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 | 舒炜：以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主要作者和读者

Original 舒炜三联学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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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问题

12个

三联出版物更多强调开放、多元，注重读者文化阅读的需求，所以经常会把人类学、哲学、历史等不同门类融为一炉，或把艺术史、考古、思想史等不同类型汇集一堂，这需要编辑的文化视野和阅读品位。编辑应该想的是不断延续图书的生命。也许一套丛书慢慢淡出了，但每一部你精心投入过的图书，不断记着要让它一版再版；有可能的话，就把它列到新的书系里，换一个视角去重新阅读它，要对不同形式的再版抱有热烈希求，精心且长期地经营。

我仍然会记得1986年10月第一次在邮局买到的《读书》杂志，记得那个淡绿色的封面，记得里面微黄的纸页上一篇关于小说《北方的河》的文字，讲述“生命的流程”。

以知识分子

作为自己的主要作者和读者

学术出版怎样主动策划一个完整的项目，而不是一本接一本地放在既有丛书里？一套学术丛书收尾的契机都有哪些？

舒炜：丛书规划是三联出版物的一个特点。范老（范用）在他的小书《泥土脚印》里记录了1969年对他有一个“咸宁批判”，其中列出的罪状包括——热心出知识丛书、杂书；欣赏旧俄书商绥青《为书籍的一生》，视为偶像和出版的化身。从实干中提出一套出版纲领：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传播知识，不问政治标准；出丛书；注重装帧设计；迁就作家。面对这些罪状范用想必是又难过又高兴的。

“主动策划一个完整的项目”这样的说法有些粗。丛书是服从三联品牌方向和出版规划需要而产生的，是在这个总体方向下提炼出版概念和设想。所谓“完整项目”大多是一个学科一个专业或某一专题意义上的，三联出版物更多强调开放、多元，注重读者文化阅读的需求，所以经常会把人类学、哲学、历史等不同门类融为一炉，或把艺术史、考古、思想史等不同类型汇集一堂，这需要编辑的文化视野和阅读品位。至于说“收尾”，编辑应该想的是不断延续图书的生命。也许一套丛书慢慢淡出了，但每一部你精心投入过的图书，不断记着要让它一版再版；有可能的话，就把它列到新的书系里，换一个视角去重新阅读它，要对不同形式的再版抱有热烈希求，精心且长期地经营，不能狗熊掰棒子，而要滚雪球，努力实现图书的重印率，最大限度消灭一版死的书。——我相信这一条实际上是特别考验编辑的，长期下来三五年或十年，看一看你编辑出版的那么些图书还能不能再版？是仍然可以重新站在书店架上吸引读者目光，还是已成了过眼云烟？

左：范用（1923~2010）

右：范用和戴文葆（1922～2008）

在你看来，90年代以来，狭义的（或纯粹意义上的）三联学术出版，主要缺失（或问题）是什么？

舒炜：从九十年代至今有三十年，三联学术出版奠定的基础是坚固的。如果说主要缺失是什么，大概是坚持一贯的长期规划还不够，当年董秀玉董总强调：三联译著的特色是注重现当代国外思潮的译介，尤其是要追踪现当代欧美学术动态，重视现当代经典和前沿探索，所以她当时几次召集杜小真、汪晖、黄平、王铭铭等学者共同规划“法兰西思想文化”“学术前沿”等等丛书，列出欧美大家名单、拉书目、联系版权，以便接续八十年代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此后又邀请甘阳、刘小枫主编“西学源流”丛书，以当代视野检视西方整体学术脉络；而著作方面一是整理规划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名著（比如董总特别邀请钱锺书先生主编、朱维铮先生担任执行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还有“陈寅恪集”“钱锺书集”“吴宓日记”等等），二是注重中青年学者（比如陈来、阎步克、李猛、吴飞等等）的专题新作，三是积极推动新鲜原创尤其学者们的“第一部书”出版，“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主要的园地，董总专门约请季羡林、李学勤、杜维明等前辈学者担任编委，赵一凡先生是当时编委当中的活络沟通者。总之，这个架构和层次至今仍然构成三联学术出版的骨骼，缺失就在于长期一贯的坚持还不够：三联近二十年的各种变动太多，主要领导三五年一换。编辑们的想法也不那么稳定，经常想着换新变貌（从另一方面说这当然是三联编辑群体的一个突出优点）。拿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诸子集成或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大型丛书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学术出版至少需要半个世纪以上持之以恒的几代人积累，封面甚至都是原样不变的。现在比较强调“不忘初心”，“守初”甚至“守旧”本应就是出版担负文化积累之职的题中之义。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1998年）

