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王楠：学术思考的根基在于活的生命与经验

原创王楠三联学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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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问题

12个

抽象和肤浅的思考回不到真正的生活，也从前人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传统的变化与延续，文明的碰撞与交汇，根本要依赖真正的生命与经验。思想研究应当努力接近这样的根本。

学术思考的根基在于活的生命与经验

王楠

1982年生，河北昌黎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典社会学理论、西方早期现代社会理论、影视社会学。著有《自由与教育》（合著，三联书店，2012）、《劳动与财产》（上海三联书店，2014），译有《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三联书店，2019）、《论人文教育》（上海三联书店，2007）。

第一问

三联学术通讯：与渠敬东合著的《自由与教育》一书最近再版了，距离该书的写作已经过去了十年。对此书提出的问题有没有新的理解？

王楠：新的理解当然是有的。与那时候相比，现在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和思考有一些变化，不过更重要的变化还是对怎么做思想研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写那本书的时候，比较侧重深入文本本身，尽可能从理解作者自身思想的角度出发来做阐述。这种做法当然很重要。就把握某种思想或精神而言，深入理解那些做过最重要阐述的作者的思考，是非常好的办法。如果这种思想或精神在植根其中的文明传统中，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这种工作更是必须的。从这个角度说，《自由与教育》的工作仍然很有价值。

《自由与教育》第一版，2012年9月（左）；

修订版，2019年12月（右）

对我个人来说，它还具有起点的意义。从它出发，有助于更深入地面对和思考自己的自由问题。在洛克和卢梭的语境中，自由根本是上帝退隐之后，如何运用自身能力和探寻神意，在此世过一种善好生活的问题。对洛克来说，根本的神意和自然法，就是人善用自身的各种能力，用劳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产，以此作为在此世自我实现、安身立命的根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能力，都应当去劳动和创造，并由此结成贸易和分工的联系。而政治的目的，就在于按照自然法的要求，去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自愿交往与协作的社会。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总要回到自己的生身处境中，思考自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我们不会从神意与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自由，认为它有某种天赋的神圣性。也不一定会将运用自由创造作品，视为根本的自我实现。甚至可能认为，追求自由未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包含在自由概念之中的劳动谋生，以及由此结成的分工社会，却成为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现实处境。既然自由已经成为了我们常用的一个词，用来表达一种我们向往的状态，甚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内容，这同样说明这个问题对我们有意义，只不过它的意义未必完全是由西方的自由传统赋予的。可也不能否认，那种传统和相应的生活之道，与自己正处于变革的文明传统发生碰撞，恰巧对我们有所触动，甚至令我们产生了某种“创造性的误解”，就像我们会用“自由”这个词去翻译liberty，并觉得它对自己的生活有意义一样。我想对于思想研究者来说，或许最困难的是理解像自由、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等这样一些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却又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最为紧密的观念、制度与实践。或许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理解今天自己的生活，既要去追溯这些思想和制度在自身中与外来的不同源流，也要去观察和思考它们在当下的具体实践方式。这既需要研究思想，也要认识它存乎其间的社会与文明的历史。应当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令思想研究与文明史研究融为一体。研究者还应当对当下的生活有经验感，从而为思想研究提供问题意识的指向。思想和实践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们会随着生活的具体情境发生变化、混合与创新。所以，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思想研究才是有生命力的。思想研究、历史研究和当下的经验研究不应当是相互割裂的关系。当然，也不是说在一项研究中就能同时兼顾这几个方向。而是不同方向的研究者应当相互对话、增进理解，思考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第二问

三联学术通讯：早在《自由与教育》一书中，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自序”中还专门提出，“读是见微，解是知著”。思想研究中，应该如何把握文本与解读的关系？

王楠：这个问题很重要。上面的讲法容易让人觉得，我的意思是要将思想“历史化”，将它们理解成一种时代的思潮或意见，甚至化约为特定历史处境中的反应和应对策略。恰恰相反。思想研究要深入地结合历史，常常有必要将历史“思想化”。固然，将思想视为对某些永恒问题的追问与思考，也是一种研究的思路。不过我还是愿意将伟大的思想，视为面对现实的问题而作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与回应。它不是简单地给个答案、意见或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而是要面对现实的困难，表达某种生活的体验和领会，说出某种美善或神圣的感悟，进而阐明有关人的生活之道，以及自己对具体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想法和态度。这样的经验与体悟，既与特定的时代和文明紧密相关，又包含着超越特定时代和文明的普遍性。好的思想研究，应当在作品中向读者同时呈现这两个面向。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解读和理解文本仍然是根本。研究者应当通过细读文本而产生理解和体会，进而把握作者要表达的人的处境和生活，他面对的现实与理想。

