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徐畅《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

三联学术通讯

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首都圈城乡风貌的全面呈现

长安未远

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

Living Near Chang'an: Rural Society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Tang

徐畅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59元，416页，16幅插图

ISBN：978710807069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4月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的唐代，长安是全国的首都，东亚的政治中心，物质文明闪烁、外来文化交融；由于资料的缘故，学界对其研究远不及西陲边城敦煌、吐鲁番。近年来随着城市考古的进展，石刻墓志的刊布，唐人诗文中都市信息的再发现，长安城市社会的研究迎来了新契机，有“长安学”的诞生。

在中古中国，依据物理形态划分的城市（郭）与乡村（野）具有连续统一性（Urban-Rural Continuum）；就长安而言，城市与郊乡共同承担了帝国核心区的角色，作者将都城与周边乡村作为整体的“大长安”，从区域史的视角，展现既是唐帝国中枢所在，又具有地方立场的京畿区域（尤其是乡村区域）内，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融合及矛盾、冲突，各阶层民众生产生活、安守流动、思想信仰之全景。书中重点剖析韦、杜家族为代表的京畿士族，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官员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本书是新时期长安研究的综合与创新，是中古乡村社会研究的厚重之作；对于全面认识我国古代的城乡关系亦作出了贡献。

徐畅

1986年生，河南南阳人，2004—2014年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汉唐历史的研究，近年来关注新出资料与中古地域社会，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本书把以长安为核心的京畿乡村社会的变迁，按自然环境､人口结构､社会网络､民众生活的顺序进行系统性分析，对乡村社会的面貌进行前所未有的复原；关于长安城内的研究，近年有飞速发展，而本书第一次逼近都城圈居民的生活实态。

以乡村为焦点，阐明京畿地域社会与长安城都市生活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本书开拓了长安研究的新局面。

——妹尾达彦（日本中央大学）

唐都长安以巍峨壮丽的殿堂、雄浑宏廓的城池、星布四周的宫苑成为时人向往的胜地，亦化作后人盛世想象的源泉。这座世界舞台上活跃的帝王将相素为学界熟悉，生活在城外的普通人却为古之史家遗忘，亦长期逸出今人视野，隐入历史的灰暗背景。

作者另辟蹊径，利用传世、出土文献、考古资讯，透过乡村观察长安及唐帝国，从自然风貌、聚落形态，到基层统治、官民生活；不仅剖析百姓生计，还揭示其内心世界；呈现京城周边生活的斑斓画面。既是长安研究的拓展，更是中古乡村研究的厚重之作，对全面认识古代城乡关系，亦作出了贡献。

——侯旭东（清华大学）

目录

序 / 荣新江

导言

一从京畿民辅恒的人生史说起

二本书的研究对象

三关于书名

四相关研究回顾

第一编聚落地理

第一章京畿地区的自然地理图景

一地形地貌

二气候、物产与水资源

第二章唐长安的基层聚落形态

一城郭内外

二唐长安城内的基层聚落形态

三唐长安城市坊里制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运作

四唐都长安“无乡里”说与“二重构造”

五规划与顺应：对城中乡的一种解释

第三章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新考

一前续考订

二新出墓志对乡里村的订补

三几点思考

第四章唐京兆府畿县辖乡、里、村新考

一乡里村坊制在畿县的实施

二畿县辖乡里村补考

三畿县辖乡数的变动

第二编户口居民

第五章京畿乡村的人口数量与居民结构

一乡村人口数量蠡测

二乡村居民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三京畿乡村的居民结构

第六章京畿士族的城市化及其乡里影响

——以京兆韦氏、杜氏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二韦、杜二姓的城市化：京畿士族“中央化”的表现

三 “乡里有吾庐”：韦、杜家族对乡村根基的维持

第七章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

——以白居易为例

一城乡“连续统一体”

二白居易畿尉生活的时与空

三民生与赋役：畿尉的乡村体验

四贞元、元和中白居易的长安城乡观念

第三编基层控制

第八章京畿区的行政控制层级及其特点

一 “京畿为四方政本”

