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田雷：美国的最大困境是都在制造“愤怒”
我最近经常听到美国会不会爆发“内战”这样的问题，这问题无从答起，恐怕媒体的心态还是想要制造一个大新闻，通过贩卖危机来吸引眼球并赚取流量。我觉得美国现在最大的困境是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制造“愤怒”（rage），这就好比国内现在要推销什么，商人一定要贩卖焦虑，美国现在要实现选民的动员，你就要制造“愤怒”，不仅是因为只有愤怒了之后才会出去投票，也是因为只有让他们愤怒了，才能转移问题，混淆是非。“愤怒”成为了社交媒体上最大的情绪流量，大学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很麻烦。
美国的最大困境
是都在制造“愤怒”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雅理译丛”主编。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耶鲁大学法学院。近期出版译著《我们的孩子》《娇惯的心灵》。目前正与几位年轻的朋友共同编辑“雅理读书”微信公众号（yalipub）。
第一问
2008年到2010年，你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有过两年的访学与就读经历。那时美国大学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怎样的？
田雷：略显久远的事情了。我去美国是在2008年的9月，那时刚刚从香港博士毕业，我是在完成论文答辩之后的半个月后就到了美国，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状态就是非常“自由”。因为一方面博士已经毕业了，已经不再是学生了，而另一方面我当时还没来得及在国内找教职，所以还不是老师，接近一个中间的漂移状态，没有机构约束，也没啥工作计划，总之现在压在青椒头上的若干座大山，我当时连点感觉都没有——回头想想也是种运气。我那时候连什么是“项目”都没点概念，后来要找工作填表时要问承担过什么项目，我就问啥是项目。后来觉得空着也不好，我就在表上写了正在组织布鲁斯·阿克曼著作的翻译，这个我记忆特别深。
《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
布鲁斯·阿克曼 著，田雷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
我一开始到美国，设想就是在哥大法学院的中国法中心做一个学期的访问学者，就因为前面说的那种“漂移”状态吧，我后来又多逗留了一年半，先在哥大做满了一整年的访问学者，后来又到耶鲁法学院读了LLM的学位，也是一年。2010年回国后，我就没有再去过美国。两年的时间其实很短，英语还没说利索呢，就要打包行李回来了，我感觉其实我没什么资格来从我个人的“经历”谈美国大学，所以以下说的，就是题目中的“印象”，当时给我留下的、现在觉得还能说说的印象。
一个必须要说的，就是我觉得很幸运，那时候能拿到哥大或耶鲁的offer，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一定是需要不小的运气的，感谢他们在许多份材料中挑出了我的申请。那两年的留美经历，虽然短暂，但也能“镀金”。而且就我来说，确实也不止是在学术履历上增添了光鲜的一两笔，对我来说，那像是一个没有博士后名称的“博士后”经历。第一年的访学比较轻松，听课读书都更随意些，我当时全程听了Jamal Greene给JD一年级学生上的宪法课，当时选择跟他那门课，就是因为他是一位黑人教授。记得后来上到11月份时，奥巴马就当选总统了，Greene那时候还是一位“青椒”，刚从耶鲁毕业又去最高法院做过大法官助理，我印象中他讲课没那么自信，就在讲台上来回踱步，声音也不大，不过十来年过去，他现在已经是很有成就的宪法教授了。第二年在耶鲁因为是读学位，就有了很多的约束，不过耶鲁的LLM学位也是众所周知的自由，其实在耶鲁读法律原本就是“自由”，没啥以学科之名义而人为设置的疆界。在耶鲁那一年，当然是我跟Ackerman和Amar上的课最多，Ackerman更热情，我一直都很感激他，他当时还建议我做中印宪法的比较研究。阿克曼的宪法研究对我影响很大，不只是简单的翻译或介绍，他实际上示范了一位宪法学者应当如何处理本国宪法发展的“历史”，读进去了，他的那套东西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宪法的方法。
我有些跑题了，讲的不是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印象，而是自己的一些经历，可能真的是时间短，同时也有些久远了。其实这十多年变化很大，中国如此迅速的发展有些不可思议，反过来，美国社会却暴露出各种各样当年我们不可想象的问题，甚至现在“也许还未到最坏的时候”，故而“黑”美国成为当前最不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一件事，甚至是包赚不亏的生意。但就你这个问题来说，我觉得那两年的经历让我有非常多的收获，我有幸到了世界最顶尖的大学，那里有很多东西仍值得我们学习，也许这正有美国有趣的地方——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智”和少数学术精英在智识上的追求是同时并存的。
第二问
《娇惯的心灵》一书所描述的美国大学的现状，基于作者自2013年以来的观察。根据你自身的经验与观察，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大学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原因是什么？
