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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哲学的用处在于使人有自知之明——访斯特劳森教授

2016-11-01 哲学动态

江怡:哲学的用处在于使人有自知之明——访斯特劳森教授
彼得·斯特劳森,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牛津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他自1978年退休后,仍笔耕不缀,目前正在撰写关于康德认识论的专著。他近年来的最新著作是1992年出版的《分析与形而上学》(牛津大学出版社)。去年12月19日(编者注:具体访谈时间暂时未知),本文作者在访英期间专程拜访了斯特劳森,就他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进行了长谈。征得斯特劳森本人的同意,现将部分谈话内容整理发表如下:
问:您是当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我想知道您是何时开始研究哲学的?
答:我17岁进入牛津大学,主要学习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我发现经济学很让人乏味,而政治学非常有趣,但最好的还是哲学,因为哲学能够有助于我们生活。这就是我最初学习哲学的想法。我在牛津大学呆了三年,随后就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年,当然战争期间我是无法研究哲学的。战后我返回牛津,当时恰好有一个讲师的空缺,我幸运地得到这份工作。我在牛津生活了近70年,其间走访了美国、欧洲、印度、当然还有中国(1988年7月, 斯特劳森应“中英暑期哲学学院”之邀来北京参加建院庆典,并任第一届学院主讲教授)。
问:您研究哲学有什么家庭背景吗? 
答:没有。我的父母亲都曾是中学教师。我的妻子安娜在牛津教授英国文学。我的大儿子是我的孩子中唯一的一位哲学家。
问:您刚才说您在读大学期间主要学习了经济学和哲学、但您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哲学?
答:当我还在中学时,我读到了由一位基督徒和哲学家乔德(C.E.Joad)所写的畅销书,对书中的问题很感兴趣。 我还读了卢梭和黑格尔的著作,我觉得卢梭的书很有趣,引起我对生命问题的思考,而黑格尔的书却不适合我的兴趣。我发现,人们所说的许多东西大多都不符合实际上的语言用法,于是我就去读罗素讨论语言问题的书,并对指称问题以及我所理解的个体问题提出疑问。这些促成我写出《论个体》一书,但同时却忽略了可能性条件问题,这又促使我去研究康德的认识论,因为这似乎是解答理性问题的最通常的做法。这样我就做了关于康德的演讲,并写出我的第二本书《感觉的限度》,这是我谈论感觉的大部头著作。我认为,倘若我们去掉康德的唯物论,那么,他就是在研究思想的结构和特征,而且他对不合法理性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这些都使我对康德做了深入研究。结果我又写了关于语言哲学的其他著作,包括《怀疑论和自然主义》,我在书中想要区分”软弱的”和“强硬的”自然主义,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最近我出版了另一本演讲集《分析与形而上学》,这是我于1968年到1987年在牛津大学所做的演讲,虽说它只是一个哲学入门书,但我觉得有助于清楚地理解分析哲学谈论的是什么。这些就是我的哲学研究历程。
 问:据我所说,自本世纪初分析哲学就一直在西方哲学占主导地位.但与分析哲学出于同一西方哲学传统的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欧洲大陆哲学思潮。您可以解释一下其中的缘由吗?
答:噢,除了出于这个西方哲学传统的不同倾向之外,我认为,有些个人在分析哲学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是指G.E.摩尔、罗素以及其他一些逻辑学家。他们的思想来源于弗雷格,而弗雷格的思想又直接来源于康德。在德国,有些思想也来自休谟,但在法国,康德和休谟的影响很小,主要是黑格尔的唯心论。
问:记得几年前我在北京与您第一次见面时,曾向您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读欧洲大陆哲学家们的著作,您当时回答说,您与这些哲学家是很好的朋友,但很少读他们的书。现在我想提同样的问题,或许答案会有所不同吧?
答:噢,不,我只能给你同样的回答,我很怀疑我能理解他们所说的东西或者他们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譬如,当我去法国做关于分析哲学的演讲时,法国哲学家同样对我们谈的东西感到不解。所以,这种不理解是相互的。
问: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个问题,通常认为,哲学家的个性会影响到他们的哲学本身,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在许多情形中看来是这样。因为当哲学家在使用他们的哲学时就会变得更为积极主动。
问:我可以问一些有关您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吗?您是一位基督徒吗?
答:我不是基督徒,而且我不相信任何有关上帝或其他宗教之物的东西,因为它们都不是真的,特别是上帝的概念,在我看来,大多宗教信仰都被用于社会和政治的目的。另一方面,我也不是完全的实证主义者,我会相信譬如在绘画、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的奇迹。这里的确有许多宗教情感。我还读些关于宗教的书,因为我发现这些书中的论证其实比想象的更有理性,人们相信宗教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从物质世界构造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只能引入作为至善的绝对物。所以,整个宗教理论的存在有着这样三种强硬的理由,在我看来,这或许不算太消极吧。
