否认其中有很大成分的目的是出于抗御外国侵略。中法战争时，张之洞起用冯子材，击败法军。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时，并非事事都按清廷投降意旨处理。由于他的努力，天津的地方官多少得到保全，他自己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正说明他民族良心未泯。曾国藩1870年教案办完后，1872年初就死去，看来跟他在天津碰上的糟心事不无关系。曾国藩之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太平天国要推翻而他所笃守的孔孟之道。曾国藩在军中不废读书，还想“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马之文章”。张之洞也是有学问的人。他19世纪70年代任四川学政时主持纂编的《书目答问》，八十年间一直是指导封建知识分子读书的津梁。解放后，此书仍是研究古典文献的人有用的参考工具。成都的尊经书院和广州的学海书院，都是张之洞创立的，它们在培育人才、传播文化方面，起了良好作用。我想，这就是陈先生心目中议论与之相近的曾湘乡与张南皮吧？我体会，无论做人或做学问，陈先生都是以广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为指导的。做人方面，他服膺旧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同时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理想。做学问方面，他遵守乾嘉朴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同时吸收西方近代历史、语言科学的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政治角度来认识陈先生，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陈先生如同自来正直的士大夫一样，是爱国主义者。他关心时事政治，拥护清明的政治，痛恨腐败的政治。他热爱中华，反对对外国奴颜婢膝。在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各代政治所占地位极为重要，这一点大家读陈先生著作自然都清楚。但是，他本人又像历来某些士大夫那样，远离现实政治，不愿沾边。他自己明说，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在旧中国，他虽长期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历史组）主任，却始终住在清华园教书。在新中国，他坚辞第二历史所所长职务，始终不离广州。此无它，不愿居政治中心所在的南京与北京也。这可能出于他的书生气质，而这种气质之养成，很可能与他父亲陈散原（三立）先生的影响有关。徐一士《一士类稿·谈陈三立》条云：“昔年北政府盛时，闽赣派诗团优游于江亭后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楼，往来频数，酬唱无虚；陈则驻景南天，茕茕匡庐钟阜间，冥索狂探，自饶真赏。及戊辰（1928）首会迁移，故都荒落，诗人太半南去，此叟忽尔北来。……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离突兀，掉臂游行，迥异常人，尤可钦焉。”可见散原老人有意远离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就像他自己的诗句所说：“且作神州袖手人”。散原老人五个儿子中，只有一人从政，其馀都从事文化教育，似亦可与陈先生之远离政治联系起来考察。
抗日战争前，摄于北平北海
陈先生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等之上。而在现实生活中，也贯彻了这个思想，这在悼念王静安（国维）先生的有关诗文中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静安先生》诗有句云：“文化神州丧一身”；挽词序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两年以后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须独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所以，陈先生在挽词中虽有“一死从容殉大伦”、“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弔前朝万寿山”之类的句子，表面上像是在哀悼作为清室遗老的王静安，实际上，陈先生认为王静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兴亡（指清朝）所造成的。陈先生这种文化至上的观点始终未变。吴雨僧（宓）先生1961年重晤陈先生之后曾说：“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我看吴先生确是真知陈先生者。汪荣祖教授所著传记的“思想在同、光之间”一章，以吴雨僧先生此语作为结尾，堪称史家卓识。我想海内外真正同情和了解陈先生的人，一定都同意汪荣祖教授不凡的史识。明乎此，然后可以理解两方面的现象：一方面，陈先生不去台湾，不走香港，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兴旺发达有所感受，“百花齐放听新莺”和“倍觉承平意味长”之类的句子，多少表达了这种情绪；另一方面，在解放后的诗中，又有不少低沉悒郁、愁苦凄绝不能自已的诗句，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执著依恋。这种痛苦的矛盾，陈先生自己始终没能解决，直到爆发所谓“文化大革命”。王静安先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在形式上拖着辫子，还充当小“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但他还有条件远离现实政治，没有参加他所不赞成的张勋“复辟”，且这种怀旧也没有妨碍他在中华民国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陈先生不幸而遭逢“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他虽欲远离政治而红卫兵的政治却不放过他，终于备受迫害而死。“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十二个字，可谓一字一泪，至今读之犹令人黯然神伤。汪荣祖教授所撰传记，以“废残难豹隐”五字作为全书倒第二章的标题，真是点睛之笔。陈寅恪先生如果能活到打倒“四人帮”，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起，迎接科学的春天，那该多么好啊！