当下的出版业形态和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对编辑的要求发生了什么变化？老一辈出版家总说编辑是“杂家”，在一个如此专业又信息爆炸的时代，“杂家”还有可能或者必要吗？

舒炜：业态变化上主要在于信息化网络化，现在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太多太多，对编辑参与营销的要求也就多起来，每一种书、每一位编辑好像都有参与营销的必要感和紧迫感。以前出书都很精选，营销有专门人员，重点明确，现在则是营销部门人手严重不足，因为书出得品种太多，似乎每一种书都有必要折腾折腾。三联尤其是1986年重新独立建制以来，都是走面对读者、面对市场的路子，一向很重视营销推广，但营销不是天天大声嚷口号，是体现在细致文案工作上。范用专门编过内部小册子讲图书简介提要广告文案的实例，后来还出成《爱看书的广告》这样一本书。前面说到三联出丛书的特点，丛书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营销方式，丛书就相当于一个专辑，有一两部是主打，突出重点，同时带动其他名声略小但有相关性、扩展性且耐人寻味的作品，读者可以由一部书注意到一套书。在勒口、封底以及书后页印上相关书目，三联编辑普遍都有这个意识和习惯，做的很到位。我有时候看到其他出版社的丛书就很着急：打着丛书的名号，拿着一本书却翻来覆去找不见丛书书目。

“杂家”意思说兴趣要广泛，时时关心各种社会文化动态，如果不和学者作家文化界打交道又不看电影电视不看学术杂志不逛旧书店，天天闷在办公室或是这个会场那个会场枯坐，选题和编辑出版灵感能从空中掉下来？编辑如果有一贯专注的思想文化大问题就更好，戴文葆戴伯伯是人民出版社的大编辑，尤其是政治出版物方面的大行家，据说他至死都念叨列宁主义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可能是长期困扰他的问题吧。关于戴文葆，建议看看老出版家曾彦修写的《平生六记》一书的第四记，书中所讲大意就是不能搞可鄙的上纲上线打棍子这一套，尤其在从事文化知识工作的单位。……哦，我想起一个跟戴伯伯的小事：九十年代末出版“学术前沿”第一辑的时候，一大部头译著是董总约请他负责编辑，那时他已七十多岁，偶尔一次在三联办公楼里碰到他，我就贸然问他是否抓紧发稿？他很严肃地说，这部稿子难度很大，译者是他的好友，译文信实，一年前就交稿了，但他总感觉不大对劲，研究一个月之后抽出一章，用铅笔写了很多疑问寄去，译者明白其中意思了，就收回全稿花半年时间修订才寄回，“关键是还要有可读性，拆开一些长句子。我现在重新看过，没问题了，一字不改马上发稿。”戴伯伯说“一字不改马上发稿”时有力一挥手，这个动作我印象深极了！后来翻三联书稿老档案，会看到曾彦修、史枚、倪子明等老前辈的审稿意见，不少都是“一字不改就可以”“不必看，作者是高水平的，没问题”之类的话。现在编辑经常把书稿改的满面花，看似费时费力极大，相形之下，前辈编辑花费的头脑心血恐怕更在字句之外。

“学术前沿”丛书（三联书店，1997年12月开始出版）

有时出版理想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影响和销量，你如何看待出版的文化价值与市场生存之间的平衡？在各种媒体多元并存的今天，书籍阅读的优势和魅力在哪里？

舒炜：销量得问问是多长时间的销量，拉长时间十年二十年，价值和市场的关系就很清楚。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每年都销行五六十万册，已经快二十年近千万册，相形之下那些昙花一现的短命畅销书有什么意义呢？另外一个故事：21世纪初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遇见台北联经的林载爵先生，他带着淡淡的笑意跟我说，十年前他引介到台湾的一位先锋作家，冷门得很，十年都未重印过，现在文学奖宣布出来，一周内就好几次印刷，“咸鱼翻身了”。