所以，《自由与教育》强调要“见微知著”，从文本的细节处入手，通过细致地解读和阐发，以概念和思想为门径与阶梯，最终达至作者整体的思想格局和生命体悟。这要求研究者在解读文本时，既要有投入性的同情理解，也要了解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和社会处境，对他阐述的那种生活经验有所把握。作者运用的概念，他的判断和主张，不是指向僵死的抽象范畴或干瘪的学术脉络，而是蕴含着活的生命经验。所以研究者必须既投入自己的经验来体会和领悟，也要深入理解作者身处时代和社会的经验。既要用自己的理解与体悟去激活思想，体会作者与自己的亲近之处，也要自然地意识到他的某些态度和选择与自己的差别。

说到底，思想研究应当是透过思想来理解和体会文明的精髓。读书也好，研究也好，如果不能活化那些思想和经验，将它们转化成对自己生活乃至自身文明的滋养，也不过是机械的堆砌和整理工作罢了。更糟糕的是，将丰富的思想化约为一些抽象范畴和取向，再构建一些虚假的对立范畴和取向来对抗。文明的差别和冲突当然存在，但深入和真诚地理解差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对别人的优缺点有冷静客观的认识，才能超越狭隘的敌视和虚假的自信。抽象和肤浅的思考回不到真正的生活，也从前人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传统的变化与延续，文明的碰撞与交汇，根本要依赖真正的生命与经验。思想研究应当努力接近这样的根本。

第三问

三联学术通讯：三联书店出版了你参与翻译的《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一书，在译后记中你曾写到，社会科学作为重要的知识传统，“有着从探索自然与历史、认识自身与世界的真正的思想，沦为服务于骄傲与成见的工具技术的危险”。能否结合社会科学的现状展开谈谈这一点？

王楠：社会科学与社会学都源于现代西方。其最初的目标是基于现实的经验观察，通过思考人性、自然与社会关系，去发现道德、经济与政治等各方面社会秩序的基础。苏格兰启蒙哲学家眼中的道德哲学，其实就是最早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既要寻找宏观的法则与规律，也不忘关心社会中平凡人的道德良知。孟德斯鸠更开启了社会科学对民风民德的关注，主张具体考察构成社会的诸般现实因素，在此基础上来构建政治与法律。到了19世纪，社会科学更展开了宏阔的历史视野，从氏族部落的宗教生活到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都在其关注和考察的范围之内。面对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人心与社会的巨变，如何应对伴随物质繁荣来临的精神危机，更是社会学家思考的根本出发点。但理解人性与社会的本质，思考社会秩序的道德与伦理的根基，仍然是不变的关怀。涂尔干就认为，社会学的本质是道德科学。实证研究的目标，正是要寻找现代社会需要的道德与集体生活。但这不意味着科学将人理解为可以用法律或制度来安排和摆布的物。相反，社会学应当服务于教育的工作，为塑造人心与培养道德品质提供指引。涂尔干有关道德教育的课程以及对法国教育史的研究，都是为了帮助亲身教书育人的教师们，理解学校教育的意义，了解法国的教育传统以及当代教育的目标和特点，从而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客观的科学仍要通过影响人的主观层面来发挥作用。而对韦伯来说，社会科学本质上就是文化科学和历史科学。其“客观性”正是要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大文明中，那些曾发挥过根本作用的伦理与生活之道。社会科学家“价值自由”的立场，不是旨在追求不涉任何价值立场的虚假客观性，而是恰恰要向人们指出不同价值带来的心理动力及其实践后果，并给予人们选择价值的自由。大学教师也应当将培养学生的“理智清明”视为自己的道德责任。社会学经典大家其实都认为，社会科学与社会学应当以科学的态度，来切实地研究人性与道德、经济与组织、历史与文化，引导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与社会，通过教育、社会建设与国家政策种种方式，来应对现代社会的困难，追求更好的生活。

《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三联书店，2018年12月

中国的社会学前辈费孝通、潘光旦和梁漱溟等人，也都是秉承着这样的态度来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的。费老从早年“志在富民”的追求到他晚年对“文化自觉”的倡导；潘先生将优生学传统与中国家庭研究的结合；梁先生从东西文化比较的高度出发，去寻找自己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始于基层组织的新融合；他们对于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基本态度和努力方向，都是与西方社会学的经典大家一致的。他们都相信，社会科学和社会学能够运用科学方法来实现人文关怀，促进人的自我认识，涵养社会的伦理根基，帮助社会在经济、政治和团体组织等各个方面更好的发展。