陈先生的学术，我想用他自己描述王静安先生的话来形容和概括最为恰当：“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先生学问之博洽，早已有口皆碑。吴雨僧先生与陈先生在美国同学时，就“惊其博学”，以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杨遇夫（树达）先生1942年赠陈先生诗云：“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我还记得唐立庵（兰）先生说过，当年吴子馨（其昌）先生同他纵论并世学人，曾作大言云：“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但更重要的是既博而又精，所以吴雨僧先生在“惊其博学”的四字考语之后，紧接着说了四个字：“服其卓识”。他归国以后在清华重晤陈先生，赠诗又有句云，“独步羡君成绝学”。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先生文中常说“发前人未发之覆”。陈先生的每本著作，每篇文章，都可以当得起这句话。
陈先生何以能不断“发前人未发之覆”，他自己没有讲到过。我想，非凡的天资，其中包括敏锐的观察力与惊人的记忆力，是头一条。与天资并起作用的，是陈先生古今中外，博极群书。第三条是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字的掌握。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一条，是勤奋刻苦。解放前卓然成一家的历史学大师中，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充分地而不是稍稍地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恐怕不多。解放以后，我粗学马列，感到陈先生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治学之道却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善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也许是陈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学界能够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吧。陈先生不少论文处理的是小问题，但他从不就事论事，而是联系大问题来考察，亦即陈先生所说的因小以见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微观到宏观，把两者结合起来。陈先生论述历史现象时，经常注意区别共性与个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利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的崭新途径，左右逢源，令人叹服。陈先生渊博的梵文以及满、蒙、藏文知识，使他的学问具备另一特色。他不仅利用汉文以外的语言文字从对音和译义来考察汉文佛典、史书与诗文，还探索中国与印度在宗教思想以及文章体裁上的关系与影响，树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光辉典范。《蒙古源流笺证》由张孟劬（尔田）先生修订时，大都根据了陈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结果。
以上是我学习陈先生著作后试图展望的“涯岸”和试图寻求的“辙迹”，体会不深，远远不足以概括陈先生的卓越成就与丰硕业绩，希望在座诸位先生批评指正！
二
现在从我自己的体会，回忆一下30年代抗战前学历史的大学生心目中的陈先生。
“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授课大纲
我1931年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那时辅仁开办不久，制度很不健全，对于低年级课程毫不重视。一年级有两门中国史课程。先秦史由驰名中外的中西交通史专家而与先秦研究了无关系的张亮尘（星烺）先生讲授，上课只是念好像根据马骕《绎史》编成的厚厚一册讲义。另一门中国近百年史，用中华书局出版陈怀所编《中国近百年史要》，教授却是柯凤荪（绍忞）先生长子、专精金石学的鉴藏家柯燕舲（昌泗）先生。柯先生不能阐发近百年史的要点，只喜欢大谈清末掌故，我当时倒颇感兴趣，但并未学到多少中国近代史。而辅仁大学中国文史方面著名学者如陈援庵（垣）先生、余季豫（嘉锡）先生、伦哲如（明）先生等，一年级学生都无缘接近，更谈不到亲聆教诲了。我感到不满足，决心转学；由于没有读过中学，所谓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师大等根本进不去，于是1932年转学到私立的燕京大学，插入历史系二年级。进燕京后头一年中国史方面的课程，有邓文如（之诚）先生的断代史和洪煨莲（业）先生的史学方法。当时燕京的断代史从秦汉讲起，除宋辽金元史由张亮尘先生来兼课之外，各段都由邓先生讲授。作为讲义用的《中华二千年史》，实际只是参考资料，邓先生讲课另起炉灶。他注重一个朝代兴亡治乱的大势和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间或讲些小典故。