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高于文学史——徐志摩论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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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论苏俄

2012-3-15 周言

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无法忘却的人物，他的《再别康桥》、《爱眉小札》，都是传诵已久的名篇。但是私心认为，徐志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或许比其文学史上的地位还要高，但是这一面已经被人们有意识地遮蔽，甚至是试图去淡忘，如同鲁迅一样，虽然其在文学史上享尽尊崇，但是他的旧学功底，如《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或许意义比其文学创作更大。

本文拟取1925-1926年对徐志摩的思想进行考察，这一时期是徐志摩一生中最为精彩的篇章，按照邵建先生的说法，从1925年10月1号接手《晨报副刊》，到1926年10月离开，他一生中的思想事迹，几乎尽在于此。①而这一时段，恰好是中国近代史波谲云诡的转型期，用张灏先生的话说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②。而这一时代的背景下审视徐志摩的思想观念，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一、从李大钊到徐志摩：《晨报副刊》之右转

《晨报副刊》乃是《晨报》的一个副版，《晨报》原名《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创办者是研究系领导人汤化龙、梁启超，某种程度上而言，《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③

李大钊在副刊创办伊始，曾担任《晨钟报》的编辑主任，他在创刊号的《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中，慷慨激昂，大有少年之国之气势，其言曰：《晨钟》自身尤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亡，即中华不亡。④言语中之朝气蓬勃，历历可辨。

这种带有鲜明激进色彩的文字，注定要与以“改良”色彩著称的《晨钟报》发生冲突，加诸李大钊越来越显现出来的政治热情，让《晨钟报》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仅仅过了二十几天，李大钊便辞去主任一职，埋首专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⑤

但李大钊虽然去职，《晨钟报》依然难逃查封，一九一八年九月，因揭露段政府以出卖主权为代价向日本政府借款而遭查封。同年十二月易名为《晨报》复刊，翌年二月，李大钊再次进入《晨报》，主持副刊，由此开创了《晨报副刊》的李大钊时代。⑥

李大钊时代的《晨报副刊》，一言以蔽之，迅速左倾，与《新青年》相呼应，成为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三月二十四日，李大钊发表《列宁》一文，四月一日发表《马克思奋斗之生涯》一文，四月四日发表《地底的俄罗斯》一文，四月十九日至八月底连载《俄国革命史》，五月三日发表《社会主义的派别》一文，五月四日更是以“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劳动与资本》两书。⑦

而同一时期，李大钊发表大量文章，鼓吹“过激主义”，如《战后之世界潮流》，《过激派的引线》，言辞之中对于暴力的迷恋，已经不可遏制，一九一九年五月至十一月，更是写下万字长文，宣扬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⑧

李大钊的欢呼俄国革命，宣扬马克思主义，与其自身的激进秉性，显然不可分割，他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便写下了《俄国革命的远因与近因》，欢呼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⑨而同时代的鲁迅，更是在《圣武》一文中以“新时代的曙光”对俄国革命褒扬有加，⑩这一“曙光”说，与李大钊欢呼“俄国革命是新世纪开一新纪元”可谓异曲同工。

尽管如此，李大钊依然离开了《晨报副刊》。离开的原因莫衷一是，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将其归结为五四一代“同一性的破裂”（11）这一点似乎稍显牵强，反倒是张涛甫先生的说法更为准确，他倾向于认为李大钊主持《晨报副刊》像《新青年》的另一个版本，走的精英化的“小众化”道路，因而难以持久。（12）

继任李大钊的孙伏园，一改李大钊的启蒙冲动，开始以趣味为宗旨，同时不放弃启蒙使命，在此之中寻求中道，尤其是他与周氏兄弟者两位文章高手的私谊，更使得《晨报副刊》办的有声有色，而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诸人的文章，更是为《晨报副刊》增添亮色，孙伏园的追求在“学理与趣味”之间获，得了明显成效。他也是《晨报副刊》做主编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21年到924年，整整四年多，由此奠定了《晨报副刊》的卓著名声。（13）

