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3日，《中国医生》官宣阵容，出品方除了博纳影业之外，广东的珠江电影集团以及湖北长江电影集团也在该片的领衔出品之列。12月27日，光线《革命者》官宣开机，作为一部聚焦我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的革命传记片，来自李大钊故乡河北的河北电影制片厂也成为了该片的主要出品方之一。12月28日，作为全国第二大电影票仓，江苏省电影集团在南京正式揭牌成立。今年1月9日，华谊兄弟出品的《铁道英雄》正式开机制作并定档2021年国庆，山东省电影局位列联合摄制名单。多年来，地方的二线国有电影公司，一方面没有像中影、华夏、上影那样拥有较高的业内权威号召力与资金实力；另一方面，也不像光线、博纳、华谊、万达等民营电影公司那样具备相对较成熟的商业片拍摄经验，一直处于中国电影产业的边缘地带。而2021年，可能是中国电影市场化以来，主旋律影片最多的一年，同时也会是票房占比最多的一年。对于已经脱离历史舞台将近20年之久的二线国有电影公司，能否在2021年重新拥抱春天呢？在2019年之前，民营电影公司主控的电影已经牢牢占据了国产电影市场近乎绝对的市场份额。而除了中影、华夏与上影三家公司之外，其他多被称为“制片厂”的电影企业，已经基本退出了舞台。那些从1949建国到90年代一直活跃持续有电影作品产出、在国产电影百年辉煌的发展史中曾留下深刻烙印的国有制片厂们，似乎已在国产电影的市场化滚滚浪潮中被吹散。这些曾经的中国电影主力军，为什么会在世纪之交面临窘境呢？这和国产电影市场的逐步产业化改革、以及民营资本的崛起有很大关系。199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推出电影行业机制改革：此前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国产故事片的方式，改为制片厂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商谈。此举把各电影制片厂推向市场，他们需要自负盈亏。此前，由于制片厂“统购包销”的生产惯性，这些国有电影制片厂普遍不懂发行，因此造成了入不敷出的现象。也导致了在改制之后，卖厂房、接拍广告，几乎成了这些制片厂的常态。1994年，348号文件出台，确定中影公司每年引进“十部”大片的惯例，至此国产电影市场开始出现了好莱坞大片的身影。这些好莱坞大片的大举进入，对于习惯了制作“又红又专”特色，又或者是只专注于拍摄剧情片的国有制片厂们而言，无疑是一大挑战，更加凸显了他们制作能力的不足。同时崛起的还有民营的影视公司，伴随着产业机制的改革，包括华谊、博纳、光线等民营影视公司相继成立。尤其是在2003年，电影市场进入全面的产业化改革之后，这些民营电影影视公司抓住了机会，成为新一轮的弄潮儿。在新兴民营电影企业的努力下，中国电影产业迎来了商业上的急速成长。我们从故事片年产量不足百部，到现在一年上千部；从全年总票房不到10亿，到如今全年票房超600亿；从影院数量稀缺，到现在全球第一银幕数量。中国电影用了十几年时间就成长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发展速度可谓历史之最。这份成功的第一功臣，毫无疑问是现在活跃在观众视野面前的民营电影企业们。而那些国有制片厂、地方电影公司们，多数即便经过了转企改制，大多数仍然处于舞台边缘，很少映入我们的眼帘。
二线国有电影公司生存现状
其实，许多二线国有电影企业一直在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中默默地做着自己的贡献。首先他们每年坚持制作生产新电影，以及推动地方国有院线和地方电影频道的市场份额发展。再来他们肩负着配合党和国家在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政治献礼，在电影产业中有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价值。从这些二线国有电影企业近年来的片单中，也能发现几部“能叫得上名字”的电影，潇湘电影集团与峨眉电影集团出品的《十八洞村》、广西电影集团出品的《秀美人生》都是其中的代表，但是此类主旋律影片，即便能够取得几千万的票房成绩，也大多是地方企事业单位包场提供的，片方也很难凭借此类电影达到票房盈利，更不用说形成企业的品牌了。可以说，大多数二线国有电影企业目前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赚钱少、赚钱难、没有资源、没有市场竞争力。这些国有制片厂大多成长、壮大于计划经济年代，无需考虑作品和市场的关系；由国家全面控制电影生产，给电影厂下达指标任务；且以国有资源为主导，有逃脱不了的“体制”属性。体制的僵化，导致产能的不足，因而一旦将这些制片厂放到自由竞争的市场之上，难免会处于劣势甚至被淘汰。