确实，现代社会是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和技术在各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让人得到更多的生活便利和享受。再加上我们原本的文化中，本来就缺乏有真正深厚人文底蕴支撑的科学传统，人们反而容易过分迷信和崇拜科学的威力，觉得它可以令人洞察一切、无所不能，借助技术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随意改造社会和人。当前大数据和各种网络技术的流行，更容易增强人们的这种幻觉。确实，如果各种技术和工具，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社会与人性的复杂，向大家揭示现代生活的困难与可能性，启发人们内心的情感与道德力量，令政策的制定者反省自己简单粗暴的决定，让专家们看到普通人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智慧，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能够真正在这个层次上运用社会科学的工具与方法的学者并不多。我们更容易觉得，借助技术、工具和方法，就可以将复杂的社会归纳成几条简单的法则与规律，洞悉历史与文明的秘密。却不知道，有时候道理和逻辑越清楚，反而离真正的生活和现实越远。如果抱着这样的自信来制定政策，更会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灾难。另一方面，甚至非常表面的社会现象，大家都明白的简单道理，也可以通过技术和方法的包装，变得高上大起来，哪怕不能给人以真正的启发。更有甚者，许多经过技术手段包装的调查研究，还可能用来歪曲现实、欺骗或迎合决策者。借社会科学的表面技术和工具伪装，服务于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早已成了许多人致力经营的“学问”。以上种种“科学”的幻象或骗局，正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应当避免的。

第四问

三联学术通讯：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和面对这一危险有什么意义？

王楠：美国当前的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确实存在着过度抽象化和科学主义的倾向，这一点毋庸讳言。并且借助大学教育和学术传播，美国社会科学的许多范式和方法，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我们应当结合的自身学术传统和国情，合理借鉴它的某些研究思路与方法，警惕它的一些盲点和误区。我想这也是三联书店组织翻译和出版《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的初衷。这本书的目的正是要通过追溯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去理解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科学走向了更具抽象性的科学主义。罗斯认为，在20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从欧洲传到了美国，具有稳定进步和目标的历史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度相对主义和碎片化的历史虚无感，一种持续不停却没有方向的变化之感。社会科学家想要借助自然科学式的量化实证方法和高度数学化的模型，让自己相信社会中蕴藏着内在的稳定规律，运用科学的手段足以达到对自然进程的充分控制，从而克服自身的内在焦虑。另一方面，一战结束后，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社会科学家的专业权威也逐渐树立起来，政府与资本都愿意借给他们权力和财富，让他们在政策制定与社会研究中发挥力量，这也为那种认为科学足以充分控制社会的幻觉提供了外在条件。

不过这本书也有一定的缺陷。罗斯批评针对的其实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与过分追求量化、技术性操控的社会科学联手打造的“美丽新世界”。她的这一出发点并无问题，但她的思路有些过于简单。她将美国例外论归结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把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简化为此种意识形态的滥觞，这并不符合事实。美国的民主社会传统，原本注重在共同生活实践中落实道德培养，培育和鼓励自愿结成的团体组织，肯定自食其力、通力合作的淳朴民风。为何到了20世纪，许多美国人会信奉科学技术能造就幸福、掌控社会，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美国人应当深入理解自己的文明传统，重视有真知灼见的前人思想，而不是简单的扣帽子，才是抵抗庸俗现代化的真正出路。对于中国人来说，若将对方意识形态化，免不了自己也堕入意识形态的陷阱。充分了解现代社会的美国传统，发掘其社会科学中值得思考借鉴的优秀内容，思考其基本预设以及解释的限度，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现代性，看到它的优势及困难，从而更好地发掘自身传统，反思自己要走的现代之路。真正高明的人，善于看到别人的高明之处，也只有这样，才能令自己变得高明。罗斯的这本著作，鼓励着我们对美国社会科学传统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第五问

三联学术通讯：你近期的几篇文章，不仅写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与《哈姆雷特》，也有写经典电影《惊魂记》与《公民凯恩》，为何会将研究对象转移到文学与电影文本？

