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和歌德、席勒（二）

从1787到1792年，席勒研究尼德兰独立战争和德国三十战争的历史，1789年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授与《强盗》作者以法国名誉公民的荣衔，但是席勒后来对于法国国王被杀和雅各宾党专政持反对态度。席勒在1792至1796年研究康德哲学，写了些论美学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审美教育书简》(1795)和《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批判了封建统治的腐败，也不满资产阶级革命的“粗暴”。他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通过美育实现所谓“自由王国”。他认为，人只有在审美的艺术活动中，也就是在游戏活动中，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个人和社会、本能要求和伦理要求这些对立物才能得到统一，达到真正的自由。这自由意味着精神的解放和所谓人格的完美，它将为政治、经济上的自由准备条件。席勒在畏惧革命，而又感到哲学上道德上的理想同政治、社会的实际之间存在着极大矛盾的情况下，提出了这种空洞的教育计划。《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对诗歌作了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探讨了文艺创作中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作者指出诗人有两种类型：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是协调统一的，他们的诗是朴素的；另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相对立，而又追求和自然现实的协调统一，他们的诗是感伤的。前者多半是古人，后者多半是近代的人；但古人中也有后者，如贺拉斯；近代人中也有前者，如莎士比亚和歌德。前者是现实主义的，直接反映现实；后者是理想主义的，反映由现实提升的理想。他又说，这两种创作方法可以互相结合：“有一种更高的概念可以统摄这两种方式。”现实主义者要防止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自然主义描述；理想主义者要防止不切实际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理论上，席勒最早运用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两个名词。

席勒和歌德订交后，在歌德的影响下，逐渐脱离哲学，又恢复了文艺创作，到1805年逝世为止，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在创作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变化。
《华伦斯坦》三部曲(1799)描绘了德国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时代的图像，刻画出剧中主人公华伦斯坦复杂矛盾的性格，是席勒历史剧中一部代表作。华伦斯坦是信仰旧教的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统帅，他骁勇善战，深得部下拥护，但是有个人野心。他希望尽早停止互相残杀的内战，统一德国。但他迷信星象，遇事迟疑不决；而个人野心竟驱使他和敌人瑞典勾结，最后众叛亲离，被原来最爱戴他的一个部下杀死。全剧分三部分：《华伦斯坦的阵营》、《皮柯乐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
《华伦斯坦的阵营》是德国第一部有群众场面的戏剧，里边出现了农民、市民、随军女商贩、各种各样的士兵。作者描述了人民怎样被士兵蹂躏，德国的社会秩序怎样被破坏，并且写出不同民族的士兵对统帅华伦斯坦的崇拜。从士兵们的谈话中已经透露出华伦斯坦和皇帝之间的矛盾。
在《皮柯乐米尼父子》里，奥克它佛·皮柯乐米尼中将受钦差大臣奎士登普诱劝，阴谋放逐华伦斯坦公爵，中将的儿子麦克司·皮柯乐米尼上校对华伦斯坦却无限忠诚，并热爱他的女儿特克拉。这时华伦斯坦已经和瑞典军队暗通消息，但他不打算和皇帝立即决裂，因为他夜观星象，认为当前星宿的位置对他不利。同时奥克它佛劝他的儿子和华伦斯坦分开，麦克司不相信华伦斯坦会叛变。这一部主要是叙述奥克它佛和华伦斯坦之间的勾心斗角。
在《华伦斯坦之死》里，华伦斯坦居于首要地位。事态的发展迫使华伦斯坦采取行动。他不能长此在幻想和迷信的支配下摇摆不定。或者和皇帝决裂，或者和瑞典人决裂，必须作出决定。奥克它佛使将官们越来越多地背离统帅。华伦斯坦不得不转移驻地。麦克司对于统帅的尊敬趋于幻灭，和瑞典人作战身亡。一天夜间，华伦斯坦正焦躁不安地期待着胜利的瑞典军队到来，被一个骑兵旅长杀死。
