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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群：德国哲学与文化漫论
刘立群：德国哲学与文化漫论
来自《德国研究》
“德国哲学与文化”是一个范围极广的题目，堪称“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加上“漫论”二字便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取舍和发挥的余地。本刊似乎从未刊登过同类文章，这一方面与德国哲学过于复杂深奥有关，另方面也因为国内已有多种刊物专门研究和讨论它。当然，作为研究德国问题的刊物也有必要多少涉猎一下德国哲学与文化这个题目，因为这可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德国、德国人和德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写作此文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即笔者在多年研究德国哲学以及基本哲学问题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一系列自己的哲学观点并提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即单义化方法，写成了《超越西方思想——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超越》）一书。这样，笔者可以从比较新的视角出发，结合德国的历史及现状来漫谈德国哲学与文化问题。
众所周知，欧洲哲学在古希腊时就已经十分发达，近代以来则以西欧各国为中心，其中德国哲学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德国哲学是德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可以说是最深刻、最重要的部分，用海涅的话说：“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一样。”（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15页）而在笔者看来，研究德国哲学及其思想文化如果只是跟在其后面也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当大胆创新、勇于超越，这样才有可能深入发掘和更好地理解德国以及欧洲的思想和文化。
一， 德语——哲学的语言
德国哲学及哲学家在世界哲学中的独特地位及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有学者把它称为“西方哲学的精华”（高宣扬《德国哲学的发展》“序言”）。这里想首先探讨一下德国哲学为什么能够享有这种崇高的地位，它有哪些特点？笔者认为，其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德国哲学主要是讲德语的，即它主要是用德语来写作和传授的。这似乎是尽人皆知、不言而喻的事实。不过，这里恰恰存在着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问题需要探讨，即一国的哲学与其所用的语言文字之间是否有着十分密切和特殊的关系？笔者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
这里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首先，依此类推可以说：古希腊哲学是讲希腊语的、中世纪西欧哲学主要是讲拉丁语的、法国哲学是讲法语的、英国哲学是讲英语的、中国哲学主要是讲汉语写汉字的，如此等等，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哲学及哲学研究与其民族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其次，德国哲学家们的确主要是用德语来进行写作的，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莱布尼茨就几乎只用拉丁文和法文写作，而卡西勒（E. Cassirer，1874-1945）、卡尔纳普（R. Carnap，1891-1970）、马尔库塞（H. Marcuse，1898-1979）等一批德国或德语国家的哲学家本来是用德文写作授课的，30年代时由于纳粹势力猖獗而被迫流亡到英、美等国，后来就转而主要用英语写作。这些情况主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第三，由于在各个语言之间可以进行翻译，例如把希腊文哲学著作译为拉丁文、英、法、德、汉文等，把德语的哲学著作译为法、英、汉文等各种现代语言，这样，古希腊的哲人、德国的哲学家也可以“讲”法语、“讲”英语、“讲”汉语等等。即语言具有可译性，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因而可以进行相互理解和沟通。
黑格尔十分看重德语对德国哲学的贡献。他称赞沃尔夫（Chr. Wolff，1679-1754）用德文写哲学书是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第一个使哲学成了德国本土的东西”。沃尔夫本人也认为“我们的母语远比拉丁语更适合于科学研究工作”。他因此首先用德语进行写作，而后为了扩大影响才译成当时的国际通用语——拉丁文。黑格尔进一步肯定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是属于这个民族了”。（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7页）另一方面，他还多次称赞德语，认为它适宜作哲学的语言，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他多次举出德文“Aufheben”一词兼有“保存”与“放弃”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以此证明德语本身具有“辩证”的精神。由于汉语中没有词义相当的现成语词，中国翻译家们便创造了“扬弃”一词来翻译此词。
康德的观点可以说与黑格尔相反。例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对拉丁文“bonus”和“malus”这两个词的含义进行了认真讨论，指出这两个词是多义的，而“德语有幸，具备一些不让这些区别忽略过去的语词”，即“相应于bonus一词，德语有das Gute（善）和das Wohl（福）两个词，相应于malus一词，德语有das Boese（恶）和das Uebel（祸害）或das Weh（灾难）”。由于德语这些语词多于拉丁文语词，从而能够区分开拉丁文所无法区分开的意思，即“如果我们对于一件行为考虑其善恶，或者考虑其祸福，就有两种极为不同的判断”，如此等等。（参见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韩水法译本，第64页）
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德语对于哲学研究的优点在于一词多义、一语多关；而在康德看来，德语对于哲学研究的优势在于由于其词汇比较多，从而能够区分开不同的意思，使一词只具有一个意思，即一词一义。那么，他们两人的观点哪个更为可取、更有道理呢？迄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康德缺乏“辩证法”，而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师”，其观点比康德更正确、深刻。在包括哲学术语在内的科学术语应当单义还是多义的问题上，笔者完全站在康德一边。在《超越》一书中，笔者举出了更多的例子，包括德语以及现代汉语中的例子，说明一词一义是科学研究结果表达精确的必然要求，哲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同样满足这个要求。而且从客观角度看，术语的单义化是科学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是它往往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学术翻译表现出来。