——京畿府县官的选任

二行政控制层级

三越级的沟通：上诉与下达

第九章京畿乡村的“有力者”阶层与社会控制

一乡村的“在地有力者”及其社会功能

二乡村的“外来有力者”及其角色

三皇权、官僚制与控制达成

第十章京畿乡里的户口控制

——以唐前期为中心

一户口迁移之禁与开禁

二京畿乡里的客户与括户

第四编生活世界

第十一章家计共田园

——京畿乡村民众的经济生活与生计

一一户标准小农家庭模型的构建

二财产与生产资料

三农桑生计

四小农户的年收入

五小农户的年支出

第十二章环长安区域的民众信仰与神鬼世界

一一方土地，两重世界

二环长安神鬼的分类、分布及其活动范围

三唐人头脑中环长安神祇世界的谱系与统治秩序

四人界与神界的交汇

五长安乡村之鬼怪害人

结语

一京畿在唐帝国

二唐帝国在京畿乡村

三从京畿区看中古城乡关系

参考文献

后记

地图目录

插图目录

表格目录

关于书名

选自《长安未远》导言第三节

基于前述各种理由，本书将对唐都长安及其周边区域（畿县、乡、村）进行统合研究。在展开观察与讨论之前，我们当然最关心历史现场与历史人物的实际感受，即在唐代京畿区域居住或活动的人群，是如何看待、描述畿内与长安的关系的。

农、工、商阶层应为京畿社会之大众，由于服役、纳税、营生、市易等各种活动，他们参与了长安与畿内、城坊与乡村之间的人员流动；但如“研究对象”部分指出的，大众处于“失语”状态，较难复原他们的生活轨迹，亦难推知他们转徙城、乡的心理感受。探讨时人的长安、畿内生活体验，有一个良好的样本群体——京畿县官。赤、畿县萃处京师，地位崇高，其令、丞、主簿、尉等为美官，是有唐士人竞相求取的对象；赤、畿令属中高层文官，而丞、主簿、尉品级虽不高，却是通往御史、拾遗、补阙、郎官的捷径，经迁转可官至中书舍人甚至宰执，仕宦前景辉煌。这类职位不是士人的释褐官（流外与视品官出身者亦被禁止充任），一般的入仕途径是进士及第或门荫出身—初任官—转任此官，或进士及第—中制科或博学宏词—授此官；这也意味着，这类职位基本上由唐代知识水平较高的青年才俊出任，他们有着当时一流的诗、赋、策、判的写作能力；而当他们走出书斋，初为抚民之官时，就开始直面长安之外，近畿的乡土与民情，必有感而作。

据相关学者统计，自天宝末至大历初，元和末至长庆初，畿县官吏诗人代出不穷，如柳宗元、白居易、沈亚之等；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心境来观察、体味、书写近畿，并以近畿与长安做比较。白居易作尉盩厔时的生活与心态，本书第七章有摹写；这里关注中唐文人官员王建的京畿生活。

王建以诗知名，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关于其生平事迹与仕宦经历，史料记载有限，既有研究多据《唐才子传》等文献及诗人作品推测，围绕其是否进士及第，是否任校书郎、渭南尉，任职的具体时间等，各执一词。这里综合各家之说，略述王建的早期仕宦经历。

贞元后期，年逾三十的青年文士王建为求取功名，入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开始了“从军走马十三年”的藩幕生活；贞元末，得随刘济北伐奚人；至迟于元和五年（810），离幽州赴魏博镇，入节度使田季安幕；此后数年间，历“五侯三任”，经过魏博军将争夺节钺的斗争，深受新任节度使田弘正的赏识；至迟于元和八年，由田氏举荐，离魏博，赴京师参加铨选，取得了与京畿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但选官一事并不顺利，滞留京师经年，自言“长安寄食半年余，重向人边乞荐书”；元和九年方得授昭应丞；至元和十二年底离任入京，官昭应的时间三年有余。

