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外，谁最Rocking？

知道野孩子20周年专场音乐会上海站和日本后摇乐队euphoria的中国首演是同一天的时候，申亚楠肯定自己会在11月27日当晚从苏州赶到上海看演出，但她有点犹豫该看哪一场。

这两支乐队都是申亚楠喜欢的。野孩子是本土的西北民谣具有代表性的乐队；euphoria是日本著名的后摇独立乐团，近期要在中国8个城市巡回演出。对于像申亚楠这样喜欢追现场的独立音乐迷来说，上海的选择比苏州多得多。

通过对“有演出”和“乐童音乐”两个票务平台上独立音乐演出的统计，新一酱发现，2015年中国内地有8050场独立音乐的现场演出。如果将此细分，在4个一线城市里歌迷们平均每天都能听到至少一场演出；有32个城市平均每周有一场现场演出；29个二三线城市平均每月能听到一场现场演出。如果你是不介意全国飞来追独立音乐人的小众文艺青年，那么中国总共有165个城市可供你选择。

最近你可能已经听说，因为房租翻倍，Mao Livehouse北京要关门了。但Mao可没打算死，他们只是需要转移到另一个更合适的场地。

2015年，北京独立音乐的现场演出达到1471场，接近排名第二的广州的3倍。东城区集中了北京最多的演出场地，一年下来总计有1020场的现场演出，占了北京所有独立音乐演出场次的68%，超过了其他所有城市。对那些来自山南海北，怀揣梦想的独立音乐人来说，北京拥有最优秀的乐队，最好的Livehouse和最成熟的音乐产业，这里就应该是他们最初造梦的地方。

注：上图定位点按场馆在2015年的独立音乐演出顺序出现及叠加

同样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广州、深圳和其他新一线城市的差距并没有拉开。如果细心一些你能看到上海的独立现场演出场次比广州和深圳还要少。

“如果说观看音乐演出的观众，上海的消费市场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上海每年大型演唱会的数量在全国也是最多的，但这些观众并不是只在Livehouse看。从整个市场来说，Livehouse还是相当小的一个部分。”上海育音堂创始人张海生认为上海潜在的音乐消费市场很大，但并没有与之匹配的音乐环境——认真玩音乐的歌手太少。

和上海相似的新一线城市，比如杭州、苏州、宁波和无锡，在独立现场中的表现也并不好，虽然演出场地看起来有很多，比如小酒吧，咖啡馆甚至是一家看起来文艺的餐厅，但专业的Livehouse和剧场也就只有一两家。这些城市的演出的场次甚至低于像郑州和石家庄这样的二线城市。

如果加上大型场馆，郑州和石家庄的演出场地分别只有5个，但演出都集中在这个城市知名度最高Livehouse中。

申亚楠之前一直生活在郑州，前前后后听的50多场演出基本都在郑州的7Livehouse。“7Livehouse在音响效果等各方面都很不错。”和在上海、苏州看独立现场不一样，“在郑州看演出更像平淡生活中的一些精神支柱，当时工作太枯燥乏味。”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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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和成都是中西部独立现场体量最大的两个城市。一些优秀的原创乐队都是从这两个城市走出来的，比如成都的声音玩具、海龟先生；重庆的碎瓷、意外冲突、张尧……

成都小酒馆是当地独立音乐演出最多的Livehouse，因为2007年营业的小酒馆芳沁店很难满足现在的演出需求，2015年“小酒馆音乐空间”开始营业，只作为乐队专门的演出场地。小酒馆负责人蔡鸣认为，城市里的Livehouse更像是一个原创音乐的基地，“乐队需要一个演出的舞台。在条件更差的年代，我们给乐队提供排练场所，制作唱片，做了很多原创乐队相关的工作，像音乐人的一个家。”蔡鸣说。

“成都的文化包容性很强，不像有的城市把摇滚乐队当成洪水猛兽，或者是打压，很保守。”蔡鸣说，从2000年开始，很多本地的商家和媒体都愿意合作参与原创音乐的活动和报道，是一个开放的状态。

在重庆坚果Livehouse的负责人老鬼看来，重庆的年轻音乐人和乐队比成都略少些，经常需要两三个乐队一起联合演出才能凑到足够的影响力。但重庆的生活成本比较低也让音乐人和乐队比较容易在这里生存下来，“这可能让他们在做音乐的时候能够放得更开一些。”老鬼说。