而徐志摩在孙伏园之后接管晨报副刊，成为副刊历史上一个标注性的转折，副刊在徐志摩的主持下，爆发了著名的“赤白仇友之争”。（14）这一思想史上难以忘却的事件，成为徐志摩人生历程的巅峰，他一改李大钊时期的激进色彩，激烈的批评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若干言辞虽然当时看起来骇人听闻，但是直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因此有必要对徐志摩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他对苏联的态度做一番考察。

二、徐志摩早年的政治态度

徐志摩早年生在一个浙江城市家庭，自幼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因而思想开放，晚清种种变革以及晚清种种革命运动，徐志摩都有所关注，他还曾为革命军的失败而痛苦，由此可见徐志摩在早年便以具备追求自幼的因素。（15）日后他留学英国成为自由主义信徒，只是顺理成章。他曾在文章中有此感慨: “今自出海以来，身之所历，目之所触，街足悲哭鸣咽，不百之替之何从业，而何有于乐？”（16）可见其在求学过程中，亦在不少苦恼，这些苦恼。表现在徐志摩早年思想尤其是政治态度的矛盾。

徐志摩去英国求学，从他描述中可以看出，主要是想追随罗素读书，但是事与愿违，罗素因站时主张和平被剑桥大学除名。（17）后来徐志摩与罗素虽有交往，但是二人在思想上有较大区别。当时徐志摩的老师是著名的费边主义思想家拉斯基，因而其自幼主义信仰中带有浓厚的左翼色彩。因而当苏联崛起之时，徐志摩热烈欢呼，列宁去世。徐志摩写诗悼念。（18）尤其是一九二四年，他对苏维埃国旗盛赞有佳：那记忆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是一个最大的时期，不仅表示俄日民族流向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同时他对苏俄的成立欢呼雀跃：在那旗子抖动的声音里我不仅仿佛听出这十年来那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我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想，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哪天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19）

徐志摩与罗素的分歧就此在下，一九二四年早于徐志摩四年访问苏联的罗素，对苏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徐志摩对此展开了严格的批评与反驳：“罗氏不常言基尔特社会主义乎，奈何健忘若此？”（20）“罗氏为科学家，常抑情感求真理，然一河意气，即如泉涌蓬生而不已。”（21）但意气用事的，乃是徐志摩本人，他在一九二二年的《罗素与中国》一文中将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大加挖苦。（22）时隔一年，他在文章中，又引用吴稚晖的话激烈抨击罗素：“说罗素只当我们是小孩子，他是个滑头大骗子。”（23）

转折发生在一九二五年，这一年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爆发了“赤白仇友之争”，这是一个带有标注意味的事件。尤其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曾在《晨报》副刊工作的瞿秋白，在此之前曾以特派记者的身份与俞颂华一起参观苏联，随后写下了名动天下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对于苏联，一再表示深深的忧虑。（24）

而更加令人深思的是，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正式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一局面的寓意不言而喻，沈志华先生指出，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长达几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动，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25）

三、论争之缘起：徐志摩的苏俄之行

徐志摩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之于苏联的赞颂带有鲜明的趋时而动的痕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五年徐志摩亲身访苏，他在《欧游漫录》中详细地记载了他对于苏俄的看法，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专政，包括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问题，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在《欧洲漫录》一开始，徐志摩便表示出自己的矛盾：“你答应的了一件事，你的心理就打上了一个节结，这个结一天不解开，你的事情一天不完结，你就一天不得舒服。”（26）

表面上看，徐志摩是表达不能及时给《晨报》副刊供稿而苦恼，实际上却是对于亲历苏联表示出了自己惶恐不安的心情，而后的游历终于让徐志摩开始清醒，他对苏俄也由一味地赞颂，转而成为激烈的批评。

徐志摩原本想象的莫斯科，多么富有魅力，然而及至他亲临红场才明白自己的可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是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悦，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27）因而徐志摩惊呼：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倦了双眼，仔细的来看看，竞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的火种！（28）

而在文中，徐志摩又提及了两种事情，进一步体现了他对于苏联的怀疑，为了他的右转提供了巨大的契机：“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的聊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啵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没有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改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苏俄的一种宣传。但同时杜洛茨基为做了《十月革命》那书上法庭被软禁的消息又到了，又似乎不是假的，这样看来，苏俄政府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托尔斯泰那话竟许也有影子的。”（29）