王楠：严格地说，莎剧和电影并不是作为“研究对象”而进入我的思考和生活的。几年前和老师朋友们一起排演《威尼斯商人》时，我对这个剧本发生了兴趣。既然要演戏，就要理解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心态，仔细一琢磨，才发现这个故事完全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鲍西娅为什么会和巴萨尼奥成婚？夏洛克又为什么会失败？仅仅是因为鲍西娅一时的机智吗？这些问题越想越有意思，莎士比亚就像个侦探小说家，把问题的线索都埋藏在对白和情节里，让你自己去理解人物和故事。当你真正看清人物的面貌，对故事的意义有所领悟，更会慑服于莎翁对人性、社会和时代的深刻洞察力。至于电影，我也是很早就喜欢看。对感兴趣的人物和故事，常常像上面这样追问和思考。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学术研究也是一样，对思想、历史或现实中的事情，你有兴趣或者感到困惑，或有切肤之痛，才会反复琢磨、上下求索，进而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思考和写作的快乐。

王楠和老师朋友排演《威尼斯商人》剧照

不过，看得和写得多了一些，我也确实发现从文学和影视作品入手，在教育和研究中有着独特的优势。相对于依靠抽象概念的思想著作，借助人物和故事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其表达方式更为具体直观，更需要诉诸观者的经验感受，也更容易打动情感、直指人心。思想著作的长处在于借助概念工具做深刻的剖析阐发，但因为它抽象，你不大容易调动起自己全面的感觉，去体会文本背后作者的情感和性格，把握其针对的具体经验和问题，以及作品背后的整体语境和预设。你很容易以为作者讲述的是“绝对真理”，意识不到它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反倒不容易真正做到择善而从。或者是片面地理解作者，拿他的某些讲法来支持自己的偏狭意见。

文学和影视作品就不同了。你很容易被作品中包含的情感和精神打动。你很自然地会喜欢这个人物而讨厌另一个，觉得某位作者或某个片子跟你更亲近，其他的离你更远。但你又不会将自己的生活完全等同于某个人物或故事中的生活。所以好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既是培育和陶冶人情感和道德的良师益友，也是让你反观自己、理解生活的方便的镜子。这对教育学生来说，实在有很大的好处。对于人全面的素质培养来说，情感和体验原本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阅读经典著作，从根本上说也不是教你一套知识或几条真理，而是以思想为媒介，重在让人体会它们通达的生活之道、人生体悟与精神境界。但因为阅读经典很依靠理智的思维能力，所以人们很容易落入片面唯智的误区，把读书变成了比拼智力的游戏。所以，经典文学和影视作品应该纳入大学通识教育的范围，作为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的重要手段。

此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容侧重方面，文学影视与思想著作又有着良好的互补关系。在我看来，经典文学和影视其实和经典著作一样，都是某个文明和时代萃取的精华，都是基于对人生的思考和体悟而作出的表达。只不过前者要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故事，借助语言和形象来构建一个虚构的完整世界，而后者则用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来搭建一个思想的体系。所以，文学和影视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和它针对的现实，特吕弗的《四百击》会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福柯眼中的规训社会；而《李尔王》中的埃德蒙提供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现代唯我主义者的生动例子。伟大的文学和电影，甚至比许多思想著作更能帮助我们把握到时代的脉搏与社会的基本问题。《哈姆莱特》这出戏到了19世纪才更加为人重视，因为莎士比亚对现代人某些心态的把握远超前于时代。而约翰·福特借《双虎屠龙》向我们清楚展示了美国式民主的困难之处。在经典文学和电影之外，优秀的电视剧、通俗小说和动漫科幻也很值得重视，它们本质上是集体意识和大众心态即时的结晶，对于我们理解与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都极有帮助。对我来说，经典文学和影视作品与伟大的思想一样，都是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宝贵资源。它们不应仅是某个供专业研究的学科，应该在更广泛的大学教育和学术思考领域有其一席之地。

第六问

三联学术通讯：纵观你近些年来的写作，似乎都围绕着“教育”或者“现代教育”这个核心关切。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王楠：也可以这么说。我关心的教育，其实就是在今天人应该如何成长的问题。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一套想法，觉得自己能够拿出来教育别人。恰恰相反。或许正是因为自己在成长中遇到很多困难，甚至直到今天，我觉得自己仍然在成长，所以我才格外关心这个问题吧。