即便是对于中影、华夏、上影等一线国有电影公司，在2019年之前的成绩也大多平平，只能作为部分大卖商业电影的第二、第三出品方参与一些项目，主控项目大多局限在一些票房成绩表现一般的主旋律影片，直到事情在2019年悄然发生了变化。2019年，中影第一出品的《流浪地球》取得了40亿+的票房成绩，大幅度刷新春节档电影的票房记录。国庆档，华夏主控的《我和我的祖国》实现了票房30亿+的伟大成就，随后的上影《攀登者》、中影《金刚川》也都取得了相对不错的市场成绩。一方面，主旋律影片在内地影市的票房比重越来越大，也让国有电影公司的市场号召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影片审查问题近几年愈发凸显，越来越多的影片接连遭遇紧急撤档待遇，国有电影公司主控虽然不能让此类影片拥有“免死金牌”，但多少也增加了一定的话语权。而2021年，也会是主旋律大年，从未来这一年的重点片单来看，中影、华夏、上影作为第一出品方和主控方的影片越来越多，这也给原本的二线电影公司提供了新的崛起机会。过去两年，主旋律影片的出品方，或是中影、华夏、上影等一流国有电影公司，或是公安部、军方支持的影片，地方省级影视公司参与的电影，则多是《十八洞村》《秀美人生》等包场影片。从最近几部影片的出品方来看，二线地方国有电影制片厂，或许会借助2021年这个主旋律大年重新崛起。预计今年暑期公映的《中国医生》，背后并没有中影、华夏等国有电影公司的参与。反倒是之前很少有主旋律商业大片出品经验的广东珠江和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一部电影的领衔出品仅有一家公司，比如《我和我的祖国》的华夏、《金刚川》的中影，但是《中国医生》的领衔出品则有三家公司，除了博纳之外，还有广东的珠江电影集团、和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着广东和湖北两地国有电影制片厂企业的深度参与，相信《中国医生》无论在专业度还是地方配合程度上，都有较高的提升。除此之外，广东珠江电影集团的参与，或许也与博纳去年在广州设立的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广东博纳影业传媒有限公司的成立有关。去年5月，博纳影业集团创始人、总裁于冬出席发布会，表示将助力大湾区成为继北京、上海(江浙)之外的中国电影第三个文创高地。在发布会上，于冬也官宣了三个博纳在广东拍摄的重磅项目。这或许也为部分地方国有电影公司指了一条路，可以借助民营影视公司巨头在地方省市的文娱产业深耕继续展开合作。例如在万达深度参与长春电影节、融创深度参与哈尔滨冰雪电影节之后，或许长春电影集团和黑龙江电影制片厂也可以继续深度参与一流影片的制作中，为日后能够主控电影积累经验。另外，去年年末江苏电影集团的成立表明，地方国有电影公司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去年疫情期间，在全国电影院关门阶段，江苏省电影局、省财政厅就共同发布《关于做好电影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通知》，江苏也成为全国首个以省为单位对电影企业进行财政贴息的省份。随后，江苏也启动江苏金融支持电影三年行动计划，也吸引到了亚太华影在江苏成立新公司，与江苏省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电影局展开深度合作，拍摄了大型应急救援电影《惊天救援》。可以预见到，在江苏省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江苏电影集团或许会在未来几年内迅速跻身地方国有电影公司前列。不过二线国有电影公司想要真正实现崛起，而不是短期繁荣，还需要面临着诸多挑战。这其中最重要也是人才危机。目前大多数地方国有电影公司依然面临着“国企通病”，既内部人治现象普遍，难以实现任人唯贤，企业员工里关系户实在太多，这也是缺乏创造力的核心原因。再来是年轻的影视人才不愿意进入二线国有企业，导致企业缺乏活力，大多数地方民营电影公司内部，都是35岁以上的“老员工”。利用好手上的政治资源是国有电影公司迅速崛起的关键。和民营电影企业相比，国有电影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与地方政府可以合作项目，实现电影产业与其它产业的联合发展。尤其是二线国有电影企业不能只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养老国企”，而是一个文化公司，利用民营企业没有的资源做出自己在电影产业中的价值，跟上中国电影的脚步。
关于对进口片有序开放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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