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友人信：人生的另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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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费孝通先生作为学者第一次访美，这期间他写下了许多篇优美的游记。本文摘编了关于费孝通访美的个人想法，他在给大学时代的好友庆堃的通信中写得十分清楚：

“我来了。我要来看看人生的另一条道路，十年前你所希望我的事在这个战云密布的时节实现了。我希望这十年后的今日不太迟，我还能看、还能想，必要时还能恢复童年时的情绪，即使我不能改变我三十多年来养成的性格，也愿意用我的性格来反映，对照出地球那一面所表现的人生的另一道路。”

在两人的通信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的思考，还体会到昔日同窗之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谦谦君子之风。

美国纽约 | © 厄威特

人生的另一道路

10多年前，我接到过庆堃的一封信。庆堃是我在大学时期里朝夕在一起的朋友，他一毕业就去了美国。这封信是他初到美国时写给我的。信不知已丢到哪里，可是我还是很明白地记得信上的话。他说：

我已从西岸到了东岸，走了有一星期多的路程，一路我并不觉得生疏。在香港、上海生长的，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学）住惯的人，不会觉得这是个异邦天地。不过，我真希望你来看一次。在这相当单调缺乏地方性的旅行中（怎能说不单调？每个城市都是一般的建筑，一般的布局；连小镇也都是都市的缩形），你会觉到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你只要想一想：这只有三四百年历史，不，从每个都市小镇说，三四百年在美国还算是远古洪荒的时代。在这样短的时间中，人类会造出这一个神工鬼斧所不易完成的巨业。什么巨业？在这万里草原上造下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你尽管可以不承认这是个艺术品，其实你若不被羡妒蔽了眼，清洁的街道，没有臭气的路角，平凡但实用的小住宅，沿街大玻璃窗里的彩色和棱角，晚上，你不用提心吊胆脚下的污泥和路边的扒手……这一切也有它的美。即使你不承认这些，你也绝不能忽略了在这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的成就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创造力！

《美国往事》剧照

我们小的时候，伏在屋角里看蚂蚁搬家，看它们忙忙碌碌地衔泥筑窝。引诱着我们童心的岂不就是宇宙里含着的那股创造力。我们有时故意地用了我们超越蚂蚁的力量，给这些小生命来一个无妄之灾；一投足，一举手之间，把它们所创造下的一切捣乱成稀烂的一堆；我们觉得高兴了。这高兴也不就是出于我们在和蚂蚁的较量比力之下，所发现自己超越的力量？我现在刚被蜿蜒疾驰像一条长蛇似的火车载到了这世界最大的都市中心；在摩天高楼的顶上，俯视着细长的街面上来往如小甲虫的汽车，童年时的情绪又在心头复生。

这时，可是，我开始了解蚂蚁在孩子手下时所具的慌张和惊骇了。我认识了一个超越的力量，我确有一点慌张和惊骇；但不仅如是，当我记起目前的一切不过是人类的创造时，一种骄傲和自大安慰着我，我也是人类的一个，不是么？这些不过启示了我自己潜在的力量，这又怎能不使我兴奋和高兴呢？

我真愿意你在这里，我怕你在乡下住久了会忘记这种潜在于我们人类里的创造力。我记得你有一次从乡下调查回来，曾经很得意地和我谈，你好像发现了什么新鲜的真理一般。夜深了，洋烛都点完了，还不肯住口。

你说：每一个人重要的是在知足。文化是客，人生是主；人生若是在追求快乐，他必须要能在手边所有的文化设备中去充分地求满足。满足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内在的。像我们的老乡，一筒旱烟，半天旷野里的阳光，同样地能得到心理上的平静和恬适。你说你并不一定反对用“开末尔”（骆驼牌香烟）来代旱烟，太阳灯来代旷野里的阳光，可是若是为了要去创造“开末尔”和太阳灯而终天要关在大厂房里听烦人的机器声，满心存了阶级斗争，人家在剥削自己的心理，那才未免太苦了，未免主客倒置，未免对不起人生了。你说，做人是一种艺术，这艺术的基本是在迁就外在的文化，充实内在的平衡。你发挥了“知足常乐”的文化观。我当时似乎给你说动了，可是当我经过了这次旅行，我不能不希望你也赶快来一趟。这世界会告诉你人生的另一道路。若容我最简单地说就是在动里，在创造里，在理想的外形化的过程里，在永远不会厌足的追求里，一样是有人生的乐趣。