至于说纸质书的阅读魅力，关键是它的纸张形态直接具体，能在读者脑海里形成长久的记忆。电子屏幕上读到的东西，没有这样的记忆，记不住。但我仍然会记得1986年10月第一次在邮局买到的《读书》杂志，记得那个淡绿色的封面，记得里面微黄的纸页上一篇关于小说《北方的河》的文字，讲述“生命的流程”。后来还有一期《读书》扉页上专门讲三联书店的宗旨，结尾的话我一直记得：“三联书店以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主要作者和读者，今后仍将竭诚尽力为自己的读者群服务。”

左：《读书》1986年10月号

右：《读书》1989年5月号的扉页

阅读和出版是一种文化实践，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编辑或者更多关注书的工艺，或者更在意自身的名利，书本身承担的精神价值很容易被忽略，文化圈里的文化味道越来越淡，你怎么看？什么样的时候你觉得当一个编辑真幸福，什么样的时候你会不想再当编辑了？

舒炜：关心书的工艺、装帧是好事情。香港牛津的林道群先生就很喜欢自己动手做设计、选纸张，他特别懂书的内容，装帧和内容结合得极完美。做编辑最幸福的或许就在于不断理解和探索、磨练自己的头脑、时刻在学习、跟有学问有思想的人交朋友、对于学问思想时时葆有由衷的尊敬。实际上你只要在阅读理解、思考学习，那么头脑里就一直在做着编辑的工作。编辑的确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后运转，谈不上任何“名利”的，在这里名利毫无意义。当然，如果作为一份工作、一项职业，如果这项职业里必有的思想交流探讨氛围都没有，像你说的“文化味道越来越淡”，在一个出版社里居然感觉没文化，都是商场官场各种算计的气味，那确实就不好办，令人兴味寡然了。

能否回顾一下自己初入这个行业时的情况，教你起手做编辑工作的人是谁？聊聊职业生涯中，给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

舒炜：九十年代中期是很有意思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见董总，她在办公室把身后书柜的书一本本拿出来给我讲这本书的特点是什么、这套“学人学记”又是想讲述什么、如果三联出科学书经管书应该是什么样，足足讲了三个小时。董总是很重视营销推广的，时不时布置“作业”：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开业得琢磨一句提神的口号、这套书出版应该提炼一行简明易懂的宣传语让读者明白宗旨，等等。具体做图书编辑是入职两年之后，许医农老师手把手教着填发稿单，她喜欢写的特别具体详尽，字数行数都标示得特别细，类似于下达命令和指示，搞得大家都怕，生怕漏看她写的每一句话。

去年疫情时候，我想起以前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是和同事们联手合作编辑出版一部关于“非典”的书。2003年疫情结束时北京卫生系统方面收集了一大摞医生护士写的家信，因为她/他们处于隔离情况，通讯不方便，所以有这么些信件。大家一看乱乱的一大堆，实在摸不着头脑，都有些懵，我建议不管怎样还是分头一封一封看吧，看了也许就有想法。还别说，孙晓林、张荷、陈晓和我四个人还真看进去了，特别感动，由衷地敬佩这些医护人员，两天就想出来编辑方案，最后在美编室、出版部同事的配合下，很快就把书印出来。虽然这是一项当时的任务，大家完成得很紧张，却有编辑业务上的收获。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舒炜、许医农、郑勇

和同事们在一起（左起：舒炜、叶芳、孙晓林、张荷、黄华、陈晓）

从编辑的角度来说，如何算是对一本书有感觉了？编辑到底是怎样一门工作？

舒炜：这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就像喝酒喝茶喝咖啡，只有多喝才知道各有什么滋味、各有什么不同，而且一定要喝好的！喝坏的差的，你就坏口味永远不想喝了。至于编辑究竟是怎样一门工作，三句两句说不清的，不妨多看前辈的记述文字。旧文不厌百回读，五年多前董总的一次讲话就特别实在准确，如果结合不同时期的自身经验，读着会有更多感受的。简而言之，董总引用老前辈陈原的话，说的特别精彩——编辑的工作就是“爱读书爱书，还不是一般地爱，一般地读，还必须大量地读。”我建议把董总这个文字列在后面，文中的每一句我都认同。

一个优秀的编辑要满足哪些条件？

丨董秀玉

* 本文为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兼总编辑董秀玉2015年9月在“范用的编辑传统”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题为《永远的怀念和仰望》

