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江姐狱友杨俊生讲述“烈火中的永生”
坐落在重庆歌乐山麓的渣滓洞，以其白色恐怖时期的“监牢地狱”而为人熟知。如今，作为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渣滓洞，四周风光秀丽、翠屏叠嶂，褪去了当年的阴森恐怖，只有陈列的史料物件向游人静静述说着那段红色烟云。
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封家书。在那段苦难的日子里，狱中笔墨纸张难寻，狱中关押的一名女子将衣被中的棉花烧成了灰，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笔”，将字写在了如厕用的毛边纸上。
“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写下这封绝笔信的三个月后，1949年11月，这名年轻的母亲便与其他200多名革命烈士血染歌乐山，怀揣着对幼子的期盼和眷恋，永远困在了那个黎明前的冬夜。
她的名字叫江竹筠，更为人熟知的是她另一个称呼——“江姐”。
一个出生于四川普通农民家庭的江竹筠
为何成为世人敬仰的“江姐”？
她又是如何用生命诠释红色信仰？
从女童工到共产党员
1920年8月20日，四川自贡大山铺镇江家湾一户姓江的农家迎来了一个女儿，江父为其命名为江竹筠。
据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出具的史料显示，江竹筠8岁那年，家乡遭遇大旱，家里的日子难以为继，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江竹筠和弟弟到重庆投奔舅舅。
在重庆，8岁的江竹筠随母亲进厂，成了一名童工。
少年的江竹筠刻苦学习，1939年考上了重庆中国公学附中，在这里，江姐掀开了生命崭新的一页。
考上了重庆中国公学附中的江竹筠勤奋好学、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很快和同班同学——地下党员戴克宇成了好朋友。
戴克宇提供了进步书籍给她阅读。在戴的引导下，江竹筠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也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提出了入党要求。1939年夏，江竹筠在一条小溪边的竹林旁，向党郑重发出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自此，19岁的江竹筠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中国公学停办之后，江竹筠又考上了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还担任了这所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的负责人。
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因为工作需要，江竹筠不断改变职业，先后在重庆妇女慰劳总会、綦江铁矿、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合作社工作。
现实版的《潜伏》
1943年5月，在成都工作的江竹筠接到组织给她的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如电视剧《潜伏》中的翠平一样，她被安排为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助手，并和他假扮夫妻，以掩护彭咏梧工作。
当时江竹筠尚未婚配，经过慎重考虑，江竹筠毅然接受了组织交给她的使命。
1944年，江竹筠考上了四川大学农学院，改名江志炜，积极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中。
1945年上半年，组织上批准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
从此她叫他“四哥”，他叫她“彭太太”。
一年后，他们的孩子彭云出生。
为了更好开展工作，党组织决定江竹筠留重庆担任彭咏梧的助手，协助处理党内事务及内外联系。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江竹筠还负责《挺进报》的稿件传递和组织发行工作。
1947年，上级决定川东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
彭咏梧受命出任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负责发动组织武装起义工作。江竹筠随丈夫一道前往斗争前线，负责联络工作。
12月，下川东地工委决定，要在1948年1月25号举行武装大起义，江竹筠奉命返回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大起义准备情况，并从重庆带回一批干部。但是江竹筠没有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是与彭咏梧的诀别。