田雷：关于美国大学的现状，《娇惯的心灵》有既广大又精微的望闻问切。作为译者，首先要做个澄清，这本书并不是那种self-help的心灵鸡汤书，当然书中包括了很多心理咨询意义上的实用建议，比如附录里的“认知行为疗法指南”——至于是不是有疗效，我在这里不敢打包票，但不妨一试。如果让我给这本书上架，我更倾向于把它归入“社会科学”类的作品。在翻译这本书时，我个人感到启发最大的地方在书的第三篇，两位作者分六章梳理了美国社会从政治、经济、育儿方式、高等教育、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变化，用作者的话来说，他们在书中所要讲的故事是“一部社会科学的侦探小说”——“许多社会力量和历史进程的合流，制造了这次‘犯罪’”。就这个工作来说，我认为两位作者各有所长，他们互相配合，把这本书写的既有料有趣，也有理有据。中文读者不妨去比较下，哪些变化和我们自己没关系，哪些变化在中国社会中也同样存在，搞不好甚至更严重，我们当前的教育是否也在以某些方式制造“娇惯的心灵”，我们能否从这本书中获得某些警示。在此意义上，我期待着这本书贡献出一个可以引发关注、凝聚议题的文本，也就是说，我们的社科研究者、大中小学的老师、为人父母者乃至每一位关心教育问题的读者都可以跟着这本书做些思考。这本书不仅是传授种种心理“how to”的“人间指南”，更是追踪、分析并呈现社会流变“how”的大历史写作。
好啦，广告做到这里。我把这本书的副标题译成“‘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当然是意译，原书的标题是“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这个How所引出的问题细品很吓人，美国的大学生怎么正在成为“失败的一代”。书中有很多情节我译的时候就觉得已经很荒诞了，就是本来自己觉得是很懂美国的，但书中的故事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比如说，为什么大学生心灵如此脆弱，把他们不同意的观点表达视为对自己的伤害，从而坚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不同于我的就是异端邪说，不是要进行观点的交锋，而是要让他们闭嘴，甚至是让讲者在社会意义上“死亡”。比如说，我就对书中劝告要慎用的一个概念很有兴趣，就是“微侵犯”（microaggression）。在身份政治成为王道的美国社会中，这个概念具有惊人的传染力，而只要你把微侵犯当作自己的思维方法，那你会发现生活四处都是对你的“侵犯”，因为微侵犯是否成立，不必诉诸于证据，而只要诉诸于“我觉得”，逐渐也就制造出一种“受害者文化”，“弱势”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
我上个问题提到，在哥大访问时曾上过Greene教授的课，我知道这位黑人教授很快要出版一本新书How Rights Went Wrong: Why Our Obsession with Rights Is Tearing America Apart，我觉得这是对美国社会以及大学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诊断，至少从我最熟悉的法学层面上是这样。不是说权利不重要，不需要保护，而是若凡事都以“权利”思维去剖根究底，把权利泛化和绝对化，社会就有可能被撕裂。因为权利一定是会落实到个体的，权利也会不断增生，如果只要是我觉得、我选择或者我愿意，那么就都是应当被承认的，最终结果就会是没有什么权利是不可能的（nothing is impossible）。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要承担历史性的责任，对此，我们也要加以反思，这种权利为王（rights as trump）的意识，我们曾经也是为之欢呼并接近全盘接受的，现在要能发现其问题所在。
第三问
大学校园之外，美国近年来爆发了各种激进的政治抗议，其在国际社会上的种种举措也频频引发争议。美国大学的困境与其政治现状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该如何理解？
田雷：我前几天主持了王希教授的一场在线讲座，他提到目前的美国是“危机的丰收”，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危机，而是多重危机在一个短时期内纷至沓来，叠加在一起，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呈现上，看上去几乎就是危机四伏。我最近经常听到美国会不会爆发“内战”这样的问题，这问题让我无从答起，恐怕媒体的心态还是想要制造一个大新闻，通过贩卖危机来吸引眼球并赚取流量。针对你的问题，我觉得美国现在最大的困境是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制造“愤怒”（rage），这就好比国内现在要推销什么，商人一定要贩卖焦虑，美国现在要实现选民的动员，你就要制造“愤怒”，不仅是因为只有愤怒了之后才会出去投票，也是因为只有让他们愤怒了，才能转移问题，混淆是非，让“乡下人”心甘情愿地把选票投给“财阀”。美国的选举民主是如何造就“财阀统治”和“民粹主义”的恶性组合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题目。公共场域充斥着情绪，我们这里是“买它买它买它”，美国现在是“选他选他选他”。