例如，拉丁语“lex”、英语“law”与德语“Gesetz”的词义大体相当，都是多义词，汉语中没有一个词能够与之对应，因而不得不采用或创造出不同的术语，根据其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思分别译为“法律”、“规律”和“定律”这三个词，它们所表示的意思显然是不能混淆的。我把这种情况称为“单义化”。这个过程迄今并不是自觉做出的，翻译家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进行单义化。在德语中也同样如此。例如，德语中常常用“Satz”或者“Hauptsatz”一词表示“定律”的意思，例如，在康德的著作中，用“Satz der Identitaet”、“Satz des Widerspruchs”等词分别表示“同一定律”、“矛盾定律”的意思（迄今汉语中多译为“同一律”、“矛盾律”则没有表示出它们是指规律还是定律，因而应改为“同一定律”、“矛盾定律”等才准确）；在爱因斯坦等的著作中用“Quantensatz”、“Energiesatz”等分别表示“量子定律”、“能量定律”的意思。这就是说，德语中至少能够把“定律”的意思区分出来（用“Satz”一词），比英语只有“law”、法语只有“loi”词义要明确、单一。当然，由于“law”、“Gesetz”这些词在西方文献中常常多义，汉语中也往往译为“法则”这个词义同样含混的词。这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德语能够具有这种特点？应当说这与德语在近代以来努力自造语词、力图摆脱拉丁词汇的影响有关。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汉语中音译与意译的区别。例如，在沃尔夫之前，德语文献中主要使用源自拉丁文“determinatio”的“Determination”一词，使用源自拉丁文“essentia”的“Essenz”一词，这相当于音译或曰转写。沃尔夫则分别使用了“Bestimmtheit”和“Wesen”这两个纯粹的德文词来表达它们，这相当于意译。汉语中也分别意译为“规定（性）”和“本质”。黑格尔把这种情况解释为“思想应当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表达出来”，认为“这样对于意识来说是直接的”。（《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187页）其实，这主要与民族意识的增强以及民族语文的表达习惯有关，即创用本民族词汇有助于使本国人理解和记牢，如“Bestimmtheit”出自“bestimmt”，而后者又出自动词“bestimmen”。这些对于德国及德语国家的人来说很好理解，也很好记住，并且能够区分出细微的不同，而用“Determination”一词则没有这种优势。和德语相比，英语和法语在哲学研究领域多是照搬源自拉丁文的术语，独创的术语不多。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翻译一定是某种再创造，哲学翻译就是对哲学的某种再创造。哲学翻译对于哲学研究的推动和贡献因此功不可没。上面所说的希腊哲学可以讲德语、汉语，德国哲学可以讲英语、汉语等等，就都是指翻译的功劳，而这种翻译一定会造成某种变化，即翻译者通过对前人著作的研读、理解而可以创用新的语词来表达它们，从而增加了哲学思想的内容，使后人能够有更多的词汇来区分开一些应该区分的意思，再加上在观点方面深刻的创新，从而使德国哲学独步于天下。 二， 德国哲学——庞大的体系及其误区
尽管康德和黑格尔等对于德语对哲学研究所起的作用认识不同，但他们在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他们都穷根究底、殚精竭虑，追求对哲学问题的彻底解决，并且耗费毕生精力，构建出庞大完整的哲学体系，按照庞大的写作计划写出一部部鸿篇巨制。这就是德国哲学所具有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即追求建立完整、系统的哲学体系，而这又与他们确信哲学问题最终是有限的、可以获得完全彻底地解决密不可分。欧洲大陆哲学界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学派都是把哲学当作科学来对待和追求，到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
的确，各个哲学问题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当人们想到或提出一个哲学问题并试图讨论和回答它时，马上就会有一个或者几个问题可以提出来，并且还可以一步步引申出更多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哲学研究的“思辨性”。可以说，对于德国哲学家们所讨论的各种哲学问题和所建立的各种哲学体系，从事哲学研究和思考的人是不可能躲过、视而不见的。黑格尔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哲学。”可以说，系统性即体系的完整性是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并且在德国哲学中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
另一方面，哲学研究是最为复杂、难度最大的学术研究，因此必须进行大胆的尝试，而德国哲学家们就是一群勇于并且也比较善于进行大胆探索的人。他们不迷信权威和先人，一代一代前仆后继，不断探索，为人类的哲学研究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每人都创造了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哲学体系，其中黑格尔所创造的哲学体系最为庞大，它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大部分，实际上包括了当时所知道的一切知识，想把它们根据一定的结构和次序重新编排整理。正是由于这种庞大的系统性和彻底性，使人们对德国哲学及德国哲学家们抱有深深的敬意。他们能够不畏艰险、不惧枯燥，为了完全彻底地解决一系列哲学问题、创建完整的哲学体系而奋斗一生，像莱布尼茨、康德这样的大哲学家一生独身、终身未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才智都奉献给了崇高的哲学研究事业。德国哲学及其创造者们受到世界各国学人的尊崇和敬仰是当之无愧的。
笔者在充分肯定德国哲学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它所陷入的一系列误区。误区之一就是没有把哲学与其他科学研究的界限划清楚，以为哲学理应包罗万象、包括一切学科，以此表示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的最高成果。哲学问题的确是最高级、最抽象、也最为特殊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它理应包括一切科学学科。这就是说，应当把哲学与实证科学严格分开，哲学应当是实证科学最根本的方法论，但它不应包括实证科学本身。实证科学包括工具性实证科学（数学和形式逻辑学）和经验性实证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对它们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哲学研究则不应当、也不可能包括它们，否则不可能摆脱被动滞后的状况。