江竹筠离开下川东之后，原定的暴动计划因消息走漏而引起了国民党警觉，彭咏梧决定将行动提前到1948年1月8日。当天，暴动在云阳、巫溪同时发动，首战告捷。但是国民党随后调集了十倍于游击队的军队四面围堵，队伍分兵突围，彭咏梧在鞍子山突围时壮烈牺牲。
当江竹筠带着重庆输送来的四名干部返回时，彭咏梧已经牺牲五天了。她忍住心中无比的悲痛，将同志们安顿好，迅速返回重庆，将下川东的危机情况汇报给上级。由于起义失败后许多同志需要转移和安顿，江竹筠向上级请求返回下川东工作，上级考虑到彭咏梧已经牺牲，江竹筠也已经暴露，他们的儿子需要妈妈照顾，决定让她留在重庆工作。但她坚决要求返回下川东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她回家看望了儿子，并将家中所有的家具物件，包括她与彭咏梧结婚时购置的衣柜，都送了人。她心里清楚，重返下川东遇到危险是迟早的事情。
江竹筠到达万县后，一面参加万县县委工作，一面做暴动地区善后的联络工作。1948年6月14日，由于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和下川东地工委涂孝文被捕后叛变，叛徒带领特务抓捕了一大批地县共产党员，其中包括江竹筠、雷震（万县县委书记）、李林青（万县县委副书记）等一大批骨干。
随后，江竹筠和其他被捕的同志被押上轮船送往重庆。
在船上，她发现乘客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就突然指着涂孝文大骂：“你这条狗乱咬人，平白诬赖人是共产党，你没有好下场”。那位地下党下船后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重庆地下党组织，及时采取了措施，保护了很多还没有被捕的同志。
当月17日中午，囚车把江姐一行12人送至重庆行辕二处，随后被押往了那个使人闻之变色的军统监狱——渣滓洞。
我的狱友“江姐”
“被关入渣滓洞的女同志里面就是江姐表现得最坚强，最出名，信念理想最坚定。”杨俊生告诉记者，“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她。”
2021年7月30日，记者跟随自贡市大安区江姐故里红色教育基地项目调研小组，在广安市岳池县采访到了如今渣滓洞唯一的幸存者，也是江姐的狱友——杨俊生。
说起那段过往的经历，已95岁高龄的杨俊生老人依然精神奕奕，思路清晰。
“当时生活在这里很窒息。蚊子多、臭虫多、跳蚤多、霉气重，吃的是霉米饭。六个人挤在一个12平方米的牢房里面。”
生活环境的困苦还是其次，军统特务的刑讯逼问才让人备受煎熬。
“当时的刑房里有老虎凳、吊索、电刑机器、水葫芦、火背篼、披麻戴孝（有刺的钢鞭）……都是专门用来拷打共产党人的。”杨俊生说。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信息和联络方式，是重点审讯对象。被押到渣滓洞后不久，特务头子徐远举就亲自审问了江竹筠。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关系），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为收集情报，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一把特制的四楞新筷子，放在江竹筠的几个指叉间，来回在左右手指上猛夹。
夹手指源自古代对犯人施用的一种酷刑，古称“拶（zǎn）指”。唐宋明清各代，官府对女犯惯用此逼供。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正所谓十指连心，受刑人会痛不欲生。
审讯期间，江竹筠昏死过3次，每一次都被凉水浇醒，接着又重复接受酷刑，但她始终没有吐露半句。
拷打无果，徐远举无奈只好找来当了叛徒的涂孝文对质，结果涂孝文被江竹筠骂到低头不语。
“江竹筠看到他就骂，说涂孝文你这个流氓，为了保狗命，平白陷害好人，我不见这条狗！我告诉你，要命有一条，要组织没有！”杨俊生拍着腿向记者描述当时情景。
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夹手指……江竹筠被连续刑审，徐远举毫无收获，最后只好将她押回牢房。
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担心，不知道这位身高只有1.45米的瘦弱女人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叛变革命。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
“当江竹筠从刑室归来的时候，各个囚房的门口都挤满了难友。大家看到她全身都被汗水打湿了，双手鲜血直流，大家都流着泪看着她，唤她‘江姐’。”杨俊生回忆到。
在狱中，江竹筠年龄不算大，党内职务也不高，但从那以后，监狱中人无论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称呼她——江姐。
狱中战友们通过饱含情谊的诗信慰问江姐。
何雪松代表难友献给江姐这样的诗行：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娅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狱中的暗斗