席勒在他研究三十年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写出这部剧本。在德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艰苦的时代，统治阶级中间的争权夺利、互相猜疑，以及叛国、卖友、阴谋、暗杀种种行径，都在这部作品里得到反映。具有复杂性格的华伦斯坦是这个混乱时代产生的人物。他想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统一，希望封建公侯们摈除宗教偏见，放弃私人利益。但更能左右他的行动的是个人野心、迷信星象，以致他堕落到叛国通敌的地步，最后是身败名裂。对于这个所谓性格悲剧的主人公，作者并未寄予同情，更说不上把他当作正面人物。剧中正面人物是作者唯一不根据史实所创造的麦克司。麦克司敬重他的统帅，又热爱统帅的女儿，他相信人世有不变的道德、绝对的理想、纯洁的忠诚。他是作者笔下的理想形象，但是他在冷酷的现实面前遭到了毁灭。
拿破仑的入侵使德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形势下席勒写出爱国主义戏剧《奥尔良姑娘》(1801)和《威廉·退尔》(1804)。这两部戏剧都取材于中古时期，但他不是像反动浪漫主义者那样寻求过去的梦幻，美化教会和贵族，而是描述被外族侵略或统治的人民同心协力反抗外族的压迫，显示出人民的力量。
《奥尔良姑娘》取材于中古末期英法百年战争中女英雄约翰娜(即贞德)的故事。席勒把这部剧本称为“浪漫的悲剧”，把约翰娜的史实做了大量的更改。英国侵略者深入法国内地，国王查理七世和他的军队节节败退。这时奥尔良一个牧羊少女自称受到神灵启示，决心放弃一切人世间的幸福，献身于解救法国人民的事业。她放下牧杖，拿起武器，率领人民向侵略者反攻。她高举圣旗，敌人望风披靡，使查理七世得以在莱姆斯举行加冕典礼。但在胜利中，她在战场上放走了已经落在她手里的最凶狠的敌人英国将领里昂夸，因为她举起宝剑要杀死他的那一瞬间，对他发生了爱情。从此她精神萎靡，再也没有杀敌的勇气，最后经过放逐被英军俘虏。她在被俘时，拒绝了里昂奈对她表示的爱情，恢复了神灵所赋予她的力量，挣脱枷脱，解救了被围的国王，在战场上负伤死去。席勒写约翰娜率领法国人民勇敢杀敌，显示出人民的威力，写得很成功。但是全剧通过约翰娜对敌人发生一瞬间的“爱情”的情节，宣扬了所谓的“人性”。作者把人性的力量看得高于民族矛盾，模糊了敌我界限，这是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作品中所起的消极作用。
《威廉·退尔》取材于十四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历史和传说。奥地利总督在瑞士施行暴政，压迫人民，瑞士一部分农民、牧人、猎人等结成团体，图谋起义。著名射手威廉·退尔虽然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却独来独往，没有加入这个团体，对暴政采取容忍和沉默的态度。后来因为触犯了总督，遭到逮捕，他在大风暴中逃脱，把总督射死。人们听说退尔被捕，发动了起义，其他地方的总督也被逐，人民获得自由。剧本描绘了瑞士农民团结一致反抗外族压迫的英雄气概和他们的优秀品质，揭露了统治者的暴行。剧中的贵族在民族矛盾中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但是已经感到本阶级的没落。在人民取得胜利后，一个贵族当众宣布解放农奴。作者幻想贵族能采取开明措施，和人民携手，这反映出他对贵族的妥协和美化。威廉·退尔的性格比较复杂，他一方面见义勇为，救助受难者，一方面又单干独行，不敢触犯统治者，满足于平静无事的家庭幸福。他不加入农民的反抗联盟，却又说若是祖国发出号召，他绝不逃避。农民在结盟宣誓时说，“我们是同一民族，我们要团结一致，”退尔却认为，强者独自一人是最有力的。直到酷吏直接迫害到他身上时，他才起来反抗。席勒在这部剧本中虽然描写了农民、牧人、猎人们的起义，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威廉·退尔。作者把轻视劳动人民的个人主义者威廉·退尔写成扭转乾坤的英雄人物，充分暴露了席勒的唯心史观。
席勒和歌德曾经合写《警句》，抨击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和文艺界庸俗鄙陋的现象。席勒的著名叙事谣曲《人质》、《手套》、《潜水者》、《伊俾科斯的鹤》等都富有戏剧性，对暴君和暴行提出控诉，但也宣扬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可以互相宽容的妥协思想。此外，席勒还继续写了不少哲理诗。