二线城市，三线或者更小的城市也并没有被独立音乐人遗忘。邯郸、新乡、淄博等城市中独立音乐现场的表现不错，除了有本土乐队以外，和北京的距离也更近。

对小城市来说，北京的辐射不止在于地域。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独立音乐人，结束北漂后会选择一个小城定居。这和音乐人的主观决定更相关，但多少能给一个城市带来新的影响：野孩子乐队离开北京来到大理，主唱张佺偶尔会出现在当地的“大理九月”酒吧弹奏冬不拉，和当地的音乐人一起交流，在合适的时机，他们还是会在各个城市巡回演出。

即使你生活在一线城市，独立音乐出现在你的视野中，大约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

以民谣和摇滚为代表的独立音乐，强调自我精神和独立意识，关注现实社会，他们善于把故事写成歌，听者很容易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片段。2015年6月，听过李志的《看见》上海站巡演后，申亚楠决定辞职离开郑州，“当时李志在台上说，希望大家和他一样努力、勤奋，祝大家在上海生活愉快。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为什么事努力过，就想到回郑州以后，不能再这样过了。”

而网络和社交平台的迅速发展则给过去沉寂在地下的独立音乐开辟了路径。那些音乐人，开始依靠互联网连接世界，他们有自己的微博账号、豆瓣小站、在线电台，走到线下的宣传渠道也方便和容易——在这些社交平台上贴上最新的作品demo（小样），发布近期活动，与歌迷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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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选取虾米音乐人中，独立风格和流行风格中的华语流行，流行摇滚，流行民谣子分类中的前9名内地音乐人，依据热度值排序。

最近两三年，选秀节目带来的高曝光，让大众开始知道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作品。如果没有早期作品的积累和满世界的巡演，独立音乐人想要持续地保持热度是件困难的事。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和马頔的《南山南》是虾米音乐中音乐人各自最受欢迎的一首歌，它们的热门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著名流行歌手的曲目。现在有人要说自己没听过这两首歌，那他可能真的OUT了。

一首好歌是具有渗透力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愿意为这样的日常精神消费买单。重要的是，和动辄上百的演唱会门票相比，一场现场演出的票价并不高。

新一酱计算了2015年所有现场演出的单场均价，大部分小型现场的入场价格在40元至100元之间，这和一场电影的实际票价大致相当。票价超过200元的现场演出寥寥无几，只有少数知名度高、懂得如何商业化运作的音乐人，对市场才有更好的号召力。

2015年11月24日，李志2015-2016年跨年音乐会“动静”的3000多张演出票在几分钟内就销售一空。最近两三年的巡演中，李志和他的团队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是：找到一个更好的渠道和办法解决短时间内大量涌入的歌迷们抢票的瞬时流量。

继马頔、宋冬野、尧十三签约摩登天空之后，“麻油叶民间组织”也成为了摩登旗下的厂牌。今年他们的跨年玩乐会搬去了3公里之外的北京工人体育馆，这是一个能容纳5000人的大场地，开票后的三四天内，最低票价已经售空。

与工人体育馆一街之隔的工人体育场是北京最具标志性的演唱会举办地，这个舞台上演出的不乏那些流行音乐中天王、天后级别的艺人：周杰伦、刘德华、张惠妹、陈奕迅……现在独立音乐人也开始登上这个最多能容纳6万人的舞台了。除了麻油叶以外，在网络上大红的好妹妹乐队，《自在如风》北京工体万人演唱会，在2015年9月12日开演。

好票房不意味着不亏损，对独立音乐人来说，现场演出只能作为额外的收入，不是个账面上能够盈利的项目。“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是演出，基本上你就要饿死了。”大悲乐队的主唱华罗丹说。他们最近的一场演出是2016年元旦Mao Livehouse的上海红白摇滚歌会。大悲乐队是上海本土的一只摇滚乐队，乐队中除了贝斯手魏云清专职做音乐以外，其他人都有全职工作。“上海的Livehouse就这么几个，一般有邀请都不会拒绝，但演出费基本相当于车马费。”华罗丹更愿意把演出说成是一种享受。

而要保证一场好的演出，除了音乐人的状态投入以外，还需要有一个专业级的演出场所。“你仔细听是有区别的，音响的爆发点，声音爆发的距离都是不一样的。”上海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杨聿敏说，舞台、灯光、声控都是专业Livehouse需要把控的环节，浅水湾甚至配备了中国少有的60平方米的超大LED屏幕。