问:但据我所知,有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或在宗教信仰上有强烈的情感。而且,事实上,在赋予人类生命意义方面哲学与宗教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您可以解释一下这种现象吗?
答:这实际上涉及到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我认为,哲学的用处在于能够使人有自知之明。譬如当人们失恋或想要吸毒时,哲学能够对自己的言行提供恰当的理由:如果他们的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危害自己身心健康的。其次,哲学还能够给人们提供批判性的思考。
问:大多反对分析哲学的人声称,分析哲学只是一种工具或一套技术而不是哲学。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答:显然,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的中心内容,而分析哲学又是与数学和逻辑相关的。但这并不是说数学和逻辑仅与分析哲学有关。譬如,在胡塞尔那里,语言同样是他哲学的关键部分。如果你想了解胡塞尔哲学的结构,你就必须抓住他思想中的语言。
问:分析哲学中有很强的反形而上学倾向。那么是什么促使您在这个传统中重新考虑形而上学的呢?
答:是的,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反对形而上学是因为他们觉得形而上学对自然科学有许多限制,他们想要根据数学和逻辑学重建哲学。所以他们提出了证实理论。他们的理由是哲学研究应当基于清晰明确的条件。但我发现,如果形而上学被抛弃了,那仍然会有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从康德那里把形而上学引入分析哲学,因为康德向我们提供了思想的结构,并把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核心。在康德看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和影响我们有理由去反对其他命题,完全出自必然的东西,而形而上学正是向我们表明了我们所拥有的思想的结构。
问:您在“论指称”一文中的思想与达米特论理解的观念之间有什么相近之处吗?
答:没有,没有任何相近之处。的确,注意到语言使用的条件是极有价值的。实际上,从罗素那里就开始研究这种条件,自然也就会提出关于理解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达米特论理解的观念与其说是在创造新的传统,还不如说是对分析哲学传统的反叛。
问:您能简要地描述一下您的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思想吗?
答:我认为区分一下我的观点和蒯因的观点是很有用处的。蒯因使用的是主体与对象、属性与命题、用法与层次、数与类等,而我区分的则是词的意义与句子的意义、普遍属性与可以作为句子的个别命题。谈到罗素,他正确地考虑到用语词指称事物条件,但他忽略了能够使用相同词的不同情形。实际上,他对在不同情形中使用语词或句子并不感兴趣。所以,他的指示论和摹状词理论都是不成功的。蒯因和罗素都相信,哲学应当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并且是科学的延续。但我不相信我会承认哲学可能部分地出自科学,因为哲学中毕竟有与科学截然不同的内容。我同样受惠于维特根斯坦,特别是他谈到了概念的理解、概念的使用以及“用法”这一概念。
问:自7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开始逐渐消失,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这听起来象是说分析哲学的未来。如同当我早晨醒来闻听故友去世的噩耗,我难以相信这个消息。事实上,英美的每位哲学家都在努力地工作,认真研究和深入思索思想的结构和观念。
问:我认为自7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语言哲学仍然保留了一些东西作为传统被继承下去,譬如批判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正是分析哲学为我们提供的主要内容。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答:是的,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人们总是犯错误的,所以他们就需要受到批评,正像你生病就必须看医生一样。当人们出了错,就需要指出错在哪里。这正是哲学的用处之一。
问:最后,请您谈谈当前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好吗?

答:噢,这场争论涉及的是关于过去的事实。在反实在论者看来,如果我们根本没有过去的经验,我们就无法相信关于过去的事实,只有当你理解了关于过去的事实,你才会相信有关过去的命题,这就意味着这种命题对你来说是真的。但我认为这完全错了,因为它把事实与我们理解中所关注的命题混为一谈。所以,我猜测反实在论将会被实在论所击败。但这并不是说实在论是论争双方中最好的一方。事实上,在实在论那里,譬如说在戴维森的理论中,总是缺少对思想的真实结构的认识,因为这种真实结构要比戴维森和其他实在论者所想象的更为复杂。但在这场争论中,我认为,载维森往往是对的。他依据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建立了他的意义理论,并用真理的结构去寻求意义的结构。他所做的一切就是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去关注语言用法的结构、直至思想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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