今天的生活真的很不一样。如果社会的规模没那么大，流动性不强，传统和风俗习惯比较稳固，生活相对平静，教育其实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因为人的个体性和自我意识不强，社会既定的传统和风习又稳定，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生活，跟熟悉的人打交道，很容易养成习惯、建立关系，按照各种仪式和礼俗的节律生活。社会就是你的教育者，日常生活和礼俗仪式就把你教出来了。可今天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呢？两岁多的时候，他可能就需要过马路、坐地铁，就得学习辨认交通灯信号、观察来往的车辆，记住自己家离几号线的哪一个地铁站最近。他也会形成习惯，但那是一种需要调动自我意识和理性的习惯，需要你控制自己和作出选择的习惯。三岁的孩子要上幼儿园，和同班的小朋友一起做手工、踢足球，他很容易意识到，自己没有旁边的小朋友做得好，抢球反应没有别的小朋友快。就算家长和老师教他不要比较，他也不能像一个人生活时那样，像跟一帮小朋友随便玩耍时那样，天然的不去比较。他既容易有比较之心，又要告诉自己，不应当和别人比较。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性能不强吗？哪怕是个生活在乡村的孩子，他也会很早接触到手机，看到身边的叔叔阿姨随手拍个视频上传到抖音和快手。他会看到许多跟自己不同的人，许多跟家乡不同的远方。他会意识到，自己不止有身边熟悉的生活，而是可以借助网络，跟一个更大的莫可名状的世界连在一起，进而生出种种想象和渴望。一个植根于礼俗习惯和熟人关系的社会，该怎么教育他跟那个充满诱惑的陌生世界的人打交道呢？

所以，在今天这个抽象社会无限扩展的时代，教育或现代教育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问题。洛克为什么把培育理性自由视为教育的目标？卢梭为什么说今天每个孩子都是孤儿？是因为他们早已看到，在现代社会中，自我意识和个体性的问题无法回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心灵和情感，都不得不在很多时候，依靠自己来判断和选择。现代教育的根本问题，正是拥有自我的人要如何成长。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恐怕更麻烦的问题是，没有现代教育的现成方案可以照搬。西方现代教育的基本出发点虽然对我们有意义，但它们的很多解决方式，甚至对人性的根本理解，我们未必能接受。自我意识和个体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中国人也不是只有自我意识和个体性。比如像差序格局这样的概念就暗示，自我意识和伦理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今天我也已经做了父亲，要说我的儿子是个孤儿，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当然，西方现代教育的传统是需要重视的重要资源，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关心现代人心与道德伦理的社会理论，正和现代教育的传统有极多的关联和交汇。我们的学生和孩子以及我们自己该如何成长，在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仍然需要我们的不断探索与思考。

第七问

三联学术通讯：接下来有什么研究与写作计划？

王楠：我对很多问题和方向都感兴趣。下一步计划先写一本韦伯的专著。国内学者对韦伯有很多精彩的研究，不过我还是想写一写自己对韦伯的理解。通常的研究，比较强调韦伯思想中从早期新教伦理到晚期天职伦理的线索，以及从卡理斯玛领袖与理性化二律背反的角度，去思考他的支配社会学和政治思想。不过对韦伯读得越多，我越觉得这个人的形象远为丰富和有趣。许多人都看出，在他貌似中立的理性分析之下，蕴藏着强烈的激情和态度。可这个人又不喜欢在著作中直接表露自己的立场。如果说韦伯并不相信加尔文宗的上帝，也深知今日践履天职之人并没有唯一的神要侍奉，更不是狂热坚持信念伦理的人，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和精神，支撑着他去撰写篇幅庞大、充满概念分析的著作，亲身投入德国战时后方的工作和战后的政治事务？难道只是虚无之上的死死挺住？如果我们去看他的生活，这个一生都很少远离自己家人、有着众多密切交往的亲戚朋友、喜欢写信与人交流思想和感情、甚至还有着秘密情人的人，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孤儿”或整天苦着脸的新教徒吗？韦伯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他的生活和著述，也远未融合成一幅完整的肖像。这些困惑和问题，始终伴随着我对他著作的阅读和思考。我希望能在未来的著作中不止阐述他的思想，也让大家看到一个像他的作品一样丰富宽广的韦伯。

我还打算继续撰写经典影视分析和评论，希望达到一定数量后能结集出版。这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情。就我目前的体会，与学术研究相比，它同样很有助于我认识自己和生活。有关莎剧的文章我也会继续写下去，因为莎翁的手笔确实太吸引人了。我很想彻底了解他对于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最终态度，想知道他能否相信我们的人性与更大的自然。

*作者独家授权，转载请联系“三联学术通讯”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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