邓先生讲课娓娓而谈，很能吸引同学。记得邓先生开的断代史我都选修了，其中我对魏晋南北朝一段特别感兴趣。可能因为邓先生早年喜欢研究这段历史，还写过《南北朝风俗志》，所以讲课也特别精彩。我以后专搞这段历史，就是受了邓先生影响，引进门的师傅，就是邓文如先生。洪煨莲先生教的是历史系学生必修的史学方法，分初级、高级两门。初级史学方法从如何作卡片讲起，包括引书必须忠实于原文，引用前人说法和材料必须注明出处，尽量追溯第一手史料，如何写成一篇论文，如何列举参考书目，等等。对于对考据之学已略窥门径的我而言，这些内容未免显得卑之无甚高论。但洪先生口才极好，讲课仍很引人入胜。他布置作业，让学生运用他所讲的方法试写论文，要求非常严格，这确实也是极有益的训练。以后我搞研究时的严肃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和洪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的序言，就是我在高级史学方法班上的作业。洪先生讲课内容使我长久不忘的，还有他所说：只要你掌握五个W，你就掌握了历史。五个W者，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也。
1935年我毕业后，又在燕京读了一年研究院。当时燕京有一位同学俞大纲先生（后在台湾逝世），是陈先生表弟，精于唐史，后入史语所工作。他经常向我们谈到陈先生学问既博且精，于魏晋隋唐的历史造诣尤深。1935年秋季，我作研究生比较空闲，抱着听听看的心理，到清华三院教室去偷听了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徵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同时从城里来听讲的，还有劳贞一（榦）先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和余让之（逊）先生（已故北京大学教授）。他们两位都从北大史学系毕业不久，当时已在史语所工作。我们都很喜欢听京戏，第一堂课听下来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欢喜赞叹，五体投地，认为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我从此风雨无阻到清华去听课，同时搜罗陈先生在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来阅读，虽然当时对其中不少内容并不甚了了。现在回想，从劳、余两位和我当时的反应看来，陈先生的讲课和北大、燕京两校老师确实不同，各有千秋。但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们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今天我回忆，当时想法有两点。一是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联想洪先生五个W之说，就觉得缺第六个更大的W即Why（为何），未免有不足之感了。当时另一点想法是，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这种认识当然与今天如何评价陈先生的学术无干，仅为了说明30年代的青年在心目中如何看待陈先生而已。
抗日战争前，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讲义“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1936年夏间，我经俞大纲介绍，谒见了陈先生，他推荐我进了已经迁往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先生是历史组组长，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组内成员自由读书，选题研究。但陈先生在组内以至所内的威信极高，无形中的影响也极大。说起来可笑，当时我们几个史语所中的青年，甚至写文章引书的卷页号码，都仿效陈先生的作法，使用大写数字。回想我在燕京时所写关于魏收的史学、北魏镇戍制度等论文，明显是邓文如先生的路数。到史语所后一年中所写关于南朝各种人、宇文周种族、领民酋长等三篇论文，着眼于南北侨旧的分野、民族问题、婚宦问题等，研究的途径和成果，显然是陈先生影响下的产物了。
以后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有机会赴美学习，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搞日本语言文学，对此我也很有兴趣。但我对历史并不愿放弃。自己觉得，陈先生的天资及修养不能学而得之，非靠努力所能办到，但陈先生掌握的语言工具我如能略通一二，肯定有利于在历史研究上走陈先生的学术道路。因此我在哈佛大学的七年中，花了相当多时间精力学习梵文，计划以后教日本语文之馀，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1946年回国后，确也照此计划实行了。这里顺便谈一下陈先生对待朋友和后辈的态度。陈先生对朋辈的学术造诣，向来是备加推重的。他尊杨遇夫先生为“汉圣”，杨先生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陈先生的鼓励。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愚，他总不吝嘉奖，不少后辈的论著都有陈先生加以勉励的序文。我在清华中文系开“佛典翻译文学”课，系主任朱佩弦（自清）先生事后告诉我，他问过陈先生我行不行，陈先生表示赞成，朱先生才同意的。1946到1948年间，我有机会时聆陈先生教诲，同时给陈先生译读日文杂志的论文。解放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的任务屡变，游骑无归。再加以政治运动不断，精力分散，旧业务抛荒，新领域也未能深入下去。几十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陈先生的学术道路我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964年我到广州，是解放后第一次也是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和先生相会，竟没有任何新成就向他老人家汇报。从那时到今天又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来广州纪念陈先生，深感有负先生的厚望，心中无限惭愧。