而徐志摩拜会托尔斯泰的大小姐，更加谈了他苏俄的怀疑：“我当然问起那新闻，但他好像并没有直接答复我，他只说现代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斯托耶夫斯基等一般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我问他现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他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30）

而徐志摩随后更亲身领教了苏俄的专制政治，徐志摩晚上与友人去听戏，经历了戏剧性的一幕：“我们一到门口票房里没有人，一问说今晚不售门票，全院让共产党俱乐部包了去请客，差一点门都进不去。”（31）苏俄的高度集权，由此可见一斑。

而最终徐志摩参观列宁遗体陈列馆，让他对苏联的怀疑达到了顶端，也让他对罗素产生了由衷的歉意：“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向后转。（32）

而徐志摩本人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有时候我简直是一个宿命论者——例如我党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众根本不悟的时候，不免遭太劫，但执行大劫的死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这血海。”（33）

最后，徐志摩对于国内诸如李大钊之流的宣扬马列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实施了最坚决的划清界限：“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还外国主意来策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34）

四、“赤白仇友之争”的台前幕后

徐志摩回国之后，旋接管孙伏园留下的《晨报副刊》，“赤白仇友之争”因此兴起，有关这场论证的研究，国内史学界上存在空白，但相关的史料集早已编就，即是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七辑的《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由章进编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撰写序言。（35）

这场论证的起因是陈启修发表在《晨报社会周刊》上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作为中国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学者陈启修，乃是地道的亲俄派，他指出：“指赤色的苏联为赤色俄的帝国主义，简直可以说牛头不对马嘴了，苏联用尽它的力量，到世界各国宣传帝国主义到各被压迫的民族中去宣传帝国主义，这是事实。”（36）言辞中之言之凿凿，已经透露出为苏俄辩护到底的趋向。

然而时隔两天，张奚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对于陈启修大加讨伐，张奚若指出：“帝国主义的国家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不是敌人是什么？”（37）

对于张奚若的反驳，徐志摩深表赞同，旋即在《晨报副刊》上发起论争，十月十日，《主持《晨报社会周刊》刘勉己发给徐志摩《应怎样对苏俄》一文，徐志摩因而写下写《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一文，徐志摩指出：“中国对苏俄问题乃至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国内共产党一类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划破的一个大疽”（38）“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的。”（39）

刘勉己《应怎样对苏俄》一文中看似持中，实际上对苏俄革命表示难以苟同，他指出：“我个人信念上不是赞成共产主义，与其反对赤色的共产主义对于赤色的苏俄，我虽然从科学上无法判决他为有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信念，然而从中政治外交方面认为苏俄对外所惯行的暴力手段，和国家利益冲突时，这时期却倒我们为战略起见也不妨大呼“赤祸”乃至“赤色帝国主义祸”。（40）

敖光旭先生在《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一文中认为：“联俄与仇俄之争发生的近因和直接原因，可归结为五卅沪案及由此引起的共产派与非共产派，亲俄派与非亲俄派冲突之加剧。”（41）此论甚为切中要害，徐志摩主持“赤白仇友之争”后不久，报馆便遭左翼势力焚毁。而同时代的工农运动正进行的轰轰烈烈，五卅运动更激化了共产派与帝国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矛盾，共产党人在五卅反帝运动中痛感：“资产阶级不革命”。（42）

而即便是报馆被焚，徐志摩依然不改初衷：“我生平经历虽则不深，可是人事浮浅的变异轻易危害不了我，吓不倒我。（43）于是有了次年年初徐志摩与陈毅的笔战，这次笔战极具象征意义。他标志了自由主义者徐志摩与共产主义者陈毅之间的历史分歧。同时胡适在此时游历苏俄，他与蔡和森的争执恰恰可以于此相参照。

五、徐志摩与陈毅之争

一九二六年初，陈毅在列宁学会发表演讲，高调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讲稿《纪念列宁》以曲秋的笔名发表。在此之前，陈毅将演讲稿寄给《晨报副刊》，意在刊发。但徐志摩将陈毅的文章扣下，旋即写下《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对于陈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驳：“陈先生的是一个鲜明的列宁主义信徒的论调。”（44）