若再容我说一句：你的说法，应当再推进一步，连旱烟，连旷野的阳光都不必，死才是最平静、最恬适的境界。我不敢反对你，也许死后我会同意你。可是，你不致否认我这样说吧：假使死是最高艺术的完成，这是不必追求的，因为很快我们总是会得到的。何必愁？可是既然我们在死之前有这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属于还没有死的人的，不是么？则何必不利用这短短的时间，在生里，在动里，在不厌里，在追求里去体会另一种死后绝不能再得的乐趣和境界呢？我也许不能在字里行间传达这另一种乐趣和境界给你，所以我只有希望你早一些来这个世界，这个在地球另一面的世界里，我相信会给你看见人生的另一道路。

我依靠自己的记忆，默出了这10多年前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不但是因为我想在这里用另一个人眼睛里所见的美国来作为我这本关于美国的小册子的引言；同时，这信里的确包含了我多年来一个矛盾的想法；也许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相信这是每一个认真为中国文化求出路的人，说得更狭小一点，每一个认真要在现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国人，多少会发生彷徨的一个课题：

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刚刚相反的么？它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它们的黑夜是我们的白天？它们的黑暗时代是我们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历史会和地球一般有个轴心在旋转，东西的日夜，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这光明又是否全盘西，或是全盘东？这又会成什么东西？

也许正因为我心头老是用这些课题麻烦自己，所以10多年前所接到的一封信，至今还好像是很清楚明白地记得，虽则事实上早已和原信差落得很大，也许，庆堃会否认他曾这样说过这些话。

以我自己说，10多年来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庆堃在那封信上所描写的头脑。我还是在乡下往来，还带传统的性格和成见，对于上海的嚣尘，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苏州长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散懒。

我曾在《鸡足朝山记》里有过一段自白。我借了长命鸡的故事，提到我读杰克·伦敦（Jack London）《野性的呼唤》时的感想说：

这时我正寄居于泰晤士河畔的下栖区，每当黄昏时节常常一个人在河边漫步。远远地，隔着沉沉暮霭，望见那车马如流的伦敦桥。苍老的棱角疲乏地射入异乡作客的心上，引起了我一阵阵的惶惑。都会的沉重压着每个慌乱紧张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独。人好像被水冲断了根，浮萍似的漂着，一个是一个，中间缺了链。今天那样地挤得紧，明天在天南地北，连名字也不肯低低地唤一声。没有了恩怨，还有什么道义，文化积成了累。看看自己在向无底的深渊中没头没脑死劲地下沉，怎能不心慌？我盼望着野性的呼唤。

若是我敢于分析自己对于鸡山所生的那种不满之感，不难找到在心底原是存着那一点对现代文化的畏惧，多少在想逃避。《长命鸡》的那篇小文后面加了一句：“既做了鸡，即使有慈悲想送你回原野，也不会长命的罢？”因之潘光旦先生在那本小书的序中说：“孝通写到‘长命鸡’最后可能的归宿时，更无异否定了一切的‘不惮烦’。”

其实，正如潘先生所说的，我何尝是真的否定了一切的“不惮烦”？

美国纽约 | © 厄威特

我在当前的矛盾里，正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般，在东西文化碰了面，我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处世之道已带来了毁灭的消息的警报中，有一种踟蹰的苦衷在烦恼我们。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和我一般，要求一个新的、彻底的翻身，要寻一个凭据使我们从此在现实里接受一个积极为人的态度，也就是庆堃初次在高楼上下视时所得到的一个人和文化融合的信念。这信念也就在童年时的情绪里复生：对创造、对动、对生的积极的爱好。也就是我们要能“不惮烦”。潘先生说：“所谓‘不惮烦’也者，原是宇宙人生的一大事实，所由支持宇宙人生的一大力量。就是硬要否定它，也正复是‘不惮烦’的一个表示。”

美国所代表的现代生活岂不就是从这“不惮烦”三个字里产生出来的？Devonport在My country里不是说出这一个钥匙？“我们活在动里，动消磨了我们的生命！”

“不惮烦”最后也移动了我这个爱好散懒的苏州人，跋涉万里地向地球的另一面出发。我写了一封信给庆堃：“我来了。我要来看看人生的另一道路，10年前你所希望我的事在这个战云密布的时节实现了。我希望这10年后的今日不太迟，我还能看、还能想，必要时还能恢复童年时的情绪，即使我不能改变我30多年来养成的性格，也愿意用我的性格来反映，对照出地球那一面所表现的人生的另一道路。”

在这引诱中，我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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