狱中的日子是难熬的，但革命的信念却不曾松懈。
在渣滓洞关押期间，江竹筠与同牢房的曾紫霞用竹签蘸上木炭粉泡成的墨水共同回忆，把《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的修养》写上草纸供大家学习。
有空时，江竹筠便会给牢中的难友做思想政治工作，讲形式、讲格局、讲革命……
狱友左绍英狱中产子，江竹筠为其找来了红药、碘酒、纱布帮助她。
为了鼓舞士气，江竹筠还时常同狱友谈心，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狱中斗争，适应生活……
江竹筠在狱中还有一个斗争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是自贡荣县人，到渣滓洞做看守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到这里。江竹筠以老乡之名与其拉近距离，通过观察发现，黄茂才家境贫穷，为糊口被迫来渣滓洞当看守，为人老实本分，对狱中的共产党员敬佩、同情。这之后，江竹筠开始主动接近黄茂才。
在她的开导、劝说、感化下，黄茂才决心弃暗投明，冒着生命危险，为难友办事，充当起了秘密信使，捎带了各种物品和信件。自此，渣滓洞和外界的信息通道从此打通。
被关押在狱中的胡其芬也仿照江姐的经验，策反了医官刘石仁。
刘石仁在后面的斗争日子里，为狱中难友开具病情证明保外就医，营救了30多位难友出狱脱险。把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300多名政治犯名单寄送往香港，准备在报纸刊登，逼迫蒋介石释放在押政治犯，可惜被邮检查出。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通过黄茂才传到牢中，所有人都欣喜若狂。为了庆祝，被关押的共产党人暗中商定搞一次大联欢，趁着放风的时候在黄茂才的掩护下在广场上跳舞唱歌。
“大家鼓掌、喝彩、翻筋斗、叠罗汉、一边扭秧歌、一边唱。”杨俊生说，“大家唱《国际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大家跳啊，唱啊，脸上都是笑。”
第2天，渣滓洞的看守李磊询问黄茂才，为何让他们唱歌跳舞。
黄茂才矢口否认，由于李磊也没看到，也就不了了之。
庆功会就像是一出悲剧的戏剧性结尾，当所有人都盼望黎明即将到来时，命运已在暗处默默敲响了悼亡的悲钟。
红岩上的花
1949年11月，重庆。
解放军的炮声已隔江可闻，面对注定失败的结局，国民党特务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1949年11月14日，枪声、喊声、火光此起彼伏，渣滓洞已然变成人间地狱，江竹筠和狱中的三十位狱友被杀害。据统计，被关押的革命志士先后被分批处决，遇难者共计180人，仅有15人脱险。
11月30日，重庆解放。
12月9日，烈士遗体收殓工作开始，江竹筠的遗骸被亲属认出，时年29岁……
当时的惨烈场景已不可细考，通过翻阅杨老的手记，依稀可以窥见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杀。
“许多烈士的妻子、父母、儿女、亲友、同学都跑去找人，看到电台岚垭和松坡林的三个大坑……到处尸骸枕籍，有的握紧了拳头，有的还睁着眼睛……特别是围墙缺口、房前屋后、放风的广场、厕所等地有20余具烈士的遗体躺在那里……烧毁的牢房余烬还在冒烟，楼下八间牢房里堆满了焦尸，没有头，没有脚，只有焦黑的尸体，没有一个像人样……人人都热泪俱下，一起来的解放军指战员也痛哭失声……”
时间可以淡去记忆，却冲不散刻骨铭心的过往。95岁的杨俊生直到现在还依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
“如果江姐她们还活着，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记者问道。
满头白发的老人笑容充满怀念，“那就高兴得很，战友来了，难友来了……”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在那段黑暗的岁月中，江竹筠、胡其芬、雷震、李青林……以及无数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未留下姓名的革命志士们，用生命为这个国家的光明未来探明了前路。
（文中资料摘自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网、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渣滓洞幸存者杨俊生口述和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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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贡网
作者：陈静 张驰
编辑：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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