接着徐志摩表达了他对于马克思阶级学说的质疑：“我个人是怀疑马克思阶级说的绝对性的，两边军队打仗的前提是他们各家壁垒的分清；阶级战争也得有这个前提。马克思革命论的前提一个纯粹工业主义化的社会……但至少就近百年看，就在马克思时代最工业化的国家他的预言……并不曾灵验。”（45）

而对于陈毅有关于“共产党是列宁指导的第三国际党的中国支部”这一说法，徐志摩嘲讽道：“那也不坏，但这样一来岂不是我们革命的领袖不是中国籍的孙文或是别人，而是一个俄国人，那原来是，共产党的眼里，据说只认识阶级，不认识种族，谁要是在这种地方挑眼无非泄露他自之见解的浅薄。”（46）

在文章的最后，徐志摩丝毫不否认列宁的伟大，但是他对列宁，依然存在恐惧：“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播，我怕他，他生前成功的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一个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ic，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47）

而对于国内的青年一味的拥护列宁，讴歌十月革命，徐志摩非常痛心，他指出：“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烈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48）

而徐志摩对于青年人的告诫，似乎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二十年代访苏的胡适，便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遭到青年学生的质疑，虽然胡适极力夸赞苏联的巨大成就，但仅以为他对苏联的未来提出忧虑，便与当时共产党的少壮派蔡和森发生激烈争论。（49）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左翼的魔力，于此显露无疑。

六、胡适、徐志摩、张友渔的环环相扣

一九二六年，胡适访问苏联，得出了与徐志摩截然相反的决定，他的《欧游道中寄书》给知识界以极大的震动。李大钊等亲俄派为此吹呼雀跃，李大钊甚至出了一个策略性的方法：“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50）言下之意不希望取到美国的胡适再度右转。而钱端升、徐新六等人人则对胡适的“左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51）

在此之中，胡适的老朋友徐志摩反应应最为激烈。他将胡适的旅俄书签一一摘录，加了长篇按语在副刊上发表，一一加以驳斥，显示了他自由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徐志摩指出：“俄国革命所表现的伟大精神与理想主义…我想谁都不能否认……我们应得研究的是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应得研究的苏俄所悬的那个“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足的依据。”（52）

而对于胡适高度赞扬苏联的新教育，徐志摩更是难以苟同：“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都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阶级战争一类观念来替代信仰——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53）

后来成为中共知名法学家的张友渔，斯时叫作张家鼎，他看了徐志摩对胡适的批评，立即写信与徐志摩商榷，张象鼎言之凿凿：“其实依我看来，党化教育便是新的教育，世界的新国家里，除非你甘为‘老大帝国’，不论他是共产党专政，或者别的党执政，都应该采取这种教育政策。（54）他还援引国民党的事例为共产党辩护：譬如中国国民党，也主张党化教育，而一部分国家主义者，亦相当赞成此政策，可知共产主义和党化教育的关系，正如徐志摩和吃米饭的关系相同。”（55）

徐志摩对于张友渔的商榷不以为然：“你的思想一朝进入一个划清的方向，正如你爱上一个人，或是信了一种教，你就不得不专注。”（56）徐志摩对于胡适之于当化教育的认同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当然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统治下，你也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57）

结论：革命兴起——徐志摩的陨落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决意清党，国共合作由此破裂，漫长的党争与学运史由此进入高潮。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掩盖了革命背后的诸多历史。直至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共产主义的真相才显露出它的可怕与狰狞。（58）此时徐志摩有关于苏联的预见，才逐渐被人们所知。事实上他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反俄态度，在他前后几代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情况。

一九一七年王国维致信友人，谈及十月革命，王国维忧心忡忡：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史，而以共产终。（59）二梁启超在晚年，更是激烈的反俄**。60而章太炎在二十年代的讨赤运动中，也是表现积极。（61）

徐志摩同辈人中，胡适最终幡然醒，他晚年耗尽心血写成的《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轰动了西方世界。只是这一醒悟，来的太晚太晚。徐志摩的好友闻一多有位诗人学生陈梦家，他在一九四九年留在中国大陆，目睹中共执政之后的种种剧烈变革，发出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的感慨，（62）徐志摩当年的担心，不幸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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