误区之二是有严重的心理主义错误。由于德国哲学家们没有看到语言文字乃至整个符号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以为语言文字的作用对于哲学研究来说是不重要的，因而没有对之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概念”到“概念”，仿佛抽象、玄虚、表达晦涩是哲学的必然特点。这也与作为经验性实证科学的心理科学当时尚未诞生、人们不知道哲学与心理学的区别有关。这正是德国哲学复杂深奥、玄虚难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如果跳出心理主义的迷雾，从语词及符号世界出发，就可以发现哲学研究完全可以不是这样，完全可以把道理讲清楚，让人们清楚地理解和把握。
误区之三是其纯理性主义，即他们把人仅仅作为理性的人、作为认识主体来看待和研究，而没有从人首先是实践者、是实际存在者出发，实际中的人除了有理性的一面之外，还必然有非理性的一面。包括哲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除了需要研究人的理性一面，还要研究其非理性的一面，即科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没有任何界限。由于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非理性问题的严重忽视，后来就出现了以非理性主义为突出特征的叔本华（A. Schopenhauer，1788-1860）和尼采（Fr. Nietzsche，1844-1900）哲学作为反弹，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同时也暴露出德国古典哲学的严重不足，即他们的出发点仍然是悬在半空中，没有找到正确的根基和出发点。这样，必须从一种新的思路出发才能摆脱哲学研究的困境。详细的论证请参阅拙著《超越西方思想》。
三，德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真执着
德国哲人追求系统、完整、彻底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到德国人一般的思维习惯和作风。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在题为“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曾说：“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物，切切不可容忍半点轻率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无论在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实际工作领域以至在日常生活当中，德国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态度堪称举世闻名，有口皆碑。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一书中记述了几件在二战期间德国教授不顾安危、执着于科学研究的事例：在盟国飞机一次轰炸哥廷根刚刚过后，一位著名的德国教授却冒着生命危险去观察爆炸气流所造成的结果，认为这是机会难得，在实验室里不可能做到；无独有偶，在慕尼黑也有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在飞机轰炸时，别人向楼下跑以躲避轰炸，他却向楼顶上跑，也是把轰炸当作难得的实验机会，不顾生命危险去认真观察。
凡是到过德国旅行考察或学习工作的人，无不为德国社会各个方面管理得井井有条、有板有眼留下深刻的印象。各行各业都普遍敬业爱岗，忠于职守，认真负责，惜时守时，工作第一，事业至上，工作效率普遍很高，使人感到整个社会仿佛是一架庞大的机器在顺利地运行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个机器中的位置和作用。凡事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们普遍习惯于自觉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不论有没有人监督。德国制造的各种产品也以其质量耐久可靠、设计独到精妙著称于世，从中可以见到德国人执着认真、严格守信的优秀品质和精神。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仿效。
当然，如果认真执着过了头或选错了地方和方向，或是把某些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忽略了一些必要因素和复杂的情况，则好事或者好心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甚至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和决策。笔者在此想简单提及两个例子。其一是两个德国统一后东部地区的经济转轨问题。两德统一从外交和两德之间政治关系解决的角度看的确是成功之举。在经济领域，把东部地区原来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改造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并不等于在实际政策和实际做法上也必然是正确的。当时的德国领导人把经济的转轨过程想得过于简单和乐观，科尔总理甚至估计东部经济在三五年内就可以赶上西部，因而实际上实行的是“休克疗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复杂情况和采取更加稳妥和渐进式的方式。事实很快证明这种做法是一种“恶治”，但为时已晚，难以挽回，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科尔总理在1992年时就不得不承认，他在统一的时间表和费用的问题上犯了错误。
另一个例子是自2000年以来德法之间发生的关于欧洲一体化“终极目标”的讨论（Finalitaets-Debatte）。一般人很容易以为这是由于统一后的德国因实力大增而想支配欧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成员国。其实，这或多或少与德国人的过于认真执着、追求彻底的精神有一定关系。笔者在“德法对欧洲一体化目标之争评析”（《德国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提到德国式欧洲联邦主义观点存在的缺陷最终与德国人过于喜好抽象的思辨并因此比较脱离实际有关，即他们主要是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和设计欧洲一体化的目标模式，而不是更多地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除经济方面以外其他各方面的情况来全面考虑这个问题。而脱离实际、一相情愿最后只会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
总而言之，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民族，她的哲学、文化及思维方式等都有自己的独到卓越之处，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和研究。可以想见，在21世纪中，有着优秀传统的德国文化将继续发扬光大，中德文化交流也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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