在席勒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是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除歌德和席勒以外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从1806年起，他精神错乱，创作生活中断，使他未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但他十几年的创作给德国文学作出不少贡献。他在法国革命的鼓舞下，于1791年前后，于1791年前后写了一系列关于资产阶级所倡导的“美”、“自由”、“友谊”、“爱情”、“青春”等概念的颂歌。他把古希腊世界看作最完美的世界，认为在那里人与自然是和谐一致的。但是德国的现实给他很大的苦恼。他热爱祖国，渴望希腊精神在德国再生，同时又越来越感到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他的诗歌的基调也逐渐从歌颂转为深沉的哀诉。他运用德国语言的能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书信体抒情小说《徐培里安》(1797-1799)的主人公徐培里安是一个希腊青年，参加了1770年希腊人民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一时无限兴奋，他看到“一切为了每个人，每个人为了一切”。可是后来又看见军队纪律松弛，肆意抢劫，他失望地感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受了伤，又得到爱人逝世的消息，最后离开希腊，到了德国。作者通过徐培里安的信札，对德国鄙俗的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全书洋溢着对古希腊世界的渴望、理想的幻灭和对幻灭的哀悼。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绝大部分是消极的，如果说德国也有积极浪漫主义者，那就是荷尔德林了。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有纲领的运动在文坛上出现，是在18世纪末，也正是歌德和席勒合作、致力于“古典”主义文学建设的时期。这时史雷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等以耶拿为中心，出版杂志《雅典娜神殿》(1798-1800)，宣传他们的文不主张。他们被称为早期的或耶拿派的浪漫主义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1772-1829)。史雷格尔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也曾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示欢迎，但不久便改变了他的进步立场，形成他的消极浪漫主义的理论。他写过许多“断片”，在《雅典娜神殿》发表，其中最有名的第116则集中地表达了早期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浪漫文艺是一种前进的综合文艺。它的职责不仅是把文艺中一切划分开的种类又联合起来，使文艺和哲学与辩论术相接触。它要把并且应该把诗和散文、独创性和批评、艺术的诗和天然的诗时而掺和，时而融化，使诗成为生动的、有社会性的，使生活和社会成为诗的……”他在这则断片里还说：“浪漫主义的诗还在演变中，其实这是它的本质，它只是永远演变，永远不能完成。没有理论能把它阐发详尽，只容许一种预感的批评去刻画它的理想。只有它是无限的，正如只有它是自由的一样；被认为是它的第一条法则的，是诗人的为所欲为、不能忍受任何约束的法则。”这种唯心主义文艺理论模糊了文艺种类和体裁的界限，使它们不能根据不同的特点去发挥作用，而且把诗人的主观性强调到绝对的地步，无视客观世界的存在。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浪漫主义作品大都是作家主观臆想的产物，而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和现实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他又提倡所谓“浪漫式的暗潮”，就是在创作过程中，感到矛盾无法解决时，作者便站在第三者的地位，采取游戏嘲讽的态度，把幻想加以毁弃。“浪漫式的暗潮”作为一种创造手法，被许多浪漫主义者运用；后来它到了海涅手里，进一步成为嘲讽浪漫主义的一种武器。
史雷格尔的小说《路琴德》(1799)是他的理论的实践。小说结构散漫，把一些抒情的信札、断片、对话等掺杂在一起。书中没有故事情节，只有一对影子一般的人物尤利乌斯和路琴德在幻想和渴望中倾吐衷情；他们反对社会的道德和习俗，但颂扬的却是闲散生活、为所欲为、性爱自由和官能享受——浪漫的爱情和婚姻。作者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指出，享受闲散生活的权利是“贵族的根本原则”。小说出版后，席勒给以尖锐的批评，谴责作者“把厚言无耻宣告为他的女神”。后来史雷格尔变得更为反动，皈依天主教会，在政治上竟成为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反动政权下的臣仆。