“愤怒”成为了社交媒体上最大的情绪流量，大学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很麻烦。翻译《娇惯的心灵》时，一处情节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有一位女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她在2017年有篇文章惹了很大的麻烦，文章的观点如果概括下就是，美国当今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失业、犯罪、吸毒、贫穷，一定程度上都根源于“中产阶级文化剧本”的消失。说得再通俗些，如果美国社会能多些“虎妈”，多些“直升机父母”，多些愿意也能够精心栽培子女的幸福家庭，那么很多社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或者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这种观点当然可以商榷，现在是一位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对着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挣扎着贫困线上的单亲妈妈说，你为什么不能像“虎妈”一样培养下一代呢？也就是说，恐怕瓦克斯教授的思考可能未必透彻，还没有追究到病根上，那些losers又何尝不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但问题在于，这种“不同的文化是不平等的”，在当前的美国政治以及校园里显然是犯了大忌的，于是作者收到的不是商榷文章，而是校友联合声明，声明中称该文示范了“异性恋、父权制、基于阶级的、白人至上的邪恶逻辑”。我前段时间还特意搜索了下这位教授，好像去年她又因为什么“出格”言论而招惹了新的麻烦。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我记得刚学美国宪法那会儿，一度最喜欢读上世纪80年代“共和主义复兴”学派的文献，核心是通过公共辩论来改变偏好并凝聚共识，现在看来，事情却一步步糟糕到眼下的局面，哪里还有什么公共辩论呢？有的不过是两党极化、否决政治，舆论场也像 “饭圈”一样，动辄就诛心或搞举报，失去了就事论事讨论问题的可能，不谈问题，只论主义。
第四问
新冠疫情下今年的美国大选，人们终于认识到“总统是靠不住的”。作为一个长期的美国问题观察者，你如何看待这次选举？
田雷：进入美国宪法研究这个领域，怎么算也都有快20年了，可以说是“长期”了。不过作为美国问题的观察者，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自己已经有些落伍了。这个不是自谦，自媒体时代所要求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一个大新闻发生后，比谁跑得最快，这个速度我是实在赶不上了。况且最近几年特朗普实在戏太多，跟着走恐怕难免被牵着鼻子走，我相对来说还是习惯于慢点写，先想清楚，等问题结束之后再动笔——可能我还赶上了上个时代月刊纸媒的尾巴，对我来说，我更习惯于那种速度。所以我几乎很少对美国现状发表什么个人看法，说真的是跟不上节奏，在“观察”上没有什么比较优势，我更喜欢讲些尘埃落定的历史故事，比如很荣幸即将在三联出版的《漫长的建国时刻：美国早期宪法史论纲》，时间下限就是林肯，所基于的材料都属于传世文献，就可以比较从容并且安稳地沉浸在里面，慢一些也没关系，也没人对你有快的期待。
回到你的问题，选举没几天了（或许这篇回答会在大选日推送？），我最近常说美国宪法目前处在一个“乱纪元”，因为总有朋友或学生期待我能多说两句，我就可以用“乱纪元”的修辞来搪塞，也掩盖自己没做功课后的心虚，因为“乱纪元”就意味着测不准，谁都不知道问题会在哪个环节出现，只能问题出现后再告诉大家。回到美国的宪法体制来说，当然可以讲很多，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比方说，选举团制度本身就是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严重bug，虽然建国之初构成了对小州的必要妥协以及对直接民主的某种制约，但两个多世纪后早已时过境迁，成为一不小心就会制造危机的“愚蠢”规则。如果放宽历史的视角，从我做宪法研究的角度来说，大致可以说美国的政治有些成于宪法，也败于宪法的意思。成于宪法就不多说了，无论如何，一部宪法管了两百多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能随意否认；但现在我们能感受到的都是这部宪法的失败，因为美国政治运转最基本的游戏规则都是这部宪法设定的，但这部两个多世纪的宪法已经失去了“与时俱进”的能力，从前面提到的选举团制度，到参议院的席位分配，大法官任期终身……问题就出自宪法文本内写着的白纸黑字的硬核规则，改又没法改，绕又绕不开，就好像这部宪法所设定的基本政治规则都已经高度“内卷”了，至少暂时看不到有任何体制内的力量可以取得修改宪法的领导权。在此意义上，虽然看上去“乱”，但多少还有些依“法”而乱的意思在，无论如何，这次总统大选一定会决定很多东西，其间的关键也许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得清。说到这里，我想提醒大家，观察这次大选以及后续的各种可能争议还有一种“宪制”视角，我们不妨看看这个运转了两个多世纪的宪法体制能有多大的弹性以及包容力，如果说美国政治现在有“底线”，那这个底线确实也就是它的宪法了，在选举结束后，如果出现撕裂的政治力量都诉诸宪法时，这部宪法能不能挺住，由谁来发出最权威的声音，也许我们都可以去观察。
说到底，我还是习惯于回头看，我们现在预测这次大选，就好像在1860年或1932年预测大选一样，我不是说会有林肯或罗斯福出现，现在两位老人一点都不像，不过现阶段确实是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用阿克曼的概念说，是一个宪法时刻，至于接下来的故事要怎么写，取决于未来的历史进程往哪个方向走了。
第五问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曾对美国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过倾慕、研究、学习，然而最近我们也在经历一种认识上的转折，不同的声音此起彼伏。到今天，“美国”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对于社会科学学者的意义是什么？