昭应为赤县（或言次赤），在长安城东五十余里，处京师东出趋潼关的交通要道上，昭应丞官从七品上，是京畿县官中的美缺，且入补京官的可能性较大。官昭应的时间内，王建曾寄诗友人张籍，谈及自己的处境及对长安的看法，见《寄广文张博士》：

春明门外作卑官，病友经年不得看。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

王诗校注者多以此诗表达了郊野小县官的卑微心态及对功名所寄地——长安的向往，对“莫道长安近于日”句，解释为，长安，用以指代帝京；日，用以指代帝王；长安为帝王所居，昭应距长安仅一驿路程，故曰“近于日”。

细究此句的结构，牵涉出唐人诗文中常见的“长安”与“日”的比喻，如刘禹锡《谪居悼往》之二描述贬谪长沙卑湿之地的心境“郁郁何郁郁，长安远于日”，权德舆《惠昭皇太子挽歌词二首》曰“天归京兆新，日与长安远”等。再究用典，又牵涉出永嘉之乱、司马氏南渡后，围绕晋元帝与其太子（后之晋明帝）之间发生的一段对话，《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记：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与王敦、王导共天下，偏安江左的司马睿，对晋王室重振基业，还于长安、洛下旧都的前景盘桓未卜，借用孔子对两小儿日初、中远近之问，以日与长安之远近，询诸膝上爱子。幼童之明帝初以常识断之，次日群臣宴集时，又改口“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可以说敏锐捕捉到了其父及南渡衣冠对北方故土的怀念。后世由此衍生出“日近长安远”的典故，用以比喻帝京遥远，虽向往而不可至，寓指功名难遂。

明了此典基础上，再玩味王建此诗之旨趣，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承认其为官的昭应“喜得近京城”，近在春明门外（长安城东出的重要城门），即长安近。另一方面，强调以昭应为代表的近畿与长安的区隔，即长安似近实远；所谓区隔，于诗人而言，主要是仕宦层面的，虽然赤县佐官的理想迁出官是侍御史、郎官等京官，但回转入京，有相当的难度，需要特殊契机。王建本人沉沦昭应县多年，自然慨叹“升天却易到城难”；但他的仕途旋即出现了转机，元和十二年底，得授太府丞（从六品上）；当“谢恩身入凤凰城”，再入长安时，这位新任京官，应亦跻身于高颂皇恩近的朝臣队伍中了。

王建的昭应—长安经历只是唐人长安城、乡生活经历的一个剪影，却折射了京畿区域的社会特质——近长安。与外州县相比，这种“近”，首先是道里（地理距离）的近，王建所在之昭应为长安东出近县；而京兆府所属诸县中较偏远的盩厔，到长安亦不过一百余唐里，依照唐人行程，快马一日可至；畿内则以距京师五百里为限。政治距离的近，也是京畿的突出特点，最高统治者及其侧近者阶层因执行相关礼仪与事务，频繁踏足畿内，甚至对畿县、乡、村实行直达式指导，而民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高层政治人物，将下情迅速上达，这里“天高皇帝近”。对于王建、辅恒这样的仕宦求取者而言，京畿的魅力更在于功名近而易得，长安是“凤凰城”，是“名利地”；如果不能直跨帝京，选择先寄居畿县、乡、村，在此探求长安官场态势，把握政治机遇，寻求多元化的晋身渠道，实为唐人屡试不爽的“终南捷径”。

本书虽然提倡走出长安，关注近畿乡村区域的聚落地理与社会形态，自视为长安学的“另类”作品，但并不赞成“去长安化”。京畿乡村最近长安，与长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习等层面阴晴相依，不应在京华烟云之外。从事京畿地域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帝国核心区的特质来孤立地看长安繁华，更不能刻意回避长安以及京畿近长安的特质；这种辩证性，是本书展开研究的前提。

综上，我们采用以王建为代表的当时在地者对长安—京畿关系的表述，以“长安未远”作为本书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