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资源爆炸的年代，我们更需要什么样的唐诗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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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时代，你还需要选本吗？
在网络极发达的今天，有一样便利，最是纸媒时代所不及，就是古籍资源极易获得、读到。
纸媒时代，普通人能读什么书，先得看出版社。出版社选中某书，印刷了去书店出售，才算是八字画上一撇，有读到的初步可能。而八字的捺，就得看读者的经济条件了。
现在不一样。许多古籍都有电子版，不待出版印刷，去网上下载影印版，也能先睹，立偿所愿。穷措大？也不影响，好些资源下载都不要钱。
过去读书人梦想的七略四库、汗牛塞屋，现在都是打开电脑、输个网址的举手之劳，便可完成的资源占有与积累。例如想读唐诗，打开搜韵，“全唐诗”还不咄嗟便办。网络资源之便取，就如一剂疫苗，为多少人预防了无书可看的惴惴匮乏之感啊。
这些形势变化，倒不禁让人担忧起选本的地位了。一个硬盘便可拥书万卷而幸免于匮乏不安的你，还需要选本吗？
#2
选本存在的意义
文学选本之所以诞生，初是为解决一个迫切的现实矛盾。即人的年命精力太有限，而会写文章的人和留下的文集继世累出、无穷无尽。以有限竟无穷，几个凡人做得到？就连富于藏书、博览强识的梁元帝，也要呼唤高明选本速速诞生：
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
岂止如此，在书写材料成本高昂的年代，大多数人财力也有限。只是梁元帝有钱有势，自无这层担忧啦。
因此，采擿孔翠、芟剪繁芜以为读者免劳倦、省精力、避弯路甚至照顾钱包的工作，代代都有人做。
选本在选之时，一定有个美与弊的衡量标准，并据此判别而有所割舍捐弃，然后所选录之文皆可看作这一标准的详实笺注。随着标准变异，有些作品便如梁元帝所叹，彼重此贱，因时代派别而待遇有不同。所以，去粗存精也免不了党同伐异。遭挞伐的异端，先是被一家一选舍弃，若不幸而一身与众异，舍弃者往后越多，就只好从文学之域彻底亡逸了。
这反使有名选本多出个保存文献的实用，为易散佚的诗文上个保险，续其寿命以待更多人评判。例如很多作家全集亡散已尽，赖有一些选本未尝割舍，让我们还能窥见一斑。
所以，读者们，出于多方考虑，又希望选本在精善的同时，所录所载能务多务全。因为在书不易得的年月里，能兼精与多的选本，对读者来说最划算了。
而在网络时代，对既存书籍的保存、流通与占有都不算难事。况且，那些著成时间较早、早于印刷复制术流行的文学作品，能历千年、经水火兵燹留存而至今，本就是经时间这一苛刻大师选汰后的优胜精品。
这就让今人在读较早作品时，庶几可免梁元帝的卷有瑕玷之忧。即便要看选本，因为信息传播、资料下载的便捷，可选的也颇多。
那不免又要问，如今这时代，该优先读哪一种选本呢？
《唐诗三百年》，黄天骥 著
#3
“精中立范以示法”的选本
黄天骥教授所著的《唐诗三百年》当然也是一个唐诗选本。
何以强调“当然也是”？那是因为人们数完目录，发现只选了35首诗时，大概会诧异：怎么只选这么一丁点？还是选本吗？《三百年》才到《三百首》的十分之一？何况《三百首》本就已经简自五万多首了……
黄教授书中常常引用吴北江的诗论。巧的是，吴北江当初编古文选本时，做法也跟黄教授类似，就是尽量选少点。
吴北江编的选本叫《古文范》。比起桐城派奉为圭臬、录文七百多篇的《古文辞类纂》，《古文范》所选之数，就是加上姚鼐与其徒子徒孙的文章，也才103篇。除了庄子、韩非、司马迁、韩愈、王安石五家在十篇以上，其余就是柳宗元，也才两篇而已，多不过三篇。
《唐诗三百年》的少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李白、杜甫、王维各入选两首，其余二十几位初盛中晚唐的名家们，一人一首而已。
一般读者之期待选本，总是不能脱于贪多求备的。这大约是书不易得、书易散佚的悠久惨痛记忆，已将匮乏感勒入基因、磨之不灭而使然。
可北江先生与黄教授独有这份勇气，敢于离俗背众，以少为务，正是看准了时势之变、今古之异。世人既已不缺去粗取精的选本，便会以新任务责求于选家，即在精中立范以示法。
何为立范以示法？吴氏门人贺培新在《古文范》的序中，阐释最明：
文章有专到之功，末学浅识无釐判之智，则正路莫由、迷途不返、臧穀亡羊，学与不学何异？
吾师之选文范也……何其寡也？然岂谓古今之著作，尽乎是而已哉？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盖学之为道，由约而之博，由博而返乎约，斯为善学矣。
对于桐城后学而言，《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这样已经精选的浩大总集，固然是家弦户诵的必备教材。但若无人引导，缺乏“釐判之智”的初学者就不知正路，易入迷途，只能空做些无用功，学与不学无异，读了也如没读。
学诗同理。尽管动动手指，就能将四唐之诗搜罗毕备，但若无“釐判之智”，哪怕博览万首，人之与诗，也还是对面不相识，白头如新。因此，想读诗为己有，必循一个由约之博的阶梯，否则无法升堂入室。而这阶梯从何来？当然是借那些已能由博返约的学者为诗文作细致解说了。
北江先生与黄教授的工作，正是竭尽由博返约之人的责任。
1、详尽的诗歌语言与技法分析。
既然要示法，将诗法逐一析明当然是基础。《唐诗三百年》的详尽也并非空言，区区35首诗的解读却有三十万言，何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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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要想读懂诗，学会作诗，用诗法于实践，更简便的办法，当然是由现代学者依照当代语言与思维，即时更新一套“貌新而实古”的诗说了。
2、频引其他作品以对比而见高下。
例如，说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便引虞世南和李商隐的咏蝉诗来对比，显示骆宾王诗如何在情绪与笔力上，拔出同类之上。
王湾的《次北固山下》是脍炙人口的名作。但书中还特意选了《河岳英灵集》所载的另一种面貌差很大的异文，通过分析比量两者的技艺高下，来解释为何“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一版能在异文较量中胜出而被万口传诵。
3、引用其他艺术作比喻以达意。
如果经常读《唐宋诗举要》，会发现古人解诗常用些比喻，如“笔势雄骏奔放，若天马之不可羁”，“峥嵘飞动，磊砢不平”，“其气若江海之浮天”……借快马、怪石、长江巨海的形象，来记录诗带给人的审美感受。
《唐诗三百年》中，也常会看到比喻。如将“诗中有画”比作“诗中有空镜头”，又用蒙太奇比喻诗中炼尽虚字纯留实景的写法，或是借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开头，来模拟诗中音调铿锵应该给人造成的冲击感……
吴北江曾感慨：“夫文章之妙，不可以言说也。虽然，欲以喻之于人人，盖有不得已者矣。”诗文妙处首先就不易得，需反复沈潜涵泳，才能在思绪中稍触及些美感。这样的工作，既非人人都愿意做的，且思绪中接遇的美感，亦非实有之物，即便华佗携利斧来开颅，也什么都找不到。要让他人也看见知道，只能借比喻，转化成现实中能见到听到摸到的实有之物，来记录传达。这也是比喻型解诗，虽让人觉得不严谨，但历来一直行用不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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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名篇“立传”的唐诗史
既然《唐诗三百年》确实是部选本，何以书名拟得像个史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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