三
陈先生的学问方面极为广泛，所开拓的领域很多，我只能就魏晋南北朝史发言。自己见闻非常有限，港台学术动态所知尤少，必然多所挂漏，希望批评指正！
陈寅恪写有批语之《晋书》
追溯这段历史的研究，自从《三国志》、《晋书》和“八书二史”成书之后，头一个整理研究这四百年历史的，当推北宋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他利用正史和许多正史以外资料，审核比较，选择可信者笔之于书。他和助手们剪裁排比，把这四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体大思精，明白清楚。《通鉴》从建安元年（196）曹操奉献帝都许，到隋开皇九年（589）平陈，这一百一十五卷（占全书39％）就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而《通鉴考异》则反映了研究的过程。清代学者在治经之馀，有不少学者以治经之法治史。他们所考订多包括《三国志》以下诸史的史实、文学等等，如钱大昕、王鸣盛诸家。洪颐暄的《诸史考异）则专考订《三国志》、《晋书》和“八书二史”。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与上述各家有所不同，胪陈史事，贯串论述，也涉及这一段。此外还有各家的补表、补志等。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汇总了清代学者对这两部史书的考订。大体可以说，清代学者在这一段的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而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上，则没有在司马光之外做出什么成就。
陈先生很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陈先生本人的著作，则在司马光之后把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做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陈先生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如从南北朝分别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五四”以后关于古史的辩论很热闹，但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研究却异常寂寞。1928年清华改旧制为大学，陈先生应聘为中文、历史、哲学系三教授，1931年开始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课。而这段历史的研究，似乎也从此在史学界逐渐兴旺起来。从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陈先生逝世时，从事这段历史的研究并作出贡献的学者，不少是直接受业于陈先生的学生，如蒋天枢（文化史）、姚薇元（北朝胡姓）、谷霁光（府兵制）、杨联陞（社会经济）、汪篯（均田制）、徐高阮（《洛阳伽蓝记》、山涛论）、万绳楠（政治史）、胡守为（政治史），此外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何士骥（部曲）两人，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但他们在清华时，陈先生主要研究满、蒙、梵文与汉文文献的对照，尚未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杨、何两家著作中，也看不到陈先生影响。其他在此领域作出贡献而并非陈先生及门弟子者，有余逊（政治史）、贺昌群（土地制度）、武仙卿（经济史）、刘汝霖（学术史）、王仲荦（政治、文化）、马长寿（民族史）、劳榦（政治史）、唐长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谭其骧（民族史）、何兹全（经济、军事）、缪钺（政治、文化）、牟润孙（政治、文化）、王伊同（门阀）、严耕望（行政制度）等。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受了陈先生学风的影响。他们几乎都不是只研究魏晋南北朝，而是或上连秦汉，或下及隋唐，只有这样才能观历史之会通，这也是陈先生作出的榜样。其中谭其骧专治历史地理，缪钺长于文学，都兼及这段历史。唐长孺涉及多方面的三本论文集，姚薇元的胡姓考，严耕望的地方行政制度史，以及谭其骧、劳榦、何兹全的某些论文，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必读的论著。
* 本文节录自《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周一良（1913-2001），安徽东至人，历史学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经陈寅恪推荐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9年入美国哈佛大学习日本语言文学和梵文。1944年获哈佛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并任教于燕京大学。1947年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在敦煌学、佛学、中外关系史等方面也有深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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