田雷：是啊，就像是“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处在这种认识上的转折，我们难免都有些懵，旧的美国观已经千疮百孔，再坚持下去就是嘴硬了，但又见不到新的共识，各种立场表现地非常撕裂。我们从前的美国观，在我看来，形成于改革开放历史阶段之初，那时候，解放思想很重要的战线就是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主要就是看美国。到了1987年，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就说：“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由此也足见当年的人们是多么推崇美国“那一套”。林达写《总统是靠不住的》，但没关系，还有多党竞选和三权鼎立，也就是说，宪法总是靠得住的。
《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二），林达 著，三联书店2013年
这个转折目前仍处在进行中，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的感觉有些像是要来一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上个阶段的美国观没法再立足，它把美国过于美化了，现在要把它所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只要稍加关注关于美国的新书，就能感受到这种“转折”，曾经是《光荣与梦想》，现在已经反转成了“新冠”元年的《美国真相》《重新认识美国》《美国怎么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认为上一个阶段的美国观需要检讨，长久以来，我在国内学界都是以一个美国宪制批判者的角色而出现的，不过我也认为目前的这种“转折”来得过于凶猛，美国的衰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可我们认识上的转折似乎因特朗普和疫情的缘故而被高度压缩，就好像是一个“美国”在我们面前眼睁睁地垮掉一样。自媒体或短视频的呈现形式当然也有利于或者说要求这种“压缩”，回到你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国内的美国研究者应当做出些东西出来，不能任由自媒体或短视频接管解读或观察美国的任务。
关于“美国”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对于社科学者的意义，我去年暑假曾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过我当时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现在也没怎么变，我把里面的一句话摘出来吧：
“美国”，一旦为我们所重新看见，也构成了我们的一种方法论。也就是说，正因为美国在某些方面的“发达”，它已经把问题活生生甚至血淋淋地呈现出来，这样的美国构成了一种可做人类学观察的社会样本，让我们，也即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知道要对什么“说不”。
第六问
你主持的“雅理译丛”最初关注法学专业的相关书籍，最近则越来越多地转向现实中的教育与政治问题，这一选择的背后是否与你个人的研究心态的转变有关？
田雷：感谢关注“雅理译丛”，我们最近两年有些停顿，《娇惯的心灵》能在三联出，是我们这套书的一次再出发吧。经过前面挺长一段时间的“流浪”，我们现在同好几家出版社建立起新的合作关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值得期待的新模式。
“雅理译丛”最早开始启动，是在2012年秋，那时候的想法很小，基本就是你说的，主要关注法学专业的书籍——毕竟，我也不懂其他的。后来，倒也不是一步就转向了现实的教育或政治问题，当然我也知道，雅理在这方面出的书受到的关注更多，能见度高，销量也好。就我个人来说，我则是既想做点有意思的翻译，又很自觉地不想翻译本专业的书，所以就有了《我们的孩子》还有《娇惯的心灵》，反正翻译也不算成果，自己开心最重要。其实现在，雅理的选书方向变得更“杂乱”，我们始终在摸索中，如果这中间有我个人的“选择”的话，我觉得倒不是研究心态，而更多是基于我自己的性格以及个人成长经历。我是1981年出生的，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最近因为研究八二宪法以及“一国两制”，我看了很多当年的文献和资料，这让我对目前雅理选书的不拘一格有了一种更有意思的解释。目前在做这套书时，我总觉得自己有种“改革开放”的态度，总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得通就走，走不通就调头，没有什么蓝图，一切看实践，至于能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自己也不强求，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还有历史的行程。
《我们的孩子》，罗伯特·帕特南 著，田雷/宋昕 译，”雅理译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
第七问
请从一个“出版人”的角度，谈谈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期待。