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1767-1845)是法国斯太尔夫人的朋友，曾陪伴她旅行欧洲的许多国家。在他的讲演录《论美的文学和艺术》(1801-1804)、《论戏剧艺术和文学》(1809-1811)里，他系统地阐述了浪漫主义的文艺观点，划分了古典和浪漫的界限。他的贡献是在翻译介绍方面。他要求翻译必须精确，保持原文风格。他自己能纯熟地掌握诗的格律和技巧，所以他的翻译工作很成功。他所译的莎士比亚十七部剧本，是德国翻译文学中的宝贵财富。
如果说史雷格尔兄弟奠立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那么，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就是诺瓦利斯和蒂克了。
诺瓦利斯原名弗里德里希·封·哈尔登贝尔格(1772-1801)，他创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他的反动神秘的世界观反映在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小说和大量的断片里。他的代表作《夜的颂歌》(1800)共分六章，里边掺杂着诗歌和有节奏的散文。由于他的年轻的未婚妻已死，他自己也渴望死去，幻想在死后和她结合。他把夜看作是一切的源泉，是宇宙之母，是无限的；光和白昼是从夜里产生的、有限的。他认为，尘世生活是向“无限”的过渡，在死亡中才显示出永恒的生命。全篇用迷醉的语言歌颂夜和死，引诱人脱离现实生活和光明，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毒素最浓的一部作品。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享利希·封·奥夫特尔丁根》(1802)，是为了反对歌德的《威廉·迈斯特》而写的。他把13世纪传说中一个抒情诗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把当时由于城市兴起而使得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社会描绘成一个理想的牧歌式的世界。青年亨利希在梦中看见一朵“蓝花”，他便念念不忘；这“蓝花”是浪漫主义的无限的渴望的象征。他随着母亲和几个商人从故乡出发，旅行到奥格斯堡。一路上的遇合并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是为了阐述作者的观点而安排了一些冗长的对话。亨利希通过矿工认识到自然的力量，通过隐士理解了历史；到了奥格斯堡，他的诗才通过爱情得到发展。他把自然界说成“心灵的另一存在”，把在外界遇到的事物看成象征符号。作者这种极端反动的唯心主义使小说中的一切都沉浸在没有任何现实气息的幻想中。诺瓦利斯写出大量的断片，他说他企图用来编成一部包罗万有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这是他的混乱的神秘思想的总汇。
鲁德维希·蒂克(1773-1853)是一个多产作家，写过许多小说、戏剧、诗歌、童话，还翻译过《堂吉诃德》。他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写作，晚年的作品已经具有现实主义因素。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蒂克的代表作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法朗茨·斯特恩巴尔特的漫游》(1798)和一些童话。《法朗茨·斯成巴尔特的漫游》叙述16世纪一个青年画家斯特恩巴尔特漫游意大利的经历。小说里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要情节，只是穿插着一些谈话、感想、诗歌和写景。作者把16世纪理想化，认为当时的行业制度有利于艺术的繁荣。蒂克的童话故事如著名的《金发的艾克贝尔特》(1796)、《鲁恩山》(1802)等，都不过是以童话形式宣扬这个浪漫主义的反动思想：人在命运或自然威力面前无能为力。
早期浪漫主义运动没有持续多久，但这一派的言论和作品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的投降，在德国文艺界起过很大的消极反动作用。不久，在1805年以后，又有一批新的浪漫主义作家和学者先后聚集在海德尔堡，创办刊物，形成晚期的浪漫主义，又称为海德尔堡派，其中心人物是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
鲁特维希·约阿黑姆·封·阿尔尼姆(1781-1831)和克雷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写过许多诗歌和小说，他们的反动政治立场比早期浪漫主义者更为鲜明。他们美化中古社会，维护封建制度。但他们两人合编的《儿童的神奇号角》(1806-1808)是赫尔德尔以后一部重要的民歌集，里边收录了德国三百年来的一些民歌。由于编者的反动立场，所收民歌的内容很少有反映人民痛苦或对贵族和教会剥削表示反抗的。歌中的词句和结构也经过编者的改写和加工，但原作的朴素风格还是保留下来了。这些民歌新鲜活泼，给当时德国的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对19世纪许多抒情诗人发生过影响。