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某物到底好不好”这个问题总是“开放”的

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摩尔，将语言分析作为“常识”哲学的出发点。摩尔早期的作品反对19世纪英国唯心论及其宿敌经验论，支持一种实在论，以捍卫我们的日常的（常识性）判断，反对哲学家提出的怀疑或古怪的观点。摩尔的语言学方法也支撑起他的伦理学，特别是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他的重要著作还包括：《伦理学》、《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哲学论文集》。
摩尔认为，我们关于事物的日常观念是合法的。日常语言中从来不会产生意义和真理问题，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何使用语言，并且能够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对哲学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摩尔所说的“对意义的分析”——对概念与其定义之间的关系作更深的反思。这样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用，但却是哲学分析的重要方法。摩尔发现，越是古怪的哲学论断，在经过恰当的分析之后，就越可能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这一观点对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定性》一文甚至可以看作是对摩尔“常识”路径的直接回应和发展。

在摩尔看来，对任何概念的分析都不外乎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把它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亦即，将其分析为更基本的概念；二是，借助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和区别，做出间接的、非正面性的定义（这种说法和结构主义类似，见索绪尔）。

摩尔将他的分析方法应用到对“什么是善（好）”——他认为这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的讨论中。他认为，“善（好）”是无法定义的，或至少不能用第一种定义方法，将其分析为各种成分。摩尔说：“就像‘黄’这个概念一样，‘善’是一个简单/单纯的概念。你没法跟一个不懂‘黄’是什么意思的人解释清楚它是什么；同样，你也无法向不懂‘善（好）’是什么的人解释清楚它是什么。”所有好的东西或许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你可以这样来解释“善（好）”；但是，摩尔反驳道，即使你可以援引某种自然属性（比如这里的“令人愉快”）来解释，我们也总能随之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就是好的（善）呢？于是，摩尔做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某物是不是好东西，这是个“开放性”问题。不这么认为就会犯摩尔说的“自然主义的错误”，即，会像经验论哲学家那样混淆自然的概念和善（好）的概念。
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摩尔认为“善（好）”所指的，是某种单纯的、非自然的性质（即柏拉图意义上的抽象物），我们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它。因而，他既不同意康德把伦理学看作关于理性的学说的观点，也不同意功利主义的观点（见密尔）——某种自然性质可以具有“善”的性质。他认为伦理学所讨论的价值判断是特殊的、不依赖于心灵的，就像其他客观事实一样。价值不可能用非评价性的词来定义，否则就会犯自然主义的错误。但在摩尔后期的著作中，他放弃了这种柏拉图式的理解，转而认为价值判断实际上是赞同或情绪的表达——这种观点在后来R. M. 黑尔的“规定主义”理论中得到发展。

在意义的哲学分析方面，摩尔的工作也可为夺奥斯汀之先声。存在着一种被维特根斯坦称为“摩尔悖论”的现象：尽管“天的确在下雨，可我就是不相信”这个句子乍看起来像是胡说八道，但在某些语境下这句话确实也能说得通。像这种一面断言一个命题为真，而另一面又宣称不相信这个命题为真的情形，看起来的确像是自相矛盾。为了解释这一点，摩尔区分了一个句子所断言的东西和它所蕴涵的东西。断言“天在下雨”，即做了一个要么真要么假的判断。如果有人断言了这一点，也就蕴含了，他相信天在下雨。要是这个人还断言道“可我不相信天在下雨”，那么与这个断言相矛盾的，不是前一个断言（“天在下雨”），而是前一个断言所蕴涵的东西（他相信天在下雨）。摩尔发现，正是那个断言和蕴涵之间的矛盾使得这一表达看起来像是胡说八道。因为语言学分析已经在现在的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摩尔可谓是先行者），所以如此细致地区分意义已经不足为奇，而且它还帮助解决了一些古老的哲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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