根据现场发言录音整理

董秀玉在“范用的编辑传统”座谈会

这次纪念会的题目出得好——范用先生从来认为出版的核心是编辑，没有优秀的编辑，出版又何来核心价值。

范用先生是“文人化出版”的最后一位。相对于现在的职业化出版，文人化出版有更多的独立思想，更多的个人化兴趣和对文化的多样化追求。范用先生非常典型，出版于他，不单纯是个职业，不是为了混口饭吃，不是为了多少工资，他就是热爱，他就爱出版事业，他七十二年从一而终，到了最后一刻，他挂念的还只是书和出版。

范先生常常说，编辑出版是个手工活，他常常手把手地教年轻编辑。他带你做选题，访问作者，谈稿组稿，编辑加工，校对整理，看版式封面……一直到回复读者来信、到书库打大包。这样一种言教身传（而不单纯是领导发派任务），让我们熟悉的是出版的整个环节，尤其作为核心环节的编辑该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

范用先生是个编辑主导型的出版家，他心目中的优秀编辑：

第一，必须爱书、爱读书、爱思考

用范先生的话来说，不爱读书不爱书的人，有什么理由会爱出版？出版辛苦琐碎，又不赚大钱，不爱书的人来了也耽不长。另外一位老出版家陈原同志更说，编辑爱读书爱书，还不是一般地爱，一般地读，还必须大量地读。

编辑的学习跟大学的学习不一样。大学是正规的学科学习，编辑的学习是横向的面、需要博和杂，因为你面对的是各方面多学科的专家，面对的是各种思潮的选择、和对各类社会现象的观察思考。你没有专家深入，但是你的知识面如果足够宽，那么你跟作者交流的时候，就可以提供多几个角度的思考，也因此，或许对作者也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和启发。猎涉广了，而且爱思考，才能将知识、资讯活用。所以我们招编辑，爱读书、爱思考就成为我们最基本的标准，这一条通过，这编辑五成就有戏了。

出版是一个时代的反映，是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以编辑的学习精神特别特别重要，好编辑必须是学习型的。

现在强调策划，强调营销，这很必要，实在是书种太多了，一年几十万种，不吆喝就看不到，很多即使吆喝了但不雷人的，也不见得能看到。因此营销手法花招越来越眼花缭乱。可是，每个编辑摸摸良心看看书架，有几本书是有文化价值、能长久站在你书架上的，那才是作为一个好编辑对社会的真正贡献。

第二，必须有很强的职业敏感

那个时候范用经常拿着报纸或者文件或者书：“快快快，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快快快，找这个作者去聊一聊……” 当时的《干校六记》、《傅雷家书》、《随想录》、《为人道主义辩护》、《文化生活译丛》等等就是这么来的，很多书都是这么来的。因为他不断地读书，密切关注整个思想文化的发展，关注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脑子里时时张着弦，碰到问题就会马上激发他的编辑灵感——这就是编辑的职业敏感，不会因为下班，吃饭或跟朋友在聚会而有所放松或减弱，反而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触发这根弦。当然，这跟经验也有关系。

这个敏感不光是发现选题，还有发现新作者的敏感。我记得范用先生那个时候做新凤霞那本书（《我当小演员的时候》），我当时不理解，新凤霞没什么文化，不少字都不会写，怎么出她的书？后来他要我读她的文字，那完全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表达，那种真诚的质感，那种语言的朴素，有着特殊的魅力。但是我还没有理解得那么深，我不知道当时会有多少人认同。最近，北岛和李陀他们编选《给孩子的散文》，组织了一个小组来选，一致同意把新凤霞的一篇文章选上去，我再读，才真正了解范用那个时候的眼光。在《读书》杂志时期，他也会从一些无名作者的小稿件中淘选出后来的大作者，如辛丰年等等。他不论你是什么人，只要是文字有特点的，文章有思想的，他就觉得可以选做作者，不拘一格。范用的编辑敏感是非常厉害的。

第三，编辑要有很强的服务意识

服务意识不仅是指对作者，同样也是对读者。

范用的作者工作最是典范。当年，我跟着他当过好几年小跑腿，感受极深。他的服务意识并不仅仅是组稿约稿、样书稿费；也从不追、抢、捧。他做的是细水长流的服务工作。

他心里有作者。时时关注作者们的研究重点，他们的思想动态、文字特色。他会常常想着什么样的材料对这位的专业有帮助，什么样的文章又能让那位作参考，书、杂志、剪报，他不断地为作者提供思想资源。他也常跟作者们小酌一杯，普普通通的小馆，自带的酒和茶，谈的也都是书和书人，高明的、欠缺的、要弥补的、需突破的……，平静或激烈的交流，每每成就了日后选题的基础。