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4)编纂者雅科布·格林(1785-1863)和威廉·格林(1786-1859)兄弟曾同浪漫主义者交往，思想却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注意民间文学，搜集民间童话，亲自记录，加以整理。其中有许多幻想丰富的神奇故事表达出人民的愿望和是非感：贪婪的富有者得不到好下场；被压迫、被歧视的劳动者和儿童经过重重灾难，最后得到胜利；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受人轻视或凌辱时显示出惊人的智慧，而暴君、地主自以为有权有势，实际上却愚蠢无知，在人前丢丑；忠诚老实、被“聪明人”嘲笑的“傻瓜”总是得到同情和赞扬。但这些童话的蓝本大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更加以编纂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其中不少是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绪，宣扬封建道德，鼓励安分守己的处世态度的。
1809年以后，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到了柏林，组织了“基督教德国聚餐会”，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从海德尔堡转到柏林。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克莱斯特、沙米索、艾兴多尔夫等，他们的创作成就超过了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剧作家兼小说家亨利希·封·克莱斯特(1777-1811)的作品越出了狭义的浪漫主义范畴。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对本阶级感到不满，而对资产阶级也采取厌恶和否定的态度。他早年受过启蒙思想影响，但由于研究康德哲学，片面地接受了“物自体”不能认识的理论，因而陷入真理不可知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泥淖。他是一个顽强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拿破仑，却又找不到促使民族复兴的真正力量，只好寄希望于腐朽的奥地利皇朝和普鲁士国王。他的思想充满矛盾，无法解决，最后自杀结束了生命。他的许多创作都反映出这种矛盾，但是独幕喜剧《碎罐》(1808)和中篇小说《米赫尔·戈哈斯》(1810)却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碎罐》叙述一个贪污好色的法官亚当夜间潜入农女夏娃房中，夏娃的未婚夫正巧在这时来访，一敲门，亚当吓得跳窗逃跑，碰碎了一只罐子。夏娃的母亲以为罐子是未婚夫打碎的，要他赔偿；未婚夫以为夏娃另有所爱，要和她解除婚约；三人去到法庭，最后经过对证，真相大白，审判官成为受审人。剧情发生在荷兰一个农村，实际上是揭露当时普鲁士司法界的腐败情况。全剧结构紧凑，语言生动而饶有风趣，是德国为数不多的喜剧中一部优秀作品。《米赫尔·戈哈斯》取材于德国十六世纪一件史实，主人公马贩子米赫尔·戈哈斯本来是一个社会上所谓循规蹈矩的商人，但是受到容克地主的欺压和迫害，“正义感使他变成了强盗和凶犯。”作者描述封建贵族的贪婪、狡诈和无能，是成功的；戈哈斯从“良民”转变为强盗的过程，也写得合情合理。但克莱斯特笔下的戈哈斯并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被抽象的正义感所驱使而起来反抗的商人。到了小说的后半部，戈哈斯听取马丁·路德的劝告，放下武器，屈膝投降，最后竟甘愿引颈受戮，加之描叙中又掺杂着神秘的宿命论思想，小说便失去前半部的光辉，变得苍白无力了。
阿德贝尔特·封·沙米索(1781-1838)出身法国贵族，法国革命后随父母逃到德国。他具有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的童话小说《彼德·史勒密奇遇记》(1814)写贫穷的彼得·史勒密把自己的影子卖给魔鬼，换来一个幸福袋，从袋中可以取得他所希望的一切东西。他据有大量财物，但是由于失掉了影子，受尽人们的歧视和嘲笑，终日痛苦，无法生活下去。最后他抛弃幸福袋，远离社会，在大自然中研究自然现象，才感到满足。这篇小说用离奇的幻想揭露了金钱的罪恶，讽刺了庸俗的市侩社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约瑟夫·封·艾兴多尔夫(1788-1857)是德国浪漫派中有成就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虽然缺少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内容，但是没有德国一些浪漫主义者所常有的那种神秘阴暗的情绪；它们歌咏自然景色，纯朴明朗，具有民歌的风格。