2004年创办，2006年开始从一个演艺场地转型为Livehouse的上海育音堂，则受限于本身的规模，只能每年对设备进行更新升级。“Livehouse不是一个像餐饮或者其他产业一样比较有回报的行业，如果纯粹靠自己是无法做到像资本运营的那样。”在张海生看来，大部分中国的Livehouse还是以个体运作为主，普遍存在经营较困难的情况。

在申亚楠的生活中，看现场还算不上必需品，因为已经看过大多数独立音乐人的现场，她多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现在除了特别期待的，比如完全没看过的万青，剩下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真正能让你想去再看的，其实也没有。”不过碰上自己喜欢的乐队巡演，她还是会去听现场。12月19日，她又去了趟南京，看声音碎片的“大地惊雷——树生长的声音”南京站的巡回演出。

好奇心很重的新一酱，还和独立音乐现场演出行业里坚持了十来年的那些人多聊了一会儿：

张海生，上海育音堂创始人

杨聿敏，上海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蔡鸣，成都小酒馆 负责人

老鬼，重庆坚果Livehouse 负责人

新一酱：2015年8月的时候，麻雀瓦舍关门了，最近一段时间也是传出Mao Livehouse北京要迁场地的消息。很多人对Livehouse的生存不太看好，你们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杨聿敏：我觉得大家场地、硬件条件不一样，还是靠经营团队的经营经验和演出资源。很多Livehouse都是靠个人力量在支持，能一直做到现在也挺不容易。从共性上说，大家过日子都很难，现在为止浅水湾也就是维持的阶段。

张海生：大部分中国的Livehouse，是一种个体运作而不是资本运作的，普遍经营比较艰难。中国的原创音乐、摇滚音乐发展了这么多年，要说没有市场，它还是有市场基础的。但是目前市场变化和资本介入，10多年里Livehouse培养孕育的成果——乐队和音乐作品，从Livehouse流失了，最终进入到音乐节的市场了。

新一酱：一个好的、适合独立音乐生存的城市应该是怎样的？

老鬼：首先需要一个良好土壤，从上层来说，能有比较宽松和足够的生存空间空间给这些艺术家们，不单是音乐。然后有足够的场馆，做演出、做沙龙……如果环境好了，它都能生根出来。另外还要城市里有本身的艺术氛围。

蔡鸣：一个好的乐队、音乐人，在北京能有更多机会，但生存压力太大了。上海商业的压力会更大，独立和原创音乐的生存空间都被商业市场挤压掉了。也是因为这样，成都尚缺少对音乐人推广和相辅助的力量。但成都的文化包容性很强，不像有的城市把摇滚乐当成洪水猛兽，打压或者很保守，本地的企业和媒体也一直是支持原创音乐发展的。

新一酱：你们觉得国内外的独立音乐现场的差距或者区别在哪里？

杨聿敏：从场馆上说，Livehouse需要有不同类型的场馆，去满足不同的需求。国内的定价上也不是正常的市场运作，欧美的部分艺人会根据演出场馆的规模来制定他的演出费。在国内大家还没有普遍的习惯为这样的小规模演出去定一个价。

老鬼：在日本，可能一个城市里就有上百个Livehouse，有各种大小和风格，这是在中国文化最繁荣的几个城市都不可比的。日本的Livehouse是不卖酒水的，收入来源还是乐队的演出费。在国内没有足够多的乐队来支撑足够多的Livehouse场馆，它需要靠酒水收入来维持经营。

蔡鸣：国外的音乐产业是一个健康完整的产业，它们本身没有摇滚乐、流行音乐的差别。在中国，摇滚乐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东西。但中国改革开放也就三十年，才刚刚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摇滚乐从崔健那一代开始算，也就只有二十年的历史，很难比较，我觉得还是得靠时间的发展。

独立演出数据来源：有演出、乐童演出

全文数据如无特别注明：

数据统计时段：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

仅统计独立音乐现场演出，包括小型现场和大场馆、音乐节；

仅统计非免费入场的现场演出；

演出场地包括但不限于Livehouse、音乐厅、大型场馆、以及有能力提供音乐活动的咖啡厅、餐厅等。

文/项维肖 视觉/王方宏、项维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