对编辑改稿，范先生一贯的原则是编辑只能改错，绝对不能改变作者的思想内容、行文习惯和文字风格，实在不行，也只能删不能改。范用千叮咛万嘱咐，把作者的语言风格，把作者的习惯用语统统改掉了，那你编的书不都是编辑你的了吗？绝对不可以！他说，编辑应当纠错，也可以做很多辅助补充工作，比如说引文核对，比如索引注释等等，我们可以帮助作者将这本书做得更好，但是不能按照你的思想方法和语言方式去改变。这也是对作者的尊重。

范用与作者，完全不是急功近利的关系，他从不抢稿，不会有书有情、无书不理。他跟作者是完全的朋友，是文人间真诚而清淡的往来，是相互的尊重和欣赏。那么多大家，但都是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平等相待。范用太懂作者了。他不会轻视及时寄样书邮稿酬这类“小事”，但最根本的是要把书做好，从编校质量，到装帧设计印刷，都必须做到最好，拿出漂漂亮亮的一本书，与内容相得益彰，这才是服务质量的关键。作者辛辛苦苦写了几年的书，满篇错讹，纸张不好，装订歪斜，作者一定翻脸,其他工作做得再好也是作不得数了的。所以范先生从来都是一抓到底，书做得要尽善尽美，甚至封面常常都自己设计。

读者工作，也属于编辑的服务意识。范用同志对读者的来信极为重视，常常亲自回复，亲自包书给读者送去以示感谢。甚至从读者来信中，范先生还培养出了好几个以后三联的作者。

用凯恩斯的话说，21世纪的市场培养的是“信仰顾客”，那么范用先生就是以三联精神培养了一大批“信仰读者”。三联的读者粘度大，忠诚度强。这就是三联品牌最重要的基础。

第四，编辑的眼界要高一点

范用有一点点清高，也希望编辑的眼界要高一点，不要为了赚钱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往里整。内容质量、书的品位永远是第一位的。

记得当时三联刚刚恢复独立建制，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的第一年，在东总布胡同地下室办公的时候，最穷，穷得要命。当时一位编辑拿来一本有资助的气功书，说打坐冥想，可以想到一万年前后……这样一本书，可给资助2万美金（那时差不多相当于近20万人民币），那年三联书店独立出来才给30万人民币，而这本书就能带来近20万，太大的诱惑！做不做？纠结来去，我们自己都不懂不信的东西，实在是不敢做。后来范用听说，斜了我一眼，说：“这种事想都不用想！”我只能鄙视了一下自己。

清高一点不是看不起小作者，看不起新作者，是不要为了钱太看得起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三联的重印书向来比例很高，这十来年更是翻过来倒过去不断地组合重印，这些长存不衰的图书就是出版社的财富，真正的财富。出版社有什么财富？汽车、电脑是财富吗？不是，范用先生和前辈们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高质量、有品位、可以留诸后世的这一大批经典图书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富。

第五，编辑要关注细节，步步到位

编辑工作其实非常细致琐碎，从组稿、选题到作者联络，然后看稿、审稿、写审稿意见，发排、校稿，还要联络关注校对、设计、印制，还要检查大样、样书，一直到结算稿酬寄样书，现在还要做宣传营销、多媒体产品，等等等等……太复杂的过程，很多很多的环节，都是编辑要做要关照到的。而且每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不然书一印出来就是永远的遗憾。所以有些想做编辑的人，我就问他，你真的喜欢书喜欢编辑？编辑实在太辛苦了，太多的环节太多的细节，只有全心喜爱，全力以赴，才能做到步步到位，否则前功尽弃。

范用先生对每一个细节都会关照，而且一步一步地抓住，盯着。我们跟着他做书的同事都知道，从选题定了开始，就三天两头地问：作者那里去过没有；稿子回来没有；作者这个题目不好，你让他重新换一下；这个写法有没有问题……直到排版的开本、字体字号、纸张的克数、颜色，装订方式……每一个环节他都盯住，都要一一落实。成书第一本送到他手里，马上就会有信息传回：大晴大晴！……坏了，阴天阴天！书就这样和他的喜怒哀乐，和他的生命联接在一起。做编辑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你才能无怨无悔地过一辈子。

范用先生用七十二年的出版实践走过了他为书籍的一生，他的品位、他的理想、他的追求和境界，让我们永远怀念和仰望。

201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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