他写过长篇和中篇小说，其中以中篇《一个废物的生涯》(1826)最为流行。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猖狂一时，消极浪漫主义者如史雷格尔兄弟、阿尔尼姆等或则死心塌地为它服务，或则充当它的代言人。这时一个重要的德国浪漫主义后期作家是恩斯特·台奥多尔·阿马德乌斯·霍夫曼(1776-1822)。他是普鲁士政府的法官，发表过大量的小说，通过荒涎离奇的故事，一方面反映官吏、市侩、小市民的庸俗丑恶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描绘诗人和艺术家的幻想世界。他的小说经常把拟人化的动物、精神病患者、魔术师、艺术家等作为主人公，描写自然和人生中所谓“夜的方面”，充满阴暗神秘的气氛。但他对待这“夜的方面”和诺瓦利斯不同，他并不把夜和死加以美化，而是使人感到，那些引起悚惧的事物来源于庸俗生活，许多鬼怪的现实丑恶的比喻和夸张。霍夫曼的作品虽有现实主义因素，但归根到底，他和诺瓦利斯都是病态的。因此海涅说：“评判他们的著作不是批评家的事，而是医生的事。诺瓦利斯诗中的玫瑰光彩不是健康的，而是患肺病的颜色，霍夫曼幻想故事中火红的炽热不是天才的，而是发烧的火焰。”
在霍夫曼的小说里，热情的诗的世界和冷酷的市侩社会经常相互交织，它们彼此对立，不能调和，作者却总是把前者看作更高的真实。他早期的代表作《金罐》(1814)，写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十分笨拙的穷学生内心里蕴藏着丰富的诗的境界，星期日出游，走入魔境，最后获得了魔术师的女儿。童话《侏儒查赫斯，绰号朱砂》(1819)的主人公是一个丑陋可怜的侏儒，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魔女同情他，让他头上长出三根金黄头发。这三根头发发挥了很大的魔力：凡是他周围的人所做的好事，都算在他的分上；凡是他本人所做的坏事，都写在别人的账上。他进入公爵的都城，飞黄腾达，最后那三根头发被人拔掉，群众嘲笑他，他无地自容，跳入手提桶里淹死。这是对不劳而获、专门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者的尖锐讽刺。《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感及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尔的传记片段》(1820-1822)，是霍夫曼晚期带有总结性的重要作品，书中把博学的雄猫穆尔的回忆录和乐队指挥克莱斯勒尔的自传交错排列，前者是对德国社会种种鄙陋现象的尖锐嘲讽，后者表达了一个热狂的艺术家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所感到的痛苦。
霍夫曼写过大量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收在《仿卡洛画风的幻想故事》(1814-1815)和《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两部集子里。其中的主题也大都是表现艺术和生活的矛盾的。
在19世纪德国文学中，除了歌德和海涅以外，霍夫曼是对其他国家影响较大的一个作家。他对于丑恶的现实生活的揭发和讽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尔扎克和果戈理；他作品中的怪诞风格和颓废气氛，则更多地影响了后来的某些作家，如美国的爱伦·坡和法国的波德莱尔，以及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分作品。
到1830年前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资产阶级进步力量对统一和民主的要求日益迫切，浪漫主义文学也接近尾声，成为新进作家海涅等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
从本节叙述的情况看来，这个时期的德国文学和法国、法国文学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和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反动的旧势力，已濒于灭亡，显示进步的革命精神的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德国却正相反，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创造出德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名著，而浪漫主义文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是消极的，为反动的封建制度服务的。这是由于德国政治和经济落后于英法两国的缘故。

 ↓ 点击以下标题  ↓ 可查阅相应热点文章。

长按左侧二维码关注
哲学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