田雷：在三联面前，以“出版人”自居，那就是造次了。更何况，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斤两，我确实参与了出版，而且还把出版人比较光鲜的那一面给占了，必要时还得抛头露面做些吆喝，但一本书的编辑流程，尤其是那些辛苦但却不露面的工作，却大都交给了我的合作者，必须要感谢他们。凡是我参与出版的书，在同译者或作者打交道时，我都挺谨慎的，哪怕是更年轻的学者，甚至是我的学生，我都非常尊重。在因出版而交往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编外的编辑，不是教授。这些年，因为兼职出版，也同很多朋友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现在回头看，最近几年出版的每一本书，背后都有故事可以讲。如果不是这些经历，如果我只待在书斋里，成天只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写论文，那个“我”一定比现在要狭隘许多，很可能我就会局限在自己的小环境里，人到中年，天天为“卷还是不卷”而纠结着。这么说，出版对我来说构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打开然后退到里面的广阔天地，去年我在北大文研院访问时，听王汎森先生的讲座《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对我来说，出版这件事也是扩充心量的工作。
我不敢说自己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什么期待，你越是问我，我越觉得自己没资格说这个题目。我换个角度来回答吧。我现在参与的出版，主要还是做译著，所以我很日常的一个工作就是看英文书，尤其是美国出版社刚出甚至还没出的一些书稿。决定是不是要做一本书，现在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故而我现在过眼的新书很多，最终能做成的恐怕连十分之一也不到。所以我这几年看了很多五花八门的英文社科书，好像哪个学科的都有，我的同行看书是为了做研究，我看书是为了选书，也看了很多只做专业研究压根不用碰的书。我最基本的一个感受是，至少以我们初步筛选后要来书稿的那些著作为样本，美国社会科学还是很有一套的：学术规范上做得很严格，作者在写作时心里能装着读者，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叙事和文笔都可圈可点，内容来自长期的田野调查或档案研究，社科学者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么说来，中美之间有一个很有悖论的对比：美国社会现在病症缠身，不过板子不应该打在他们的社会科学上，他们该说的也基本都说了；中国社会这些年来这么多进步，其实功劳也同我们的学者没啥关系，我们现在恐怕还没能找到一个适当的立场和角度去理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如此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学者也许还应该再开放些，我们看看美国同行是怎么讲述历史和批判社会的，对我们这个阶段仍有启发。
谢谢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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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的每一天都要受到父母的严格安排和设计。放学后，不再能自由玩耍，而要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及其他有人组织并监管的活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超过其他孩子。
生于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却惯于在社交媒体构筑的虚拟世界里寻找意见的共鸣，面对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往往用举报的方式来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青少年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大幅激增，自杀率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心理焦虑，已经成为大学生寻求心理治疗的首要问题。
与其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好路。有些善意的保护可能会适得其反，过度保护和过度教育，反而会让我们的孩子成为“脆弱的一代”。这不能简单归咎于父母和教育管理者，更不能归咎于“娇惯”的孩子，全社会应共同反思和努力做出改变。
将错就错（删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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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错就错》是甘阳1996～2000年左右的随笔文章结集，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作者于美求学期间对于社会、政治、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思考，笔锋幽默犀利，对问题的观察入木三分，往往于浅白处见真思想。其中涉及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变迁，以及通过对名震学界的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众多学界泰斗的追慕与怀想来探索学者之精神、大学之理念，尤其值得细细品味。
本书2002年由三联书店首版，2007年再版。此次改版，列入“三联精选”系列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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